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用麻﹑絲﹑毛﹑棉的纖維為原料﹐紡績加工成紗線後經編織和機織而成的布帛﹐通常稱紡織品。不同時期的紡織品是衡量人類進步和文明發達的尺度之一。中國早在新石器時代就已經掌握了紡織技術。中國古代的絲麻紡織技術﹐已達到相當高的水平﹐在世界上享有盛名。古羅馬帝國最早是通過「絲綢之路」上絲織品的傳播﹐稱中國為「絲之國」的。
新石器時代浙江餘姚河姆渡遺址發現有麻的雙股線﹐在出土的牙雕盅上刻劃著4條蠶紋﹐同時出土了紡車和紡機零件。江蘇吳縣草鞋山遺址出土了編織的雙股經線的羅地葛布﹐經線密度為10根／釐米﹐緯線密度地部為13～14根／釐米﹐紋部為26～28根／釐米﹐是最早的葛纖維紡織品。河南鄭州青臺遺址發現了黏附在紅陶片上的薴麻和大麻布紋﹑黏在頭蓋骨上的絲帛和殘片﹐以及10餘枚紅陶紡輪﹐這是最早的絲織品實物。浙江吳興錢山漾遺址出土了精製的絲織品殘片﹐絲帛的經緯密度各為48根／釐米﹐絲的拈向為z拈﹔絲頻寬5毫米﹐用16根粗細絲線交編而成﹔絲繩的投影寬度約為3毫米﹐用3根絲束合股加拈而成﹐拈向為s拈﹐拈度為35個／10釐米。這表明當時的繅絲﹑合股﹑加拈等絲織技術已有一定的水平。同時出土的多塊薴麻布殘片﹐經密24～31根／釐米﹐緯密16～20根／釐米﹐比草鞋山葛布的麻紡織技術更進一步。
新疆羅布泊遺址出土的古屍身上裹著粗毛織品﹐新疆哈密五堡遺址出土了精美的毛織品﹐組織有平紋和斜紋兩種﹐且用色線織成彩色條紋的罽﹐說明毛紡織技術已有進一步發展。福建崇安武夷山船棺內出土了青灰色棉布﹐經緯密度各為14根／釐米﹐經緯紗的拈向均為s拈。同時還出土了絲麻織品。上述的以麻﹑絲﹑毛﹑棉的天然纖維為原料的紡織品實物﹐表明中國新石器時代紡織工藝技術已相當進步。
商周時代此時期社會經濟進一步發展﹐宮廷王室對於紡織品的需求量日益增加。周的統治者設立與紡織品有關的官職﹐掌握紡織品的生產和徵收事宜。商周的絲織品品種較多﹐河北城臺西遺址出土黏附在青銅器上的織物﹐已有平紋的紈﹑皺紋的縠﹑絞經的羅﹑三枚的菱紋綺。河南安陽殷墟的婦好墓銅器上所附的絲織品有紗紈﹑硃砂塗染的色帛﹑雙經雙緯的縑﹑迴紋綺等﹐殷墟還出有絲繩﹑絲帶等實物。陝西寶雞茹家莊西周墓出土了緯二重組織的山形紋綺殘片。進入春秋戰國時期﹐絲織品更是豐富多彩﹐湖南長沙楚墓出土了幾何紋錦﹑對龍對鳳錦和填花燕紋錦等﹐湖北江陵楚墓出土了大批的錦繡品。毛織品則以新疆吐魯番阿拉溝古墓中出土的數量最多﹐花色品種和紡織技術比哈密五堡遺址出土的更勝一籌。
漢代漢代紡織品以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和湖北江陵秦漢墓出土的絲麻紡織品數量最多﹐花色品種最為齊全﹐有僅重49克的素紗單衣﹑耳杯形菱紋花羅﹑對鳥花卉紋綺﹑隱花孔雀紋錦﹑凸花錦和絨圈錦等高階提花絲織品。還有第一次發現的印花敷彩紗和泥金銀印花紗等珍貴的印花絲織品。沿絲綢之路出土的漢代織物更是絢麗璀燦。1959年新疆民豐尼雅遺址東漢墓出土有隸體「萬世如意」錦袍﹑「延年益壽大宜子孫」錦手套和襪子等。毛織品有龜甲四瓣紋罽﹑人獸葡萄紋罽﹑毛羅和地毯等名貴品種。在這裡並首次發現蠟染印花棉布及平紋棉織品最負盛名。1970年新疆鹽湖出土的金織金錦﹐經絲直徑為0.15毫米﹐緯絲直徑為0.5毫米﹐經緯密度為52根／釐米和48根／釐米﹔拈金織金錦的經緯密度為65根／釐米和40根／釐米﹐更加富麗堂皇。山東鄒縣元墓則第一次出土了五枚正則緞紋。
明清紡織品以江南三織造生產的貢品技藝最高﹐其中各種花紋圖案的妝花紗﹑妝花羅﹑妝花錦﹑妝花緞等富有特色。富於民族傳統特色的蜀錦﹑宋錦﹑織金錦和妝花錦合稱為「四大名錦」。1958年北京明定陵出土織錦165捲﹐袍服衣著200餘件。第一次發現了單面絨和雙面絨的實物﹐其中一塊絨的經緯密度為根／釐米和36根／釐米﹐絲絨毛的高度為0.2毫米。棉織品生產已遍及全國各地。明代末年﹐僅官府需要的棉布即在1500萬匹至2000萬匹。精湛華貴的絲織品﹐通過陸上和海上絲綢之路遠銷亞歐各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