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提督過謙了，鄧提督可不是我對付得了的，所以我從來沒有擔心過被弓藏。」周培公哈哈一笑，告訴鄧名自己雖然年輕但並不傻，也注意到了蔣國柱的舉動有些異常。
緊接著周培公就對鄧名解釋道，當初他在張長庚手下效力時也有過類似的擔憂，不過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份顧慮也就漸漸煙消雲散了，而張長庚的心態看起來也在發生著變化。以前張長庚和江寧這邊一樣，所有和鄧名有關的事情都交給手下去處理，他本人要麼就不聞不問，要不就躲在幕後不露頭。
隨著武昌和鄧名的交易越來越多，交易量越來越大後，而且張長庚還從中大量獲益後，他就開始意識到他把自己摘輕的可能性也變得越來越小，既然不太可能在東窗事發後脫罪，張長庚就起了別的心思，這次湖廣總督積極響應蔣國柱的號召，把周培公給兩江派過來，其用心和思路和蔣國柱的捆綁戰術差不多，就是早在未來在造成法不責眾的效果——這些周培公當然不會講給鄧名聽。
「原來周布政使早有預備，那我是杞人憂天了。」鄧名對這個話題也不是有很大的興趣，若是說的太多，恐怕對方會認為自己是在施展離間計。
第一天會面的時候，周培公並沒有提起武昌的欠條兌換協議，他知道這個恐怕會引起鄧名的激烈反應。假如鄧名不肯為手下的話負責的話，那這份協議顯然不會得到遵守，周培公覺得在這種情況下，武昌能多賺一天是一天，最好鄧名的手下也一直瞞著他才好，今天當然不會主動和他說；另外一種情況就是鄧名願意為手下的話負責的話，周培公覺得在這種情況下，主動提起此事也沒有什麼好處，說不定鄧名會犧牲一些在江南的利益來挽回武昌的協議，那樣就等於是用武昌受損來讓南京、南昌收益，雖然周培公擁有兩省的布政使銜，但他暫時還不會讓這種事發生。
在返回營地的路上，周培公也在琢磨自己未來的對策，今天談判的時候他很認真，打算在替蔣國柱要回鎮江和替張朝確保九江平安的時候，還盡力讓他們少付出一些代價。這不但可以給兩位巡撫一個驚喜，而且也是周培公理解的本職工作。
剛才鄧名提起蔣國柱的異常反應時，周培公立刻就表示自己注意到了，而且早因為武昌的經驗而不害怕了，但其實周培公並沒有如他所說的那樣深思熟慮過，反倒是被南京的胡蘿蔔砸得有點暈乎乎的。之所以在第一時間就稱自己已經解決了這個問題，也是在於鄧名多次談判中養成的一種下意識的反應，周培公生怕在對方面前露出破綻，所以什麼都是先堵上再說。
「湖廣總督雖然像我說的一樣，對與鄧提督的交易管得越來越多，但衝鋒在前的依舊是我，到時候不管別人怎麼樣，反正我肯定跑不掉。江寧巡撫這裡，將來如果有事，肯定也會嘗試著先把責任推給我。如果眾多督撫都參與此事，就算暴露了朝廷或許也會有所顧忌而不會痛下殺手，但總要殺雞給猴看吧？搞不好我就是那個被殺的。」周培公幾天來的好心情漸漸散去了，不過他意識到，當時他對鄧名說的另外一句話也沒錯：「只要鄧名依舊縱橫長江，那督撫們就還用的著我，無論是湖廣總督還是江寧、江西巡撫，他們的其他手下一見鄧名就腿肚子發軟，恨不得立刻答應對方所有的條件。我比他們都強——只有鄧名依舊能夠威脅督撫們，督撫們才會倚重我……嗯，我似乎沒有必要和鄧名斤斤計較。」
算來算去，周培公發現給督撫們爭取的最好條款並不是自己的最佳策略，他只需要表現得比其他那些不懂的談判的人強就夠，在證明自己的用處的同時，應該讓鄧名拿到更多的好處，這樣明軍就會變得更強，對督撫的威脅也更大，這樣周培公的地位也就能得到日益鞏固和提高。
