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如果我們把那些應當最先履行的公職放下不談，路易－菲力浦對他家庭的那種深切關懷是和他那一家人相稱的。那一家人，德才兼備，值得敬佩。路易－菲力浦的一個女兒，瑪麗-德-奧爾良，把她的族名送進了藝苑，正如查理-德-奧爾良把它送上了詩壇。她感情充沛地塑造過一尊名為《貞德》的石像。路易－菲力浦的兩個兒子曾從梅特涅的嘴裡得到這樣一句帶盅惑性的恭維話：「這是兩個不多見的青年，也是兩個沒見到過的王子。」

這便是路易－菲力浦不減一分也不增一分的真情實況。

蓄意要作一個平等親王，本身具有王朝復辟和革命之間的矛盾，有在政權上安定人心的那種令人擔心的革命趨向，這些便是路易－菲力浦在一八三○的幸運；人和時勢之間從來不曾有過比這更圓滿的配合；各得其所，而且具體體現。這就是路易－菲力浦在一八三○的運氣。此外，他還有這樣一個登上王位的大好條件：流亡。他曾被放逐，四處奔波，窮苦。他曾靠自己的勞力過活。在瑞士，這個法國最富饒的親王采地的承襲者曾賣掉一匹老馬來填飽肚子。他曾在賴興諾為人補習數學，他的妹子阿黛拉伊德從事刺繡和縫紉。一個國王的這些往事是資產階級中人所津津樂道的。他曾親手拆毀聖米歇爾山上最後的那個鐵籠子，那是路易十一所建立，並曾被路易十五使用過的。他是杜木裡埃1的袍澤故舊，拉斐德的朋友，他參加過雅各賓俱樂部，米拉波拍過他的肩膀，丹東曾稱呼他為年輕人！九三年時，他二十四歲，還是德-沙特爾先生2，他曾坐在國民公會的一間黑暗的小隔廂底裡，目擊對那個被人非常恰當地稱為「可憐的暴君」的路易十六的判決。革命的昏昧的灼見，處理君主以粉碎君權，憑藉君權以粉碎君主，在思想的粗暴壓力下幾乎沒有注意那個人，審判大會上的那種漫天風暴，紛紛質問的群眾憤怒，卡佩3不知怎樣回答，國王的腦袋在陰風中岌岌可危的那種觸目驚心的景象，所有的人，判決者和被判決者，在這悲劇中的相對清白，這些事物，他都見過，這些驚險場面，他都注視過；他看見了若干個世紀在國民公會的公案前受審；他看見了屹立在路易十六——這個應負責的倒霉蛋——背後黑影中的那個駭人的被告：君主制；他在他的靈魂裡一直儲存著對那種幾乎和天譴一樣無私而又大刀闊斧的民意裁決的敬畏心情。

1杜木裡埃（dumouriez，1739-1823），法國將軍和十八世紀末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的政治活動家，吉倫特黨人，一七九二至一七九三年為北部革命軍隊指揮官，一七九三年三月背叛法蘭西共和國。

2路易－菲力浦原是德-沙特爾公爵。

3卡佩（capet），找路易十六。因波旁王朝是瓦羅亞王朝（1328-1589）的支系，而瓦羅亞王朝又是卡佩王朝（987-1328）的旁系。國民公會稱路易十六為「路易-卡佩」，意在強調封建君主制的政體是世代相傳的，並著重指出互有血統關係的諸王朝是反人民的共犯。

革命在他心裡留下的痕跡是不可想象的。他的回憶彷彿是那些偉大歲月一分鐘接一分鐘的生動圖片。一天，他曾面對一個我們無法懷疑的目擊者，把制憲議會那份按字母次序排列的名單中的a字部分，單憑記憶，就全部加以改正。

路易－菲力浦是一個朗如晴天的國王。在他統治期間，出版是自由的，開會是自由的，信仰和言論也都是自由的。九月的法律是疏略的。他雖然懂得陽光對特權的侵蝕作用，但仍把他的王位敞在陽光下。歷史對這種赤誠，將來自有公論。

