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她是干擾了那東西在牆上寫字。」我說。
「它把她弄成了這樣？」她像是在乞求我找出另一種解釋。
我找不出，因此沒有回答，只是繼續觀察，而她就站在一旁看著我。
生物學家並非偵探，但我開始像偵探一樣思考。我檢視周圍地面，先是辨認出階梯上自己的足印，然後是勘測員的。我們擾亂了原先的腳印，不過我仍可以看出一些痕跡。首先，那怪物——不管勘測員的期望如何，我無法想象那是個人類——顯然是猛地轉回身來。粘液殘留物不再是平滑的移動軌跡，而是構成順時針漩渦，我想象中的「腳」所留下的印跡在突然轉變中被拉得更長。然而在漩渦之上，我還能看出鞋印。我小心繞開這片衝突的證據，撿起那隻靴子。漩渦中間的腳印的確是人類學家的——我也能順著殘缺的鞋印追溯到右邊牆壁，她似乎曾緊扒住牆面。
我腦中開始形成一幅景象，人類學家悄悄地在黑暗中摸下來，觀察那東西書寫文字。屍體周圍閃亮的玻璃試管讓我猜測，她大概是企圖採集樣本。但這是多麼瘋狂與輕率！風險實在太大，而我印象中人類學家根本不是那種衝動或勇敢的型別。我靜立片刻，然後繼續順著樓梯往上走，並示意勘測員守在原地，儘管這讓她很不安。假如有可供射擊的目標，她或許會比較平靜，但我們只有自己的想象。
十幾級階梯之後，我仍能在狹窄的視野中看到死去的人類學家。在這裡，我找到面對面的兩組鞋印。一組屬於人類學家，另一組既不是我的，也不是勘測員的。
我一下子明白過來，彷彿看到了一切。半夜裡，心理學家叫醒人類學家，將她催眠，然後一起進入塔內，並一路下行至此。這時，心理學家給催眠狀態下的人類學家下了一道她應該也知道是自殺性的命令。於是人類學家徑直走到在牆上寫字的怪物身邊，試圖採集樣本——並因此而喪命，多半十分痛苦。接著，心理學家逃跑了。毫無疑問，當我從此處往下走回去時，沒有再發現她的腳印。
我是否對人類學家感到憐憫與同情？軟弱，受困於陷阱之中，她別無選擇。
勘測員仍在不安地等著我：「你發現什麼了？」
「另外有個人跟人類學家在一起。」我把自己的推測告訴勘測員。
「但心理學家為什麼要這麼做？」她問我，「到了早上我們反正都會下來的。」
我感覺就像從千里之外看著勘測員。
「我不知道，」我說，「但她一直在催眠大家，不僅僅是為了讓我們保持平靜。也許這勘探的目的跟他們所說的不同。」
「催眠。」她的語氣就好像那個詞毫無意義似的，「你怎麼知道？你怎麼可能知道？」勘測員似乎很怨恨——怨恨我，或者我的推測，但不知是哪一樣。然而我理解其中原因。
「因為，出於某些原因，我變得不受催眠影響，」我告訴她，「今天我們下來之前，她把你催眠了，以確保你會盡責。我看著她這麼做的。」我想要向勘測員坦承——告訴她我是如何變得不受影響的——但我相信，那將是錯誤的舉動。
「你居然什麼都沒做？假如真是那樣的話。」至少她有考慮要相信我。也許她腦中仍有些模糊的殘留印象。
「我不想讓心理學家知道她無法催眠我。」而且我想要下來。
勘測員靜立思考了片刻。
「信不信由你，」我說，「但請相信一點：等我們回到地面時，需作好準備應付任何情況。我們需要束縛住或殺死心理學家，因為我們不知道她的計劃。」
「她為什麼要有所計劃？」勘測員問道。她的語氣是鄙視，還是依然只有恐懼？
「因為她得到的命令跟我們的不一樣。」我說道，彷彿像是在向個孩子解釋。
她沒有回答，我認為這是她開始接受這一概念的跡象。
「我先上去，因為她無法影響我。你得戴著這個，也許能幫你抵抗她的催眠暗示。」我將額外的一副耳塞遞給她。
她猶豫地接過去。「不，」她說，「我們一起上去，同一時間。」
「這不明智。」我說。
