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師團－師團長：陸軍中將中島今朝吾
山田支隊（第13師團的一部分）－歩兵第103旅團長：陸軍少將山田栴二
第10軍－司令官：陸軍中將柳川平助
第6師團－師團長：陸軍中將谷壽夫
第18師團－師團長：陸軍中將牛島貞雄
第114師團－師團長：陸軍中將末松茂治
國崎支隊（第5師團歩兵第9旅團）－支隊長：陸軍少將國崎登
證據確鑿
收屍記錄
紫金山腳下的一處日軍屠殺場所
據統計，國際紅十字會在南京城內外掩埋屍體總計43,121具，南京紅十字會收埋22,371具，慈善機構崇善堂收埋112,267具，慈善機構同善堂共埋屍7,000餘具，雞鵝巷清真寺王壽仁以「南京公會掩埋隊」名義掩埋屍體400餘具。僅此5個慈善團體收埋屍體就達18.5萬餘具。另有中國平民芮芳緣、張鴻儒組織難民30餘人掩埋屍體7,000餘具；湖南木商盛世徵僱工，收埋上新河地區死難者遺體28,730具。
此外，日軍支援的傀儡政權對屍體也進行了掩埋。如偽下關區公所在下關、三汊河一帶收埋屍體3240具；第一區公所在城東南一帶收埋屍體1,233具；南京市政公署命偽衛生局於1939年1月收集中山門外靈谷寺一帶遺骨3,000具，葬於靈谷寺之東，立「無主孤魂碑」記錄埋屍經過。
南京淪陷前，日軍曾在上海、蘇州、嘉興、杭州、紹興、無錫、常州等地屠殺平民。有日本部分歷史學家曾經懷疑中方聲稱的三十萬被殺平民，實際上包括了這批南京以外被殺的華東人口。而中國歷史學家認為若華東地區被殺人口也計算在內的話，總數可能高達一百萬人。
根據孫宅巍（江蘇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高興祖（南京大學教授）的研究認為死亡30萬人以上。
廣田弘毅在致日駐美國大使館電中承認日軍在南京等地用血腥手段使「不少於30萬的中國平民遭殺戮」[9]
非交戰國人證物證
《畫刊週報》記載日軍南京大屠殺暴行
[10]
·《拉貝日記》
·《魏特琳日記》
·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前印有222名「歷史證人的腳印」的銅版路。路長40米、寬1.6米。
·美國牧師約翰·馬吉1937年用一架1930年代的老式16毫米攝影機、拍攝記錄了迄今唯一的南京大屠殺影像，共四盤放映長度達105分鐘的電影膠片（2001年約翰·馬吉的兒子大衛·馬吉親自將它捐贈給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約翰·馬吉在當時的信件中也有大量關於大屠殺的描寫：「強姦婦女的行為已無法形容和想象」，「我能說的是，這個城市的每一個大街小巷都有死屍，我去了很多地方，包括下關地區。」
·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總幹事費區目睹日軍在南京地區的暴行，將馬吉牧師拍攝的記錄日軍暴行的膠片偷運到上海柯達公司，製作並帶到美國各地放映，並在美國《讀者文摘》上揭露日軍違反國際戰爭法的暴行：「日本人從我們的宿營地抓人時，把手上有老繭和剃光頭的，都當作當兵的證據，認為務必判以死刑。他們想要槍殺誰，就把誰拉出去。」
1930年代英國《曼徹斯特導報》駐華記者田伯烈1938年初撰寫了《外人目睹中之日軍暴行》一書，第一次向世人完整公佈了日軍南京大屠殺的真相，痛斥日軍制造了「現代史上破天荒的殘暴記錄」。
1937年任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主席的約翰·拉貝救助中國難民時，詳細記錄了日軍的殺人暴行：「12月14日，日軍士兵的搶劫、強姦和屠殺等恐怖活動鋪天蓋地地壓了過來……」[11]
