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六三年我十六歲，高中畢業。
高中畢業的體驗是永遠無法重複的。一群既可稱為少年也可稱為青年的人突然要為自己作出終身選擇了，選擇的範圍又毫無限制。你說將來想做中學語文教師、圖書館管理員，或外科醫生、國際海員而去報考相應的專業，周圍沒有人會笑你。人的一生就這麼短短的個把月時間的無限制狀態，今後到死也不會再有了。照理父母和老師應該來限制一下，但他們那時也正在驚喜自己培養的成果怎麼轉眼之間擁有了那麼多可能，高興得暈顛顛的，一般也拿不定主意。於是，在那個絕對不應該享有那麼大決定權的年歲，作出了不知輕重的決定。那個夏天那麼煩熱又那麼令人興奮，只有樹上的知了在幸災樂禍地叫著，使很多人成年後不願再回憶這種叫聲。
與很多男孩子一樣，我照例也有兩個小夥伴，一個姓丁，一個姓張，成績都很好，相信只要自己願意，任何一所大學都考得上。一天在操場邊上商議，現在報考的大學分三類，一類為理工科，二類為醫科，三類為文科，我們三人如果各報一類，二十年後一起周遊世界，走到哪裡都沒有不懂的事情了，那該多痛快！
這個想法很吸引人，立即通過，而且決定，一定要選每一類裡最好（也就是最難考）的學校。那麼，三類怎麼分工呢？用三張小紙寫上號碼，折成小球往上拋，抓鬮。丁抓到了第一類，很快打聽明白，最好的是清華大學；張抓到了第二類，經過衡量也作出了決定，當時最難考的醫科是第二軍醫大學；我抓到了第三類，可恨的文科，該選哪個大學呢？三個人都苦惱開了。
肯定不能考名牌大學的中文系。為什麼三個人如此快速地一起作出這種判斷，現在回想起來還不大能夠理解。大概是覺得中文系裡鬧不出一個極有意思的工作，或者是覺得我們在中學早已把《離騷》、《論語》和幾十篇古文背得滾瓜爛熟，難道到大學裡再去做這種令人厭煩的事？張同學說："我剛讀過郭沫若的自傳，連他也沒有上過中文系！"丁同學說："巴金也沒有。"
那天的初步意向，我應該報考外文系，至於哪個大學的外文系最好，還要分頭打聽。
但第二天發生了一件事情。班主任孫老師把我找去了，他身邊站著一位我不認識的瘦瘦的老師，自我介紹是上海戲劇學院來的。"我們學院要以最高的要求招收戲劇文學系的一個班，現在已有幾千人報名，只招三十名，但我們還怕遺漏了最好的，聽說你在全市作文比賽中得了大獎……"
沒等他說完我就急著問："那你們是不是今年全國文科大學中最難考的？"
"還沒有作這種排列。"老師說，"你知道郭沫若先生吧？"
"知道。"我回答，心想昨天張同學才提起過他。
"郭沫若以中國科學院院長的身份兼任了中國科技大學校長，他在這個大學高年級裡發現了一個能寫劇本的高才生，立即決定中止他的學業，轉到我們學院來讀書。"
"你是說，連中國科學院院長也認為，科學技術沒有戲劇文學重要？"我的班主任孫老師驚訝地問。
"我可沒有這麼說。"上海戲劇學院的老師合蓄地笑了一下，"但是科技大學的這位高年級學生只能進入我們的一年級，還必須經過嚴格的考試。如果你來報考，"他把臉轉向我，"他是你的競爭對手。"
我的腦子開始有點發呆，他又丟過來一句："你的競爭對手還有巴金的女兒。"
