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善良

霜冷長河 餘秋雨 第2頁,共2頁

何處千秋翰墨林?

這位盲詩人就是陳寅恪先生。

陳寅恪先生是中國近代以來最傑出的歷史學家,但早早地雙目失明,身體瘦弱,對他所熟悉的歷史只能徒嘆奈何,連嘆息的聲音也是那麼喑啞而輕微。歷史要求雙目炯炯,要求粗壯雄健,要求嘹亮高亢,對陳寅恪先生的聲音簡直不屑一聽。既然如此,歷史學家只能永遠地閉上了眼睛,再也不願睜開,直到他默默地離開世界。

歷史的這種要求也滲透到了日常生活的各個領域。大家都希望成為強者,崇拜著力量和果敢,仰望著膽魄和鐵腕,歷來把溫情主義、柔軟心腸作為嘲笑的物件。善良是無用的別名,慈悲是弱者的呻吟,於是一個年輕人剛剛長大,就要在各種社會力量的指點下學習如何把善良和慈悲的天性一點點洗刷乾淨。男人求酷,女人求冷,面無表情地像江湖俠客一般走在大街上,如入無人之境。哪一座城市都不相信眼淚,哪一扇門戶都拒絕施捨和同情;慈眉善目比凶神惡煞更讓人疑惑,陌生人平白無故的笑容必然換來警惕的眼神。

在他們近旁,民間書肆上的景象更讓人尋味。《厚黑學》舊版新版一編再編,《馭人術》、《制勝術》、《糊塗學》、《詭辯學》、《計謀學》鋪天蓋地,而且全都打上了中國文化和東方智慧的標記。偶爾看到幾個書名似乎與善良有關,買回去一讀卻是在娓娓論述如何通過寬容去謀取更大的利益。有時也講愛心,但散發愛心的理由也在於回報。據說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愛有原因和目的,愛是策略和手段,愛是一座橋,愛是一艘船,河的彼岸仍然是自己的私家莊園。

到底有沒有"無緣無故"的愛?愛得不講目的,不問理由,不求回報,不看臉色,不耍手段,不論親疏,不劃界限,不計安危,不管形態?我們的書房不應對此輕率地關門。寺廟

也許寺廟能回答這些問題。

我與寺廟關係密切。兒時在鄉間與寺廟的因緣已在文章中寫過,到了上海,住在玉佛寺腳下,上大學靠近靜安寺,後來又長期依傍著龍華寺,至於四處旅行,更無法割捨各個寺廟。永遠是香火鼎盛,經誦悠揚,一腳踏入便是莊嚴佛門,至善境界。

但是恕我不敬,我太熟悉當今的多數朝佛者了,他們來到寺廟,大多是來祈求。祈求世間和平、眾生安康嗎?不,他們的目的非常具體,只求自己和親屬招財、晉升、出國、祛病、免災。他們與其他朝佛者爭搶著香臺和蒲團,試圖把有限的福分從別人手裡爭搶過來。他們抬頭仰視佛像,一個勁地默唸:看到我了吧?記住我的要求了吧?

有一次我開玩笑地問一位到處拜佛的長輩親戚:"您確實相信菩薩能洞察一切?"

他說:"當然。"

我說:"那菩薩一眼就洞察了您的利己目的,能不生氣?"

他驚慌地看了我好一會兒。

我又問:"菩薩應該是公正的吧?"

他說:"唔。"

我說:"如果菩薩對寺廟外面天天忙於勞作的眾生不理不睬,只照顧幾個有空來拜了幾拜的人,那怎麼說得上公正?"