受害者人證
李秀英，懷著7個月身孕，與3個日本兵搏鬥身中37刀，
日軍在安全區將青壯年當「殘敗兵」強行拉出
[12]
在鼓樓醫院收治並留下了影像資料。她並赴日本進行對日索賠訴訟，在審訊期間逝世。
夏淑琴，全家9口人被殺7口，她被刺傷後從死人堆裡爬出。
姜根福（1929年12月20日－），弟弟被日本兵摔死，母親因為反抗強姦而被開槍打死，父親被抓走，二姐因反抗強姦被刀劈死。
崔金貴，親眼見慈善團體崇善堂的收屍埋屍過程，並確定崇善堂在埋屍時有計數。
尚德義，1937年12月6日上午11時被日軍抓獲，同時與1000名以上的中國男子一起被機槍掃射，絕大多數當場死亡。他由於被屍體壓住暈倒而倖免於難。
伍正禧，在南京新華巷62號避難時，其二哥伍正保、大表哥雲館、三表哥三雲、表叔老王被抓走並槍殺。祖父被刀捅死，30歲的表娘被強姦。
邵翰珍，父親邵錦晴、祖父邵才潮和舅舅任發和被日軍槍殺。
皇甫澤生，保衛南京的一個士兵。被日軍俘獲後與幾百人一起，在板橋鎮一個山溝裡集體被日軍用機槍射殺。日軍在射殺後再用刺刀捅死倖存者。他和另一個重傷難友為僅存者。
孟憲梅，在淌水溝接水時，親眼看到日軍用多輛卡車把老百姓押到現在的漢中門新橋橋口下面用機槍射死。
陳光秀，在南京湯山鎮許巷村，父親被槍殺，包括弟弟在內的村裡100多個年輕人被刺刀刺死。艾家四兄弟被扔到天空摔死。多名女性被強姦。母親因為父親和弟弟被殺導致憂鬱而死。
劉文靜，大方巷廣場集體屠殺（一百多人）見證人。
天津工商銀行退休職工、南京大屠殺倖存者劉鍾銘當年在南京一家商鋪當學徒，說道：「日本鬼子進城後見人就殺，城裡到處都是屍體，載著日本兵的汽車就從屍體上開過去。那個慘景，我一輩子也忘不了。」
侵華日軍及戰後日方的人證物證
侵華日軍各級指揮機構當時的命令和軍官的記錄為直接物證：
攻佔南京的日軍第6師團司令部曾接到命令：「不論婦女兒童，凡中國人一概都殺，房屋全部放火焚燒。」
日軍第16師團長中島今朝吾的日記中也記道：「大體上不保留俘虜，全部處理之。」
1938年1月11日，日本外相廣田弘毅在電文中稱：「自從前幾天回到上海，我調查了日軍在南京及其他地方所犯暴行的報道，據可靠的目擊者直接計算及可信度極高的一些人來函，提供充分的證明：日軍的所作所為及其繼續暴行的手段，不下30萬的中國平民遭殺戮。」（吳天威，譯自華盛頓國家檔案館公開的《日、士兵的日記、證言也被列為南京大屠殺的證據：
侵入南京的日軍第6師團輜重第6聯隊小隊長高城守一日記中說，1937年12月14日，他看到南京下關江邊：「屍體像漂流的木頭被浪衝了過來；在岸邊，重疊地堆積著的屍體一望無際。這些屍體可能有幾千、幾萬，數目大得很。」
日軍第16師團老兵東史郎的日記（《東史郎日記》）為重要實證，例如他在1937年12月21日的日記中寫道：「哭喊著的支那（中國）人被裝進郵袋中，西本（日本兵）點著了火，汽油一下子燃燒起來。就在這時袋子裡發出了一種無法言狀的可怕的喊叫聲。袋中人用渾身的力氣使袋子跳了起來，自己滾動。……手榴彈在水中爆炸了，水面一下子鼓了起來，然後平靜下去。」
其他重要的日本兵日記還有：《高島市良日記》、《小原孝太郎日記》、會攻南京的日侵略軍第十六師團師團長中島今朝吾的日記等。
《朝日新聞》記者本多勝一的著作《中國之旅》，記錄「百人斬」等屠殺事件。
笠原十九司教授，日本國內研究南京大屠殺的權威學者之一，曾多次提供南京大屠殺證據（《侵略亞洲的日本軍隊》，大月書店出版）。[13][14][15]
相關事件
中國軍隊將領視察前線
