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突然在校園裡見到了張可老師，她歷來不是那種常能見到的老師，從農村分別後就很少照面，不知在幹什麼。那天她顯得很疲倦，走得很慢，猛地看到我她非常高興，彼此問對方好嗎，回答都含糊其詞，艱難地找著話題。
"李惠民最近有聯絡嗎？"她問。
"誰？"
"李惠民。"她又重複了一次，這下我想起來了，與我們一起住了很久的農村幹部。倒不是我忘了他，是沒有料到張可老師會在這樣的時刻提起他。那些談莎士比亞、練九成宮的夜晚又浮現在眼前，我把張可老師攙到路邊草坪上談了一會兒。她又告訴我，她家有一個鄰居，是我中學的校友，每次見面都把我作為談論物件。我想不起那位校友，但請張可老師代我向他問好。
"聽說你們又要下農村？"她問。
"是的，已經動員了。"我說。
"多久？"她問。
"說是一輩子。"
"讓帶書嗎？"她又問。
"還不知道。總可以帶幾本吧。"但我心裡明白，張可老師說的書，不是可讓帶的那幾本。
"一輩子，與父母商量了？"
我淡淡苦笑了一下。張可老師好像感覺到了這種問法有點不合時宜，便輕輕拍了拍我的手臂，說："好好照顧自己。"
這次下鄉勞動的時間並沒有預想的那麼漫無邊際，等我們在幾度春耕秋收之後突然被通知回到上海，情況已發生很大變化。工宣隊、軍宣隊和造反派之間吵鬧得很厲害，造反派的一些頭頭被關起來了，又出了林彪事件，一來二去，上級居然下令要復課了。復課又沒有教材，於是一窩蜂地成立各種各樣的教材編寫組。原先被作為運動物件或運動阻力看待的那幫人，開始有點事幹了。先聽說有一批教師要去參加修訂《辭海》，名單上有張可老師；後來陸陸續續又有一些教師被抽調出去。一天在大食堂，有一個軍宣隊員找我談話，要我參加設在復旦大學的一個現代文學編寫組。"每個文科學校都有人參加，以復旦、師大為主，我們是小學校，要謙虛。"他說。
當時所有的修訂組和教材編寫組都由市裡的寫作組統管，寫作組對我這樣一個"文革"以來未曾參加過任何組織的年輕人有點看重的意思，然而畢竟我的運氣太好，一九七五年年初就發覺得了肝炎。在家休息一陣還不行，只得住院，出了醫院就到故鄉休養去了。要不然，從一九七五年到一九七六年，我如果在上海，沒準也會奉命參與一些諸如"反擊右傾翻案風"和其它名目繁多的小運動，這些居然都讓我逃過去了。古人說"因病得閒殊不惡"，信然。記得回鄉休養前在學院醫務室裡還遇見過張可老師一次，她說："沒關係，我愛人也得過肝炎，少吃藥，多休息，增加營養。"順便她還愉快地告訴我，學院裡受人尊敬的朱端鈞教授現在也在參加修訂《辭海》。
這次她終於提到了自己的愛人。我曾聽系裡的老師說，她愛人是"胡風分子"，究竟是誰，卻不清楚。
說是回鄉養病，故鄉卻只有一位七十多歲的老祖母，我怕傳染給她。後來是我同鄉的老師盛鍾健先生在奉化縣的一個半山腰裡找到一間小房子，讓我住了下來。吃飯則有一頓沒一頓，搭在山腳下一個極其簡陋的小食堂裡。那裡連一份報紙也看不到，完全不知道天下發生了什麼事。又是大幸，居然讓我認識了一位八十多歲的沈老先生，他受當地文化館委託管理著早年蔣經國先生在山間的一個讀書室，經他點頭，我就全身心地鑽到那些舊書裡去了。那兒除了《古今圖書整合》、《二十四史》、《四部叢刊》外還有《萬有文庫》和比較完整的二三十年代出版的文化雜誌，我反正有的是時間，一本本閱讀。正經書讀累了，就去興致勃勃地翻閱一大堆《東方》雜誌。讀書室外面是長天荒草，安靜無比。我從來沒有獲得過那麼優越的讀書條件，當然絕不放過，連生病的事也忘記了。
那位沈老先生有點仙風道骨，那麼大年紀還每天爬山，有時居然親自提一小籃子家栽時鮮水果，到半山小屋來送給我，讓我既驚訝又感動。我問他為什麼不在讀書室裡交給我而要親自送來，他說這是"禮數"。他倒是每天早晨在家聽點廣播，把重要的訊息告訴我。有一天他說唐山發生了大地震，你半山腰的小房子也危險，於是我幾經打聽搬到一個廟裡躲避。在廟裡又住了不少時日，仍然天天去讀蔣經國先生留下的那些書。那個讀書室造得很堅固，即使發生地震也會很安全。沈老先生說，蔣經國先生從來沒有充分利用過這個讀書室，這個讀書室簡直就是為我造的了。從古廟到讀書室那條冷僻的荒路，我已經走得悠然陶然，幾乎記不得年月了。