「如果鄧提督對北京都形成巨大威脅了，那就是朝廷知道了此事，說不定也不會把我怎麼樣，而是同樣要依仗我的才能。」周培公開始意識到，他的最佳對策就是「挾鄧自重」，這樣他才是最安全的：「不過湖廣總督大人對我情深意重，我不好這麼做啊；蔣巡撫雖然對我有些提防，但也給了我布政使大印，我要是出賣他也不妥啊。」
回到軍營中後，周培公依舊在天人交戰，一邊是自己的利益，一邊是恩主的利益，他有些不知道應該如何把握尺度。不過最後周培公還是決定適當地維護自己的利益，讓他下定決心的正是這些總督、巡撫們的榜樣效果。既然這些封疆大吏為了自己的安全都能去通鄧，那周培公覺得自己為了保證自己的安全也應該可以對鄧名適當防水，只要保證督撫們不比自己出面前更吃虧就算是沒有白拿他們給的好處和栽培的恩情了。
「福建的事情多半鄧提督已經聽說了，但他知道的肯定不如我詳細。」得知達素受挫後，湖廣總督對此非常關心，因為這直接會影響到他對鄧名的戰略，雖然清廷對損失情況嚴格保密，不過官場上能夠看到的線索還是比流入民間的要多得多，尤其是總督衙門這種高階機構，對事態的嚴重程度還有有一點點了解的。
周培公打算在左右無人時，不經意、不小心地向鄧名透露一些福建的真實情況，這樣鄧名就會擁有更好的談判地位，如果鄧名利用這點來謀取更多的好處的話，那就不是周培公談判不利了。不過武昌的新協議，周培公依舊不會告訴鄧名，因為那個協議對長官們的影響不大，反倒與武昌鷹派集團的利益息息相關。
與樸煩、於佑明他們簽署玩協議後，周培公很快就立刻了武昌，當他離開時協議還沒有開始執行，所以他並不知道，這個協議剛剛開始執行就遭遇到了一些麻煩。
拿到第一批試驗性的憑證後，武昌的鷹派就去交換明軍的貨物，其他土產都是由鄧名留下的人在負責，屬於官吏編制。對這些官吏來說，鄧名的命令是唯一需要考慮的事，既然樸煩擁有定價權，那貨物賣多少欠條和他們無關，拿憑證來就可以支取貨物，他們已經沒有責任問題了。
其他的貨物都沒有問題，但鹽卻無法用於佑明給的那種欠條憑證交易到，因為樸煩雖然有大部分貨物的定價權，但是鹽價他是管不到的，鹽價是由鹽商來定的。
在鹽行的人眼裡，這就是一下子讓他們的售價變成原來的三分之一左右，這是他們絕對不能同意的，因此任憑樸煩好說歹說，這些鹽商的手下就是不同意降價出售食鹽。
正好盧歡押送著新一批川鹽抵達武漢，現在成都的五大鹽行對外已經形成攻守同盟，採用統一的價格和政策，然後平分利潤。聽說盧歡抵達後，樸煩和於佑明就趕緊跑去找他，希望他能出面修改對武昌的食鹽價格，好讓成都工業銀行的憑據能夠擁有更好的信用。
「我們當然不能降價。」得知對方的要求後，盧歡把頭搖得如同撥浪鼓：「我肯定不同意，就算我同意，其他四家也不會同意；不錯，我有權修改程都府鹽商聯合會在武昌的政策，但肯定不能不經過他人同意就做出這麼大的修改。」
於佑明指出，雖然售價下降了三分之一，但欠條的購買力也提高了，所以並沒有虧。
但盧歡依舊不為所動：「欠條是不是能夠兌換更多的銀子和我們沒有關係，因為對我們來說銀子沒有用，這裡每賣一百斤鹽，我們就需要向劉知府繳納一百元的賦稅；每代售一百斤的淮鹽，除了繳納一百元元的稅賦，還要再交給劉知府五十元的分成。我怎麼可能降低售價到一百斤鹽六十六元呢？那樣每賣一百斤鹽我們就要賠八十多！」
至於那部分可以不收欠條而是用銀子來交換的鹽，盧歡指出他也並沒有從這個協議中得到任何好處：「與其辛苦地收你發的欠條憑據，我寧可直接收銀子，提督和劉知府一樣給我們鹽商購買鐵礦、船隻的許可了，不行，你們工業銀行的欠條憑據我們不能接受。」——
今天依舊只有五千字的一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