「我不管這是怎麼回事。我得跟你一起上去。我不會等在黑暗中讓你來解決一切問題。」
對此，我思索了片刻，然後說：「好。不過假如我發現她開始控制你，我就得阻止她。」至少是嘗試阻止。
「假如你是對的，」勘測員說，「假如你講的是實話。」
「我是的。」
她沒有理會，繼續說：「屍體怎麼辦？」
那是否意味著我們達成了一致？希望如此。也許在返回途中，她會試圖繳我的械。也許心理學家早就讓她準備好應付這種狀況。
「把人類學家留在這兒。我們不能負擔太重，也不知道會攜帶什麼樣的汙染。」
勘測員點點頭。至少她不感情用事。我們都清楚，人類學家就只剩下一副軀殼而已。我竭力控制自己不要去想人類學家生命中的最後時刻。她被迫執行一項會導致自己死亡的任務，一定充滿恐懼。她看見了什麼？在一切陷入黑暗之前她看到的是什麼？
返回之前，我撿起一支散落在人類學家周圍的玻璃試管，其中有微量的暗金色物質，彷彿黏乎乎的血肉。也許臨終前她終究還是採集到了有用的樣本。
我們向著光明攀爬回去。為了讓自己分心，我一遍遍回想訓練時的情形，尋找有什麼線索與資訊可以解釋我們的發現。但我一無所獲，只是發現自己竟如此容易受騙，以為他們告訴我的是有用的東西。訓練時，重點始終是我們自身的能力和知識。回頭想來，我感覺他們當時幾乎是故意在掩飾和誤導，還裝作是為了讓大家不至於受到驚嚇與打擊。
地圖是最首要的誤導，因為其作用不就是強調一些東西，又隱藏一些東西嗎？他們總是讓大家檢視地圖，記住其中的細節。六個月中，那不知名的教官不停地訓練我們記憶燈塔的位置。它在大本營的哪個方位，距離這片房屋有多遠，離那一片又有多遠。我們需要勘測的海岸線有多長。一切似乎都圍繞著燈塔，而不是大本營。我們太習慣於地圖，習慣於它的尺寸，習慣於其中的內容，以至於想不到去問為什麼，甚至想不到去問有什麼。
為什麼是這一段海岸？燈塔裡有什麼？為什麼營地設在森林中，遠離燈塔，卻靠近地下塔（當然，它並不存在於地圖中）——還有，大本營是否一直設在此處？地圖以外有什麼？如今我知道催眠暗示的作用有多強，因而意識到，集中注意力在地圖，這本身或許就是一條植入的暗示。我們不提問題是因為被預設了不要提問的指示。而燈塔或許也是觸發催眠的潛意識訊號，不管它是象徵意義的，還是真實的——無論擴張成x區域的是何種存在，燈塔可能就是一切的中心。
他們給予我的本地生態系統概述也有類似的障眼效果。我把大多數時間花在了熟悉此處的過渡生態系統，包括可能遇到的動植物群落、交叉授粉現象，等等。但我也接受了關於菌類和地衣的加強課程。鑑於牆上的文字，我此刻赫然意識到，這才是所有研習的真正目的。假如地圖只是為了分散注意力，那生態學研究才是真正替我作準備的課程。除非是我太多疑，不然的話，那意味著他們知道塔的存在，而且可能一直都知道。
我的懷疑由此開始延伸。我們需接受高強度的生存與武器訓練，以至於大多數夜晚，每個人都在各自的房間裡倒頭便睡。即使偶爾一起參訓，也是分頭行動。第二個月時，他們消除了每個人的名字。只有x區域裡的東西可以有名字，而且都只是最寬泛的詞條。這同樣是一種擾亂，防止提問題，因為有些問題只有通過了解具體細節才能提得出。不過必須是恰當的細節，而不是像x區域有六種毒蛇這樣。沒錯，這是一種猜測，然而我沒心情去排除哪怕最不現實的狀況。
當我們準備好越過邊界時，已經瞭解一切……但其實也一無所知。
我們從地底鑽出來，扯掉面具，眨著眼走進陽光，呼吸新鮮空氣，但心理學家並不在附近。我們已準備好應付任何情形，卻沒考慮到心理學家會消失。這讓我們一時不知所措。那是普通的一天，天空明亮蔚藍，林立的樹木投下長長的影子。我取出耳塞，發現根本聽不見塔的心跳。塔底下看到的情景與日常平凡的一切竟然可以共存，這讓人頗為困擾。就像潛水至深海後上浮太快，只不過讓我們得減壓症的是記憶中所見到的生物。我們一直在附近尋找心理學家，相信她是躲了起來。我們希望能找到她，因為她一定會給出解釋。一段時間過後，繼續在塔邊的同一區域搜尋顯得有些病態。然而在將近一小時內，我們卻始終停不下來。