[16]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在整理檔案時發現：南京大屠殺發生後，國民政府即公開進行了強烈譴責，並於1937年12月至1938年3月間分別派人赴美國紐約、英國倫敦及日本東京，全方位開展了揭露日軍南京大屠殺真相的行動。其中，1938年初春秘密派遣人員赴日揭露南京大屠殺真相，是二次大戰中絕無僅有的在敵國首都宣傳的範例。這不僅僅是將一段被埋沒的歷史事實披露於世，而且有力駁斥了日本右翼勢力所叫囂的「南京大屠殺是中國人編出來的謊言，」「當時從未聽說過中國政府有關日軍南京暴行的說法」等謬論。
據該館副研究員、民國檔案雜誌副主編郭必強介紹，他們在整理國民黨中央宣傳部檔案卷宗時發現了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兼國際宣傳處處長董顯光1938年4月致的一封密呈，密呈中稱：「國際宣傳處」曾派外人四人赴日，將國際宣傳處囑其秘密攜去之英日文宣傳品廣為遞送。此中有甚多外人敘述日軍暴行之檔案，更攜有外人在南京所攝日軍暴行影片四百尺，曾密約東京各使館人員及開明之日本士紳作數次演映等等。
郭必強說，之後又發現了一份《三名外國友人日本之行報告》的英檔案案，雖然與《董顯光緻密呈》不是同一案卷，但兩相對照，內容竟相謀合。通過這個案卷，瞭解到，「國際宣傳處」因為工作需要，一般派外籍人士開展工作，這次秘密赴日宣傳工作的就是4位外國人，其中有3位是日本人，由於當時仍在日軍大屠殺期間，同時這又是一次秘密行動，所以他們都沒有留下姓名、身份、甚至性別。另外一位外國人，我們在費奇的日記中找到了答案。費奇（a.fitch）1883年生於中國蘇州。南京淪陷前後，在基督教南京青年會工作，受命擔任南京安全區總幹事。他在1月18日的日記中寫到：他將約翰·馬吉攝製的日軍南京暴行的影片送到上海柯達公司衝冼，趕製了四套複製，然後在上海美國社群的教堂中放映。「調查委員會（英國）的莫瑞爾·萊斯特（小姐）碰巧看到了一場放映，她認為如果日本一些基督教和政治領導人能看到這些膠捲，他們將會著手停止敵對……幾個星期後，她報告說她已經給東京的一小組基督徒領袖放映。」從時間上看，萊斯特小姐的義舉與3位日本友人赴日是一致的，應為同一行動。
郭必強認為，這兩宗案卷的發現表明，中國政府當時派員赴日本東京揭露南京大屠殺真相，不僅是一次在敵對國首都揭露真相的行動，還是一次受害國政府和人民對日軍暴行的一次近距離的最直接的抗議和呼籲。
遇難人數
計算
南京大屠殺的歷史照片
演算法一：1946年1月19日設定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認定：在日軍佔領南京後的最初六個星期內，南京及附近被屠殺的平民和俘虜，總數達20萬以上。……這個數字還沒有將日軍所燒棄的屍體、或投入長江、或以其它方式處理的人們計算在內。而日本戰犯太田壽男的供詞中清楚記述：日軍在進行兇殘的大屠殺的同時，為了掩蓋其罪行，採用縱火焚屍、拋屍長江等辦法，迫不及待地對橫陳城郊的遇難者屍體毀屍滅跡，被處理的屍體總數達15萬多具……，將這兩個數字相加，所得的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的人數不低於35萬；
演算法二：1946年2月15日成立的南京審判戰犯的軍事法庭認定：日軍在南京集體屠殺有28案，屠殺人數為19萬餘人；零散屠殺有858案，屍體經慈善機構掩埋有15萬餘具。根據該判決，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的人數不低於34萬；
演算法三：根據埋屍記錄：慈善團體埋屍18.5萬，日軍埋屍、毀屍15萬，偽政府和個人埋屍4萬。將這三方面的數字相加，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的人數不低於37萬。[17][18]
