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中寫到了德崇公司在捕食者大會上僱用妓女。書中還說到米爾肯剛剛加盟德崇公司時的情況，他乘坐班車上下班時都戴著一個礦工的安全帽，以便在黑暗中閱讀招股說明書。書中還披露說，這位垃圾債券大王還曾經試圖收買她不讓她寫這本書，更為糟糕的是，這本書給人一種強烈的印象，即布斯基的辯解同米爾肯所培養的價值觀和修養完全相同。
儘管布魯克的出版商西蒙舒斯特出版社預先採取了謹慎的防範措施，但是沒多久利曼還是設法搞到了手稿的一份副本，並且很快在寶維斯律師事務所的影印機上進行復印。米爾肯的辯護律師團隊迅速開始計劃一次全面的反擊。似乎這個龐大的律師團隊最後終於找到了一個具體的攻擊目標，儘管它只是一本書，而不是大陪審團的指控。
寶維斯律師事務所召開了一個高層會議專門研究此事，參會者有羅賓遜、利勒爾和該公司其他幾個人員，以及利曼、弗魯門鮑姆、桑德勒和米爾肯。利曼和米爾肯來得比較晚，其他人在等待時就先仔細看了書稿的影印件。桑德勒立即就被激怒了，他大喊道：「根本就沒有礦工安全帽。」接著，他又迅速改口說：「這是一個禮物，是一位眼科醫生送的。他從來沒有戴過。哦，不，他只戴過一次。」
當利曼和米爾肯到了之後，米爾肯坐下來開始看書稿。他邊看邊搖頭，臉色逐漸陰沉起來。他生氣地說：「這本書是要把我變成一個滑稽小丑。」他抱怨說這本書要把他寫成一個自私自利的人，實際上，沒有人稱他為「垃圾債券大王」。最後，他氣憤地說：「我要讓這本書銷聲匿跡。」
有些顧問提醒米爾肯，他們這樣做可能會給這本書做宣傳，引起公眾的注意，並且說這本書即使出版了也可能沒什麼人會看的。（利勒爾向他保證說：「美國人都不喜歡讀書的。」）他們還提醒他，他曾經拒絕接受布魯克的採訪，因此他的意見沒有被反映出來，這並不能全都怪她。米爾肯對這些全都置之不理。他要讓這本書銷聲匿跡，最好是在它出版前就夭折。儘管利曼和羅賓遜都對米爾肯的想法滿腹疑慮，但是他們都表示支援他。利曼在過去曾經成功地打過圖書官司，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董事長威廉・佩利傳記的那場官司。於是，米爾肯的團隊開始針對布魯克和她的書展開了一場大規模的詆譭運動，全然不顧這樣做可能會給這本書的銷售產生積極的影響。
在利曼和羅賓遜的指示下，羅賓遜公司的員工開始盡職盡責地對書稿逐字逐句地分析研究，稱有些地方「不實」「不準確」，竭力挑刺兒。他們計劃向全美國的每一位書評家送一份「勘誤表」，希望能夠以此摧毀該書的可信性。利勒爾大聲說：「這個勘誤表將比書還長，這真是棒極了！」
羅賓遜公司給這本書挑刺兒的幾位工作人員後來被稱為「真相小隊」。他們花費了整整一個月的時間，企圖詆譭這本書。不幸的是，他們發現要證明布魯克一書中的錯誤越來越困難了。例如，儘管米爾肯堅持聲稱他的一些客戶從來沒有稱他為「垃圾債券大王」，但是他的客戶實際上這樣說過，甚至試圖證明此事有誤的羅賓遜公司的員工在談話中也這樣說過。不過，他們都非常小心，竭力不讓米爾肯注意此事。因此，勘誤表只好用一些明顯是微不足道的所謂不準確的東西來填充。
這並沒有讓米爾肯有任何猶豫。雖然詆譭這本書準確性和公正性的效果不佳，但是他仍然想阻止這本書。利曼給德崇公司的首席法律顧問托馬斯・柯寧打電話，說這本書對米爾肯「十分有害」，如果出版了，米爾肯就不可能得到公正的審判。利曼命令道：「進一步採取措施阻止它的出版。要麼和該書的出版商西蒙舒斯特出版社聯絡，要麼上法庭。」柯寧聽到這個要求後大吃一驚，利曼當然知道，要預先對媒體實施限制只有在極其罕見和迫切的情況下才會被批准。