果然還有巴金！昨天我們剛剛說郭沫若和巴金沒讀過中文系，沒想到他們兩位不約而同地把學生和子女託付給了上海戲劇學院戲劇文學系。怎麼能懷疑這兩位長者的判斷？我當即下了報考的決心。
戲劇學院是提前考試，一共考了九場，真把人累死。還沒有等到發榜，全國高校統考開始了，我當然還應該參加。統考的第一志願填了軍事外語學院，因為聽說這個學校畢業後能做外交武官、情報人員，這對一個男孩子來說太刺激了。
不久傳來訊息，兩校都錄取了我，戲劇學院搶先一步，拿走了我的檔案。軍事學院一位姓劉的軍官坐在我家裡不走了，反覆給我父母說，我的英語成績在今年考生中是第一名，學校決定非要我不可，現在唯一的辦法是讓我和家長到市招生委員會吵，把檔案搶回來。
我父母本來就對戲劇學院沒有興趣，但平生又不會爭吵，只得不斷寫信給招生委員會。姓劉的軍官又來了，說寫信沒有用，得當面去說。父親對我說："這種事由家長去說沒有說服力，你自己到招生委員會去一趟吧。"
上海市招生委員會設在同濟大學，換了三輛車才找到。那天奇熱，進校門前先在馬路對面的小銀行門口站了好久，怯生生地端詳著大門，猜想會見到什麼樣的人，盤算該講什麼樣的話。進了校門後又故意在一幢幢因暑假而闃寂無人的樓房間胡亂穿行，直到培養足了對軍事外語學院的熱愛，對上海戲劇學院的憎恨，才推開招生委員會的大門。
我才與一位工作人員說了幾句，他就笑了，說你爸爸每天寄來一封信，現在都在姚主任那裡，就讓姚主任與你談吧。就這樣，我輕易地見到了大名鼎鼎的上海市招生委員會主任姚力先生。
姚力先生一臉慈祥，笑眯眯地聽我把準備好的那一套講完，就把笑容收住了，用一種宣判式的語調對我說："我們國家打仗的時間太長，軍事人員過剩而藝術人員缺乏，你應該讀藝術。"他的語氣完全不容辯駁，好一位威嚴的長者，我看著他發了一陣傻，他也看著我，卻不再講話。結果是我點了點頭，起身告別。
如果說郭沫若、巴金還比較遙遠，那麼，姚力卻實實在在地以長者的力量把我推進了戲劇學院。
班級裡三十個人，我被分在第一小組。坐在我後面的同學叫曲信先，他就是郭沫若推薦來的那一位；我的鄰座叫李小林，巴金的女兒。
二
不知是該怪學校還是該怪時代，我們入學後遇到的課程實在太差了，差到我根本不敢寫信告訴在清華大學和第二軍醫大學的那兩位小夥伴。
專業主課叫"劇本分析"，分析的第一個劇本是朝鮮的《紅色宣傳員》，然後是中國的《奪印》和《英雄工兵》，更讓人驚異的是所謂分析只講解思想內容，猛一聽全部都是政治課。這些社會上人人都能講的話，難道就是大學課程？我當時不知道更大的背景，只認為上海戲劇學院以一種"最難考"的假象把我們騙進去了，於是整天憂鬱。一位有革命經歷的幹部要我們抄寫他新創作的劇本，說是給我們一個學習的機會，記得劇本是歌頌一個勞動模範的，一抄之下便大驚失色，對學習的前景更加擔心起來。
終於有一位稍有名氣的陳汝衡先生來講古典文學，他用標準的蘇北口音教了幾個月的平仄和格律之後要我們學寫古詩，待我們把作業交上去之後他著實有點吃驚，連連問："這是你們自己寫的？"同學們不禁暗暗一笑，你們忘了是以什麼樣的標準把我們招來的。