最後，我無法否認事實。
「她走了。」我說。
「她可能回大本營去了。」勘測員說。
「你是否同意，她的消失是一種負罪的表現？」我問道。
勘測員向草叢中啐了一口，凝神注視著我：「不，我不同意。也許她出了什麼事。也許她需要回營地。」
「你看到了腳印，也看到了屍體。」
她用步槍指了指：「我們先回大本營。」
我完全無法看透她。不知她是對我產生了敵意，還是僅僅出於謹慎。總之，來到地面上讓她膽大起來，而我還是希望她多一點猶疑。
然而回到大本營之後，她的堅決又有些消退。心理學家並不在。不但不在，她還帶走了一半補給和大部分槍支，或者是將它們埋到了別處。因此我們知道心理學家還活著。
你得明白我當時的感受，還有勘測員的感受：我們是科學家，接受的訓練是為了觀察自然現象，以及人類活動的結果。我們不曾受訓應對此等奇異事件。在特殊狀況下，即使存在假想的敵人，也是一種安慰。如今我們經歷的事可謂前所未有，任務開始不到一週，我們不僅在邊界上失去語言學家，現在連人類學家和心理學家也沒了。
「好吧，我放棄，」勘測員一邊說，一邊扔下步槍，垂頭喪氣地坐到在人類學家帳篷門前的椅子上，而我則在帳篷裡面翻查搜尋，「我暫且相信你。因為我實在別無選擇。因為我沒有更好的推測。現在怎麼辦？」
人類學家的帳篷裡依然毫無線索。她的恐怖命運仍使我心驚。被迫自尋死路。假如我猜得沒錯，那心理學家就是兇手，比殺死人類學家的怪物更殘忍。
我沒有回答勘測員，於是她又加強語氣重複道：「現在到底要怎麼辦？」
我從帳篷裡鑽出來，說道：「檢查我拿到的樣本，沖洗並檢視照片。明天也許再回到塔底下去。」
勘測員發出刺耳的笑聲，她在竭力思考如何回答。一時間，她的臉彷彿像要撕裂開來似的，也許她仍在跟催眠暗示的殘餘效果奮力抗爭。最後，她終於說：「不。我不要再下去那地方了。而且那是隧道，不是塔。」
「那你想要幹什麼？」我問道。
她似乎突破了壁壘，語速變得更快，也更堅決：「回到邊界，等待撤離。我們沒有足夠的資源繼續下去，假如你的猜測是正確的，心理學家此刻正在暗地裡策劃，哪怕只是尋找藉口跟我們解釋。不然的話，假如她因為受到攻擊而致死傷，那更是需要趕緊撤離的理由。」她點起一支菸。那是我們為數不多的存貨之一。兩股長長的煙霧從她鼻子裡噴出來。
「我還不打算回去，」我告訴她，「現在還不行。」儘管發生了這許多事，我依然一點也沒打算返回。
「你喜歡這地方，是真喜歡，對嗎？」勘測員說。那其實並非問句，她的語氣中帶著憐憫或者說厭惡，「你認為這應該持續得更久？告訴你吧，即使是在模擬失敗結果的軍事演習中，我見過的形勢也比這更好。」
她的觀點或許沒錯，但她受到恐懼的驅使。我決定偷師心理學家的拖延策略。
「那就先看一看帶回來的東西，然後再作決定。明天你隨時可以出發返回邊界。」
她又吸了口煙，仔細琢磨著。畢竟去邊界需要步行四天。
「有道理。」她說，態度暫時緩和下來。
我沒說出心裡的想法：也許沒那麼簡單。她穿越回邊界之後，或許會跟我丈夫的情況一樣，失去獨立人格。但我不想讓她感覺毫無出路。
下午的剩餘時間裡，我都在自己帳篷外臨時擱置的桌子上用顯微鏡觀察樣本。勘測員則在充當暗室的帳篷裡沖洗照片，這對習慣於數碼上傳的人來說是件繁瑣的事。等待照片顯影的時候，她又去翻查前期勘探隊留在大本營的各種地圖與檔案。
