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的房子我已住了30年，1976年我買了這所老宅。那時我還在華爾街工作，婚後前妻露易絲為我們在曼哈頓租了一套公寓。那會兒她正好在哥倫比亞大學讀書，而我正在漢密爾頓服役。我從未真正地住過我們的公寓。離婚後的幾年裡，我一直留意報紙上的房地產廣告，利用週末騎著摩托車在紐約城和三州地區（紐約州、新澤西州、康涅狄格州3個州的交界處）找房子。
千禧冒險是我第二本書《資本家的冒險》（adventurecapitalist）的主題。
回到紐約家中17個月後——旅行結束後頭8個月我們等待各種疫苗（旅行前需要注射，以預防疾病）從身體裡徹底清除，佩姬生了我們的第一個女兒希爾頓·安德森·帕克·羅傑斯，她之後給自己取了個小名「樂樂」，我也第一次成為父親。在我的二女兒彼蘭德·安德森·帕克·羅傑斯（小名「小蜜蜂」）出生前，佩姬和我開始計劃賣掉紐約的房子，搬到亞洲去。
紐約的房子我已住了30年，1976年我買了這所老宅。那時我還在華爾街工作，婚後前妻露易絲為我們在曼哈頓租了一套公寓。那會兒她正好在哥倫比亞大學讀書，而我正在漢密爾頓服役。我從未真正地住過我們的公寓。離婚後的幾年裡，我一直留意報紙上的房地產廣告，利用週末騎著摩托車在紐約城和三州地區（紐約州、新澤西州、康涅狄格州3個州的交界處）找房子。
那套公寓在河濱大道上，我真的很喜歡這個位置。河濱大道不僅毗鄰哈德遜河，而且還位於公園一側。我檢視了所有五個區，包括新澤西州和康涅狄格州，只想找一處可俯瞰水面或者前面有開放空地的居所。我幾乎沒指望能找到兩者兼具的房子，也從沒奢望過自己真能在這套公寓的隔壁就找到我想要的房子。
1976年年底，有一天，我騎著腳踏車沿著河濱大道四處看，和我一起的女士知道我正四處找房子。就指著我們剛經過的一棟五層建築說：「這房子看上去是空的。」這棟建築不是一棟房子，而是聯排別墅。一南一北兩邊都有屬於自己的庭院。房子在市區接壤處，有個很大的院子，南邊那一棟有單獨的約40英尺的開放空地。這地方很大，建築宏偉、漂亮，房子還是空的。在市政大廳，我查閱了這套房子的所有權，給房主寄了封信，問房主這棟建築物是否出售，說我對他的房子很感興趣，有意購買。信中附上了一個寫有我個人地址的空信封。
這套房子屬於天主教會，已是美國最古老的耶穌會神學院即前伍德斯托克學院的資產。1969年，耶穌會神學院從馬里蘭州鄉間的伍德斯托克搬到紐約的曼哈頓區，最終，因財務困境以及紐約城性開放對神學院學生的誘惑導致學生日益減少，1974年伍德斯托克學院關閉。
自那時起，教會一直希望賣掉房子。教會的難處在於沒法徹底解決這事，因為北側半邊房子已在20世紀30年代某個時期改造成了公寓，而南側那部分房子仍然是一套單獨家庭住房的配置。整個建築建於1899年，那時紐約經濟蓬勃發展，是個可容納1萬英尺生活空間的健全房產。教會覺得永遠不可能賣掉那所房子，除非把它打包出售。
我一直對南面那套房子心有慼慼焉，我擔心買房子時北邊那一半還沒找到買家。在一所巨大的建築物裡裝修10套房間可不是我有時間或者有精力能做到的事情，而且我也不知道怎麼去做。我在華爾街運營一個對沖基金，每天工作15小時，儘管我出租或者賣掉這些公寓能賺點錢，但最後還是會耽誤我不少時間。我有個朋友唐納德·波特在做房地產業務，我跟他談了這棟傑出的建築物。在看過之後，他同意買北邊的那一半房產。那時通貨膨脹盛行，全美各地房地產哀鴻遍野，利率飆升，很難獲得長期抵押貸款——教會對能賣掉房子非常開心，它給我們提供了一份利率很低的30年期抵押貸款。唐納德立刻開始裝修房子，最終賣掉了北邊的房子。我則搬進了南面的房子裡。
