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年青人週報」的陸凱聲、盧詠珊的訪談，使我心湖內海里重又勾起了一段洶湧波濤。

十年前，曾在臺遇上一劫（平生遇過不少大劫小劫，那一劫，算是較來勢洶洶、餘波濤濤的），所建立的「神州文社」數百人給一夕打散，我和小方給扣上「政治帽子」給關了起來，幾乎就從此「不見天日」。而後，居然絕處逢生兼加死裡逃生（主要可能是「當局」定罪「尷尬」，或是一念之仁，亦或是不欲老是抓住兩個「燙手山竽」，但也不願我們得以「逍遙自在」），所以誆我們先行離臺返馬，然後釋出我們從未經審判過的「莫須有」的「叛亂」大罪，索性把這十分炙掌的「山竽」扔給大馬政府。

這就可怕了。兩個「驚弓之鳥」，幾乎身無分文，「眾叛親離」下，而兩人的互信也給長時間「離間挑撥」夠了，鬧垮了，整慘了，卻要突然到另一個地去面對另一場「浩劫」。荒唐的是：這還是我們因嚮往中華文化精神而勇赴之地所一手擺佈、設計和斥逐的。所以在「偵迅」過程裡，我表達因關愛中華文化和中國文學致有種種文藝活動，居然給辦案人員斥為：「你是華僑，憑啥‘愛國’！」這種聞言的痛心，足以使我本身整個價值體系為之崩裂。

大馬是個反共的民主國家。以當地政府的勢力，要逮捕我們，易如反掌，而臺方在報上公佈這等「親共」大罪，我們縱能上訴得直恐怕也非傷即殘了。當時，警方也確有傳召我們，但一切程式依照法例而行，決無「逼人於絕、噬人於罪」的行為。我們自然杯弓蛇影、一夕數驚，其慘情、惶悚，看慣武俠小說的讀者，絕對可以想像。

（莫忘了，當時，我身邊還有好友小方，她曾遇到十分不公平、不公道、非人道的「待遇」。我之所以罹罪，足可以說是因為薄有文名和有點「虛權」之故，但小方完全是因為不肯像其他人一樣忍心去「誣陷」一個好友——當時她已非我女友，這點大家都誤解了——之故。我決不能讓她再受冤屈，再入囹圄。這時際，我的數百名社友、數十名手足已「樹倒猢猻散」，我這「猴兒王」在臺的錢、人、甚至版權，也大都給「併吞」了。也別忘了，當時香港剛實行「即捕即解」，嚴格執行收緊移民留港法的當兒，我們在經濟如此窘迫下，常只能留港三、五天至一、二週，就得被迫再「出門」他去。就算申請在港受僱居留，也得在大馬當地辦理，「風險」可想而知。如此居無定所，白眼處處，一路知交盡掩門的場面，足有三數年的流亡歲月，諸位對武俠小說情節耳熟能詳的朋友，也一定可以想見。）

而今，一切都穩定下來了。我還是老樣子，去到一個新環境，需要一段時間的適應，不久之後，我又成了「箇中人」，水乳交融，臺灣可以來去自如了，在新馬出入無礙，並已成為香港永久居民。這期間的驚變，不言可喻；朋友的相助，也盡在不言。想起當日被迫流連在馬的日子，對大馬政府能秉公而能明察秋毫的方式處理這件事，並以公正和審慎的態度來看待我的問題，使我不致於雪上加霜、冤沉海底，迄今還能給我無數的讀者，在自由的空氣下寫自由的文章，我是感謝的。作為一個公民，我不能說有什麼可報我出生的國家和她的信任，這是我應感到慚愧的。不過，作為一個以中文創作的作者，我能出身於大馬但能自由自在的在中國大陸、港、臺等數個不同地區裡繼續寫作、發表、出版和從事文化推廣的活動，或許也同時顯現了大馬政治、文化風氣的多元彈性和可望程度，這樣，我或已竭盡棉力對刀子作出了較遷回間接的回饋了吧？

由於這是在自由意志下自願寫下的文章，其間並無被迫或給勉強的成份，這就像長了羽翼的鳥翱翔在雨後的清空時，以徘徊蒼來回憶母鳥的哺育。這啁啾謝意，也是發自內心的。

稿於一九九一年二月一日：收到中國大陸「三環出版社」蘇斌來函談印書事。

校於一九九一年三月三日：大馬為治母病及梁恙而結識名大夫施小墨、氣功師鄭昆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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