路易－菲力浦，和其他一切下了臺的歷史人物一樣，今天正受著人類良心的審判。他的案子，還只是在初步審查期間。

歷史爽朗直率發言的時刻，對他來說，還沒有到來；現在還不到對這國王下定論的時候；嚴正而名噪一時的歷史學家路易-勃朗最近便已減緩了自己最初的判詞；路易－菲力浦是由兩個半吊子，所謂二二一和一八三○選出來的，就是說，是由半個議會和半截革命選出來的；並且，無論如何，從哲學所應有的高度來看，我們只能在以絕對民主為原則作出的某些保留情況下來評論他，正如讀者已在前面大致見到過的那樣；在絕對原則的眼睛裡，凡是處於這兩種權利——首先是人權，其次是民權——之外的，全是篡奪；但是，在作了這些保留後我們現在可以說的是：「總而言之，無論人們對他如何評價，就路易－菲力浦本人並從他本性善良這一點來說，我們可以引用古代史中的一句老話，說他仍將被認為是歷代最好的君王之一。」

他有什麼是應當反對的呢？無非是那個王位。從路易－菲力浦身上去掉國王的身份，便剩下了那個人。那個人卻是好的。他有時甚至好到令人欽佩。常常，在最嚴重的憂患中，和大陸上所有外交進行了一整天的鬥爭之後，天黑了，他才回到他的寓所，精疲力竭，睡意很濃，這時，他幹什麼呢？他拿起一沓卷宗，披閱一樁刑事案件，直到深夜，認為這也是和歐洲較量有關的事，但是更重要的是和劊子手爭奪一條人命。他常和司法大臣強辯力爭，和檢察長爭斷頭臺前的一寸土，他常稱他們為「羅嗦法學家」。有時，他的桌上滿是成堆的案卷，他一定要一一研究，對於他，放棄那些悽慘的犯人頭是件痛心的事。一天，他曾對我們在前面提到過的那同一個目擊者說：「今天晚上，我贏得了七個腦袋。」在他當政的最初幾年中，死刑幾乎被廢除了，重建的斷頭臺是對這位國王的一種暴力。格雷沃刑場已隨嫡系消逝了’繼又出現了一個資產階級的格雷沃刑場，被命名為聖雅克便門刑場；「追求實際利益的人」感到需要一個大致合法的斷頭臺，這是代表資產階級裡狹隘思想的那部分人的卡齊米爾-佩裡埃1對代表自由主義派的路易－菲力浦的勝利之一。路易－菲力浦曾親手註釋貝卡里亞的著作。在菲埃斯基2的炸彈被破獲以後，他喊著說：「真不幸，我沒有受傷！否則我便可以赦免了。」另一次，我們這時代最高尚的人之一被判為政治犯，他在處理這案件時，聯想到內閣方面的阻力，曾作出這樣的批示：「同意赦免，仍待我去爭取。」路易－菲力浦和路易九世一樣溫和，也和亨利四世一樣善良。

因此，對我們來說，善良既是歷史中稀有的珍珠，善良的人便幾乎優於偉大的人。

路易－菲力浦受到某些人嚴峻的評論，也許還受到另一些人粗魯的評論，一個曾熟悉這位國王、今日已成遊魂的人3，來到歷史面前為他作證，那也是極自然的；這種證詞，不管怎樣，首先，明明白白，是不含私意的；一個死人寫出的墓誌銘總是真誠的，一個亡魂可以安慰另一個亡魂，同在冥府裡的人有讚揚的權利，不用害怕人們指著海外的兩堆黃土說：「這堆土向那堆土獻媚。」

1卡齊米爾-佩裡埃（casimirpérier），路易－菲力浦的內政大臣，大銀行家。

2菲埃斯基（fieschi），科西嘉人，一八三五年企圖暗殺路易－菲力浦，未成被處死。

3指作者自己。作者寫本書時正流亡國外，其時路易－菲力浦在英國死去已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