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記憶中，認真指出青年時代險惡陷阱的是王安石，他那篇只有二百多字的短文《傷仲永》道出了人人都見到過的事例，卻仍然讓大家十分震驚。王安石認為，天下是會出現幾個真正傑出的天才少年的，但即便是他們，也未必能成為人才，淪落的可能比成才的可能大得多；天才尚且如此，大量非天才的情況更是不言而喻。王安石用旁觀者的平靜筆觸，勾勒了一個天才少年滄於平庸的過程，平庸得那麼自然又那麼必然。
除王安石之外，為少年和青年說點掃興話、警惕話的人實在太少了。永遠在歌頌他們朝氣蓬勃、意氣風發、風華正茂、英姿颯爽……就這樣送走了一批又一批，送到哪裡去了，送到什麼里程就不再歌頌也不值得歌頌了，卻不知道。
歷史上也有一些深刻的哲人，以歌頌青年來弘揚社會的生命力。這是一帖療世藥方，特別對一個古老而疲憊的帝國更有特殊意義，但用藥也要適度，需要受到充分的理性控制。因為這裡顯然橫亙著一種二律背反：越是堅固的物件越需要鼓動青年去對付，但他們恰恰因為年輕，無法與真正的堅固相斡旋。
他們剛剛放下歷史課本，又何曾體察過歷史蒼涼的內涵？他們隨口談論社會，又何曾瞭解過民眾的質樸需求？他們得意地炫示文化，又何曾思考過文化的原始使命？把沉重的歷史使命壓在他們肩上，不太公平。如果對他們一邊加壓一邊慫恿，只能使他們變成一堆扭曲的形體和尖利的聲音，這是我們在"文革"初期早就看到了的。按常理青年人應該先埋頭建立一點什麼，然後讓見多識廣的中年人和老年人來批評，接下來再由青年人憑著自己的建立感受來反批評，提出新一代的新觀念。但不知怎麼回事，這個程式倒了過來，很多沒有任何建立經歷的青年人成了摧枯拉朽的批評者，而有了閱歷的成年人則唯唯諾諾，不說長短，只知低頭勞作。中國長期以來一直是評論者多而建設者少，一度曾經出現過全國高喊"不破不立"的口號、相信"七億人民都是批判家"的盛況。這種排斥建設的批判所表現出來的自由幅度和自置高度，以及操作上的隨意和痛快，對大量害怕辛勞的青年人有一種巨大的吸引力，但對一切事業都弊多利少。這就像航海，航海家們當然也需要有人在航向、航速、氣象、海浪等方面提出積極的評論，但不少年輕的放言者根本還沒有能力這麼做，他們只是遠遠地站在岸上，憑著對驚險童話故事的記憶，大聲呵斥這條船可能有海盜嫌疑，嘲笑著船體的形狀和船長的身材。岸上的閒雜人等最樂於聽的是這種聲音，但這種聲音的結果十分可怕。中國的情況歷來是幾百年的破壞只換來幾年的建設，而剛剛有點建設又很快換來新一輪聲色俱厲的破壞。總認為建設者的方向需要有人來撥正，建設者的本人也應受到監督，這沒錯，但人們怎麼也不明白，那些沒有灑過一滴汗珠的年輕人何從取得了撥正資格和監督資格？如果說要建立一種機制，那也是一項建設，與建設的過程密不可分。也許正是出於這種觀感，我在文化界只要看到畫家、音樂家、作家受到了各種低層次評論的糾纏，立場總是站在文化創造者一邊。因為我深知一個龐大民族在混亂多少年後終於投入經濟建設的極度艱難，而在經濟建設的社會大潮流中努力保持一點文化建設的更加艱難。