歷史記錄
1946年2月17日的上海《大公報》第二版，標題是《南京大屠殺案首期調查工作結束慘死同胞約三十萬》，原文如下：
（1）山本部隊集體屠殺二百人；（2）大野部隊任意屠殺三人。（3）中島部隊集體屠殺二十六萬三千八百三十三人，任意屠殺三百六十六人，暗殺一百八十九人，傷害二十人，強姦五人，拒奸致死八人，搶劫勒索三二人，燒死一百七十八人，強制服役三人。（4）常谷川部隊集體屠殺一千六百人，任意殺害二人，勒索二人，燒死二人。（5）支那派遣軍任意殺害三人，勒索二人，燒死二人。（6）西部部隊殺害四人，傷害二人，勒索一人，燒死三人。（7）畑中部隊集體屠殺五百人，暗殺一人，燒死二人。（8）特務機關任意屠殺三人，暗殺一人，燒死二人。（9）特務機關任意屠殺三人，暗殺一人，燒死一人，（10）金條部隊任意屠殺二人，燒死一人。（11）日空軍炸死六人。（12）日海軍任意屠殺十人，暗殺二人，燒死一人，轟炸死五人。（13）橫口部隊任意屠殺一人。（14）登一六二九部隊斃死二人，強制服役一人。（15）箕浦部隊集體屠殺三十八人，傷害一人。（16）山田部隊任意屠殺二人。（17）後藤部隊酷刑二人，火毀一人。（18）一六二五部隊任意屠殺一人，暗殺一人，燒死二人。（19）多摩部隊有以俘虜作實驗材料罪證。（20）大熊部隊任意殺害三人。（21）冢部部隊燒死一人。（22）石崗（缺）。[合計]集體屠殺29萬4921人，任意屠殺403人，暗殺203人，酷刑42人。虜役41人，強姦14人，5人，強姦致死8人，強盜30人，勒索5人，燒死196人，轟炸死14人，強徵服役8人，共29萬5890人。敵商敵儒之各種罪行尚不在內。調查委員會並分函各社團擴大宣傳，再鼓勵人民趕快舉發。[19][20][21][22]
日方辯解
「南京大屠殺並不存在，一切都是正常的戰爭傷亡。」這是多年來日本右翼分子對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暴行的辯解之詞。[23]
責任認定
拉貝和南京安全區
34萬中國無辜的男女老少死於日軍的屠刀之下，幾十億美元的財產遭到日軍的破壞和掠奪，這樣滔天罪行和暴行當然每個直接犯罪者都負有法律和道德的責任。
1、日軍在大屠殺期間普遍地殺人和強姦。
隨軍記者小俁行男的報導：「不強姦計程車兵幾乎沒有。」另有《每日新聞》社的記者鈴木二郎出席「東京審判」為「南京百人斬競賽」作證明時說：「在城內掃蕩殘留的中國軍人。如果捉到軍官，就綁在楊柳樹上，教新兵射擊及劈刺的方法當活靶；士兵被捉了，就讓他坐在坑前砍頭。我是二等兵，只用刺刀刺中國兵。」世人多熟知的兩位「殺人競賽」日軍向井敏及野田巖兩少尉在入句容縣城（距南京20公里）時即分別殺死我無辜平民78和89人，當兩位抵達南京城外紫金山時，已分別殺至105和106人之數，但兩人相約殺至150人為止。這兩位「殺人魔鬼」的競賽為東京報紙所讚揚，稱之為勇士。但「殺人競賽」之主兇為田中軍吉大尉，以其「寶刀」砍死中國人300餘人，惜尚未為世人所周知。
事實上，所有來侵略的日本軍官都是「殺人犯」，極少例外。田中、向井、野田三位日軍官僅是比較特殊的例子。曾來紐約參加北美廿世紀中華史學會主辦的七七事變五十週年紀念會的前日軍第十二軍軍曹冢越正男在會場上痛哭流涕地說：「當上了下士官，變成了擁有二十六名部下的騎兵分隊長，而且被允許佩帶日本刀。佩有日本刀具有什麼意義呢？變得想殺人，有一個叫試新刀的斬首專案。」冢越說，他在中國四年多，共殺死106箇中國人。凡是被派到中國戰場的排長必須當眾，通常是團長營長和連長的面前，以其戰刀砍殺中國俘虜，否則便無資格作排長。最近在美出版頗引起讀者重視的庫克夫婦所著之《戰爭中的日本——口述歷史》。最驚人的莫過於中島今朝吾以中將師團長之尊，在南京當眾以中國俘虜試刀，砍下戰俘兩人的頭顱，其慫恿部下之任意屠殺我無辜百姓當可想見一斑。派到中國戰場的新兵需再經三個月的訓練始能成為一個合格計程車兵，最後一個訓練節目就是以刺刀刺死一活人。