玩笑歸玩笑,但人們對佛教和其它宗教的誤會確實太大了,大到真會讓這些宗教的創始人驚詫莫名。中國本來就缺少宗教精神,好不容易有了一點又都裹捲到了利己主義的漩渦裡。前兩年有人告訴我,他們單位有人在傳揚一種新的宗教派別,幾位同事剛一參加就宣稱,他們正在修煉金剛不壞之身,待到世界末日,地球上剩下的只是他們一群。當時我就想,他們這個宗教派別雖然也不做什麼壞事,但教徒們內心企盼的卻是世界末日,這在總體上是個惡念。這樣的惡念硬要與信仰聯在一起,真是罪過。

多年來每次參與人山人海的佛教盛會,心裡總產生深深的憂慮。這麼多長途而來的朝拜者,帶著現實生活中的苦厄困頓來到這裡,很想獲得一種精神救助,結果他們帶走的並不是精神,而只是一些私利的安慰。文化人對之大多不屑一顧,而文化本身又張羅不起這樣盛大的儀式,這兩廂失落實在讓人感嘆。

真不妨暫時擱置一下玄奧的理義,只讓人們懂得,佛教的主旨是善良,而善良的行為原則是護生,是利他。

一般人要做到這一點有很多障礙,最大的障礙就是自我,即所謂"我執"。如果一切以我為中心,必然漠視眾生,斤斤計較,仇讎相報,這便是種種苦厄的根源,因此佛教主張從"我執"中解脫出來,走向喜樂圓融的境界。

佛教中的善,並不尋找起始原因,也不追求具體結果。這一點與西方宗教十分接近,誠如列夫·托爾斯泰在闡述西方宗教精神時所說:

如果"善"有原因,它就不再是"善";如果"善"有它的結果,那也不能稱為"善"。善是超乎因果聯絡的東西。

這個道理在佛教中說得更為透徹。佛教把善看成一種經驗實證,不像形而上的本體論那樣追索"第一原因"。《中阿含經》中有一則"箭喻經",說有弟子追根刨底地向佛陀請教世間種種根本原理,佛陀說:你到這裡來,是以為我會向你講述這些原理嗎?如果有一個人中了毒箭,痛苦難忍,我們難道可以不把毒箭拔除,先去尋找原因,調查射箭人的身份背景和毒箭的製作材料嗎?沒等調查完,這人早就死了!

佛經中的這段話,使我回想起經歷過的一件事。做學生時到鄉間勞動,一位同學看到河邊一個老太太艱於行走,差點失腳落水,便去攙扶,但他很快受到指責,因為這個老太太的階級成分是地主。這件事情後來還作為一個教訓上了簡報,說不諳世事的青年學生需要補上階級鬥爭這一課。當時同學們就納悶:如果早就知道這個老太太是地主,難道一群年輕人就應該笑嘻嘻地看著她落水?如果她不是地主,等調查回來再去攙扶,那還來得及嗎?這樣的事現在看來已很荒唐,但人們只覺得荒唐在階級鬥爭,而很少想到正是各種自以為嚴謹的理由追索,掩埋了善良。上文提到的數百人在街頭目睹暴行而袖手旁觀的醜事,有一半也是在期待理由,與不拔箭而要調查射箭人,不救人而要弄清階級成分,一脈相承。

如果一味地為善尋找原因和理由,尋找到最後一定會冥想出一種能夠下達行善命令、統計行善記錄、執掌行善回報的神靈。為了使回報預支或延期,又冥想出宿命輪迴。許多普通訊徒就是這樣來看佛教的。"舉頭三尺有神明",總覺得神的眼睛處處在盯著自己,於是檢點行止,以求自己在神殿的檔案頁上能增加一些正面的履歷,以便使後輩和下世獲益。這就成了他們行善的原因和理由。這種想法無疑在歷來的善惡爭逐中起到過良好的作用,但與佛教的本義卻相去甚遠。正宗的佛教並不熱心編制神話故事,它在神學層面上一直沒有發達起來,它在道義行為上的主體是人而不是神,這正是它在宗教領域裡顯得特別成熟的地方。行善就行善,這是一種非常現實的世間行為;慈悲就慈悲,這是一種不求因果的人間情懷。