一些別有用心的年長慫恿者總喜歡說："真理在年輕人手裡。"理由呢？沒有說，但我猜測他們是故意偷換了一種邏輯。保衛真理需要勇敢，但不能就此把勇敢說成是真理。在我看來，青年人居高臨下地說東道西，不要說真理，連什麼理論和流派都說不上，他們只是用這種方法證明自己已擺脫教師和課本而獨立存在。但是一切過度的激烈都反映了對自身存在狀態的不自信，一切嚴重的攻陷都直通於自身的虛弱，當這樣的規律逐一顯現，這些年輕生命中的一部分就從自衛性的敏感走向了沮喪、孤傲和狂暴，甚至與周圍人群建立了惡性對抗關係，這便進入了躲在一個個小陷阱後面的最大的陷阱，一旦落入其間，很難再拔得出來。一群本來很有希望的青年人就這樣失蹤於文明領地的邊緣地帶，實在讓人傷心。他們現在已談不上可愛，但在他們還不失可愛的時分，有太多的人用歌頌毒害了他們，慫恿了他們，唆使了他們。
其實他們已從反面證明，青年時代的正常狀態是什麼。我想一切還是從真誠的謙虛開始。青年人應該懂得，在我們出生之前，這個世界已經精精彩彩、複復雜雜地存在過無數年，我們什麼也不懂，能夠站穩腳下的一角建設一點什麼，已是萬幸。如果刻苦數年，居然從腳下紮下根去，與世界的整體血脈相連，那也就使自己單薄的生命接通了人類。應該為這種接通而驚喜。試想區區五尺之軀，接通於千年之前，接通於萬里之外，正是這種接通使自己領略崇高，問津壯麗，體驗多元，哪能捨得驟然變臉，扯斷這些接通，不分青紅皂白，你死我活地批判起來？這種謙然安然的生態，也可免除青春生命的無謂浪費，讓青年人有可能歡天喜地地活得像青年。中年：當家的滋味
如果說青年時代的正常方式是歡天喜地學習建設、體驗多元，那麼，一到中年，情況就發生了變化。要把"歡天喜地"減去嗎？不，不能減去的恰恰是它，而學習和體驗兩項則都要進行根本性的調整。
人生有涯而學無涯，此話固然不錯，但以有涯對無涯，必須有一個計劃，否則一切都沉落於無涯的汪洋之中，生而何為？因此，在學校裡按課程進度學，畢業後在業務建立中學，學到中年可以停下來想一想了，看看自己能否在哪個領域當一次家？
這是在自己家庭之外的當家，範圍也不必很大，試著做一段時間負責人，把此前的人生結果在管理他人的過程中作一番交代，受一次檢驗。
當家的體驗，比一般所謂的做官豐厚得多。當家，使你的生命承擔更大的重量，既要指揮很多其它生命，又要為這些生命負責。當家，使你對自身行為強化為更明確的邏輯關係，讓潛在的因果變成一種公開的許諾。當家，使你從自慚自羞的狀態中騰身而出，迫使自己去承受眾多目光的追隨和期待。當家，使你在沒有退路中思考個體與群體的複雜關係，領悟真正意義上的犧牲、風險和奉獻。
當家體驗是人生的最後一次精神斷奶。你突然感覺到終於擺脫了對父母、兄長、老師的某種依賴，而這種依賴在青年時代總是依稀猶在的；對於領導和組織，似乎更近切了，卻又顯示出自己的獨立存在，你成了社會結構網路中不可缺少的一個點；因此你在熱鬧中品嚐到了有生以來真正的孤立無援，空前的脆弱和空前的強大集於一身。於是，青年時代的多元體驗也就有了明確的定位和選擇。
中年女子當過了家庭主婦再當一個社會上的大家會使自己變得更加大氣，洗刷掉因生活瑣事而粘上的世俗碎屑；中年男子的當家體驗更是至關重要，因為在我看來成熟男子的重要魅力在於責任心，在於一種使你的愛人和你周圍人產生安全感、信任感的穩定風範。
見過大量智商並不低的朋友，他們的言論往往失之於偏激和天真，他們的情緒常常受控於一些經不起深究的謠傳，他們的主張大多隻能圖個耳目痛快而無法付之於實施，他們的判斷更是與廣大民眾的實際心態相距遙遙，對於他們，常常讓人產生一種憐惜之情：請他們當一次家，哪怕是一個部門經理，一個建築工地的主管，也許就好了。這些毛病，如果出現在青年人身上還有情可原，而出現在中年人身上，感覺很是不妙。因為這些毛病阻隔了一個成熟生命對外部世界的基本判斷力，剝奪了他們有效地參與社會、改造社會的可能。人生的成熟只有一季，到了季節尚未灌漿、抽穗，讓人心焦。