卡希爾律師事務所的合夥人和著名的《第一修正案》律師弗洛伊德・艾布拉姆斯同柯寧一起勸告利曼，說他們絕對不能去說服法官禁止該書的出版。利曼似乎非常惱怒，他威脅說要告訴約瑟夫卡希爾律師事務所「不支援米爾肯和德崇公司」。然而，柯寧等人堅持自己的意見。利曼說：「如果我們想這樣做的話，我們就應該做到。」他再次聲稱應該首先滿足米爾肯的願望。
柯寧勸告約瑟夫，認為這種訴訟會傷害德崇公司。約瑟夫同意這種看法，他認為這是一個非常荒謬的想法，也是利曼把米爾肯的利益置於德崇公司利益之上的又一個例子。約瑟夫認為，從這件事中可以看出，儘管利曼這樣說和做，但是米爾肯和他的律師們卻不願意自己提起這樣的訴訟。在這一方面，利曼真是絕頂精明。
最後，這場運動幾乎沒有什麼收效。《捕食者大會》一書按照預期出版了。書評者們困惑不已，他們不是事實調查員。在事實面前，米爾肯所聲稱的許多情況都「不能使人信服」。這場運動反而為這本書做了一次出版前的巨大宣傳活動，包括《華爾街日報》都在頭版刊登了一篇關於此書的文章。
愛德華・貝內特・威廉斯曾經提醒檢察官們，他可能活不到米爾肯調查活動的結束。當他說這句話的時候，他知道自己可能正在同癌症進行最後的搏鬥。羅伯特・利特知道威廉斯已經身患重病。有一次，在去證券交易委員會開會時，威廉斯對利特說：「最好你來講吧。」利特聽了大吃一驚，一般在這種情況下都是由威廉斯主講。當他們抵達證券交易委員會大樓的走廊時，威廉斯幾乎快要走不動了。
1988年初，威廉斯讓律師事務所的著名合夥人文森特・富勒開始參與米爾肯的案子。但是富勒和米爾肯似乎從來都沒有達成一種默契。米爾肯非常尊敬威廉斯，他感覺沒有人能夠替代他。威廉斯一犯病，利曼、弗魯門鮑姆和寶維斯律師事務所的律師們就開始排擠威廉斯・康諾利律師事務所的同行們。無論威廉斯的思想對米爾肯可能會有什麼影響，現在全都消失了。
當米爾肯到國會出席聽證會時，威廉斯勉強打起精神前去參加，但是，他的臉色仍然蒼白憔悴。不過，這是威廉斯最後一次代表米爾肯公開露面，四個月後的8月13日，他溘然長逝。米爾肯飛到華盛頓參加他的葬禮，在葬禮上，他掩面而泣，痛心不已。
1988年8月的第一個星期，布魯斯・貝爾德和他的同事們邀請莉薩・瓊斯和她的新律師布賴恩・奧尼爾一同到他們的辦公室。他們到了之後，檢察官們沒有浪費時間，立即開啟錄音機，播放錄音帶。他們看著瓊斯和她律師們的反應。這是瓊斯第一次聽到自己和普林斯頓・紐波特合夥公司的黑爾安排非法交易的談話。她被嚇得臉色煞白。
在會見後，奧尼爾立即給政府起草了一封信，信中說，聽這些錄音幫助瓊斯「恢復」了記憶。考慮到對她的豁免規定，她現在願意承認參與了這些交易，並且同黑爾談過此事。檢察官們對此事絲毫不感到奇怪。但是，讓他們吃驚的是，瓊斯繼續拒絕承認除錄音帶之外的任何事情。她以前撒過謊，很顯然，她還在撒謊。檢察官們理所當然地認為偽證是一種威脅司法程式的嚴重犯罪活動，這種資訊必須傳遞出去。儘管瓊斯很年輕，儘管她早年的生活非常艱辛，儘管她在德崇公司並不是身居高位，但是她的豁免權還是被撤銷了。
同時，檢察官們還加緊對普林斯頓・紐波特合夥公司施加壓力。貝爾德披露政府準備要求大陪審團用rico法案提起訴訟。這是該法案第一次被用來起訴證券公司的人員。