寫了幾首古詩，古典文學課也就結束了，而那個寫勞動模範的劇本還是一稿一稿改，每一稿都由我們抄，抄完後再送到打字間列印，我想這些勞動加在一起，一定遠遠超過那位勞動模範本身的辛勞了。那天我又一次奉命把劇本送到打字間，在等候的時間裡聽到了一段有趣的交談。幾個打字員都是年輕小姐，她們手指不停嘴也不停，在爭論全校風度最好的是哪一位教師。她們的爭論物件，漸漸從表演系轉到別的系，從青年轉到老年又轉到中年，從男老師轉到女老師，最後停留在一個人的名字上不動了，這個人的名字叫張可。
從她們的七嘴八舌中聽得出來，張可老師是個傳奇性的人物。出身富貴之家，容貌美麗，嫻熟英語，莎士比亞研究專家，而居然早在三十年代十幾歲時就參加了共產黨，從事地下工作，等到一九四九年共產黨奪取政權，她卻功成身退，離開組織成了一名普通教師。但是，只要學校有重要外賓來訪，總少不了她。高雅的儀容和漂亮的英語每次都讓來訪者感到有些意外。打字員們說，那時她們總會暫停手下的工作衝出去看，不是看外國人而是看張可老師，看她的舉手投足、言談風度。
旁聽這番議論後不久我們要下鄉了，說是不能讓我們在高樓深院裡成為書呆子，必須到農村參加當時正在開展的"四清運動"。全班同學正好都厭煩了聽那些課，覺得再聽下去未必成為書呆子卻一定成為呆子，於是便歡天喜地地打點行裝，只有郭沫若推薦來的曲信先同學得了肝炎，不僅不能去，還要由醫務室隔離，眼淚汪汪地十分悲傷。
我們去的地方是江蘇太倉瀏河，每個村去一個教師、一個同學，再搭配一個從附近縣鄉抽調過來的農村幹部。在一堵公佈名單的牆上看到，與我一起到一個叫郟家宅的村子裡去的農村幹部叫李惠民，而教師，則是張可。
三
我們三人住在全村最窮的一戶農民家裡，這家農民有三間小泥屋。東間擠著房東夫妻和子女；西間住著房東的母親，還養了兩隻羊；中間一間放置農具和吃飯，又養著四隻羊。六隻羊都是集體所有的，在這家借住，和我們一樣。我和李惠民住中間那間，與四隻羊相伴；張可老師住西間，與房東母親和兩隻羊相伴。
我們三人就在這家吃飯。按城市標準交飯費，但照規定，如果飯桌上出現了葷菜，一筷子也不能去動。不過這種情況是不可能發生的，因為這家人家的下飯菜永遠只有一碟鹽豆，連一片青菜也沒有，這讓人感到奇怪。我們的任務第一是參加田間勞動，第二是幫助這個村莊清理近幾年的賬目，看看有沒有人貪汙。但清理來清理去，最大的疑點數還及不上我們三人每月交的伙食費。當然不敢說房東貪汙，但我們三人的臉色已每況愈下。我年輕，更依賴營養，張可老師幾次欲言又止，最後終於說了："你正長身體，不能長時間這樣，我昨天去打聽了，你的其他同學也在補營養。"說著悄悄遞給我幾粒巧克力。農村幹部李惠民則每天晚上端給我一小碗炒米粉，這是他的未婚妻留給他的。
張可老師當時應該是四十四歲，她在那間低矮的泥屋裡掛了一頂雪白的帳子，與成天咳嗽不停的老太太和兩隻羊勉強分開。我知道她最受不住的不是伙食、住宿，而是用水，因為這兒淘米、洗衣、梳洗乃至刷便桶，全靠屋前一條雜草叢生的汙濁小河溝。另一項受不住的是雨天走路，在溜滑無比的淤泥中她簡直邁不開步，有時狠心一邁又必定重重摔跤，引來座座泥屋門口的一片笑聲，我便一拐一扭地趕去攙扶。
