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早的稻種植源地之一

世界上究竟是誰發明了種稻?這個問題至少在學術上已經爭論了100多年。上一個世紀,有些外國學者以為種稻的發明權應歸於印度人,也有的專家從稻的語音考源,認為最早的種稻人為印度支那的泰國或越南人[1]。以研究中國飲食文化出名的日本學者蓧田統,在他70年代出版的專著中,也認為中國稻是由東南亞順海岸傳過來的[2]。

但是,1973年浙江餘姚河姆渡原始遺址的發現,使這些推斷和設想都令人懷疑了。那裡出土的稻穀,使中外學者不得不重新下結論,最早的種稻人,應是中國長江中下游的原始居民。

河姆渡遺址的發現,被認為是我國史前考古近幾十年來的一大奇蹟。這是距今7000年前的一處原始人居住的遺址。在這遺址中,發現了當時人的住宅和水井遺蹟,大量的陶器和石制骨制工具。而最引人注目的是,大批稻穀和米粒。據考古學家敘述,那兒地層中的秕穀、穀殼、穀粒和稻根、稻稈堆積的遺物,

厚度平均達40—50釐米,計算稻穀總量當在120噸

以上。幾乎在當時人居住的建築遺蹟裡,到處都有稻穀存在。不少原始居民炊煮用的釜底,也有不少殘留的米粒鍋巴。有些水稻遺物,色澤鮮黃,外形清晰完好。[3]這些豐富遺存,完全證明了早在7000年前,我國長江下游的原始居民,已經完全掌握了水稻的種植技術,他們已經把稻米作為主要食糧。

我國考古學家和農學史專家作了科學的分析比較,認為河姆渡稻穀,不僅是我國發現時間最早的稻穀,而且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人工栽培稻」。[4]這一稻穀,比曾被譽為「世界上最古老的稻穀」──泰國奴奴克塔遺址出土的稻穀,還要早幾百年。

除浙江餘姚河姆渡遺址的稻穀外,近30年來,我國南方還有多處古稻穀的發現,如江蘇吳興的錢三漾、吳縣草鞋山、上海青浦崧澤、雲南元謀和廣東曲江馬壩等地原始遺址,都有古代的栽培稻穀出土,共約二、三十處之多。據測定,其中距今6000年以上者,即達3處。我國考古學家嚴文明,彙總了上述所有資料,寫出了《中國稻作農業的起源》一文,指出:「把迄今獲得的考古資料按照時間先後進行排比,最早的水稻僅限於杭州灣和長江三角洲近海一側,然後像波浪一樣,逐級地擴充到長江中游,江淮平原,長江上游和黃河中下游,最後完成了今天水稻分佈的格局。這就清楚地說明了長江下游及其附近地區仍是我國栽培稻起源的一個重要中心」。[5]

我國人民最早種植水稻,是對世界文明發展的重要貢獻。水稻在我國推廣不久,很快就傳到了東亞近鄰一些國家:大約在3000多年前的殷周之交,我國水稻北傳朝鮮,南傳越南。2000年前的漢代,中國粳稻東傳日本[6],隨後又傳到菲律賓。在西元5世紀,水稻經伊朗傳到西亞,然後經非洲傳到歐洲。新大陸發現後再由非洲傳到美洲以至全世界。[7]

1988年秋,湖南省的考古工作者在澧縣彭頭山遺址發掘中見到了水稻遺存。它不僅是中國稻作農業的最早證據,也是現階段世界上最早的稻作資料之一。毫無疑問,這裡的發現對於稻作農業發生與發展的研究都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一、彭頭山文化的稻作農業與經濟生活

彭頭山文化是近年新發現的一支新石器早期文化。已正式發掘過的遺址有湖南澧縣彭頭山[1]、湖北宜都城背溪[2]、枝城北[3]等。

經14c測定,彭頭山遺址陶片碳素年代距今9100±120,8200±120年)。由於陶片中碳素來源問題尚未弄清楚,以上資料目前只能作為參考,並不完全反映遺址的真實年代。根據長江中游地區原始文化的譜系序列,以及關於現階段中國境內距今7千年以前的新石器遺存的專門研究,彭頭山文化屬於新石器時代早期可以確認。其相對年代,在長江中游地區,早於大溪文化以前的石門皂市下層文化;在長江下游地區,早於餘姚河姆渡和桐鄉羅家角的早期遺存;在黃河流域,這支文化早於或相當於裴李崗文化。此外,它的許多文化特徵與華南距今1---0.75萬年左右的早期遺存相近。

目前,這支文化集中分佈在洞庭湖西北與鄂西長江干流沿岸。這裡原先的自然地貌是山區與湖沼盆地間的低山丘陵區,屬於典型的山前地帶。由於泥沙淤積、湖沼平原擴大,遺址現代位置已是平原中的小土崗丘,周圍地形平坦開闊。

關於彭頭山文化的稻作遺存,1983年冬,筆者調查並發現枝城北遺址時,曾在採集到的陶片中觀察到碳化稻殼。1988年秋,在主持發掘澧縣彭頭山遺址時,又在出土的器物及紅燒土塊中再次觀察到同樣的遺存。由於這些稻殼在陶器製作過程中已被擠壓變形,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壞,故目前有關專家們還不能有把握地鑑定其種屬。不過,考慮到以下幾方面的理由,上述發現應當屬於人類稻作農業的證據。也就是說,從農業起源的角度,它們都應是早期型態的栽培稻。

第一、彭頭山遺址本身是一處具有相當規模的定居聚落,而且周圍較平坦開闊的地形及自然環境也有利於稻作農業的形成與發展。

第二、在彭頭山文化中,碳化稻殼的發現並不僅限於某一孤立地點,而是形成了實際的分佈區域。

第三,通過彭頭山遺址陶片的顯微觀察,其陶胎中夾有大量稻殼。這說明它們並非是製陶過程中偶然混人的雜物,而是有意識地將稻殼作為主要摻合料之一。

第四,即使今後的鑑定確認彭頭山等遺址的稻穀有某些接近或屬於野生稻穀的特點,那也難以排除它們屬於人工栽培稻的事實。我國河姆渡所見稻作農業的規模及其成熟性均強烈地暗示,在它之前,至少長江流域的稻作農業已經歷了較長曆史過程。

正因此,彭頭山文化稻作遺存的發現證實,在長江中游地區,人類稻作農業的歷史完全能上溯到新石器時代早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