由此可見，「南京大屠殺」不是孤立現象，日軍在華暴行，屠殺和並未因「南京大屠殺」使舉世震驚抗議而終止，或真正收斂。
2、殘暴為日本軍事訓練之核心。
日軍以嚴格紀律、打罵、生活幹擾、個人尊嚴之摧殘，呆板的階級制度造成無條件的服從，使下級或士兵接受任何命令，不僅來自上級或直接發號施令者，更認為所有命令皆來自大帝國的最高峰，最高統帥天皇本人。日本之殘酷和輕生與其地理環境、文化、及封建制度也是不可分的。「大和魂」（日本民族精神）的思想灌輸了每個士兵，培養其使命感及為「大和民族」的自負感。中國受帝國主義數十年之凌辱，尤其是甲午戰爭，使日本人對中國人普遍輕視。30年代，日本以納粹希特勒為師，增強大和民族的優越感。在「南京大屠殺」中，很多日軍官兵稱中國人為「清國奴」，任意殺戮。正如宮崎縣的一位士兵記錄所說：「殺一個支那人，在我們就如殺一隻貓或狗一樣」；梅奇牧師所說：「日軍像獵取兔子一樣在街上射殺中國平民」；郭岐營長所說：「敵人視我同胞之生命簡直不如一蟲蟻了！」複次，掠奪與徵收也與「南京大屠殺」有關。日本對華的七十年侵略就是搶掠。在戰時國家有計劃的侵略掠奪與個人犯罪的搶劫就混而為一了。日軍20萬自上海和杭州灣向南京進攻，交通破壞，部隊分散，糧食無法補給，乃實行「就地徵收」。如日軍一排長曾根一夫所述，他們的部隊自距上海三十公里的太倉開始即「就地
日軍暴行
徵收」維持生命。徵收成為各部隊的主要活動，經常進行，迅即演變成為搶劫、強姦、焚燒及屠殺。曾根並說：那時已有一部分部隊採取「三光作戰」，即「對敵人不分軍民全部的殺光，將財物資源全部搶光，將人民居住的市街、村莊全部燒光。」
3、「南京大屠殺」的直接責任問題。
馬吉與田伯烈在東京審判作證時，都認定大屠殺系在南京戰地指揮官與東京統師帥部完全知悉與同意下進行的。貝德士在作證時更說：「在這秩序混亂的七個星期中，我們一次也沒有看到或聽到過懲辦這些士兵犯罪行為的情況，更談不上有人受到處分了。」按著上述東京審判所獲的日軍命令所說：「如果將參加過戰爭的軍人一一加以調查，大概全部是殺人、搶劫、強姦的犯人」，則20萬進入南京的日本官兵從上到下幾乎全是犯人，應對「南京大屠殺」負責。但是，日軍是層層節制，階級服從，迄止日本戰敗，維持不變。
中外學者對於「南京大屠殺」的命令來源多追溯至1932年上海事變禍首之一，後任日本陸軍部軍務局長田中隆吉少將，在其1948年東京新風社出版之《被割斷的歷史：戰敗秘話》中所作的回憶。於1938年4月曾在朝香宮指揮下的「上海派遣軍」任情報主任參謀的長勇中佐（後調任第七十四聯隊長晉升大佐），對田中誇口說，是他擅用軍司令官的名義下令屠殺俘虜：「由於在杭州灣登陸的柳川兵團推進神速，大約有三十萬中國兵被切斷了退路，他們丟下武器，向我投降。要處理這麼多俘虜，糧食方面是個最大的問題。我立即擅自向所屬各部隊發出命令：應全部殺掉這些俘虜。我利用軍司令官的名義，通過無線電訊傳達了這項命令。命令的全文，當即燒燬。由於這一命令，大屠殺開始了。」我們對田中和長勇的話實在難以相信。以區區中校竟敢擅自代上海派遣軍司令官發令，而且是口頭命令，恐在任何有組織有紀律的軍隊都不可能，何況可謂當時世界上最講階級服從的日軍。另據第十六師團一位炮兵觀察班長澤田正久的證言：「俘虜數目一萬左右，遂報告軍司令官，司令部命令立刻予以槍決。」這個命令顯然來自上海派遣軍參謀長飯沼守，因為澤田還批評他說：在五個月前在東京聽飯沼演講時，他還講應該善待俘虜，今卻說：「應立即予以槍決」。