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殺楚》寫我以前未曾寫過的東西。在我的武俠小說作品裡，《殺楚》是一個重大的轉變。

我沒有刻意去追求突破，但當我的思想和生命情調有了很大的變易時，我自然而然地探取了新的方式、新的形式，以求更精確切實地表達我想要表達的意思。變，是我的風格，但萬變不離其宗，我仍是我，我的風格仍是我的風格。

新派武俠小說到了古龍之後，又開始僵化了，而以武俠為題材的藝術形式，也到了前所未有的悶局和困境。一年內竟無一部武俠電影上映（係指香港1985年中至1986年中期間），到今天可說是一個新的紀錄。我們自應羨慕：自1921至1949年，名家輩出，各擅勝場，如平江不肖生、趙煥亭、顧明道、姚民哀、文公直，到還珠樓主、王度盧、白羽、鄭證因、朱貞木、掀起了江湖傳奇、民族俠義、劍仙門法、詭異奇情、幫會技擊、文藝哀情等各樹一幟、百家爭鳴的武俠天地。也理應感慨：自1954年起至1985年，曾經在港臺兩地，出現的武俠小說大師如梁羽生、金庸、臥龍生諸家，他們的作品更趨成熟、完整，表現手法更加卓越，尤以金庸集諸家之大成，使武俠小說更步入一個雅人共賞的文學新境。唯近十年來，只有一個古龍獨撐大局、力挽狂瀾。1985年，古龍病逝臺灣，在過去五六年裡，他的作品已不如他中期作品光華四射、才華畢露，而漸有力不從心的現象。

「武俠」除了在電視劇偶爾還負隅頑抗、回光反照外，實在已進入了全面的低潮中。如果武俠小說只一味抄襲前人、模仿他人，不思求變，不求進取，那麼，在可見的將來，武俠小說可能就成了過去式的名字，回天乏術了。

古龍在十年前就提出：「武俠小說要生存下去，必須求變！」不久之後，他「求新求變」，時有佳著，但也偶爾走火入魔、空雷不雨，不過他對新派武俠小說的貢獻，仍然是不可磨滅的。到了今天，武俠小說豈止要變？沒有過去，就沒有現在，沒有傳統，就沒有現代。「現代武俠小說」不但要吸取傳統的養分，還要創造未來的茁壯。

「武俠小說」自漢司馬遷《史記》以來，一直用不同的「形式」存在著，有時候成了水滸、三國，有時編為戲曲、說書，有時轉為公案、傳奇，到今天也成為電影、電視劇、廣播劇、舞臺劇……單止電影一項，又演變為古代武俠技擊、民初打鬥、現代拳擊、少林功夫、詼諧動作等不同的面貌出現，誰也不知「武俠」會在什麼時候捫一個臉來一個變，也不知道它會用甚麼形式來捫一個臉來一個變，但它在歷史裡柳暗花明、絕處逢生，已證明它有亙存的質素，但需要有心人來妙造乾坤。武俠小說的文學價值也許有限，但它的可塑性則是無邊的。

《殺楚》其實就是《方邪真的故事》，共分三部，第一部《殺楚》，第二部《破陣》，第三部《驚夢》，均以上下兩部出版，約共50餘萬字。分成三部，純粹是為了比較方便在報刊雜誌上連載發表，而且這樣也更加段落分明。換句話說。連《殺楚》的結局，還不是真正的結局。《殺楚》的佈局、伏線，也還未曾完全開展、應合，事實上，《殺楚》中最重要的「四大公子」裡的「女公子」葛鈴鈴和「多情公子」遊玉遮都尚未登場，當然不會便是全書的結束。不過，《殺楚》一篇，也可當作完全獨立的故事來看，並無礙於故事的完整性。另外，因為故事裡牽涉了那位四大名捕中的追命，所以也列為「四大名捕系列」之十四；其實，這是一個完全獨立的故事。

一個寫作的女孩子曾問過我：「方邪真到底是正是邪？他到底是誰？」答案是「方邪真」本來就又「邪」又「真」，正如這世上許多人一樣，他就是方邪真。

稿於1986日5月29日

校於1990年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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