中年人一旦有了當家體驗，就會明白教科書式的人生教條十分可笑。當家人管著這麼一個大攤子，每個角落每時每刻都在湧現著新問題，除了敏銳而又細緻地體察實際情況，實事求是地解開每一個癥結，簡直沒有高談闊論、把玩概念的餘地。這時人生變得很空靈，除了隱隱然幾條人生大原則，再也記不得更多的條令。我認為這是一種極好的人生狀態，既有很大的幅度，又有很大的彈性。
不少老式讀書人每每要求前輩學者對於早年形成的觀點從一而終，否則就會因為他們尊敬的偶像不堅定而苦惱萬分。我想這樣的老式讀書人一定沒有當家體驗，因此也沒有進入過精神上的中年。一個人在二十幾歲養撞發表的學術觀點，居然要他以一輩子的歲月去苦苦守節？除非這是一個完全停滯的社會，除非這個社會里只是一個簡陋的是非選擇題。其實即便社會停滯了，人生也不可能停滯。中年是對青年的延伸，又是對青年的告別。這種告別不僅僅是一系列觀念的變異，而是一個終於自立的成熟者對於能夠隨心所欲處置各種問題的自信。
因此，中年人的堅守，已從觀點上升到人格，而人格難以言表，他們變得似乎已經沒有頂在腦門上的觀點。他們知道，只要堅守著自身的人格原則，很多看似對立的觀點都可相容相依，一一點化成合理的存在。於是，在中年人眼前，大批的對峙消解了，早年的對手找不到了，昨天的敵人也沒有太多仇恨了，更多的是把老老少少各色人等照顧在自己身邊。請不要小看這"照顧"二字，中年人的魅力至少有一半與此相關。
中年人最可怕的是失去方寸。這比青年人和老年人的失態有更大的危害。中年人失去方寸的主要特徵是忘記了自己的年齡，一會兒要別人像對待青年那樣關愛自己，一會兒又要別人像對待老人那樣尊敬自己，他永遠生活在中年之外的兩端，偏偏不肯在自己的年齡裡落腳。明明一個大男人卻不能對任何稍稍大一點的問題作出決定，頻頻找領導傾訴衷腸，出了什麼事情又逃得遠遠的，不敢負一點責任。在家裡，他們訓斥孩子就像頑童吵架，沒有一點身為人父的慈愛和莊重；對妻子，他們也會輕易地傾洩出自己的精神垃圾來釀造痛苦，全然忘卻自己是這座好不容易建造起來的情感樓宇的頂樑柱；甚至對年邁的父母，他們也會賭氣慪氣，極不公平地傷害著生命傳代系統中已經走向衰弱的身影。
這也算中年人嗎？真讓大家慚愧。
我一直認為，某個時期，某個社會，即使所有的青年人和老年人都中魔一般荒唐了，只要中年人不荒唐，事情就壞不到哪裡去。最怕的是中年人的荒唐，而中年人最大的荒唐，就是忘記了自己是中年。
忘記中年可能是人生最慘重的損失。在中年，青澀的生命之果變得如此豐滿，喧鬧的人生搏鬥沉澱成雍容華貴，沉重的社會責任已經溶解為日常的生活情態，常常游離、矛盾的身心靈肉，只有此刻才全然和諧地把握在自己的手中。
中年總是很忙，因此中年也總是過得飛快，來不及自我欣賞就到了老年。匆忙中的美由生命自身灌溉，因此即便在無意間也總是體現得最為真實和完滿。失去了中年的美，緊繃繃地兀自穿著少女健美服，或沙啞啞地提早打著老年權威腔，實在太不值得。作弄自己倒也罷了，活生生造成了人類的生態浪費，真不應該。老年：如詩的年歲
終於到了老年。
老年是如詩的年歲。這種說法不是為了奉承長輩。
中年太實際、太繁忙，在整體上算不得詩，想來不難理解；青年時代常常被詩化，但青年時代的詩太多激情而缺少意境，按我的標準，缺少意境就算不得好詩。
只有到了老年，沉重的人生使命已經卸除，生活的甘苦也已瞭然，萬丈紅塵已移到遠處，寧靜下來了的周際環境和逐漸放慢了的生命節奏構成了一種總結性、歸納性的輕微和聲，詩的意境出現了。