那些樣本就像是一串莫名的笑話，我無法理解其精妙之處。構成牆上文字的細胞結構不同尋常，但仍在可接受範圍之內。或者說，這些細胞極為完美地模擬了某種腐生生物。我提醒自己，下次要記得從文字後面的牆壁上取樣。我不知道菌絲滲入有多深，底下是否還有結節，而表面的菌絲是否只起到崗哨的作用。
手掌狀生物的樣本組織根本難以解釋，雖然這很奇怪，但無法從中獲取任何資訊，我的意思是，樣本里並無細胞，只有連續的琥珀色表面，內部還有一些氣泡。當時，我的解釋是，這批樣品受到了汙染，或者此種有機組織分解太快。後來我又有個想法，但那來得太遲，來不及測試：我吸收了該生物的孢子，有可能導致樣本作出某種反應。我沒有合適的醫療裝置，無法檢測自從那次遭遇之後，我的身體與思維是否產生了進一步的變化。
然後是人類學家試管裡的樣本。基於明顯的理由，我將它留到最後。我讓勘測員取出一部分，抹在玻璃片上，用顯微鏡觀察，並記下結果。
「為什麼？」她問，「為什麼要我來做？」
我略一遲疑：「理論上說……可能有汙染。」
她緊咬牙關，表情生硬：「理論上說，你跟我的受汙染程度為何會有不同？」
我聳聳肩：「沒什麼特殊原因。但我是第一個發現牆上有字的人。」
她看著我，發出刺耳的笑聲，彷彿我在胡言亂語。「我們已經走得那麼深。不管這地方是怎麼回事，你真以為面具可以保護我們嗎？」她錯了——我認為她錯了——但我沒有糾正她。出於許多原因，人們可能忽略或簡化資訊。
於是沒什麼可再多說的，她繼續幹她的事，我依然眯縫著眼通過顯微鏡觀察從殺死人類學家的怪物身上取下的樣本。起初，我搞不清這是什麼，因為太出乎意料。那是腦組織——不是別的腦組織，而是人類的腦組織，只不過稍許有點異常。我當時的想法是，樣本已經變質，但即便如此，也並非因為我的緣故：勘測員的記錄與我所見到的完全吻合，而當她稍後再看時，也確認樣本並無變化。
我通過顯微鏡窺視，然後抬起頭，而後繼續窺視，彷彿無法看清樣本。最後，我定下心凝神注視，直到眼中只剩下一堆圓圈和歪歪扭扭的曲線。這真是人類的嗎？還是它在冒充人類？正如我所說，它有些異常。而且人類學家是如何取樣的呢？就拿著個勺子走到怪物跟前問「我能蒐集你大腦的活體組織嗎？」？不，樣本一定是取自外部表層。就是說，不可能是腦組織，也就是說，絕對不可能是人類。我再次產生飄忽暈眩的感覺。
此時，勘測員走過來，將沖印出的照片扔到我桌上。「毫無用處。」她說。
牆上文字的照片全都是混亂的彩色熒光，彷彿對焦不準，而除文字之外的影像則是一片黑暗，少數過渡區域的照片也全都失焦。我想，這大概是由於牆壁緩慢穩定的呼吸所致，也許它還釋放其他引起光線扭曲的因素，比如熱量之類。這讓我想到，我並未從牆壁上取樣。我認出文字是生命體，我知道牆壁也是生命體，但我的大腦依然把牆當作無生命的物體，把它當作建築的一部分。
「我理解。」勘測員說，她顯然誤解了我的咒罵，「你的運氣如何，那些樣本怎麼樣？」
「不行，運氣太糟。」我一邊說，一邊依然注視著照片，「地圖和檔案裡有什麼嗎？」
勘測員用鼻子出了口氣。「什麼鬼東西都沒有，只是一切似乎都圍繞著燈塔——觀察燈塔，前往燈塔，住在那該死的燈塔裡。」
「所以我們一無所獲。」
勘測員並不理會，而是說道：「現在怎麼辦？」顯然她很厭惡這個問題。
「晚餐，」我說，「然後沿著營地周圍轉一轉，確保心理學家沒躲在灌木叢裡。然後再考慮一下明天做什麼。」
「我告訴你吧，有一件事明天我們不會做。我們不會回到那隧道里。」
「塔。」
她瞪著我。
沒必要與她爭辯。
黃昏時分，我們在營火邊吃晚飯，熟悉的哀號聲又從鹽水沼澤那裡傳來。我專注於用餐，幾乎沒有注意。不知何故，食物非常美味。我狼吞虎嚥地吃完之後，又去新增，惹得勘測員疑惑地瞪視著我。我們幾乎沒什麼可說的。交談意味著制訂計劃，而我定的計劃她肯定不喜歡。