rico法案是政府可以用在案件中的最為嚴厲的法律武器。該法案於1970年生效，主要是為了打擊有組織犯罪和毒品犯罪。該法案規定，任何個人或者組織如果犯了兩種或者兩種以上重罪，並且幾項罪名之間表現出一定「模式」的相互關聯性，那麼就可以被指控為欺詐。該法案對違法者施以重罰，包括長達20年的刑期，並沒收全部財產和非法收入。rico法案有一個對應的民事條款，允許私人原告提起3倍賠償的訴訟請求。
儘管rico法案的指控對普林斯頓・紐波特合夥公司可能是毀滅性的，但是這種威脅對潛在的被告卻沒有太大的影響。普林斯頓・紐波特合夥公司只是一個外殼，是無數相互關聯的實體之一，它的資產可以輕鬆地通過合夥關係轉走，使公司瓦解。詹姆斯・裡甘仍然大膽對抗，而他的律師西奧多・威爾斯也抨擊政府企圖用rico法案「威脅」他的當事人，堅持說他的當事人是無辜的，並決心和政府對抗到底。他說：「事情似乎已經很清楚了，這是在一個更大的棋盤上下棋，而裡甘先生只是其中的一個棋子。」
在這一點上，威爾斯說得很對。儘管以rico法案提起訴訟的直接意圖是對裡甘和普林斯頓・紐波特合夥公司施加壓力，但是真正目的卻是針對德崇公司。如果普林斯頓・紐波特合夥公司這樣的小公司就因自身的非法交易而面臨rico法案的起訴，那麼像德崇公司這樣有更多交易被懷疑的大公司就更容易被起訴了。
雙方企圖達成協議的最後努力毫無結果。8月4日，大陪審團以偽證罪起訴莉薩・瓊斯，以欺詐罪起訴裡甘、扎爾熱茨基、普林斯頓・紐波特合夥公司的其他主要當事人以及德雷克塞爾公司的紐伯格。政府為時兩年半的調查活動終於提起了第一起訴訟，一場可能的持久戰拉開了帷幕。
使米爾肯核心圈內人士感到震驚和擔憂的是，在普林斯頓・紐波特合夥公司的案子中，被告人名單上沒有卡里・穆爾塔什。
和紐伯格一樣，穆爾塔什也出現在了錄音帶中。他曾經強烈抗議檢察官們把他作為調查目標，他認為這不公平，因為在錄音當天他只是臨時替紐伯格做交易。但是，沒有一個檢察官認為這種說法有說服力。確實，就在起訴前一天，穆爾塔什接到了通知，他也被包括在了起訴名單中。
這就意味著他可能面臨兩項指控：一項是他與普林斯頓・紐波特合夥公司的交易，另一項是他同米爾肯和布斯基的交易。檢察官們認為穆爾塔什只是米爾肯圈子中意志最為薄弱的人，這種看法確實很準，因為穆爾塔什已經開始動搖了。當年年初的一天下午，他來到華盛頓辯護律師裡德・溫加滕的辦公室，說想聘請他做代理律師，取代他當時的律師查爾斯・斯蒂爾曼。斯蒂爾曼是他在米爾肯陣營的建議下聘請的。穆爾塔什說他擔心斯蒂爾曼可能和米爾肯關係太密切了。溫加滕勸阻穆爾塔什不要這樣做，說他知道斯蒂爾曼是一位優秀的律師。但是，穆爾塔什堅持說：「我想獨立聘請一位律師。」
溫加滕接手了這個案子，他立即發現米爾肯辯護律師團隊非常傲慢。不久，溫加滕就開始和聯邦檢察官辦公室洽談，但是幾乎沒有什麼進展。朱利安尼希望穆爾塔什接受兩項重罪。不過，洽談是建設性的。在普林斯頓・紐波特合夥公司被起訴的前夕，溫加滕設法說服政府把穆爾塔什的名字暫時刪掉。穆爾塔什願意合作。接著，政府可以評估他的合作情況，再決定是否要求他認罪。這種安排同政府和穆拉迪恩的律師達成的協議類似。檢察官們同意了這個協議，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他們信任溫加滕。