除了部分命苦的老人，在一般情況下，老年歲月總是比較悠閒，總是能夠沒有功利地重新面對自然，總是漫步在回憶的原野，而這一切，都是詩和文學的特質所在。老年人可能不會寫詩或已經不再寫詩，但他們卻以詩的方式生存著。看街市忙碌，看後輩來去，看庭花凋零，看春草又綠，而思緒則時斷時續、時喜時悲、時真時幻。
當然會產生越來越多的生理障礙，但即便障礙也構成一種讓人仰視的形態，就像我們面對枝幹斑駁的老樹，老樹上的枯藤殘葉，也會感到一種深厚的美。
我想，對老年人最大的不恭，是故意諱言他的老。好像老有什麼錯，丟了什麼醜。一見面都說"不老，不老"，這真讓老人委屈。
隨之而來，人們喜歡用其它年齡階段的標準來要求老人，揚其之短避其之長，似褒實貶。對於紛擾複雜的現代事務，即使是尋常家務事吧，不少家庭為了避免中年層次的多重糾紛，也要老人決斷和把關，每每把老人說成是全家腦子最清楚的人，無可替代；時間一長，連老人自己也迷惑了，真覺得全家越來越離不開他，哪怕是兒輩作息，孫輩隱私，稍有不知便大發雷霆。我有一個青年朋友為了表達對父母真誠的孝敬，在事業有成之後，不僅把老人接來同住，而且事無鉅細一一稟報，聽取指令，營造出一種傳統家庭的倫理氣氛。但這樣還不到一年，這位青年朋友也就完全失去了個人生活的任何自由，不要說戀愛約會，就連與同性友人較長時間的敘談也會造成兩位老人的寢食不安。兩代人的關係，因不必要的交錯滲透而變得彼此敏感，僵持不下。
在中國這樣一個儒家傳統源遠流長的社會環境中，這種硬把老人拉入主體結構的悲喜劇隨處可見。大家幾乎公認，在這件事上顯得特別殘忍的例子是電影界，只要有稍為重大的儀式，代表中國電影界上場的居然都是離開影壇達四十年之久的龍鍾老人。不是表彰他們四十年前的辛勞，而是請他們代表當代，這實在是對他們的糟踐。這些老人本來應該是坐在舒適的居所裡，偶爾開啟電視稍稍地看幾眼這種儀式就足夠了，他們有這種資格，早已不必再麻煩他們粉墨登場。同樣的事例，有一次我在一篇文章中提及林懷民先生的"雲門舞集"在當今亞洲舞蹈界的領先地位，有一位舞蹈研究者撰文表示異議，說我如此評價一箇中年舞蹈家，把我國老一代的舞蹈家往哪兒擺？對此我沒有回答，但在心裡卻想，老一代舞蹈家已經這麼年邁，何苦再推著他們到中心舞臺上揚臂抬腿，去與中年人爭勝？請放了他們吧。
把老年人推到第一線的習慣，對很多老年人產生了嚴重的誤導。有的老年人果真到那裡起勁地排名爭勝了，當然往往是越排越氣，越爭越恨，結果使整個晚年變得牢騷滿腹、怒氣衝衝。他們有時忍不住也會破門而出，大聲發言，中國社會對於白髮老人的顫聲控訴一般是不會予以反駁的，除了我的朋友魏明倫先生曾經據理力爭過一次之外，大家都躲讓著，不置一詞，留下了一個又一個半生不熟的怪異事件，不明不白地擁塞在當代文化的縫隙間。
其實，老人的年齡也有積極的緩釋功能，為中青年的社會減輕負擔。不負責任的中青年用不正當的寵溺敗壞了老人的年齡，但老人中畢竟還有冷靜的智者，默默固守著年歲給予的淡然和尊嚴。多年前我本人就遇到過這樣一個事件，所受的誣陷全然由於年齡的差距而不想洗刷，但又由於這種年齡差距被對方反覆強調而引出了一大批不知真相的老人，顫巍巍、氣咻咻地一起上陣，怒目而視，頓使形勢十分緊張。正不知所措之際，突然收到了年齡比對方所有的人更加高得多的黃佐臨先生寫自醫院的一封信。這是他生命的最後年月，老人躺在病榻上突然聽到了一片蒼老的叫罵聲，卻沒見到我答辯，便推斷我遇到了年齡上的麻煩。他知道只有拿出他的高齡才能有效地幫我，便向護士要過紙筆抖抖索索地寫起信來。也許他還擔心自己一個人的高齡還不足以在我心中消解一群人的年齡包圍圈，居然又抬出了他的老師蕭伯納。