後來知道，這些年月，中國政治領域的鬥爭越來越激烈，上海文化界的氣氛也十分緊張，而我則好像被一種神秘的力量冰凍封存了。直到二十年後，上海有劇作家在編劇之餘突然構想起我的這段行蹤，情節千奇百怪，甚至指派我擔任了上海某寫作組的組長，好像一個人在荒山中指揮著遠處的鬥爭。我聽到後總是大笑，說我的問題比他們想的嚴重得多。試想，我躲在國民黨首腦的讀書室裡，與一個身份不清、但一提起蔣經國總不忘"先生"尊稱的奇怪老人交往得不明不白，而且生活形態已近似"落草"。寫作組總有白紙黑字的文章可以一篇篇清查，而這段"落草"的經歷又怎麼能說得清？
但是，不管怎麼說，終於有一天，我從兩位過路山民嘴中得知，立即又在老先生那裡證實，毛澤東去世了。
五
幾年後，我在系資料室裡翻閱雜誌，突然讀到一篇用中西比較方法研究《文心雕龍》的文章，十分驚歎，卻不知作者王元化是什麼人。當時正好上海有一家大報向我約稿，就寫了篇讀後感寄去。幾天後報社編輯親自來到我家，告訴我這篇讀後感不能發表。原因是"王元化的歷史問題還沒有結論，學術雜誌發表他的論文可以，但我們報紙……"
我問："王元化究竟是誰？"
"你寫了文章還不知道他是誰？"那位編輯十分驚訝，"我還以為是由於你和他愛人同在一個學校的關係呢。"
"他愛人在我們學院？"我好奇極了。
"張可嘛！你真的不知道？"
"啊？"這下我倒真是發呆了。
過些天我有意識地在學校裡找到張可老師，談了這件事，也談了我對王元化先生文章的評價。張可老師開心地笑著，不斷地說："你太客氣了，你太客氣了！"
又過了幾天，系裡的柏彬老師交給我一封厚厚的信，拆開一看，署名王元化。除了約我見面，還談到以前如何從張可老師那裡知道我，其中有一段話，一看之下眼睛一亮，後來不知又默誦了多少遍：
儘管身邊還有大量讓人生氣的事，但我可以負責地說，就學術文化研究而言，現在可能正在進入本世紀以來最好的時期。
一位傷痕累累、尚未平反的長者，居然用如此明快的語言作出了世紀性的判斷，當時對我的震撼真是非同小可。"可能正在進入本世紀以來最好的時期"——至少有幾個月時間我一直唸叨著這每一個字，回想著梁啟超、章太炎、王國維、魯迅、陳寅恪，不能不產生一種惶恐，怕大家在熱鬧中把一個重要的時機辜負。正是這種震撼和惶恐，使我急急地將那部我多次提到過的h·克拉克的英文著作作為柺杖，向古代歐洲走去。
這些年在海內外演講中總會被人頻頻問起，我從一個戲劇學者轉而投身於多方位文化思考的最初動力，我總是回答：十幾年前，我收到過一位長者的信。
收到信的第二天，我就來到王元化、張可老師的家裡。張可老師只忙著端茶、送點心，而王元化先生則幾乎沒有寒暄就立即與我談起了剛剛發表不久的李澤厚的《論嚴復》，又聯絡到李澤厚早在五十年代發表的《譚嗣同研究》，這種不羼水分的學術性談話出現在家庭裡稍稍顯得有點沉悶，張可老師坐在一邊聽了一會兒就笑著嗔怪起來："人家那麼遠的路趕來，一下子談得那麼嚴肅！"待到吃飯了，張可老師始終在忙著給我夾菜添飯，連王元化先生也覺得過分了，一次次說："讓秋雨自己來，讓秋雨自己來。"但是每次吃飯，我總覺得他們飯量太小，而我的飯量太大，很不好意思。
沒有想到，一九七九年六月，張可老師突然在一次會議上中風。送到醫院，情勢十分危急，昏迷十天不醒，半個多月一直處於病危之中。王元化先生在醫院號陶大哭，這位多災多難的學者一遍遍呼喊："我對不起她！我對不起她！"他當時還沒有平反。
不到半年，王元化的冤案終於徹底平反。此時的張可老師，雖已擺脫病危，卻像換了一個人。
王元化參加工作後越來越忙碌，很少有時間在家逗留了。張可老師幾十年來早已習慣每天陪著困陷於冤屈和寂寞中的丈夫，現在，她寂寞了。