起風了，天開始下雨。我感覺每一顆落下的雨滴都像是有著諸多刻面的液體鑽石，即使在黑暗中也能折射出光芒。我嗅到海洋的味道，腦中想象著翻滾的波浪。風彷彿有自己的生命，夾帶著沼澤蘆葦的泥土氣息，鑽入我的每一個毛孔。在塔內的封閉空間裡，我試圖忽略自身的變化，但我的感知似乎太過敏銳。我仍在逐漸適應，但這種時候，我往往會想到，僅僅一天之前，我還是另一個人。
我們輪流值夜。讓心理學家偷偷摸進來似乎比犧牲睡眠更不明智。她知道營地周圍每一根警報觸發線的位置，而我們還沒時間將它們卸掉重灌。我讓勘測員值第一輪崗，以示誠意。
半夜裡，勘測員進來叫醒我值第二輪崗，但我早已被雷電吵醒。她心情煩躁地上床睡覺去了。我懷疑她並不信任我，只是經過一天的壓力，她肯定一刻也無法再睜開眼。
雨依然很大。我並不擔心帳篷會被沖走——這是軍隊制式的，可以承受除龍捲風外的一切天氣——但如果我一直保持清醒，還不如去體驗一下暴風雨。因此我走到外面，步入雜亂灼人的雨水和陣陣狂風中。我聽見帳篷裡傳來勘測員的鼾聲，她或許曾在更惡劣的條件下入睡。營地邊緣的訊號燈發出昏暗的光線，在其照射之下，帳篷就像是一塊塊三角形的陰影。我感覺連黑暗都有了生命，圍繞在我四周，彷彿具備實際形體。我甚至不能斷言這是不是一種兇險的存在。
那一刻，我感覺一切就像是個夢——訓練、從前的生活、我離開的那個世界，所有這些都不再重要。唯有此時此地才有意義，而且並非因為我受到心理學家催眠。在這種強烈情緒的控制下，我透過樹木間參差狹窄的空間，凝視著遠處的海岸。在那裡，黑夜、雲團與海洋匯聚成一片更廣闊的黑暗。再往遠處，是另一道邊界。
接著，就在那黑暗中，我看到閃動的橙色光芒。只是一小縷光，懸在高高的天空中。我很疑惑，但隨即意識到，一定是源自燈塔。我看著它略略移向左上方，消失片刻之後，又出現在更高處，然後便永遠消失了。我等待那光芒重新出現，但它再也沒有亮起。不知何故，光線熄滅越久，我就越不安，彷彿在這奇怪的地方，一點亮光——不管什麼樣的亮光——就是文明的跡象。
我丈夫從第十一期勘探隊返回，在他與我單獨相處的最後一天裡，也下了一場暴雨。那一整天就像夢境一樣清晰，既熟悉又怪異——在熟悉的日常慣例中，有一種怪異的平靜，甚至超越在他走之前我所習慣的氣氛。
在他出發去勘探前的數週中，我們經常爭吵——激烈地爭吵。我將他推到牆邊，朝他砸東西，試圖擊穿他那盔甲般牢固的決心，但如今我知道這多半是催眠暗示強加於他的。「你要是去了，」我對他說，「也許就回不來；就算回來，我也不能保證會等你。」對此，他發出令人惱怒的笑聲，並說道：「哦，你一直在等我嗎？我到了嗎？」當時，他已下定決心，任何阻礙只不過是刺耳的笑話——無論是否被催眠，這都是十分自然的反應，完全符合他的個性。他要決定去做一件事，就會不計後果，一路走下去，讓衝動變成動力，尤其是當他感覺自己的貢獻意義重大，甚至超越自身的存在時。這是他當初跟隨海軍進行第二輪巡航的原因之一。
我們的關係變得很脆弱，部分原因是因為他很合群，而我偏好獨處。這曾經是促進我倆關係的動力，但如今已不再有效。從前，我不僅覺得他英俊，更讚賞他那自信外向、樂於與人接觸的性格——我認為這是對我自身個性的一種有益補償。他也頗具幽默感，我們初次相逢，是在本地一個擁擠的公園裡。他假裝我倆都是偵探，正在為調查案件而監視一名嫌犯，並由此滲透瓦解了我的沉默寡言。藉由編造周圍忙碌人群的生活，我們也談及彼此的日常。
即使當他感覺已突破我的防線，我依然謹慎而孤僻。因此，剛開始的時候，我對他來說一定就像是個謎團。也許我是個待解的謎，也許他只是認為一旦對我有所瞭解，就能繼續突破，找到藏在內心深處的另一個我。在一次爭執中，他也的確如此承認——試圖將他志願參加勘探這件事歸結為某種標誌，以證明我將他推拒得有多遠，但後來，他慚愧地收回了這番話。為避免誤解，我明確地告訴他：他想要進一步瞭解的那個人並不存在，我表裡如一，也永遠不會改變。
