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銘說道：「強制遷徙。河南、河北和山東，因為戰亂、天災和重稅，都大規模出現無主之地。把洛陽的大族進行拆分，計算他們的土地，打散了強制遷徙出去，用無主之地置換他們在洛陽的田產。空出來的洛陽土地，一部分賞給功臣，一部分賞給將士，一部分配給佃農。」
「這些大族不會反抗吧？而且似乎影響不好。」朱國祥擔憂道。
朱銘笑道：「他們若是反抗，正好藉機抄家。罪名都是現成的，思念舊朝，陰謀迎立舊宋皇室！」
強行將大族拆分遷徙，這事兒大宋自己就幹過。
義門陳氏三百多年不分家，在朝做官的就有400多人，嚴重威脅到地方統治。
在文彥博、包拯的建議下，宋仁宗決心對義門陳氏下手，並且由包拯親自主持相關工作。陳氏族人被拆分成290多份，若按後世的行政區劃，就是分散遷往全國16個省市。
義門陳氏也沒幹啥傷天害理的事情，還有好幾百人正在做官，面對朝廷還不是說拆就拆？
「國號呢？」朱國祥問。
朱銘笑道：「當然是大明啊。地名都用得差不多了，再換花樣也搞不出新意，其實‘元’就挺不錯的。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時乘六龍以御天。只不過國號大元，我總覺得有些膈應，還是大明聽起來更舒服。」
朱國祥莞爾：「這屬於制度性破壞，那幫官員聽了會跳腳的。」
「先做漢王吧，」朱銘說道，「把朝堂班子進一步完善，省部框架充實起來，再尋個合適的時機稱帝定都。為了安撫人心和穩定南北，我覺得可以繼續採用四京制。洛陽為首都和西京，開封為陪都和東京。燕京暫定為北京，金陵暫定為南京。」
朱國祥說：「遷都洛陽工程量很大，需要時局安定了再說。洛陽的城牆必須擴建，現在錢糧都不夠，至少還要等三五年才能開工。」
「這三五年間，正好用來處理洛陽大族。」朱銘也不著急。
朱國祥道：「今後實行閣部制，還是實行省部制？」
「集權是大趨勢。」朱銘說道。
唐代實行的是三省六部制，中書省擬旨，門下省稽核，尚書省執行。看似制度嚴謹，實則效率低下，且中書省和門下省依託皇權，很快就將尚書省邊緣化。
到了宋代，整體趨勢是三省合一。
宋代雖然保留三省，但權力已經虛化，六部也權力減弱，大權掌握在宰相和中書門下省的中書五房手中。
熙寧末年，宋神宗沒有徵詢王安石意見，就自己下令進行官職改革。把大宋的中書門下制，改回唐朝的三省六部制，行政效率變得更低，但裁撤了一些冗官和衙門，每年能夠節省兩萬貫開支。
這個改革，在元豐年間制度化，因此又叫「元豐改制」。
宰相權力就此被削弱，中央集權得到加強。
如果沒有元豐改制，宋徽宗還真不能肆意妄為。因為身為宰相的蔡京可以不用那麼討好皇帝，就能依託中書門下制掌控大權，而宰相大權又被其他機構給制約。
以上這些只是大致情況，實際更加複雜。
比如六部就一度侵奪三省大權，是皇帝出手給按下去的。樞密院也曾經能壓制宰相，在不斷的權力交鋒中逐漸衰落。
究其根本，無非吏權、財權、事權的爭奪而已，更深層次則是皇權與相權的對抗。
宋代的冗官根源在於分權制衡，設參知政事分走宰相的行政權，設樞密院分走宰相的軍事權，設三司使分走宰相的財政權。
分來分去改來改去，結果在元豐改制之後，形成一個畸形的四不像怪物，集唐宋兩代的各種弊政於一體。
好的沒有，壞的全要！
朱銘說：「內閣制在明代是反覆磨合出來的，屬於一種妥協式集權制度，太監掌控的司禮監具有關鍵作用。你也不想重用太監吧？」
「當然不想。」朱國祥說。
朱銘笑道：「但發展到一定階段，今後的皇帝肯定重用太監。宋代的皇帝，最初是提拔翰林學士，用文官來壓制宰相和六部。並且牢牢掌控御史臺，御史只能由皇帝親自任命。但最後發現，翰林學士和御史靠不住，他們會跟宰相、尚書眉來眼去。於是，太監不斷被啟用，到宋徽宗時出現這麼多大太監。」
朱國祥無奈道：「沒有什麼一勞永逸的完美製度，政治這種事情，一抓就死，一放就亂。別說偌大一個國家，就算以前我做副院長，學校裡還不是烏煙瘴氣的。百年之後的事情，別想那麼多，後人自會去調整。實在調不過來，那就等著亡國唄。我們現在設計的制度，儘量靠譜就行。在大方向上，要有利於促進科學和生產力發展。」
「是這麼個說法。」朱銘表示同意。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