王元化總想抽時間陪她。那年在廬山召開全國文藝理論研討會，王元化應該到會，他卻用《文心雕龍創作論》的一大半稿費，在廬山租了一間房子，把張可老師接去了，乘機讓她在那裡療養。我也去參加了這次會議，到他們的那間房子去拜訪，發現來訪的客人川流不息，很難真正休養。一天，與會代表分乘幾輛客車在山間遊玩，其中有兩輛翻了車，訊息傳到張可老師耳朵裡，她居然起身來到屋外，焦急地在路口見一人問一人："餘秋雨死了沒有？餘秋雨死了沒有？"
那兩輛翻了的車，也只是部分人受了點輕傷，而我那天根本沒有出遊。當我知道張可老師對我的問訊之後實在有點吃驚，一是被一位病人的關愛所感動，二是覺得若在她生病之前，這位中英文俱佳的高雅女子絕不會用這樣簡單直拔的句子問話。
六
日子一年年過去，連我們也漸漸老了。三十人的班級，已經有四個同學去世，每次追悼會，同學們哭得像家屬一樣傷心。
是什麼機緣把我們拉在一起的，這已經變得很不重要。有一次我遇到很多年前到中學來遊說我報考上海戲劇學院的那位老師，說："我的大半輩子都被你騙過來了。"他一笑："騙來一位院長，值。"其實豈止騙來我這位院長，現任院長榮廣潤教授，戲劇文學系主任丁羅男教授，以及圖書館的呂兆康館長，都是從我們這個小小班級走出來的。同學中，李小林依然在掌管中國最優秀的文學雜誌《收穫》，而她所承擔的更重要的使命是維護巴金老人的健康。巴金老人在回憶錄中曾用感念的筆觸提起我們這個班級，想當年，只要聽到武康路老人家裡有事，班級同學就一人一輛腳踏車呼的一聲去了。風風火火、爽爽利利的桂未明同學負責著《萌芽》雜誌，她也要承擔照顧家中勞累一生的文化長者的任務。而那位由郭沫若先生推薦來的曲信光同學，雖然身體不好卻勤於教育，親自培養出了著名劇作家宗福先、馬中駿、賈鴻源、史美俊……有一次招收研究生口試，我問一位考生，你最喜歡的當代劇作家是誰？考生回答是馬中駿。我又問，你知道馬中駿先生的劇作教師是誰？考生搖頭，我得意地告訴他："是本教師的同班同學，姓名暫時保密。"
是的，連我們的學生也已經如此像模像樣，我們確實都老了。
人一上年紀，就會自然熄滅往常誤以為燦爛的浮火，靜靜地去體會人生的厚味。在這一過程中，張可老師的身影總會越來越鮮明地晃動在眼前。已經不再僅僅是學生對老師的感謝，而是她以那麼長的時間給我設了一個謎，揭開謎底的居然是王元化先生。其實，更大的謎底是她自己。一個女人背後的學者，一個學者背後的女人，這個結構已經很有魁力，但更有魅力的還是第二結構，那就是：漫長災難中的不懈護衛，災難消解後的倦然退下。
好一個倦然退下，這又使我聯想到她早年的一個結構：共產黨掌握政權前的出生入死，共產黨掌握政權後的悄然隱去。這幾個結構渦漩在一位高雅女子身上，使我覺得既恢宏而又神秘。現在，每次看到在蒼老、疲憊中向我露出笑容的張可老師，總覺得這是一門玄奧的人生課程。我不再後悔當年頭腦一熱錯考了上海戲劇學院，這種錯考讓我有機會直接面對這門課程，非常值得。
中學畢業時的三個小夥伴約定各學一類專業等二十年後一起暢遊世界，二十年早已過去，當年的約定也已經飄作雲煙。各學一類專業就能懂得世界？這真是孩童之見。請看僅僅一個張可老師，就足夠讓我們終身去閱讀。
大概從五年前開始，我覺得需要對張可老師作進一步的瞭解，以便告訴我的同學和我的讀者。前年，國際大專辯論賽從哈佛、耶魯和中國大陸邀請了五位終評委，我和王元化先生正好在內，在評判的空餘時間，我開始向他詢問。前不久，我特地列出一些模糊之處再進一步請教王元化先生，終於，我可以為張可老師寫下一段話了。
這段話不長，大致如下——
張可，一九二○年十二月出生於蘇州一個書香世家，受良好早期教育。十六歲時考進上海暨南大學，這是一所擁有鄭振鋒、孫大雨、李健吾、周予同、陳麟瑞等教授的大學，學風淳厚。一九三八年十八歲時加入中國共產黨，從此全力投身革命，大學畢業後主要在上海戲劇界從事抗日活動，自己翻譯劇本、組織小劇場演出，還多次親自參加表演。結識比她較早參加共產黨的年輕學者王元化。