在交往早期，我們經常躺在床上聊天。我曾告訴他泳池的事，他被深深吸引住了，或許還期待會有更多有趣的內容。關於我孤獨的童年時代，他避而不談，只是專注於泳池本身。
「要是我的話，就會在池子裡開船。」
「船長一定是‘老撲騰’，」我答道，「一切愉快而完美。」
「不，因為我會發現你悶悶不樂，固執陰鬱。相當的陰鬱。」
「那我會發現你輕率膚淺。真心希望烏龜把你的船撞沉。」
「那樣的話，我會造一艘更好的船，然後告訴大家，有個陰鬱的孩子老是跟青蛙說話。」
我從不跟青蛙說話；我討厭將動物擬人化。「所以，假如小時候的我們不喜歡對方，那會怎樣？」我問道。
「哦，就算那樣，我仍然會喜歡你。」他咧嘴笑道，「你會讓我著迷，我會跟你去任何地方。毫不猶豫。」
於是我們就這樣以特有的方式重歸於好。性格截然相反，卻因此建立牢固的關係，我倆對此引以為豪。我們始終陶醉於此種構想中，彷彿那是永不消散的波浪，直到婚後……隨著時間的流逝，它以熟悉的方式將我們摧毀，令人深感沮喪。
然而當他從勘探隊返回，所有這一切——無論是好是壞——都不再重要。我沒問問題，也沒提及以前的爭執。他回來之後的第二天早上，當我在他身邊醒來，我就知道，我倆相處的時間已到了盡頭。
我替他煮早餐，外面大雨如注，閃電在近處閃爍。我們坐在廚房餐桌邊，透過玻璃移門，可以看到後院。我們談論雞蛋與培根，態度禮貌得令人痛苦。他稱讚我新裝的灰色鳥食容器，以及隨著雨點波動的庭院水景。我問他睡眠是否充足，感覺如何；甚至問他與昨晚相同的問題，比如回來的旅程是否艱辛。
「不，」他說，「毫不費力。」他露出微笑，跟以前那種令人惱火的笑容有幾分相似。
「路上用了多久？」我問。
「沒多久。」我無法解讀他的表情，然而從他呆滯的臉上，我能感覺到悲哀，彷彿他內心仍希望交流，卻力不從心。自從我與丈夫相識以來，他從不曾如此憂鬱悲哀，因而我有點害怕。
他問起我的研究工作，我告訴他一些新的進展。當時，我所效力的公司正致力於開發能夠分解塑膠等非生物降解物質的天然產品。這份工作很無趣。之前，我一直依靠各種研究經費在野外考察。再往前追溯，我曾是激進的環護主義者，參與示威抗議，並受僱於一家非營利組織，通過電話尋找潛在的捐助人。
「你的工作呢？」我試探性地問道。關於這個謎團，我不知還有多少繞圈的餘地，因此隨時準備把話題岔開。
「哦，你知道，」他的語氣就像才離開了幾周，彷彿我是他的同事，而不是他的愛人，不是他的妻子，「哦，你知道，就那樣。沒什麼新鮮的。」他喝了一大口橙汁——是真的認真品嚐，一時間，屋裡就只有他享受的氣氛。然後，他隨口問起房子裡的其他改良之處。
早餐後，我們坐在門廊上，看著瓢潑大雨和藥草園裡的積水。我們看了一會兒書，然後回屋裡做愛。那是一種神情恍惚、不斷重複的交媾動作，只是因為困在這樣的天氣裡，才感覺比較輕鬆舒緩。如果說，到目前為止，我仍在假裝，那現在就再也不能欺騙自己了，我丈夫並沒有完全回家。
午餐之後是看電視——我為他找到一檔雙人帆船競賽的重播——以及更多乏味的交談。他問及一些朋友，但我無法給出答案，我從沒再見過他們。這些人其實並非我的朋友，我不會去交朋友，而是從丈夫那裡轉承。
我們玩一種桌面遊戲，對其中一些愚蠢的問題抱以笑聲。然後，他記憶中的空缺明顯暴露出來，我們停止遊戲，沉默籠罩著彼此。他閱讀報紙和喜愛的雜誌，看電視新聞，但也許只是在裝模作樣。
我在沙發上打了個盹，醒來後雨停了，而他不在我身邊。我逐一檢視每間屋子，卻找不著他。我儘量剋制住驚慌。最後，我來到室外，在房屋的側面找到了他。他站在幾年前買的小船跟前。那船塞不進車庫。雖然只是一條大約二十英尺長的遊艇，但他很喜歡。
