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國祥說不管這件事，那當然屬於氣話。
真當朱院長是吃素的？
被內閣和六科封駁的第三日，朱國祥開始挨個召見大臣。
第一個被召見的是張根。
朱國祥開門見山問：「首相可信那德運之說？如實回答。」
張根說道：「不信。」
「為何封駁？」朱國祥又問。
張根說道：「不得不信。」
「為何？」朱國祥追問。
張根說道：「關乎國朝與天子之道統權威，必須要有這個東西。」
朱國祥問道：「沒有可以嗎？」
張根回答：「有了更好。」
「知道了，」朱國祥再問，「首相可信天人感應之說？」
張根沒有正面回應，而是用宋徽宗舉例：「昏君趙佶，年年月月都能天人感應。」
朱國祥問道：「去年長江發洪水，可以推給趙佶。今後再發洪水，如何向萬民解釋？是朕失德，還是大臣們失德？」
張根說道：「陰氣過重。」
「陰氣過重？」朱國祥沒聽明白。
張根解釋說：「天地萬物，稟陰陽二氣所生。陰陽失衡，便有災異。為政當致中和，陰陽相協，天下安定。」
這種說法，是宋代的新發明，是天人感應的全新版本。
漢唐有什麼災異，那肯定是為政者失德所致。
而宋代有什麼災異，就可解釋為陰陽失調。皇帝肯定沒錯的，多半是出了小人。因為小人過多，所以陰氣鬱積，導致陰陽失調。
驅逐朝堂裡的小人，陰氣就減弱了，陰陽就協調了，國家就安定了。
至於誰是小人，得看具體情況而定。
打發走張根，朱國祥又召見其他閣臣，說法都大同小異，但不敢像張根講得那樣直白。
這些傢伙都不信，卻又要天下人信，其實就是一種統治手段。
李邦彥顯得比較特殊。
面對朱國祥的詢問，李邦彥說道：「臣愚鈍得很，不能揣測此事。但臣聽說，聖天子臨朝，德運自降。陛下乃福德之人，無論信與不信，都是有德運在身的。」
朱國祥問道：「朕若不定本朝德運，又會如何呢？」
李邦彥說道：「定與不定，德運自在。天子說不定德運，就可以不定德運，臣一切皆遵皇命行事。內閣封駁，臣並未參與。」
這貨就是個滑頭，直接表態自己願意聽話，但又強調大明肯定有德運加持。
聽取內閣意見之後，朱國祥懶得逐一召見，直接把蕭楚、黃裳、胡安國三人叫來。
編了十年道藏的黃裳，居然表現得非常激動：「河出圖，洛出書，此怪誕邪說也！五行德運，更是無稽之談。聖天子治國，當遵經持正，不可相信那些虛妄之言。」
朱國祥面帶微笑：「愛卿為何如此反對？」
黃裳激動得站起來，說道：「舊宋初年，飽學之士哪個不反對這些？臣是學《易》的，宋易之學說成就，便是否定漢易之讖緯！就連昏君趙佶，那般沉迷祥瑞，都把日月食從天人感應當中剔除！」
從北宋開國，一直到宋徽宗登基，天人感應之說不斷被瓦解。
一方面剝離災異的影響，一方面引入陰陽做補充。
北宋中期編撰的《新唐書》，對此就有直觀體現。
這本書打破了《漢書》以來的千年傳統，只記載災異，不記載災異應對的事件。大概意思是，對未知現象心存敬畏即可，不要跟現實胡亂聯絡起來。
變法來了。
日食、月食、地震、彗星頻繁出現，守舊派以此攻擊變法派。
王安石當然要反擊，其中最激烈的手段，就是把《春秋》從科舉中剔除，只因《春秋》裡面記載著許多怪異感應。
這個時期，天人感應遭到官方打壓。
守舊派得勢，雖然又給掰回來，但整體趨向於理性。
直至宋徽宗登基，大搞祥瑞之事，天人感應捲土重來，就連正直大臣都被潛移默化，整體的社會風氣已經變得神神怪怪。
不過即便是宋徽宗，也下詔把日月食從天人感應中剔除，認為那是古人不懂天文在瞎聯絡。
宋徽宗為啥這樣做？
因為這貨自己懂天文啊，他知道日月食的成因，知道五緯退留現象，甚至初步認識到軌道差異。
這是天文學的進步！
朱國祥看向蕭楚、胡安國：「兩位如何看待五行德運？」
蕭楚說道：「無稽之談。」
胡安國道：「或有其事。」
這兩位都是程頤的學生，都深入鑽研《春秋》，但他們的觀點卻迥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