進了泥屋她稍作梳理立即又容光煥發，走到門口站著與我說一會兒話，順便掃了一眼我手中卷著的書。下鄉時我特意挑了一本比較耐讀的書帶來，那是蘭姆寫的莎士比亞故事集的英文版，哪想到會在這兒遇到真正的專家，因此故意掩掩藏藏不讓她看見。但是一個人對自己熟悉的書籍的感應總是超常的，張可老師只遠遠閃過一眼就笑著說："不要只讀蘭姆，最好讀原文。"我紅著臉說："那是古英語，很難。"張可老師說："你真不知道讀原文的樂趣有多大。"
然後她又比較起朱生豪和吳興華的翻譯，用鄭重的口氣介紹法文翻譯家傅雷，最後對我竟然沒聽說過傅東華有點不滿意，說這是一位國學西學俱佳的學者。說著她走進西屋拿出一本陳舊的牛皮紙封面文集，裡邊有一篇傅東華論國學的文章，讓我閱讀。
談話一旦開始就漸漸養成了習慣，她即便是隨口說幾句也能帶給我一個文雅的世界。我毫不掩飾地抱怨學院裡課程之拙劣，她微笑地說，倒真的不必來讀戲劇文學系。"莎士比亞是位詩人，向他學編劇技巧委屈了他；中國話劇的發展，關鍵是導演；至於傳統戲曲，劇本歷來不重要，主要是演員的表演。"她從根本上動搖了我本來就不堅實的專業思想後，又興致勃勃地介紹起我十分陌生的京劇女老生演員張文娟，用詞之熱烈在她平日的從容談吐中很少見到。對此我不無驚異，但結果卻是觸動我日後漸漸建立起一種以演員為中心的比較健全的戲劇觀念。對於在戲劇學院的課堂上已經消失、而在學生課餘閱讀中仍然熱門的貝克、勞遜、亞卻、斯坦尼、布萊希特，她以溫和的語氣提醒我都不太重要。
現在回想起來，這麼多看似至高無上的大師早早地被一位女性溫和的聲音化解了一大半，這節省了我多少鑽研的時間，提升了我多少鳥瞰的高度！減法比加法更值得感謝。
天暗了，一盞昏黃的油燈點燃了起來，房東又在叫我們去吃鹽豆稀飯。飯後，農村幹部李惠民和我們坐到了一起，他說："你們經常在談的東西我聽不大懂，知道自己沒文化，現在天天晚上練毛筆字，請你們幫我指點指點。"
我和李惠民同室而居，知道他每天晚上都要練很長時間的毛筆字，有時我睡了一覺醒來看見他還在練，至於他已經練到什麼程度了，卻沒有去注意。待到他拿出最近寫的一大沓毛邊紙來，我和張可老師都驚呼起來。才幾個月，他手下的歐體九成宮已經非常像樣。
一天，我正在門外洗衣服，從泥路上駛來一輛農民馱貨用的腳踏車，騎車的是青年農民，而貨架上卻坐著一位滿頭白髮的清瘦老者，一看就知道是文化人。車在我眼前停下了，老者跳下貨架走上一步問我："請問，許玄在哪個村？"
許玄是我的同班同學，我立即斷定，這是許玄的父親，華東師範大學著名的文學教授許傑先生，全國聞名的"大右派"。那麼衰老的他居然長途顛簸看望女兒來了，汽車站離這裡很遠，貨用腳踏車顯然是他從車站僱到這兒的。
"您是許伯伯吧？"我問。他高興地點了點頭，我就指給他看許玄的住處，腳踏車又馱著他上路了。我連忙叫出張可老師，張可老師看著許傑先生的背影深深嘆了一口氣，說："受了那麼多罪，還一心關心女兒！"
從許傑先生，談起文學界。我說前不久讀了陝西作家王汶石的幾個短篇不錯，她說從王汶石一篇談結構的文章，可以知道他比其他農村作家要用功。如此平靜地以"用功"一詞來評價一位當時頗為轟動的作家，我看到了一種寧靜的文化風度。
"國外的小說家你最喜歡誰？"她想把我從中國作家中引開。
"法國的雨果，俄國的契訶夫。"我回答。
"那也一定知道翻譯俄文的滿濤？"她問。
"當然。"我說。