儘管穆爾塔什從來都不是一個熱心的證人，但是他在8月開始向政府坦白交代。他供出了自己在那筆530萬美元付款中的所作所為，確證了布斯基的證詞，另外他還敘述了在布斯基出事之後他曾經被召喚到比弗利山以及同米爾肯見面的情況。他也供述了一些關於瑟恩納的很有價值的資訊。瑟恩納是米爾肯的會計，他也參與了那筆530萬美元付款的事情，然而他卻不願意作證。現在，政府從穆爾塔什的供述中得到了更多的證詞。
在溫加滕的堅持下，穆爾塔什決定悄悄地從德崇公司辭職。他痛苦地抱怨說，這將會使他至少損失200萬美元的獎金。但是，他還是找到了約瑟夫，宣佈了辭職的決定。對於辭職的理由，他說得非常含糊，他隻字未提同政府達成協議的事，只是說起了他對家庭、妻子的責任。約瑟夫基本上沒有怎麼聽，這些話似乎非常熟悉，以前萊文和西格爾也說過類似的話。穆爾塔什一離開，約瑟夫就給卡希爾律師事務所的柯寧打電話，他說：「穆爾塔什正在和政府合作。」
當吉姆・達爾在比弗利山的公寓門前揹著包掏鑰匙時，他聽到了屋裡的電話鈴聲。這是1988年9月初的一天，達爾剛剛從佛羅里達州傑克遜維爾附近的海灘度假歸來，那個地方離他的家鄉不遠，他經常到那裡度假。他的皮膚比往常更黑，頭髮也更黃。度假後，他感覺重新恢復了活力。當達爾走進屋子時，電話鈴聲還在響著，於是他拿起了電話。
電話是威廉斯・康諾利律師事務所的律師鮑勃・利特打來的。這個電話把達爾的好心情完全攪亂了。利特說：「我不知道怎麼對你說，我這裡有你一封信，你成了調查目標。我非常震驚。」
達爾更為震驚。利特同威廉斯・康諾利律師事務所的律師們曾經審查過達爾所做的每一項交易，並得出結論，他沒有什麼可擔心的。他們不斷向他保證說米爾肯是調查目標，而他不是。利特和威廉斯以前也曾經提醒過他，說政府可能會企圖對他施加壓力，但是他從來沒有想過要面臨指控。
前景非常可怕，達爾確實很擔心。在每年年底的時候，按照米爾肯的指示，達爾都會同哥倫比亞儲蓄與信貸銀行的負責人托馬斯・斯皮格爾進行寄存交易，為該銀行製造虛假稅收虧損，從而幫它偷稅。斯皮格爾是米爾肯的朋友，也是他最為忠實的客戶和垃圾債券的買主。達爾基本上沒有把這件事放在心上，比弗利山辦公室也沒有專門把這些交易定為保密交易。他的辦公桌上放著一個賬本，上面記載著同哥倫比亞銀行寄存交易的情況。現在，這個賬本已經記載了5年的非法交易，是他們被指控違法的書面證據。很有可能比弗利山辦公室裡的其他人也都知道他一直在幹這些事。
自從調查活動開始以來，達爾第一次懷疑他的律師真正是在代表誰的利益。是他的？還是米爾肯的？達爾一直都自願保護米爾肯，米爾肯也會這樣保護達爾嗎？他不敢肯定。
達爾一結束通話電話，就給他在佛羅里達州的一位好朋友打了個電話。這位朋友名叫史蒂夫・安德魯斯，是一位法官的兒子，是個律師，身材高大魁梧。他和達爾以前曾經是佛羅里達州兄弟會的成員，現在在佛羅里達州的首府塔拉哈西做律師。儘管安德魯斯並不是證券業的律師，但是他也瞭解這一領域。他從紐約大學獲得了稅務學位，曾經在佛羅里達州的一家小證券公司做過負責人。更為重要的是，他遠離曼哈頓、華盛頓和比弗利山這個三角地帶及米爾肯的世界，對事情會有更清醒的判斷。達爾感到他可以信賴安德魯斯。
安德魯斯只需要聽到兩個事實：在米爾肯調查案中，達爾收到了政府的質詢信；達爾的律師和米爾肯的律師是同一群人。安德魯斯指示達爾說：「給你找一位新律師，現在就找，儘快。」達爾想聘請安德魯斯，安德魯斯同意了，但是他堅持讓達爾在紐約再聘請一位。