參謀長是幕僚，為主官出謀劃策，處理日常工作，如此關係成千上萬的俘虜的生命問題，他既無權也不敢擅自處理。參謀長當然可以代主官下達命令，可是處理這樣重大問題絕不能作主。軍司令官朝香宮鳩彥王為日皇裕仁的叔父，於1937年12月2日始被日皇任命繼松井（晉升為華中方面軍總司令官）為上海派遣軍司令官，而於12月5日趕至前線就職，他勢必與各師團長經常以電話電報聯絡，就近指揮。另據第十六師團第三十八聯隊副官兒玉義雄的回憶（連同澤田正久之回憶，均載於畝本正己所著《證言：南京戰史》（5），1984年8月份《偕行》雜誌）：「當聯隊的第一線接近南京城一、二公里，彼此正在混戰時，師團副官以電話說是師團命令：‘不能接受支那兵的投降，並予以處置。’……師團長中島今朝吾這個命令我實在無法接受，我曾對參謀長及其他參謀建議過幾次，但未能獲得其同意，所以我也有責任。」第三十八聯隊長助川靜二大佐在證言中說，屠殺俘虜的命令是師團長所下的。中島師團長在其1937年12月13日的日記（《增刊歷史與人物》，中央公論社，1984年12月）說：「因採取大體不留俘虜的方針，故決定全部處理（屠殺）之，……據知，僅佐佐木部隊就處理掉約15000人，守備太平門的一中隊長處理掉1300人，現集中在仙鶴門附近的，約有七千到八千人，而且俘虜還在不斷來降。」上海派遣軍的第十三師團屬下之山田支隊（即第六十五聯隊）於12月14日在南京東北幕府山附近獲得中國俘虜14000餘名。經山田少將支隊長上報請示處理辦法，軍部三次向東京大本營軍部請示，第三次覆電為「
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
按照軍司令部的責任去幹」，遂有朝香宮司令官及師團長所下達的一連串「處理掉」的命令，該批俘虜延至19日上午始動員予以全部殺掉。
「南京大屠殺」中殺我軍民最多的是第十六師團。其次是第六師團。第六師團是屬於自杭州登陸的第十軍。其軍司令官是日軍皇道派，支援1936年「二二六」政變的三將領之一的柳川平助中將（1879年——1945年）。他在杭州灣登陸的演說中曾說：「山川草木都是敵人。」該軍「軍參謀長的注意」有「對支那老百姓的注意」一項：「在華北尤其是上海方面的戰場，一般支那老百姓，縱令是老人、女人或者小孩，很多幹敵人的間諜，或告知敵人以日軍的位置，或加害於日軍的單獨兵等等，有這樣的例項，故不能粗心膽大，需要特別注意，尤以後方部隊為然。如果發現這些行為，不得寬恕，應採取斷然處置。」（見藤原彰《新版南京大虐殺》，東京巖波書店，1988年）。柳川第十軍的隨軍記者乃說：柳川兵團的進攻之所以如此迅速，是因為在官兵之間有「可以任意掠奪、強姦的暗默諒解。」柳川麾下的第六師團，其師團長谷壽夫中將為中國軍事法庭因「南京大屠殺」而判處死刑的最高將領。他本人就是罪魁。
如同第十六師團長中島，谷也親自用軍刀殺人，他本人強姦中國婦女十餘人。第六師團的隨軍攝影記者河野公輝曾在該師團司令部看到一份上級傳達的命令：「不容許共產主義的暴虐，為粉碎的猖獗活動，農民、工人自不待言，直至婦女兒童皆應殺戮之。」難怪該師團進入南京後，立即屠城。「南京大屠殺」時期的侵華日軍最高統帥松井石根大將，於戰後經東京審判以「南京大屠殺」罪行責任，與東條英機等七人被處絞刑。松井於1937年12月7日發出「南京城攻略要領」之作戰命令：即使守軍和平開城，日軍入城後也要分別「掃蕩」。對戰俘問題未提隻字。在「掃蕩」的名義下，不僅可屠殺戰俘和散兵（日軍稱之為「敗殘兵」或「便衣兵」），亦可屠殺平民。南京淪陷第三日（12月15日），松井再發出作戰命令：「兩軍（上海派遣軍和第十軍）在各自警備地區內，應掃蕩敗殘兵，收集隱匿之武器與軍需器材，掃除戰場。」所謂「掃蕩敗殘兵」，意即屠殺戰俘與散兵（見李恩涵《日軍南京大屠殺的屠殺責任問題》，載於1990年5月《日本侵華研究》第二期）。松井和各師團長的「不要接受俘虜」，「槍斃俘虜」，甚至「難民」的命令已昭然若揭。事實上，松井入城後（17日）山田支隊在幕府山所獲之14000餘名俘虜於19日上午才動員殺掉。上海派遣軍司令官朝香宮即進駐南京，一直留到翌年1月。同時，12月21日第十六師團接替第六師團擔任南京城防，不但殺人放火、強姦、搶劫未能如日駐南京副領事田中及梅奇牧師所期望的減少，而且更行加劇，第十六師團成為在「南京大屠殺」中屠殺我軍民最多的部隊。