我走上前，挽住他的胳膊，他臉上有一種疑惑而近乎淒涼的表情，彷彿記得這船對他很重要，卻想不起原因。他並未對我的存在有所表示，而是繼續盯著船看，顯得越來越茫然。我能感覺他在嘗試喚起某種重要的記憶，但很久以後我才意識到，那跟我有關。當時他要是能想起來，或許就可以告訴我一些至關重要的事。於是我倆只是呆呆地站著，儘管我能感受到他的體溫與重量，也能聽到他平穩的呼吸，但其實我們相隔甚遠。
過了一會兒，我再也無法忍受——受不了他那無緣無故、難以名狀的焦慮與沉默。我帶他回到室內，他沒有阻止我，也沒有抱怨。他沒有回頭看那艘船，我想我就是在此時下定了決心。假如他回頭看，假如他有反抗，哪怕只是一下子，情況或許就會不同。
當他快要吃完晚餐時，他們乘著四五輛沒有標識的小車和一輛監控麵包車過來，將他帶走。進門時，他們舉止並不粗暴，也沒有高聲叫嚷，更看不見手銬和武器。相反，他們對他態度恭敬，甚至可以說是敬畏：謹慎小心，就像處理一顆尚未引爆的炸彈。他離開時並未抗議，而我也任由他們把這陌生人從家中帶走。
我無法阻止他們，但也無意阻止。與他相處的最後數小時中，我越來越恐慌，也越來越確信，在x區域的經歷已將他變成一具空殼，就像毫無情感的機器，就畫素不相識的人。他的每一個反常舉動、每一句反常的話，都令我記憶中那個人變得越來越模糊。然而，儘管發生了這一切，保留住他的印象依然很重要。因此我撥打他以前留給我的緊急號碼：我不知該拿他怎麼辦，也無法跟這個狀態異常的人繼續相處下去。坦白講，看著他離去，我有種解脫的感覺，而不是背叛的負疚感。我還能怎麼辦？
如前所述，我經常去觀察所探望，直到他生命的最後階段。從談話錄影來看，即使在催眠狀態下，他也的確沒什麼新的內容可說，除非是他們沒給我看。我記得最清楚的，是他話語中始終存在的悲哀。「我沿著那條路從邊界走向大本營，彷彿永遠走不到頭。路上花了很長時間，但我知道，回程的時間會更久。我沒有同伴，只有孤身一人。那些樹其實不是樹，鳥也不是鳥，而我也不是我自己，只是長時間在路途中行走的某種存在……」
這其實是他返回之後，我在他身上發現的唯一特質：深邃而永無止境的孤獨，就好像他獲得了某種天賦，卻不知拿它如何是好。於是那天賦就變成毒藥，最終要了他的命。但它能殺死我嗎？最後幾次見面時，我凝視著他的眼睛，徒勞地盼望著能瞭解他的思維，於是這個問題便滲入我腦中。
我的工作重複性越來越強。在一塵不染的實驗室裡，我總是想到x區域，感覺倘若不去看一看，便永遠無法知道它是什麼樣。沒人能夠明確告訴我，也沒有誰的描述可以替代親眼所見。因此，在丈夫死後幾個月，我便志願申請參加x區域的勘探。前期勘探隊成員的配偶從來沒有過報名簽約的。我猜想，他們接受我，部分原因是想看一看此種聯絡是否會帶來不同。他們接受我，是一種試驗。不過，也有可能打從一開始，他們就料想到我會加入。
早晨，雨停了，天空藍得灼人，幾乎沒有一絲雲。唯有帳篷頂上散亂的松針，以及地上的泥水坑和落枝，才顯示出昨晚有過一場暴風雨。影響我知覺的光亮感擴充套件到了胸部，我無法用其他詞語描述這種感覺。我體內有一種光亮感，彷彿某種能量與期待，如同針刺一般麻癢，並且有力地幫助我抵抗睡眠不足。這是變化的一部分嗎？但即便如此，也沒關係——我無法阻擋自身的轉變。
我發現自己在燈塔和地下塔之間猶豫不決，我必須作出決斷。那光亮感似乎傾向於立即回到黑暗之中，其原因或許與勇氣有關。不假思索、毫無計劃地一頭扎進黑漆漆的塔裡，那是信心的體現，堅決而不計後果，除此之外，便無任何依託。然而我現在知道，昨晚有人在燈塔中。如果心理學家躲在那裡，我就可以追蹤到她，從而在繼續探索地下塔之前，對它能有更深入的瞭解。與昨晚相比，這似乎越來越重要，因為關於地下塔的未知數增加了十倍。因此，當我與勘測員交談時，已經打定主意去燈塔。