達爾接著又給利特打去電話，告訴了他這個訊息：他要再聘請一位律師，一位不是同時在為米爾肯做代理的律師。利特立即明白了達爾自己聘請律師的潛在重要性。他堅持說達爾不需要再聘請律師，如果他們團結一致，對他們都會更好。這次，尤其是因為沒有了威廉斯來確證這些資訊，達爾沒有被說服。而且，這種戰略並沒有讓他避免成為政府的調查目標。
利特想拖住他，說他要為達爾可能考慮的律師人選列出一個單子。但是，他並沒有立即列單子，好像希望達爾改變主意。因此，達爾給卡爾・林德納打了一個電話，林德納是他主要的債券客戶之一。林德納推薦達爾聘請他的律師彼得・菲什拜因，菲什拜因是紐約凱壽律師事務所的律師，這個事務所就是為弗里曼做代理的那一家。直到達爾告訴利特他打算聘請菲什拜因時，利特才給他羅列出了達爾應該考慮聘請的律師名單。一點兒也不奇怪，上面羅列的律師全都是寶維斯律師事務所和威廉斯・康諾利律師事務所的律師，包括那些已經在代理唐納德・恩格爾和米爾肯的客戶弗雷德・卡爾的那些律師。達爾和這些人見面談了談，但是，他對他們的忠誠更為懷疑。最後，他還是決定聘請菲什拜因做他的律師。
菲什拜因和安德魯斯立即飛到了加利福尼亞州同達爾見面。兩位律師都很擔心他們當事人所做的交易可能暴露。他們認為哥倫比亞儲蓄與信貸銀行的斯皮格爾也會被調查，考慮到他和米爾肯的關係密切，他們擔心斯皮格爾可能會在達爾和政府達成協議之前攻擊達爾，並把他牽連進去，把這作為認罪協議的一部分。達爾不相信斯皮格爾會保護他。
達爾對米爾肯的信心也發生了嚴重的動搖。當達爾和他的新律師們最後審查政府的質詢信時，他們吃驚地發現，上面沒有提到達爾和哥倫比亞儲蓄與信貸銀行之間的交易。相反，上面提到了達爾的交易記錄中包含的一系列同布斯基之間的股票交易——這些交易是資金償還計劃的一部分，那筆530萬美元的付款達到了頂峰。達爾想不起來這些交易了，他認為這很奇怪，因為達爾只是處理和布斯基之間的債券交易，從來都沒有做過股票交易。這些交易都是由米爾肯親自處理的。
進一步調查顯示，被調查的交易票據上的筆跡實際上都不是達爾的。根據交易單據上面的日期，有兩次交易發生時達爾甚至都不在比弗利山。其中一張單據的下面寫著「m.m.」。達爾一看到這些單據，就明白是怎麼回事了：米爾肯讓達爾的交易助理將這些交易輸入了達爾的交易記錄中。達爾斷定，政府找錯了人，他可以證明自己沒有牽涉進這些交易。他確信米爾肯會支援他的說法。
達爾立即找到了利特，並對他說：「我沒有做那些交易——是邁克爾做的。」達爾期盼著利特會對這個訊息感到興奮，因為他可以被證明無罪了。利特堅持說：「那些交易沒有什麼問題，沒有什麼可擔心的。」但是達爾不同意，他建議讓米爾肯寫一份宣誓書，證明交易是他自己做的。達爾相信，一旦政府看到這份宣誓書，他們就會放棄對他的調查。如果這些交易沒有問題，正如每個人所說的那樣，那麼米爾肯就不會有什麼損失。利特似乎對達爾的要求不太熱情，但是他說他會對米爾肯說這件事的。安德魯斯就此案向理查德・桑德勒施加壓力，桑德勒也堅持說這些交易沒有問題。安德魯斯反駁說：「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邁克爾怎麼不直接說是他做的這些交易呢？」
一個星期後，利特把米爾肯的答覆告訴了達爾：米爾肯拒絕寫宣誓書，也不承認這些交易是他做的。而且，達爾的交易助理也說想不起這些交易了，因此，她也不能為他作證。達爾非常震驚，他大喊道：「邁克爾知道是他做的這些交易，布斯基也知道是邁克爾做的這些交易。告訴政府，去問問布斯基是誰做的這些交易。」