我的計劃是在那所房子裡小住幾日，看看在裝修前怎麼住在這個地方。我依然在華爾街工作，依然瘋狂地試圖在人生中獲得成功。我很少有空餘時間，也從未佔據過如此大的空間。我一直住在只有一個衛生間的公寓裡，甚至都沒有可以面對著講話的傢俱，可現在我卻看著這所有5層樓、1萬平方英尺、完全空闊、位於世紀之交的豪宅。
我依然記得買房後去看房的那個晚上。因為那裡實在太昏暗，只好打著手電筒在屋裡走來走去。看完房關上門，我去了拐角的五金店買了200美元的燈泡。店主從未見過我這樣買燈泡的。1977年，200美元可以買很多燈泡，這是用很多燈點亮整個房子的最基本的辦法。一天晚上，我和女朋友及她幾個朋友在一起，其中有個人想出一個主意：「狂歡節即將來臨，你有這麼大的空房子，是狂歡節舞會的理想場所。」
我們成立了個「南屋克魯」（southhousekrewe）的小團體，那天晚上在場的有3個記者、1位律師、1名哥倫比亞大學教授、1個銀行家以及我們兩個來自華爾街的夥計，後來我們舉行了一場狂歡節化裝舞會。舞會最後成為每年一次的盛事並在紐約廣為人知。我們每個人允許邀請數量有限的嘉賓參加舞會，我們專門設計了很炫目的邀請函。幾年後，正如所料，但凡談及舉辦舞會，一群人養成了不請自來的習慣。我們沒讓這些人離開。這就像伍德斯托克那樣，這樣做不切實際且不太妥當。
耶穌會教士曾將房子的客廳變成教堂。屋子裡有8個壁爐，其中一個成了祭壇。走過一段華麗的樓梯後，左首就是一個大餐廳，穿過中間的房間向右，推開沉重的紅木門就是教堂。祭壇始終在那兒，不過不再固定在牆上。（最終我不得不重新修了個壁爐並安裝了一個壁爐架。）我們改了門，打通了空間，這就是後來舞會舉行的地方，樂隊就在客廳裡演奏。在餐廳我們修了個酒吧。
我們主辦了6次年度舞會，因為這6年的舞會，我從未抽出足夠的時間來修繕這所房子。一旦要對房子進行改造和裝修，操辦這個舞會就變得有些不切實際，我們必須得停止一切活動。舞會還舉辦的那一年，當晚我接到好幾個電話問：「舞會什麼時候開始？」那天晚上，原來的「克魯會員」聚在我家一起享用「私人黑帶」晚餐（指不對外開放，且參與人士系黑領帶的晚餐），當盛裝的人們出現在門口時，門鈴一直不停地響。
在我退休後第二年，即1982年，我準備裝修下自己的房子。整個房子全是漂亮的木工活，主要是桃花心木和橡樹。我僱了個施工隊來修復它。在某種程度上，這意味著你首先要給木頭上漆。耶穌會對這套房子的建築美學根本不感興趣，他們關注的是去天堂，不是在現世裡重造這所房子。他們確實非常在意房子的基礎設施。整個建築都很健全，所有的管道、走線都非常齊整。這個地方需要的僅僅是清潔乾淨。
我還請了位建築師和一名室內設計師，後者開始幫我佈置10個臥室，其中有些被我派了別的用途；室內設計師還幫我建了個書房和桌球室，等等。房子裡有部電梯一直到5樓，直通房頂。我在屋頂鋪上甲板，安裝了一個熱水浴缸、一個蒸汽浴室和一個露天廚房。還建了個額外的室外生活空間，重建了大部分娛樂區。我還在後院搭了個燒烤爐。《紐約郵報》的美食評論家曾到訪過我家，說這是她職業生涯中看到的唯一建在曼哈頓區的燒烤爐。
我把這個地方弄得像城市裡的家鄉。我擁有一切想要的東西。有一次一對夫婦帶著孩子來玩，三四個小時後，那天下午他們的小兒子問道：「我們什麼時候回紐約？」他的家人住在公寓裡，所有他認識的人都住在公寓裡，他以為他已經離開了這個城市。在河濱大道他理解的沒錯。我懷疑自己不會再找到這麼完美的地方了。
