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時竹詭秘一笑：「留學生都受過新式教育，將來革命勝利，國內建設很需要他們，因此，不光是我們，國內其餘各派勢力都盯著這塊‘唐僧肉’呢，讓他們現在回國，就能確保為我所用，不至於讓別人捷足先登。但你兒子就不一樣了，他親爹老子在遼寧為官，我還怕他投奔別人不成？」
送走了禹子謨，秦時竹滿腦子都是人才的事情，沒心思再想誰是黑手的問題了.
東北代表團的南下，堅定了江浙地方集團的革命信念，立憲派特別象張謇等人下決心拋棄君主立憲，轉向民主共和。他和湯壽潛等聯名通電，鼓吹共和主義，張謇控制的《時報》也逐漸由反對、觀望、贊同到完全擁護革命，發表社論，鄭重宣告君主立憲不合時宜，革命為中國改革的唯一方略，與清政府徹底決裂。這樣，東北集團和江浙集團不僅在主要領導層面，而且在輿論方面都取得了一致，彼此都將對方看作朋友和可以依靠的力量。
立憲派轉向革命，當然帶有自己的願望。首先，他們希望以和平方式達到光復獨立的目的，最大限度地減少社會動盪，以保障自己的生命財產免受戰亂威脅，所以他們在獨立時，都異口同聲地強調和平革命的重要性；其次，他們想通過順應革命來奪取和擴大實權，以防革命黨人獨佔鰲頭，在他們眼裡，秦時竹等人遠比孫中山來的可愛；第三，要選擇新的政治領袖，防止最高權力落入革命黨人之手，江浙集團一開始堅持在上海召開各省聯合會，就是基於這方面的考慮。
立憲派態度的變化對於加速清王朝滅亡起了重要作用，應變勢力和穩健勢力公開站到革命陣營一邊，使許多大中城市擁清與反清力量對比發生重大變化，他們不僅可以直接影響下層民眾，而且對地方各階層人士甚至清朝的封疆大吏也產生震動，從而大大減少了革命阻力。立憲派的轉變，不僅僅是拋棄清王朝這麼簡單，更重要的是拋棄君主立憲的主張轉而宣傳民主共和——在現實面前，他們終於認識到只有實行共和制才能恢復和平、穩定秩序，使國家走上獨立富強的道路，他們的思想轉變自然也帶動了他們所影響的那部分民眾的思想轉變。
正是看見了立憲派的這個作用和價值，以秦時竹為首的東北集團才下大力氣拉攏、說服江浙集團，為爭取將來的主動，這個姿態是必須的。而且，在立憲派看來，秦時竹等人也不是天生的革命黨，秦時竹和其岳父又擁有大筆產業，無論在政治立場還是經濟地位上都有一種自然而然的親切感和認同感。
馮國璋攻陷漢陽後，清廷傳旨嘉獎，封他為二等男爵，希望他繼續進攻，佔領武昌。然而，當時全國已有17省宣佈獨立，北方京畿一帶也是險象環生，山海關前線十分不妙。北洋軍主力卻被吸引在京漢鐵路一線，根本無法應付全國大革命形勢。袁世凱看到這種局面，對武昌方面又打又拉，並從以戰為主改為以拉為主。
一方面北洋軍軍從龜山動用重炮轟擊武昌，繼續對黎元洪施加壓力。另一方面，袁世凱又通過各國列強加緊停戰議和。英國公使朱爾典成了擁袁急先鋒，他聯絡各國使團，出面斡旋停戰，為袁世凱絞殺革命創造條件。29日，漢口英國領事向南北雙方提出停戰、清帝退位、舉袁世凱為大總統三個議和條件。
就在英國提出議和條件的次日，日本當局突然發表東三省時局宣言：「……在中國內部事務上，日本嚴守中立，承認東北革命政府為交戰團體，日本在東三省，以‘維持治安，保護僑民’為宗旨，凡於日本政府管內，稍有擾害治安之舉動，無論何人籍屬何國，日本政府斷然嚴禁。如果有敢出是等舉動者，立即按照日本法律一律予以重究，絲毫不貸。」
一石激起千層浪，針對東北人民政府派員接收、截留東北轄區境內海關稅收之舉動，各大列強紛起抗議，其中又以日本的反應最令觀察家們好奇，據日本媒體報道，「……日本對東北方面的舉動，深表遺憾和關注，已派專人表示抗議，希望能找到妥善的解決方案……」，但這事就此作罷，再也沒有了下文，讓這些觀察家大跌眼鏡。
接著，各大報紙又云，「東北人民政府大都督秦時竹在記者招待會上宣佈：……鑑於德國、日本、俄國已承認我方為交戰團體，同時表示恪守中立，我方決定承認上述國家的既往債權，對海關稅收中用於償還前述各國債務部分不予變更，其餘關稅收入，一律納入政府財政，用於革命事業……」
中國國內各大報紙紛紛報導東北方面的「關稅自主行為」，對革命政府的勇氣表示欽佩云云。
多年來，有關「君子協定」和「關稅風波」一直是辛亥革命的重要研究課題，有大量的觀點和說法混雜其間，但由於一直找不到相關的政府檔案記載，成了一樁無頭公案。有人撰文指出，「……由於沒有可靠的證據證實，基本可以認定為不存在什麼協議，革命勝利後的種種只是後來達成的補充條款……」，也有人採訪了當時東北人民政府的成員，請他們回憶相關事實，得到的回答也是漏洞百出、自相矛盾，「有人說，當時兩方根本沒有什麼協議；有的說，兩方本來確實準備達成協議，但由於條件沒談攏，協議一直沒有簽署；還有的用很肯定的語氣說，協議肯定是達成了，但在具體的內容卻又存在出入……」凡此種種，不一而足。特別是日方當事人三村領事在數年後因輪船失事而死，中方當事人秦時竹自己從來沒有提起過一丁半點，使得這個謎團更加撲朔迷離。
時隔六十年之後，原任都督府秘書，負責擔任與日本交涉翻譯工作的程子玉出版了一本著名的口述作品――《你所不知道的歷史――重大決策的臺前幕後》，書中披露了有關情況，還歷史以本來面目。已是垂垂老朽的程子玉回憶道「……辛亥革命時，與日本的交涉很重要，為保證革命順利進行，秦主席（當時擔任東北人民政府大都督）統一了政府的思想，指出要以必要的妥協來換取日本的中立，這就是協議一說的由來；……雙方談判後，我擔任了好幾次翻譯，總的說來一直談不攏，這事是秦主席親自抓的，他很著急，但面上根本看不出來，還是很努力地談，所以也沒談崩……最後幾次，也就是雙方快要形成合議時，翻譯工作是由當時在政府裡任內務部長的葛副總理親自擔任，我們當秘書的不知其詳，也不知道事情究竟進展到了何種程度……直到我最後一次看到日本領事出來時臉上是笑眯眯的，當時我猜測可能達成了某種協議；……協議的文本和具體內容一直沒有公佈，政府檔案裡也沒有相關記載，但革命勝利後採取的種種舉措又很能驗證確實有這麼一個協議的存在；……我相信，即使中國沒有，日本方面肯定也留下了相應的記載……」
根據他的回憶，有關歷史學家反覆尋找日本政府的檔案，終於在一處不起眼的地方發現了有關這一事實的間接記載。但遺憾的是，二戰中對日本本土的轟炸和日本投降前銷燬檔案的行為，使很多檔案不是毀於戰火就是不知去向，協議的詳細內容也就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