利特回答說他無權要求政府去訊問證人。利特再次堅持說：「如果你保持沉默，並且堅持到底的話，問題很快就會過去。」同時，他也強烈要求達爾和他的新律師，不要再向政府說達爾是否做過這些可疑交易的事。
由於達爾明顯動搖了，米爾肯陣營加緊對他施加壓力。一天，米爾肯把達爾叫到了一邊，然後告訴他，安德魯斯不安好心，淨給他出壞主意，他應該再換一個律師。達爾拒絕了，他說他信任安德魯斯，想繼續聘請他。接著，米爾肯和桑德勒又試了試別的策略，他們建議安德魯斯搬到比弗利山辦公，在德崇公司的大樓裡同桑德勒一起開一個律師事務所，並且暗示這將會給他帶來豐厚的利潤。安德魯斯明白，他們是在企圖收買他，因此他嚴詞回絕了。
由於安德魯斯和菲什拜因沒有忠於米爾肯利益的任何義務，因此他們建議達爾儘快和聯邦檢察官辦公室聯絡。對達爾來說，這是一個艱難的抉擇，儘管他感到米爾肯背叛了他，拒絕承認和布斯基所做的交易，反而嫁禍於他，但是，他不想傷害米爾肯。畢竟，是米爾肯讓他的財富數倍於百萬富翁。不過，達爾不想去坐牢，或者為他並沒有做過的事而遭起訴。達爾不想讓斯皮格爾搶先一步，和政府達成認罪協議將他供出來。於是，他授權他的新律師們同政府聯絡。
大概與此同時，1988年9月，弗雷德・約瑟夫來到了比弗利山，參加該公司高階員工的年度聚餐，米爾肯和比弗利山分部的所有員工幾乎都參加了。在對高收益證券部門的表揚中，約瑟夫把每個優秀員工的名字都說了出來，稱他們在公司遇到困難的一年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約瑟夫從來都不喜歡達爾，並且律師們提醒他說達爾正在動搖。因此，約瑟夫決定不再表揚他，達爾的名字沒有出現在當天的表揚中。
這是一個戰略上的錯誤。達爾非常生氣，他感到受了傷害。他一直都是公司裡最優秀的員工，他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獻給了公司。公司的官方立場一直要求他說實話，正因為這樣他才打算把事情說清楚，但是現在卻得到了這樣的下場。他得出結論：約瑟夫不值得他效忠了。
在當月的晚些時候，一個信使來到了聖安德魯斯廣場，送來了5份材料。這些材料是菲什拜因和他的同事們一起準備的，裡面包含一些書面證據，可以證明達爾並沒有做政府所指控的那些交易。達爾和他的律師們焦急地等待著政府的回應，但是一個星期過去了仍沒有動靜。最後，約翰・卡羅爾給菲什拜因打電話。他說：「我相信了。」他現在相信達爾並沒有做這些交易。但是，談話並沒有就此打住。菲什拜因仍然擔心那些儲蓄與信貸交易被披露，如和哥倫比亞儲蓄與信貸銀行所做的那些交易。菲什拜因暗示，如果達爾得到了足夠好的合作條件，他將和政府合作，這對政府將會非常有價值。他只是這樣暗示，並沒有做出明確的承諾。
卡羅爾明白了他的意思。作為米爾肯的高階銷售人員，達爾可以向政府提供許多很有價值的關於米爾肯非法活動的資訊。此外，他也非常熟悉米爾肯是如何工作的。從心理原因來說，達爾對政府甚至更重要。檢察官們知道在米爾肯周圍有一面沉默的牆，一旦開啟了缺口，就很有可能坍塌。
