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銘站在黃河大堤上，用望遠鏡觀察對岸的小吳埽。
黃河改道北流之後，在小吳埽急轉彎，這裡就成了最險的河段。
一旦小吳埽決堤，下游的濮陽城立即被淹。
收起望遠鏡，朱銘問道：「按照你們那套法子，究竟需要多少河工與錢糧？」
趙逢吉說：「至少要五十萬河工，而錢糧不計其數。究竟需要多少錢糧，暫時還說不準，但兩三千萬貫肯定不夠。」
「我儘量籌集，實在不行就發國債。」朱銘說道。
錢能辦成的事兒，那都不叫事兒。
但在大多數時候，卻是一文錢難倒英雄漢。
王安石當年治理黃河失敗，跟司馬光鬥法只是其中一個原因。
他急著堵塞北流，還有一個重要因素：財政快撐不住了！
一直不堵北流，那邊的歲修就不能停，得持續消耗維護經費，而且還得多徵無數的役工。
尤其是徵召役工，嚴重破壞農業生產，當時已有許多家庭因此破產。
這可不是一年半載的問題，按照司馬光的穩妥之法至少還得維持北流兩三年。
那得耗費多少錢財和勞役啊！
如果直接堵了，既可節省錢財和勞役，還能儘快恢復北流黃泛區的民生。
當時雙方拉扯了幾個月，東流的水量達到六成時，新黨迫於財政壓力就想閉塞北流。
司馬光說，至少要八成才可。
皇帝打算把新舊兩派都派去視察，但最終只派了新黨去。新黨官員視察回京，說已經分流了八成，搞得司馬光也無話可講。
究竟有沒有分流八成？
如果沒有，是視察官員在撒謊騙王安石，還是王安石一直都知道實情？
如果有，是不是分流八成也不夠？
這些事情，誰都說不清楚，只有當事人才曉得。
但有一點卻非常清楚，如果當時北宋財政充足，王安石辦事肯定不會那麼急——畢竟他擔著被罷相的風險！
朱銘望著愈發急促的河水，不禁感慨道：「錢啊！」
趙逢吉、符行中、王槐等人，靜靜站在皇帝身後，卻是報以無限崇拜的眼神。
如此龐大的工程不是誰做皇帝都敢下定決心。
不僅僅是錢糧問題，還要搬遷好幾座城池呢！
遷徙治所，重建城池，移民安置，這些錢都還沒算進去。
而且攤丁入畝之後，不能隨意徵發徭役。地丁銀肯定拿不出這麼多，主要經費還是得朝廷出，財政壓力相比前宋時更大。
這樣做也有好處，不會把無數百姓逼得家破人亡。
朱銘說道：「我出京之前，太上皇曾經提醒，讓你們束水攻沙時，一定要考慮到凌汛問題。」
「凌汛？」三位治河官愕然。
關於凌汛的記載，早在西漢時期就有。
但自從黃河頻繁改道之後，凌汛反而不怎麼出現了，就算有規模也不大。這可能跟治河方法有關，到處分流洩洪，讓大規模凌汛無法形成。
一旦束水攻沙，可能凌汛會越來越頻繁，而且規模也會越來越大。
有得必有失，不存在什麼萬全之策。
三位治河官一番討論，由趙逢吉說道：「以前的分流河道與閘口，在束水攻沙之後也不能廢棄。尤其容易造成凌汛的河段上游，應當開挖新的洩洪道，一旦遇到險情立即開閘。最好再開挖幾個湖泊以作洩洪儲水之用。」
……
在臨河縣逗留數日，朱銘繼續北巡。
黃河這邊沒有決堤，長江、錢塘江卻是鬧騰起來。
南方數省，普降大雨，各處河流水位暴漲，整個浙江今年都要歉收。
民間甚至傳出一種說法，也不曉得是誰編造的。
即朱國祥是真正的仁君，掌國數年皆風調雨順。而朱銘太過暴虐嗜殺，此舉有礙天和，所以繼位初年就有洪災。
各府縣的地方官，一邊組織抗洪搶險，一邊還得抓捕造謠者。
抓來抓去，也查不到源頭，折騰一番只能作罷。
當朱銘抵達滄州時，南方洪水已經退去，浙江布政使上疏請求退田還湖。
不僅是金陵的玄武湖，還有錢塘江南岸的湖泊，以及整個江南的大小湖泊。
跟王安石沒有關係，全是周邊富戶圍湖造田搞出來的。
什麼王安石廢玄武湖造田，純屬南宋文人故意造謠。因為在王安石出生以前，金陵玄武湖就已沒剩多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