千禧探險回來後，佩姬和我更加肯定中國將是全球下一個偉大的國家。自第一次橫穿中國旅行後，多年來我一直在文章和演講中提及這一觀點。每當我在電視上接受採訪，我一直建議觀眾讓他們的孩子學中文。因此，現在當我自己也是一名父親時，是時候採納我自己的建議了。
不能說一口流利的外語一直讓我覺得遺憾，特別是考慮到我是一個國際投資者，已成為一個滿世界轉的旅行者。參觀很多陌生地方時，我知道自己失去了很好的機會，只有通過翻譯來欣賞是怎麼回事。我們都知道在翻譯中會遺漏很多。這種侷限對我非常真實，就像所有的父母試圖彌補自己的不足或某些他們在人生中錯失的事情。對我而言這非常重要，我的孩子不會因這樣的不足開始她們的生活。
我曾在德莫普利斯高中學了兩年法語。在耶魯大學，我必須滿足他們對語言的要求。當我到耶魯時，我被扔進一個同樣學了兩年法語的班裡。這個班級完全由一個法國人用法語來教學，我根本不知道這到底是怎麼回事。正如我提到的那樣，在耶魯大學我毫無安全感。所有同學有良好的背景，受的教育都比我好，還有很多是高校預科班的學生，他們大部分來自富裕地區。我總覺得有點跟不上形勢，那段經歷讓我明白外語教育更為重要。
作為遊客，我曾見識過無師自通一門語言，把它說得跟本地人那樣好的優越性，也就是說，本能地說得沒有一點兒口音。在國外的經歷讓我堅信，如果一名站在博士、千萬富翁或者外語並不利索的外交官身旁的囚犯，會說一口漂亮的外語，定會受到特別關注。他的聽眾肯定會比其他3人的聽眾更信賴他，另外3個人的談話會不可避免地被邊緣化。我固執地認為我的孩子們精通的不僅僅是一門外語，而是說得像個本地人。
現在就我所知，我的女兒們也可能會搬到玻利維亞去，只要她們住在那裡就不會用中文。會說雙語本身並不能令她們成功。會說普通話和英語的洗碗工並非很成功。我見過太多會說雙語卻並不成功的人。我所知道的是，這是種技能，很多人（包括我）卻沒有，只有對聰明、積極、堅持不懈的人而言，這才是很大的優勢。如果我認為未來巴西將是最重要的國家，沒準我們會開始學習葡萄牙語，那我們現在可能會生活在南美洲。
在紐約，我們聘請說普通話的倪雪莉做樂樂的中文老師。2006年，我們把樂樂送到曼哈頓區唯一教孩子中文一直到3歲的聖希爾達·聖胡斯幼兒園。那裡的孩子每週只有一小時說中文。這只是開始，很快就會增加更多時間讓孩子們說普通話。在美國，我遇見很多中國人跟他們的孩子說普通話。但到了八九歲時，孩子們只用英語來和父母交流了。在學校裡，孩子們的朋友都說英語——說漢語一點都不時髦。就像所有的孩子那樣，他們決定走自己的路。樂樂兩三歲時，有一天，從公園裡回到家說：「我想說西班牙語。」在河濱公園，西班牙語很常見。所有的保姆要麼來自波多黎各，要麼來自中美洲，因此所有的孩子都用西班牙語交流。樂樂感覺她在那裡有些格格不入：「因為我說中文。」
很明顯，對生長在紐約的樂樂而言，不可能把中文說得像中國人那麼地道。我們決定，如果我們真的想讓她說一口流利的外語，那就只能把她帶到一個她必須用這種語言與當地人交流的地方去。在那裡她就不會突然說：「我不想說中文。」很顯然，人們不可能在說中文的城市裡那樣做。做出這個決定時，恰逢我已看到衰落的美國正經歷極為艱難的時期——狂飆的債務失控，不負責任的外交政策以及紐約本身缺乏任何財政約束或控制。將來住在紐約城裡可不是件令人愉悅的事情。所有這些想法匯聚在一起，讓我痛下決心，徹底將家從這裡搬離，給我們的孩子展示一個新世界。
因此，我們一邊在市場上將房子掛牌出售，一邊開始在亞洲物色定居的地方。我以前總是嘲笑那些認為搬家會令自己孩子受益的父母們，現在我也開始這麼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