檢察官們也意識到，給達爾豁免可能要冒很大的風險。如果他被豁免了，最後卻發現他有嚴重的違法行為並且還可以保有鉅額非法所得的話，那麼公眾對政府的不滿就會非常強烈，而且，米爾肯的公關小組肯定也會藉機大肆炒作，興風作浪。然而，檢察官們沒有發現確鑿的證據可以證明達爾有罪。他們仔細審查了斯塔利大陸公司的交易案，當時達爾試圖強迫該公司接受槓桿收購。他們發現達爾的威脅非常令人反感，但是不一定就是犯罪。達爾非常幸運，因為到目前為止，檢察官們對哥倫比亞儲蓄與信貸銀行的交易還一無所知。不管怎麼說，他們必須集中精力對付他們的終極目標：米爾肯。達爾則是通向米爾肯的主要一環，這一點超越了其他所有的風險。1988年10月，對達爾的豁免被批准了。不久之後，他就來到了聖安德魯斯廣場開始接受第一次訊問。後來，這種訊問還發生了許多次。
米爾肯陣營的「帳篷」，雖然經過威廉斯・康諾利律師事務所以及寶維斯律師事務所的精心搭建和密封，最終還是被吹破了。
達爾叛變的訊息在米爾肯和德崇公司的辯護團隊中引起了震動。員工和律師們出現了分歧，有的人堅持認為達爾沒有什麼可以告訴政府的（因為米爾肯當然從來沒有做過任何錯事），還有的人試圖恫嚇達爾。達爾也許是因為天真，還打算在德崇公司繼續工作下去。但是，他被從比弗利山分部五層的交易大廳趕了出去，搬到了二層。公司的解釋是，公司無法確保達爾的安全，因為其他的交易員對他義憤填膺。後來，公司大幅削減了達爾的薪水，他的收入從1988年的2,300萬美元減少到了500萬美元。洛厄爾・米爾肯也不再和他說話。
這些對策毫無成效。達爾成了德崇公司第一個真正同政府合作的證人。這位曾經的銷售大師很快就博得了檢察官們的青睞，就像他曾經博得無數債券買主的青睞一樣。達爾比政府所希望的更為有用。他親眼目睹了戴蒙德・沙姆洛克公司和西方石油公司未遂合併案中的內幕交易，他還講了米爾肯在洗手間用流水聲作掩護，給他釋出指示的事。他對米爾肯和儲蓄與信貸銀行的交易非常清楚，為本案開啟了一個全新的調查視角。達爾沒有絲毫的保留，他耐心地引領著卡羅爾和傑斯・法德拉走進神秘的不為人知的垃圾債券交易世界。
正如政府所希望的，達爾的倒戈激發了其他證人的合作高潮，他們迫切希望同政府達成協議。在達爾和政府達成合作協議之後，檢察官們趁機又發出了一些傳票和質詢信，傳訊的物件包括米爾肯的助手泰倫・佩澤爾和沃倫・特雷普。
把佩澤爾定為傳訊目標是政府最為幸運的舉措之一。佩澤爾是米爾肯同大衛・所羅門之間非法交易的中心人物，他就是那本足以證明米爾肯違法的藍皮本的保管者，後來這個本子被交給了洛蘭・斯珀奇。同達爾相比，他甚至是更為重要的潛在證人，不過政府當時並不清楚這一點。佩澤爾非常容易受到政府壓力的影響。他在1985年才到該公司工作，還是一個相對比較新的員工。作為最底層的銷售員，他害怕如果米爾肯決定坦白的話，那他就會成為第一個犧牲品。儘管佩澤爾常常和米爾肯擊掌慶賀，並且不斷拍米爾肯的馬屁，深受米爾肯的喜愛，但是他也不得不先考慮自己的利益。
佩澤爾一收到傳票，就聘請了一位華盛頓的律師柏拉圖・卡切里斯，此人以前是特雷普的律師威廉・亨德利的合作伙伴。卡切里斯當時剛在「伊朗門」醜聞中做過富恩・霍爾的辯護律師。佩澤爾到華盛頓和卡切里斯見了面，並且帶去了一些他秘密隱藏的檔案，這些檔案都來自比弗利山辦公室。佩澤爾說：「這些檔案都是真正具有毀滅性的，我想和政府達成協議。」他的話語中透露出一種不同尋常的堅信和目的感。卡切里斯問道：「為什麼？」佩澤爾說，他相信如果他不先供出米爾肯的話，米爾肯就可能會供出他。