"他是我家裡人，哥哥。"她說。
"他也姓張？"我愚蠢地問。她忍不住笑了，點了點頭。
她既然提到了哥哥，我就大膽地追問："張可老師，據說你有很傳奇的經歷？"
她又笑了："什麼傳奇？不值一提。"她沒有順著這個話題講下去，而是換了一種口氣對我說："你的古文已經不錯，現在最好把外語學好，光憑英語課本沒用。我覺得你還應該再用功一點。"
又是"用功"。我認真地點了點頭，說已經把最容易買到的《毛澤東選集》英文版通讀了一遍，她連忙說："那是偷懶的辦法，中國人的思維，中國人的詞彙，猜都猜得出來。讀英語，先讀狄更斯，再讀莎士比亞。"
這樣的談話，幾乎天天進行，特別是在晚上。羊睡著了，老太太的咳嗽聲有節奏地傳來，李惠民繼續在油燈下與歐陽詢廝磨。北窗外是一道很高的長堤，長堤外是浩闊的長江，往東不遠，有一個古老的閱兵臺，是戚繼光留下的遺蹟；往西不遠，是鄭和下西洋的碼頭所在。江風陣陣，濤聲隱隱，而我們居住著的村落，從明末以來一直是海盜的據點。當年讓航船者們聞風喪膽的"七十二家村"就在這裡，這個如此破敗的小村落就是"七十二家村"的一部分。
長江、海盜、鄭和、戚繼光，現在又加上了雨果、契訶夫和莎士比亞。我納悶：是一種什麼緣分，讓我在這樣的一個地方遇到了這樣一位長者？
春節到了，上級通知，每村三人中一個留守，兩個可以回家探親。留守者當然是我，他們兩位走了。李惠民天天嘴上掛著未婚妻，何況他的炒米粉也早已被我吃完了。過幾天，不知在哪個村莊，家家戶戶的春聯都會換上漂亮齊整的歐體？張可老師回的是一個什麼樣的家呢？作為學生，什麼樣的問題都可以詢問老師，就是不適宜詢問老師的家庭。她日日夜夜給我講了那麼多話，怎麼除了哥哥滿濤，卻從來未曾提起自己的家裡人？
四
從農村回到學校不久，"文化大革命"開始了。我們班級的同學，很少有家裡不出事情的。作家、教授的後代自不待說，連"高幹子弟"們也接二連三地大禍臨頭。郭沫若幾經痛切檢討後還保留著位置，但他推薦來的曲信先卻遇到了家庭出身問題。李嬰寧同學的父親的黨齡幾乎和黨史差不多長，但不幸他又是一位出色的書法家和文物鑑賞家，當造反派闖進他家打爛了那些文物，他也就不想活了。我父親默默無名，居然也因是"階級異己分子"而被關押，他可是我們一家八口人唯一的經濟來源，我這個大兒子雖然不到二十歲卻面對著一副家庭生計重擔，盤算再三覺得能救我們全家的只有在安徽工作尚未成家的叔叔了，但剛剛想到，叔叔已在一場遊街批鬥之後自殺。他遊街批鬥的罪名是"蓄意美化大毒草《紅樓夢》"。
這樣大同小異的悲慘故事，在幾天之內都壓到了各位同學身上。不久前還嘻嘻哈哈的班級，一下子變得很沉默。現在回想起來真不理解大家年紀輕輕為何那麼懂事，不哭泣、不訴說、不求告，只是每天平靜而愴然地走在處處飄拂著標語、大字報的校園裡。背後的長者都不見了，熱鬧中的腳步邁得多麼孤獨。不知在何處陰暗的房間裡，長者們正目光痴痴地懸想著這些腳步，而這些腳步卻已走不到長者們身邊。
學校中的造反派罵我們班級是頑冥不化的"三座大山"，其實他們哪裡知道，這個班級壓著多少個家庭悲劇，有什麼心緒在學校裡胡鬧，又有什麼資格胡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