聽聞司禮監主導查驗進出宮禁事宜，在座的楊士奇和張輔、蹇義等人眉頭不由皺了皺。
在宣德帝的庇護下，司禮監的權勢現在是越來越大，手也越深越長，不僅管著宮裡大大小小的事情，而且派往各地的鎮守太監以及鹽監、稅監等宦官已經開始介入地方事務，與地方衙門的糾紛接連發生。
尤其是各地的鎮守太監，雖然瞻基屢次告誡其不要打著天子侍臣的招牌干預當地的軍務、政務以及肆虐貪毒、擾害軍民，遇事同總兵及地方三司商議不得擅動。
可惜許多鎮守太監置若罔聞，紛紛插手地方上的軍政事宜，並屢屢與鎮守地的總兵官們爆發衝突，除了少數資歷深厚的總兵官能鎮住場子外，其餘的總兵官很難與擁有著「欽差」身份的鎮守太監相抗衡。
不過，雖然宣德帝將宦官派往了各地監督當地的事務，但並沒有對他們進行放縱，而是進行了恩威並施的嚴格管理。
縱觀大明兩百餘年，在對宦官掌控上還沒有哪位皇帝做的比宣德帝更好，宣德帝對宦官的管理可謂張弛有道，既給予了宦官監督地方官員的權力同時又嚴加限制進而使得宦官能盡心為皇權服務，成為年輕的宣德帝制衡朝中文官勳貴的一把利器。
從宣德帝六年十二月發生的一件事情可以看出，宣德帝對宦官施行蘿蔔加大棒的政策，使得宦官不敢造次。
宣德六年十二月初四，鑑於宦官恃寵而驕，橫行無忌，宣德帝誅宦官袁琦及阮巨隊、阮誥、武莽、武路、阮可、陳友、趙淮、王貴、楊四保、陳海等。
袁琦自幼侍奉宣德帝，伏勢貪縱，擅自派宦官阮巨隊等往廣東等地以採辦為名，掠奪軍民財物，進而被言官奏報給宣德帝，使得宣德帝大怒，將其打入錦衣衛的詔獄，並抄沒其家金銀寶物千萬計，所用金玉器皿皆僭侈非法。
為了以儆效尤，宣德帝下令凌遲了袁琦和斬阮巨隊等十人，又命都察院將袁琦罪行榜示於天下，其黨羽裴可烈在蘇、松諸郡尤為貪暴，被逮至京城後下錦衣衛詔獄，後來死在了詔獄中。
不僅如此，宣德六年十二月初五日，宣德帝詔令都察院揭榜，嚴禁內官內使怙寵作威：
凡先所遣內官內使在外侵佔官民田地及擅造房屋，所在官司取勘明白，原系官者還官，軍民者還軍民。中外官民人等有受內官內使寄屯財物，許首免罪；
若匿而不首，事發之後，與犯者同罪。自今內官內使出外，敢仍前有犯，令所在官司具奏，治以重罪；
知而不舉罪同。若中外軍民人等有投托跟隨內官內使因而撥置害人者，全部判以死罪。
宣德帝的這一鐵血做法在宦官中引起了極大的恐慌，畢竟，自大明自立國以來，即便是洪武帝都沒有一口氣接連誅殺十幾名高階宦官。
這個時候，宣德帝又對宦官們採用了安撫的手段，宣德七年二月向司禮監掌印太監金英、首席秉筆太監王瑾和次席秉筆太監範弘頒發了免死詔書，在詔書中表彰了三人的重心與才幹。
宣德帝給金英三人的免死詔書相當於文官勳貴的免死鐵券，只有那些於國有大功的重臣才能享此殊榮，擁有無限的榮耀，宦官獲得免死詔書在大明歷史上尚屬首次。
宣德帝之所以要賜予金英、王瑾和範弘這三個內侍中最有權勢的宦官免死詔書，不僅是為了表明對三人的信任和恩寵，同時也是為了安撫人心惶惶的宦官，讓他們清楚宣德帝依舊信賴和重用他們。
作為宣德帝最為信賴的宦官，金英、王瑾和範弘深知宣德帝重用宦官是為了對付朝堂上那些資歷深厚、功勳卓著的文官和勳貴，故而行事謹慎，絕對不會肆意妄為。
因此宣德帝很放心給三人免死詔書，他要用此舉來安撫朝中的內侍，讓他們明白袁琦為何被殺，進而反思自己的錯誤。
由於宣德帝的這個舉動，使得風聲鶴唳的內侍很快就安下心來，行事也隨之變得收斂，不敢再在地方上飛揚跋扈，可與地方上的文武官員依舊摩擦不斷，畢竟他們代表了宣德帝的權威豈能在地方上無所事事？只不過誰也不敢再把事情鬧大而已。
從教小內侍識字的內書堂的一幅對聯上，可以看出宣德帝對內侍的勸勉和告誡，上聯是「學未到孔孟門牆，須努力趲行幾步」，下聯是「做不盡家庭事業，且開懷丟在一邊」。
鑑於以往宦官亂政的慘痛史實，宣德帝深知宦官掌握兵權的害處，曾對身邊的重臣說過：「用將在專，若令此輩（指宦官）預兵事，必撓其權，安能成功？」
故而，雖然那些鎮守太監權力很大，有些人足以壓制住統兵官但卻沒辦法掌控軍隊，但由於內閣的牽制始終無法掌控朝政，而內閣與宦官除了極少數時間能和平共處外，絕多數時間都水火不容。
這使得有明一代宦官都未能成功把控住軍權，即便是權勢滔天的劉瑾和魏忠賢都沒做到這一點，大不了假借皇帝的名義來壓制內閣和五府都督、六部堂官。
說到底，在明代宦官只不過是依附於皇帝，被皇帝用來制衡和掌控朝政的一個工具而已，因為有內閣和六部堂官的制約下無法大肆在朝廷安插心腹官員以掌控朝政，而文武百官畏懼的是宦官背後的皇權而不是宦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