當卡切里斯檢視佩澤爾的檔案時，他意識到這些檔案對政府來說是彌足珍貴的證據。在這些檔案之中，有所羅門公司和德崇公司之間的對賬單，佩澤爾說上面的筆跡是洛厄爾・米爾肯的。據佩澤爾所說，整個所羅門公司的交易——包括芬斯伯裡的交易全都是由洛厄爾負責監管的。佩澤爾也可以把米爾肯同這些交易聯絡起來。有一次，當佩澤爾問米爾肯關於這些安排的事時，米爾肯曾經說過：「去問問洛厄爾，他會給你解釋的。」佩澤爾和洛厄爾談過兩三次，並且每次都做了筆記。當米爾肯問佩澤爾那個藍皮本是不是記錄了所羅門公司的所有交易時，佩澤爾點頭表示同意。後來，米爾肯授意佩澤爾把這個本子交給洛蘭・斯珀奇。但是，佩澤爾精明地私自保留了一些最具毀滅性的證據。
佩澤爾還想起了他和米爾肯之間的一個對話，這個對話也表明米爾肯有罪。一天下午，當佩澤爾在翻辦公桌的抽屜時，米爾肯問他：「你在做什麼呢？」佩澤爾回答說：「遵照傳票找檔案。」然後，他看到米爾肯開啟了自己的抽屜，裡面是空的。米爾肯說：「如果你什麼檔案都沒有，你就不用遵照傳票的要求去做。」佩澤爾沒有把最具毀滅性的材料交給公司的律師們，也沒有銷燬。現在，他可以提供給政府了。
卡切里斯立即同聯邦檢察官辦公室取得了聯絡，披露了佩澤爾的檔案。佩澤爾能夠證實米爾肯和所羅門之間的整個非法交易，這些非法交易同布斯基所供述的情況是完全不相干的犯罪活動。對檢察官們來說，佩澤爾的價值真是高得令人難以置信。他幾乎立即就得到了豁免。
現在，佩澤爾的工位也被調整了，他從米爾肯身邊被趕到了另外一個樓層。和達爾一樣，他也被剝奪了交易員的資格。當達爾逐漸不再來上班時，佩澤爾則比較頑固，他拒絕接受這樣的命運。每天上午，他都準時出現在辦公室裡，並且給特雷普打電話問道：「今天你有什麼工作要我做嗎？」
同佩澤爾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米爾肯最早的助手之一特雷普繼續對抗政府的壓力，維護他早期形成的對米爾肯的忠誠。然而，他也有自己的原則：他不會為了米爾肯而作偽證。因此，當1988年初他被傳訊時，他就援引《第五修正案》拒絕回答問題。桑德勒向特雷普的律師亨德利抱怨說：「我不明白沃倫為什麼不願意作證。」亨德利竭力想讓米爾肯的陣營面對政府關於寄存交易的證據不斷增多的事實。他知道，如果米爾肯屈服了，特雷普的壓力可能就會消失。
桑德勒回覆說：「比爾（亨德利的暱稱），邁克爾對寄存的看法和政府的不同。」
由於手下員工的叛變，米爾肯非常痛心，有一種被出賣的感覺。他的情緒很糟糕。儘管他沒有直接提到達爾和佩澤爾同政府合作的事，但是他對和他打交道的每一個人幾乎都看不順眼。1988年9月底，達爾正在紐約，打算飛回洛杉磯去。正在此時，米爾肯把電話打到了他所入住的酒店的房間。米爾肯對達爾說他在華盛頓，並建議達爾飛到華盛頓，他可以搭乘米爾肯的飛機一起飛回洛杉磯。達爾考慮到可以藉此機會和米爾肯達成和解，於是接受了這個建議。
達爾抵達機場後，他和米爾肯來到了機庫，一起登上了米爾肯的灣流iv型私人飛機。機上配有服務員，還有一個巨大的電影螢幕。米爾肯幾乎一句話都不和達爾說，這讓達爾感到非常尷尬。飛機起飛後，米爾肯選了一部電影《奪寶奇兵》，並且把音量開到了最大，把達爾的耳朵震得快要受不了了。達爾說：「邁克爾，即使我們不打算說話，你至少也應該把聲音調小些吧。」米爾肯不理睬他，繼續以震耳欲聾的聲音看電影。一路上，米爾肯一句話都沒有和達爾說，甚至連看都不看他。達爾逐漸明白了，這次旅行只是要明確一個意思：對米爾肯而言，達爾已經不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