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夜譚》後半程的嘉賓訪談，向來和和氣氣，以聊閒天為主。
還沒遇到過陳貴良這樣的！
但主持人劉義偉卻來了興致，終於不用誇誇彩虹屁了。每期都跟嘉賓互相吹捧，咖位稍大的他就得哄著，話題也都是些雞毛蒜皮的小事兒。
偏偏觀眾還喜歡看，對明星的日常瑣事非常感興趣。
耳機裡傳來導播的聲音：「跟他聊。過於出格的言論，後期我們會剪掉。」
怎麼剪？
懟《狼圖騰》的部分可以保留，但涉及其他人或單位的要剪。比如陳貴良剛才提到社科院，那半句話肯定不能播出。
劉義偉非常雞賊把自己摘出去：「我還沒看過這本書。你覺得哪裡寫得不妥？」
陳貴良道：「作者寫書時全靠臆想。說什麼農耕文明破壞草原，而草原文明的放牧方式天然可持續。作者應該是沒研究過歷史地理，從河套、漠南一直到遼河上游草原，元朝時期的荒漠化速度非常快。」
「為什麼會這樣？」劉義偉只負責引導。
陳貴良說：「元代官方牧場規模龐大，馬牛羊數量遠超草原承載能力。貴族還圈佔優質牧場，普通牧民只能向邊緣草場聚集。邊緣草場本來就生態脆弱，哪經得起眾多牧民過度放牧？還有營建城市和頻繁用兵，以及在草原地區搞軍墾。這導致元代後期，畜牧業嚴重衰退，官方牧場產馬量下降50%，民間牧戶的畜產十不存一。」
「作者在偷換概念。他用新中國的牧民生產方式，套用到古今中外所有的游牧文明。殊不知，新中國的牧民屬於特例。他闡述農耕文明的時候，從幾千年來的整體看問題，而且還只看農耕文明的缺點。在闡述游牧文明時，卻又喜歡‘以小見大’，專門挑優點來講。」
「典型的雙標！」
劉義偉道：「雙標？」
「對，雙重標準，」陳貴良道，「某些人特別喜歡雙標，尤其是談到中外差別的時候。同一件事，中國人和外國人做出來是不一樣的。」
劉義偉笑道：「大概講講。」
陳貴良說道：「我曾經一度痴迷《讀者》之類的雜誌，後來我發現那些文章自相矛盾。他們說中國人溺愛孩子，外國人注重挫折教育。又說中國人打壓孩子，外國人注重鼓勵教育。我就想知道，中國人該怎麼教育孩子？」
「該鼓勵時鼓勵，該打壓時打壓。」劉義偉笑得更歡。
陳貴良又說：「那這種論調呢？中國父母忙於工作，都不怎麼陪伴孩子。外國父母給予孩子足夠的陪伴和關愛，所以孩子長大了開朗自信。又說中國父母過於關注孩子，外國父母則給孩子足夠的個人空間，所以外國孩子長大以後開朗自信。」
劉義偉說道：「也可能是中國父母既不陪伴，又在某些時候過於關注。」
陳貴良道：「寫這種文章的人，眼裡只有兩個國家。一個是中國，一個是外國。全球200多個國家和地區，語言文字風俗信仰政體各不相同，但都能被他們找到強於中國的共性。其實跟《狼圖騰》一樣，都是同樣的玩法。」
「怎麼講？」劉義偉繼續引導。
陳貴良說：「提取一些全人類的共性。把人性的弱點，說成是中國人的民族劣根性。把人性的優點，說成是外國人的美好品德。《狼圖騰》大同小異，只講農耕文明的弱點，只講草原文明的優點。」
劉義偉實在忍不住了，也想發表觀點：「你這麼一說，我想起《醜陋的中國人》。」
陳貴良哈哈笑道：「那本書寫得就是一坨屎。我記得柏楊在書裡說，中國人是天下最膨脹的民族，因為中國人見識少，心胸太窄，稍微取得成績就天地雖大都裝不下。還說中國人永遠沒有自尊，所以中國人沒有平等觀念。你有自尊嗎？」
劉義偉撓撓頭：「應該有吧。」
「柏楊還說，中國人的民主，是你為民、我為主，」陳貴良笑道，「他既不懂中國歷史，也不懂外國曆史。現在很多人吹華盛頓，說這位功成身退，屬於民主典範。其實跟柏楊差不多。」
劉義偉道：「華盛頓不是民主典範嗎？」
「都不提他養那一堆黑奴了，」陳貴良道，「你以為華盛頓不想當皇帝？他沒那個統治基礎啊。美國剛獨立那會兒，參與獨立戰爭的開國頭頭們，全都不願意給美國政府交稅。他們鬧獨立的原因，就是不想給英國交稅。現在獨立了如果還要交稅，這仗不是白打了嗎？」
「哈哈哈，也對。」劉義偉笑道。
陳貴良道：「剛剛成立的美國，連稅都收不起來，還欠著一屁股戰爭債，總統每天都得苦惱怎麼給下面的人發工資。他為了徵稅，直接引發威士忌抗稅叛亂。又因為向英國妥協，被戴上賣國賊的帽子，富蘭克林都詛咒他快點去死。這種總統，你願意當？」
「不願意。」劉義偉搖頭。
陳貴良說：「華盛頓也不願意。就算想，也做不下去了，他當時屬於全國公敵。所以他回家繼續做農場主。」
劉義偉道：「這些我還真不知道。」
「美國那些開國英傑，都是被美化過的，柏楊一類的知識分子還真就信了。」陳貴良說。
劉義偉道：「大家都這麼說，很難不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