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部篇幅很長的小說，而我提筆寫下的這篇前言無疑會讓它變得更長，對此我很羞愧。一本書的作者也許是最不適合來給他自己的作品寫文章的那個人了。關於這一點，羅傑·馬丁·杜·加爾——一位傑出的法國小說家——曾講過一個發人深省的故事，故事是關於馬塞爾·普魯斯特的。普魯斯特想讓一家法國期刊就他那部偉大的小說發表一篇重要文章；在他看來，沒有人能比他寫得更好了，所以他就親自伏案提筆。之後他請一位年輕的朋友——一個文人——給文章署名，然後呈給編輯。這個小夥子按他的要求做了，可是幾天之後那個編輯差人來找他。「我必須拒登你的文章，」他說。「這篇評論對馬塞爾·普魯斯特先生的作品如此敷衍且漠然，如果我登了這樣一篇文章，那他是絕不會原諒我的。」儘管作者們對於自己的作品十分在意，而且很容易對那些負面評論心生怨恨，但他們很少自我滿足。他們很清楚這樣一部花費了自己大量時間和心血的作品與他們的最初構想有多大的差距，每每想到這點，他們就很容易因自己未能完整表達構想而心生惱怒，反而不太可能滿足於那幾段可以讓他們帶著自得的眼光審視的文字。

對於我這部作品本身，我不打算說一個字；我將滿足於讓讀者大致瞭解：一部到目前為止已相當長壽的小說——以小說的標準而言——是如何寫成的；如果讀者對此不感興趣，那我只能懇請原諒。我最初提筆是在我二十三歲那年，當時在從聖托馬斯醫院耗時五年取得醫學學位後，我動身前往塞維爾，決心成為一名作家並以此謀生。我那時的手稿儲存至今，但自從我更改過列印稿之後，我就再沒有看過它一眼；我非常肯定地認為，這是一部不成熟的稿子。我當時把它寄給了費希爾·昂溫——他曾經出版過我的第一本書（我還是一名醫科生的時候寫的一本小說，叫《蘭貝斯的麗莎》，取得過一點兒成功），但他拒絕支付我要求的一百英鎊，隨後我又將稿子寄給了其他幾個出版商，他們一分錢都不肯出。這令那時的我十分沮喪，可我現在知道，我當時是幸運的；因為如果他們當中有誰接受了我的書（起初的書名叫《斯蒂芬·凱里的藝術氣質》），我就會喪失一個我因為過於年輕而無法充分利用的主題。提筆時我與我描述的那些事件還沒有拉開足夠的距離，而且我在最終完成此書時用來豐富作品的那許多經歷也是當時的我尚不具備的。另外，我那時還不懂得：寫你知道的東西要比寫你不知道的容易。比如說，我讓我的主人公去魯昂（我只是偶爾拜訪過這座城市）學法語，而不是去海德堡（我自己就在那裡待過）學德語。

遭受冷遇後，我把這部手稿收了起來。我寫了其他幾本小說——這些都得到了出版——然後是戲劇。我一步步地成為了一名非常成功的劇作家，於是決定將餘生獻給戲劇藝術。但是我忽略了我內心的一股力量，正是它讓我的決心落了空。此時我很快樂，很成功，也很繁忙。我的腦袋裡裝滿了我想要創作的劇本。我不知道究竟是成功沒有滿足我所有的預期，還是說這是對成功的自然反應，總之我剛剛確鑿無疑地成為了當時最受歡迎的劇作家，充斥在我腦海中的那些對於我往昔人生的回憶就又開始在我心頭揮之不去了。它們如影隨形地不斷在我眼前重現，在睡夢裡，在散步時，在排演中，在聚會上，它們成為了我身上的一個如此沉重的負擔，我最終認定，只有一個辦法能夠擺脫它們，那就是把它們訴諸筆端。在承受了多年戲劇界的緊張節奏之後，我渴望小說創作的無拘無束。我知道我頭腦中的這本書會是一部很長的作品，我想要不受打擾，於是我回絕了熱切的經理們遞給我的合同，暫時退出了舞臺。那年我三十七歲。

在我成為一名職業作家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我花了大量的時間學習如何寫作，並且接受了一項令人精疲力竭的訓練，試圖改進我的文風。但在我開始產出劇本的同時，我放棄了這些努力；當我再次開始寫作時，我的目標已截然不同。我不再尋求珠光寶氣的散文體和豐富的質感，這些東西我之前徒勞地耗費了大量的精力也未能獲取；相反，我尋求質樸與簡單。我有如此多的內容要在合理的篇幅範圍內訴說，因此我不能浪費筆墨，我的理念是：只使用清晰表達語意所必需的文字。帶著這樣的想法，我開始了寫作。我沒有修飾的空間。我在戲劇領域的經驗教會了我簡潔的價值。我不知道該給我的書取什麼名，在找了一大圈後，我偶然看到了「灰燼之美」，這是《以賽亞書》中的一句話，在我看來非常得當；但當我得知這個書名不久前剛剛被人用過後，我不得不另覓他途。我最終選定了史賓諾莎的《倫理學》中某一卷的標題。我有一種感覺：當我發現我最初想到的那個書名不能使用時，我又一次走了運。

《人生的枷鎖》不是一本自傳，而是一部自傳體小說；事實與虛構無法分割地夾雜在了一起；那些情感是我本人的，但講述的事件並非與實際發生的情形全部吻合；有些事件不是從我本人的生活中，而是從那些與我關係密切的人的生活中轉移到主人公身上的。這本書帶給我的正是我所希望的，它流入世界的那一刻（一個在一場可怕的戰爭中煎熬的世界，全神貫注於其自身的痛苦與恐懼，無暇顧及一個虛構人物的歷險），我感到自己從那些此前一直折磨著我的痛苦和不愉快的回憶中解脫了出來。這本書得到的評價很正面；西奧多·德萊塞為《新共和國》寫了一篇長評，他在文中以智慧和同情心——這兩點令他的所有文字都熠熠生輝——討論了這部作品；不過在當時看來，這本書很可能會同絕大多數小說一樣，在問世幾個月後就被人遺忘。不過，我不知道究竟是怎樣的意外幫助它在美國吸引到了許多傑出作家的注意力，他們不斷地在媒體上提及此書，逐漸使它為公眾所知。這本書由此得來的新生正是拜這些作家所賜，在此我必須向他們表示感謝：沒有他們就沒有這本書在過去的這些年裡不斷加速累積的成功。

（宋僉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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