佛教不講行善的具體原因,卻講整體原因。這種整體原因,也就是所謂"緣起"。"緣起"是一個很大的概念,並非指具體愛憎之緣,而是指茫茫永珍之緣。宇宙永珍,世間永珍,都是一種"因緣和合",因此或興或衰、或生或滅,都有遠遠近近的原因。《雜阿含經》所說的"有因有緣集世間",就說明了這種世間組合的有序性。正因為如此,我們的每個行為都與整體世間有關了,做一件善事就為世間積貯一種力,做一件惡事也為世間積貯一種力,這在佛教中被稱為"業力"。種種業力組合成世間的走向,而最佳的走向是整個生命環境的改善和圓滿。這也就成了人們行善的整體原因。既然行善是為了改善世間的生命環境,那麼善中之善就是設身處地、將心比心地去救護生命,即所謂"護生"。至此,佛教顯現出一種驚人的恢宏,不為小緣只為大緣,不為自我只為整體,善良得蓋天涵地,慈悲得莽莽蒼蒼,被佛學大師準確地名之為"無緣大慈"、"同體大悲"。此種境界,實在讓人感動。

這種感動,不僅對於佛教,我在研習其它宗教經典時也曾一再產生,這裡僅以佛教為例罷了。由此我想,人類在善良的問題上其實是有過大構建、大作為的,後代的區域性迷失,是一種精神倒退。我們可以疏離佛教,批評佛教,卻無法漠視它雄偉精緻的精神構建。

精神無形無質,沒有構建極易流散。精神構建又不能成為社會事功的暫時附從,而應該是一座獨立的聖殿。只有在這樣的聖殿中,善良才能保持自己生生不息、彌久彌新的地位。絕大多數人都有善的天性,每個社會都有大量的善人善行,但是如果沒有精神構建,這一切就會像荒山中的香花,汙淖中的嘉禾,不成氣候,難於收穫,連它們自己也無法確認自己的價值。

因此,善良的人們或遲或早總會對精神構建產生某種企盼。即便他們未必信奉哪種宗教,耳邊也時時會有晨鐘暮鼓在鳴響。曠野

街市和寺廟裡擁擠著人群,書房裡擁擠著書籍,為了擺脫擁擠,我們來到曠野。

擁擠是一種生命的奢侈,在奢侈中很難懂得珍惜。薩特說"他人就是地獄",也許他很少來到曠野。不是田園別墅、遠郊牧場,而是渺無人煙的真正曠野,一眼望去,平沙漠漠,地老天荒。

真正的曠野是生命的負面,連一根小草都吝嗇著自己蹤影。對人群來說它是一種陌生,但對地球來說卻是一種巨大的真實。被人類墾殖的地盤實在只是一種狹小的偶然,偶然之外的必然便是曠野。

這種漫無邊際的曠野比之於茫茫大海也只是小土一片,再把土地和大海加在一起,放到宇宙間立即又變成一粒塵埃。宇宙的無限空曠已經進入人們的想象,越想象越覺得即便是點滴生命也是最大的奇蹟。點點滴滴的生命居然能發育成長得像模像樣,真不知該如何來歡呼,如何來呵護,如何來珍愛。

前年夏天與賈平凹先生同去新疆,我到喀什他到沙漠然後再會合。一見面他就說:"我被震動了。"他說的是沙漠裡的胡楊樹。"沒有滴水它居然能活上一千年,終於枯死後又挺挺地站立一千年,倒下後不散架不朽腐又是一千年!"

這是一種生命的震動,震動於它的頑強,又震動於它的孤獨。正因為孤獨,它才比較完整地證明了生命是什麼。但這種證明也是自生自滅的,除非有另一具生命偶爾經過。佛教把生命分為無情和有情兩種,無情是胡楊樹,有情是賈平凹。有情的生命害怕自己迷失,總要定期到曠野裡走走,去尋找和聆聽那三千年的證言。

由此又想到歷代的佛教旅行家。他們長年累月跋涉於曠野,說是去取經,而最大的經典便是有關生命的證言。我想在茫茫曠野裡,他們對惜生護生、善良慈悲的體驗比哪兒都要強烈。於是他們義無反顧地向另一個生命聚集地走去,把散落各地的生命聯結起來,一起投向"同體大悲"。無論是法顯、玄奘還是鑑真,居然都以柔弱的軀體把生命群落之間的萬水千山一一打通,實在是一種至情至愛的精神實踐。早年讀譚嗣同的《仁學》,見他把"仁"的第一義定之為"通",通中外、通上下、通人我,不甚明瞭,而當我追尋了佛教旅行家的足跡,便大致有所領悟。只有通,才有一種博大的仁愛;仁愛而不博大,就算不得真正的仁愛。