抗戰初年在一次青年友人的聚會中，有人戲問王元化心中的戀人，王元化說："我喜歡張可。"張可聞之不悅，質問王元化什麼意思，王元化語塞。八年抗戰，無心婚戀，抗戰勝利前夕，有些追求她的人問她屬意於誰，張可坦然地說："王元化。"
以基督教儀式結婚。其時王元化在北平的一所國立大學任教，婚後攜張可到北平居住。但張可住不慣，說北平太荒涼，便又一起返回上海。
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這兩位年富力強而又頗有資歷的共產黨人勢必都要參加比較重要的工作，但他們心中的文學寄託，在於契何夫、羅曼·羅蘭、狄更斯、莎士比亞，生怕複雜的人事關係、繁重的行政事務和應時的通俗需要消解了心中的文學夢，再加上已有孩子，決定只讓王元化一人外出工作，張可脫離組織關係。
因胡風冤案牽涉，一九五五年六月王元化被隔離，還在幼兒園小班的孩子張著驚恐萬狀的眼睛看著父親被拉走。關押地不斷轉換，張可為尋回丈夫，不斷上訪。王元化被關押到一九五七年二月才釋放。釋放後的王元化精神受到嚴重創傷，幻聽幻覺，真假難辨，靠張可慢慢調養，求醫問藥，一年後基本恢復。當時王元化沒有薪水，為補貼家用，替書店翻譯書稿，後又與張可一起研究莎士比亞，翻譯西方莎學評論。張可還用娟秀的毛筆小楷抄寫了王元化《論莎士比亞四大悲劇》和其它手稿。
三年自然災害期間，王元化曾患肝炎，張可盡力張羅，居然沒有讓王元化感到過家庭生活的艱難。"文革"災難中，兩人都成為打擊物件，漫漫苦痛，不言而喻。
"文革"結束之後，王元化冤案平反在即，一九七九年六月，張可突然中風，至今無法全然恢復。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王元化徹底平反，不久，擔任上海市委宣傳部門主要領導職務。
王元化對妻子的基本評價："張可心裡似乎不懂得恨。我沒有一次看見過她以疾顏厲色的態度對人，也沒有一次聽見過她用強烈的字眼說話。總是那樣溫良、謙和、寬厚。從反胡風到她得病前的二十三年漫長歲月裡，我的坎坷命運給她帶來了無窮傷害，她都默默地忍受了。人遭到屈辱總是敏感的，對於任何一個不易察覺的埋怨眼神，一種悄悄表示不滿的臉色，都會感應到。但她卻始終沒有這種情緒的流露，這不是任何因丈夫牽連而遭受磨難的妻子都能做到的，因為她無法依靠思想或意志的力量來強制自然迸發的感情，只有聽憑仁慈天性的指引，才能臻於這種超凡絕塵之境。"
王元化又說："當時四周一片冰冷，唯一可靠的是家庭。如果她想與我劃出一點界限，我肯定早就完了。"
七
寫完這段話我凝思良久。當年在長江邊的小村莊裡日夜與我談話的張可老師，前前後後揹負著多大的重擔！粗略算來，那時走到我面前的她，二十六年前加入共產黨，十五年前脫離，九年前丈夫被捕，六年前與丈夫一起進入莎士比亞研究並翻譯了大量西方典籍……這，難道就是那位與我們同住在骯髒的泥屋裡、經常在淤泥中摔跤、塞給我幾粒巧克力又告誡我必須用功的可親老師嗎？十七歲男孩子眼中的一切都那麼淺薄，不知道長者在關愛我們的同時是否心頭一動，想吐露一點心中的苦澀？我相信，即使有過一閃念她也立即嚥下去了，人生體驗最深刻的地方是無法用言詞來傳遞的，只有讓你自己去體驗。直到今天我才敢說，老師，我體驗過了，因此，才會回過頭去捕捉三十多年前的瞬間，用一篇萬字長文把它虔誠地寫出來。
張可老師至今健在。見到客人來她還會開心地問候著，張羅出幾碟點心。但在我看來，她在十八年前病倒時，在王元化先生的號陶大哭中，已舉行了一個完成人生使命的隆重儀式。我請求我的同學們讀了這篇文章之後不要再去打擾她，她已經太累，讓她安靜。想念她時可以讀讀王元化先生的大著宏論，在那裡，字字行行都有她的影子在。
有空，我會代你們去看望她老人家。
（此文經王元化先生精細校訂，謹此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