日本上海總領事館獲悉日軍在南京的暴行，並報告東京外交部。該部東亞局長石射豬太郎在其1938年1月6日的日記中寫著：「上海來信，它詳報日軍在南京的暴行、掠奪、強姦，慘不忍睹。嗚呼！這就是皇軍？」「這就是‘聖戰’和‘皇軍’的真面目！」（見陳鵬仁譯《石射豬太郎回憶錄》，臺北水牛圖書出版公司1987年。）石射自那時起便稱之謂「南京大屠殺」，並提出於三省（陸、海省及外務省）事務局長會議，警告陸相和外相予以制止。「南京大屠殺」當然不可避免地在1937年11月20日設立的「大本營」會議上討論。大本營的聯席會議，首相、陸相、法相、外相、參謀總長等及各部門次長和局長都出席的，會議內容由首相親奏天皇，同時陸相及參謀總長經常不通過首相、直接上奏天皇。
日本重大問題之最後決策均操於天皇之手。裕仁對進攻南京極為重視，支援軍部及內閣之主戰派，擴大對華侵略戰爭，密切注意南京戰事之進展，何況十天前他才派他的叔父朝香宮接任上海派遣軍司令官。翌年2月26日，裕仁親自召見松井石根、朝香宮及柳川平助，對於他們之攻克南京，予以嘉勉，並各贈一對鑲皇家菊花的銀瓶為獎。毋庸置疑的，裕仁對南京大屠殺的責任遠超過這三位受獎的現行戰犯。[24][25]
相關報道
1937年12月13日，《東京日日新聞》報道了日軍「片桐部隊」的向井敏明、野田巖兩名軍官在南京紫金山一帶進行殺人比賽的訊息。
1937年12月18日，《紐約時報》記者蒂·德丁發自南京的首篇報道。
1937年12月28日，上海英文報紙報導侵華日軍在南京集體大屠殺中說：「城內無辜居民的屍體鋪滿了街道。靠江邊的城門口，屍體堆成山，高及一米。汽車和載重汽車來來往往在屍體上面走過」。
《畫刊週報》（1943年10月1日出版）記載了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暴行。——原件存於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
1985年4月、1988年6月，德丁先生曾兩次訪問南京，並參觀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
背後推手
12·13－－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史實展
1937年12月13日，日軍佔領南京，隨之而來的是30萬中國同胞慘遭殺害的災難，武藤章是製造這場災難的罪魁禍首之一。關東軍侵略東北期間，為了達到分裂中國並侵佔綏遠的目的，策劃了德王成立偽「蒙軍政府」事件，但因中國軍隊傅作義部發動綏遠抗戰，德王失敗。武藤章參與了綏遠事件的全部過程，並出面善後，指揮德王后撤以儲存實力。1937年，武藤章調任關東軍參謀部第三課課長，負責制定作戰計劃、建立兵站、組織兵員等。