他在信中說，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爆發，正在英國留學的他決心回國參加抗戰，便到自己的老師蕭伯納家裡去告別。坐在蕭伯納的壁爐前，猛然看到壁爐上刻著三行字——
他們罵了，
罵些什麼？
讓他們罵去！
黃佐臨先生在信中對我說，蕭伯納真不在乎別人罵嗎？那倒不見得，如果真不在乎，為什麼要把這樣的句子刻在壁爐上？但他故意鐫刻，時時自警自嘲，表明他的精神狀態確實要比別人健康一點。
收到這封信的那一天，我沒有吃飯，一個人長久地坐在龍華公園中出神。再淡的口氣在特定情境下也會變得很濃，當時老人這番話的實際濃度簡直無與倫比。我立即就不在乎自己的處境了，一味想著高齡的特殊魅力。年齡本不該被太多利用的，因為它帶有天然的不公平性和無法辯駁性，但一旦真被利用了，出現了黴氣十足的年齡霸權，那也不要怕，不知什麼地方銀髮一閃，冷不丁地出現一個能夠降伏它們的高神。煙塵散去，只剩下這位高神的笑容隱約在天際，而此時天下，早已月白風清。一雙即將握別世界的手，向我指點了一種詩化的神聖。
由此想到，中青年的世界再強悍，也經常需要一些蒼老的手來救助。平時不容易見到，一旦有事則及時伸出，救助過後又立即消失，神龍見首不見尾。這是一種早已退出社會主體的隱性文化和柔性文化，隱柔中沉積著歲月的硬度，能使後人一時啟悟，如與天人對晤。老年的魅力，理應在這樣的高位上偶爾顯露。不要驅使，不要強求，不要哄抬，只讓他們成為人生的寫意筆墨，似淡似濃，似有似無。
談老年，最後避不開死亡的問題。
不少人把死亡看成是人生哲學中最大的問題，是解開生命之謎的鑰匙，此處不作評述，我感興趣的只是，有沒有可能讓死亡也走向詩化？
年邁的曹禺照著鏡子說，上帝先讓人們醜陋，然後使他們不再懼怕死亡。這種說法非常機智，卻過於悲涼，悲涼中又帶著瀟灑。
見一位老人以雜文的方式發表遺囑，說自己死後只希望三位牌友聚集在廁所裡，把骨灰向著抽水馬桶傾倒，一按水閥，三聲大笑。這是另一種瀟灑，瀟灑得過於徹底。
我喜歡羅素的一個比喻，僅僅一個比喻就把死亡的詩化意義挖掘出來了，挖掘得合情合理，不包含任何廉價的寬慰。
羅素說，生命是一條江，發源於遠處，蜿蜒於大地，上游是青年時代，中游是中年時代，下游是老年時代。上游狹窄而湍急，下游寬闊而平靜。什麼是死亡？死亡就是江入大海，大海接納了江河，又結束了江河。
真是說得不錯，讓人心曠神怡。
另一個把大海與死亡連在一起的比喻也很精彩，那是美國一位叫舒瓦茨的社會學教授在自己臨死前講給自己的學生聽的。舒瓦茨說——
海洋裡的一朵浪花，漂流了無數個春秋，突然發現快要撞擊到海岸。它知道末日來臨，神情黯然。但它看到身邊的一朵大浪花面對末日依然興高采烈，便十分奇怪。
大浪花告訴它：記住，你不是浪花，你本來就是大海的一部分！
浪花是一種存在，又是一種虛幻，唯一真實的只是湧出無數浪花、又湧滅無數浪花的大海。這個寓言，意味深長。
死亡既是如此，由此回過頭去審視老年，能不詩意沛然？
這是一個終於告別了黃土峽谷、攔洪堤壩、功過恩怨、險情奇景的年歲，潮潤的海風已瀰漫於口鼻之間。
濤聲隱隱，群鷗翱翔。
一個真正詩化了的年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