但是,當旅行家們為了關愛生命而在曠野間跋涉的時候,又必須付出慘重的生命代價。在生命最危急的關頭還在祈禱生命,這種發生在曠野裡的故事大多隨風飄散、亙古不知,而偶有傳聞則總會把忙於世俗的眾生驚醒。前些年上海旅行家餘純順在獨身徒步行走了整整八年之後葬身羅布泊,訊息傳來,一條長達數千公里的無形槓桿立即架設起來了,槓桿的一端是一個孤獨的生命,另一端則是這個星球上最密集的生命聚合地之一——上海。冷漠的上海人被這條槓桿輕輕一撬竟然深切感應,一個小小的遺物展覽成天人如潮湧。當時我站在一邊曾經困惑:按照這座城市歷來極其講究實利估算的思維邏輯,餘純順沒有做出任何實利貢獻,展覽中的零星物件也沒有什麼審美價值,他們這是怎麼了,一時間全都變得痴痴迷迷?我想這隻能歸因於生命訊號的深層秘密。

前不久在報章間讀到一則神奇的新聞,說一支探險隊專程經過羅布泊餘純順的墓邊,居然發現餘純順的遺體已經失蹤。探險隊員們覺得不可思議:餘純順一無財物,何方神聖會對他幾乎被高溫烤焦了的遺體發生興趣?如果是盜賊,那他們也必定是敢於九死一生的勇敢探險家,但又怎麼運出遺體呢?天底下最神秘的事情總與生命和曠野有關。我們對生命知之甚少,對曠野所知更微,在近乎無知的情況下,怎能把謎底一一猜測出來?猜測遺體為什麼會失蹤,就像猜測法顯為什麼能通過,玄奘為什麼能回來,胡楊樹為什麼能挺拔三千年。難怪連本世紀最偉大的物理學家愛因斯坦都說,只要深入地探視了宇宙和生命的神奇,就不能不產生宗教情懷;科學家至多能證明它們怎麼樣,但卻很難解答為什麼會這麼樣,剩下的只有驚歎和敬畏。

敬畏生命必然慈悲。試想我們天天嫉妒和輕視的物件,也同樣是天地間奇蹟般的造化,居然與我們存活於同時同地,又同路同行,實在是太大的緣分。"百年修得同船渡",這種說法不僅毫不誇張,在我看來還說得不夠。請看遼闊的曠野連一點生命的蹤跡都找不到,等一隻飛鳥都要等上多少年,而要在宇宙間尋找生命,一開口就是多少光年,以光的速度搜尋千年萬年還未曾搜尋到一點依稀的痕跡,我們只修個區區百年竟然能遇到與我們精確對應的生靈同船共歡?萬般珍惜還來不及呢,怎捨得互相糟踐!為了阻止糟踐,我們有時也要高聲斷喝,甚至施行懲罰,但這全然是出於對生命群體的慈悲。

前些天又一艘宇宙飛船發射升空,去尋找太空間的反物質和暗物質。課題非常艱深,發射的時間又是中國的清晨,但老老少少都早早起床,坐在電視機前仔細觀看。只聽一位科學家在說,太陽遲早要膨脹,勢必把地球也裹挾在裡邊,因此人類總得搬家,能夠搬到哪裡現在還一無所知。

如此說來,人類也就是宇宙間一群無家可歸的流浪者,宇宙是我們的曠野,我們是宇宙間的法顯和玄奘,或者是個餘純順,但我們的身影比蟻螻還要細微萬倍。曾聽到過《出埃及記》那悲愴的歌聲,簡薄的行囊,粗糲的衣履,蒼涼的目光。從哪裡來,到哪裡去,都不清楚。在這樣的長途間,我們除了互相扶持、互相援救、互相關愛,還能做什麼呢?

人類,偉大而又無奈。只要時時仰望太空,面對曠野,就會什麼也不在乎了,最後只剩下兩個字:善和愛。

我們因此而還能跋涉,因此而還有喜樂,因此而還叫人類。

既嘆行路難,又作逍遙遊;身寄星雲,愛及八荒;雖然微若蟻螻,卻也圓融安詳——能夠如此,善的境界也就成了美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