早晨的氣味與感覺屬於新的開始，但新開始並未出現。勘測員不僅不願意回地下塔，對燈塔也同樣不感興趣。
「你不想知道心理學家是否在那裡？」
勘測員看了我一眼，彷彿我的話很愚蠢：「當她守在制高點，四面八方視線毫無阻攔？在一個據說儲藏著武器的地方？我寧願留在這兒賭一賭運氣。你要是聰明的話，也應該這麼幹。也許你會‘發現’，你並不喜歡腦袋上有個彈孔。另外，她有可能在別處。」
她的固執讓我很難辦。出於純粹務實的原因，我不願分頭行動——他們的確說過，以前的勘探隊在燈塔裡存有武器——而且我相信，勘測員很可能會離開我獨自回家。
「要麼去燈塔，要麼去地下塔，」我試圖迴避問題，「在回地下塔之前找到心理學家會比較好。她看見是什麼殺了人類學家。她沒把所知的情況都告訴我們。」未說出口的想法是：一兩天過後，塔裡那個在牆上緩緩寫字的怪物或許就消失了，或者走到前面很遠，我們再也追趕不上。然而這又讓我腦中呈現出一幅令人不安的景象，那座塔永無止境地向地底延伸，有著無窮無盡的層級。
勘測員抱起雙臂：「你是真不明白，對嗎？任務結束了。」
她害怕了嗎，還是因為不喜歡我，所以才不願贊同？無論原因何在，她的反對和臉上得意的表情讓我很惱火。
此時此刻，我幹了一件現在想來十分後悔的事。我說：「假如馬上回塔裡去，風險並無回報。」
我自認為很巧妙地念誦出心理學家的催眠暗語，然而勘測員臉上一陣戰慄，暫時的扭曲過後，她的表情告訴我，她明白我的意圖。那甚至都不是驚訝的神情，更像是她早就漸漸對我形成某種印象，而現在得到了印證。於是我也明白，催眠暗語只有心理學家能用。
「為達到目的，你不惜用盡一切手段，對不對？」勘測員說。然而事實是，她握著步槍。我有什麼真正的武器呢？我告訴自己，我不希望人類學家死得毫無意義，因此才建議如此行動。
她見我沒有回答，便嘆了口氣，然後語氣疲憊地說：「你知道嗎，我在洗那些沒用的照片時終於搞明白了。最令我不安的，不是隧道里那怪物，不是你的行為舉止，也不是心理學家乾的事，而是我手中握的槍。就這把該死的槍。我把它拆開清洗，發現那是三十年前的部件拼湊起來的。我們帶的東西沒一樣是現代的，包括衣服和鞋，全都是以前的垃圾，修修補補又拿出來。我們相當於一直活在過去。類似於歷史再演。但為什麼呢？」她嘲弄似的哼了一聲，「你甚至都不知道為什麼。」
她從沒一次跟我講過這樣多話。我想要說，與迄今為止所發現的情況相比，這條資訊最多隻能算稍許有點令人驚訝。不過我並沒說出口。我必須言簡意賅。
「你會在這兒等我回來嗎？」我問道。
這是個重要的問題，然而她答得太快，語氣也不對，令我很不安。
「隨你便。」
「做不到就別答應。」我說道。我早已不相信承諾。生物學規律，我相信。環境因素，我相信。承諾，我不信。
「快滾吧。」她說。
於是，我們的對話到此為止——她斜躺在搖搖晃晃的椅子裡，捧著突擊步槍，而我出發前去尋找昨晚見到的光源。我揹著滿滿一袋食物和水，還有兩支槍，再加上取樣用的裝置，以及一臺顯微鏡。不知何故，帶上顯微鏡讓我感覺比較安全。雖然我力圖說服勘測員一起去，但心中仍有幾分期待可以有機會獨自勘察，不必依賴或擔心他人。
我數次回頭張望，直到小徑拐過一個彎。勘測員一直坐在那裡瞪視著我，彷彿是我自己短短數天前的扭曲映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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