1937年7月7日，以盧溝橋事變為標誌，日本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這對於武藤章來說，如同服了興奮劑，迫不及待地打電話給時任關東軍參謀部第二課課長的河邊大佐說：「愉快的事情發生了！」但戰爭開始後，日本陸軍參謀本部出現了戰爭指導方面的意見分歧，發生了「擴大派」與「不擴大派」之爭。所謂「不擴大派」，只不過是從「北進」的戰略考慮，希望有更多的兵力以備將來向蘇聯開戰，因而希望把對中國的侵略暫時限定在一定區域；而「擴大派」則是從「南進」的戰略考慮，希望以速戰速決佔領全部中國，繼而向太平洋地區擴張。武藤章是「擴大派」主要成員，堅決主張立即擴大侵華戰爭，不僅向華北，同時向青島和上海出兵。最後，武藤章等人的意見佔了上風，日本的侵略戰火很快在中國大地蔓延。武藤章也因提出擴大侵華戰爭計劃，得到參謀本部的賞識，破例讓其赴皇宮晉謁天皇。
武藤章不僅提出擴大侵華戰爭的主張，而且身體力行，成為擴大侵華戰爭的先鋒。「八·一三」事變後日軍進攻上海，但遭到了中國軍隊的頑強抵抗，並未達到速戰速決的目標。於是，武藤章又提出派兵在杭州灣登陸的建議。他的建議得到採納後，日軍攻佔上海的計劃得逞。因獻策有功，他被任命為華中方面軍副參謀長。武藤章就任新職後，又提出立即進攻南京的建議。1937年12月1日，日本大本營採納了他的建議後下達進攻南京的命令。[26][27][28][29]
牢記歷史
裕仁天皇是富有現代知識的人，在未繼位前，曾漫遊歐洲，特別嚮往英國社會及皇族，應該瞭解近代英國標榜的人道主義和國際公法的存在；也無須重溫日本為簽字國之一的1899年海牙第二公約和1929年的日內瓦陸戰公約。裕仁天皇和普通日本人都會明瞭對放下武器的俘虜和非戰鬥人員是應該予以保護，絕對不可殺戮的。否則，日本政府及軍部為什麼一直對日本人民隱瞞「南京大屠殺」呢？
可以看出，日本人在沒有相應的實力的時候他們是採取一種迷惑的手段來學習和改進自己，一旦覺得自己的實力足以挑戰任何一個他們野心的物件就會揭下他們的偽裝，暴露出真實的獸性，所以對我們來說，時刻保持對日本的警惕和戰備，時刻將他們設定為我們的假想敵。時刻牢記他們是我們的仇敵，時刻牢記這些人處心積慮要推翻歷史的獸行。[30][31][32]
紀念活動
南京市民悼念大屠殺同胞遇難73週年
為了紀念這場震驚世界的慘案，1985年，南京人民在當年日軍集體屠殺中國人的現場遺址之一的江東門建立了一座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並在展廳陳列了大量的資料、文獻、圖表、照片和實物，揭示了侵華日軍佔領南京後殺、燒、淫、掠的種種暴行。此外，還在其他屠殺現場如燕子磯、草鞋峽、中山碼頭、漢中門等遺址及遇難同胞屍骨叢葬地中華門外等處，建立了15塊紀念碑。
12月13日上午10點，淒厲的警報聲響徹南京城上空。中央和國家有關部門、省市的各界代表，駐寧部隊代表，以及專程來寧的外國友好人士，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集會廣場行「悼念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30萬同胞遇難70週年暨紀念館擴建工程竣工儀式」。[33]
同名電影
張純如女士和《南京》
電影：《南京大屠殺》
導演：annepick,billspahic，張純如
主演：鄭啟蕙
型別：記錄劇情
年份：2007
地區：加拿大
語言：英語
片長：90分鐘
電影介紹
一部由加拿大獨立電影公司真相紀錄製片製作，由annepick及billspahic共同導演紀錄片《張純如》正在緊張製作中，計劃於年底全球上映，該片闡述這位年輕女作家，如何深入探索一段黑暗的人類歷史，並將它還原成文字，著成一本震撼人心的暢銷書。影片還將活現張純如還原歷史真相的心路歷程，讓世人在認識這段史實同時，可以從這位堅毅勇敢的女性身上得到啟發。[34][35][36][37][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