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與不幸，有時真殊為難說。我們常常感謝那些帶給我們幸運（例如：栽培、賞識、擢拔、支援我們）的人，但痛恨那些使我們不幸（例如：羞辱、迫害、挫折、蔑視我們）的人，其實，如果是一個真正經得起打擊的強者，還真應該感謝這些曾給予我們「不幸」的人——沒有他們，我們還真不能這樣奮發求進，這樣努力不懈，真做不出這般「成績」來。甚至沒有他們，我們還不知道原來自己是這麼堅強的！

以我為例：如果當年在大馬不是在特殊的氛圍和壓力下，我才不會更加勤奮的學好中文及結合同道並進，那樣又那來「天狼星詩社」的前身「綠字輩」（例：綠洲、綠林、綠原、綠田、綠湖、綠島、綠野、綠流……）等十大分社？如果不是我赴臺後與家兄和在馬老友們因誤會而分裂，以致我幾乎「有家歸不得」+「近鄉情更怯」，我又何至於以一種「退無死所」、「迫虎跳牆」的勇決，在臺一口氣創辦「神州社」，並在五年內辦六份刊物及擴立為兩、三百人的文藝社團？如果不是因而「樹大招風」，一夜間給警備總部諸「神捕」們逮起來關到「天牢」裡，遍嚐了真真正正在軍法處裡「監獄風雲」的滋味，接下來流亡數地，無處可棲，加上當時好友星散，弟兄紛紛把一切罪禍往我身上卸，我而今恐怕還只願賴在臺北不願走呢！如果當時別人趁此花盡了我辛苦筆耕來的一點儲蓄，借款的義正辭嚴的不還錢，還要在我無法作任何分辯時說我剝削社友錢財（老天！為了搞好當年的社團，我只荒功廢業，還幾乎傾家蕩產，那賺過一文錢！？我還算有點積蓄那時我的書和稿還能掙點錢！），替人出錢出力治病和託人照顧其病情，還幾乎沒給人說成他的肝病（幸虧不是愛滋病）是我害的（幸好不是傳染），我就不會在香港另起爐灶，另外結識一群好友友好。如果不是在港居留輾轉難辛，以致長期流亡流浪，居無定所，沒有這些，我也不會發奮專心寫作，而今，總算這裡那裡，都有我的家，我的稿，我的書，我的朋友，我的事業，還有我的快樂了。

不該感謝他們，該感謝誰呢？

福兮禍所寄，禍兮福所倚。

重要的不是別人怎麼對待你，而是你怎麼看待自己。

沒看見那皮球嗎？充夠氣的，拍擊的力氣越大，跳得越高。洩氣的一拍就癟在地上了。

有時候，不幸中自有大幸，大幸中也含有不幸，不幸有時是大幸，大幸其實是另一種不幸。

這並不玄，連香港因鴉片戰爭租借與英政府——國府退守臺灣，香港九七問題，甚至八九天安門事件，蘇聯九一年政變，也都可作如是觀。

不過，說到頭來，像這些不管在那兒都一直那麼鼓勵、支援我的兄弟好友們（如：葉浩、何包旦、陳麗池、小方、家姊、小倩、立忠、王巍、孫十二、餘銘、達明王、張炭、斑女士、羅氏伉儷、天海哥、家兄、周家三傑等……），那就是我真正的不幸中之大幸中之不幸中之大大大幸了。

稿於一九九一年十月十八日：十八理事來港會聚。

校於一九九一年十月廿一日：溫、倩、何、梁、忠五人赴臺及「中國文化發展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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