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先生慢慢的好起來。日夜裡雖然還是睡的時間比醒的時間多，可是他已經能知道飢渴，而且吃的相當的多了。瑞宣偷偷的把皮袍子送到典當鋪去，給病人買了幾隻母雞，專為熬湯喝。他不曉得到冬天能否把皮袍贖出來，但是為了錢先生的恢復康健，就是冬天沒有皮袍穿，他也甘心樂意。
錢少奶奶，臉上雖還是青白的，可是堅決的拒絕了李四大媽的照應，而掙扎著起來服侍公公。
金三爺，反正天天要出來坐茶館，所以一早一晚的必來看看女兒與親家。錢先生雖然會吃會喝了，可是還不大認識人。所以，金三爺每次來到，不管親家是睡著還是醒著，總先到病榻前點一點他的四方腦袋，而並不希望和親家談談心，說幾句話兒。點完頭，他擰上一袋葉子菸，巴唧幾口，好象是表示：「得啦，親家，你的事，我都給辦了！只要你活著，我的心就算沒有白費！」然後，他的紅臉上會發出一點快活的光兒來，覺得自己一輩子有了件值得在心中存記著的事——傳送了女婿，親家母，還救活了親家！
對女兒，他也沒有多少話可講。他以為守寡就是守寡，正象賣房的就是賣房一樣的實際，用不著格外的痛心與啼哭。約摸著她手中沒了錢，他才把兩三塊錢放在親家的床上，高聲的彷彿對全世界廣播似的告訴姑娘：「錢放在床上啦！」
當他進來或出去的時候，他必在大門外稍立一會兒，表示他不怕遇見冠家的人。假若遇不見他們，他也要高聲的咳嗽一兩聲，示一示威。不久，全衚衕裡的小兒都學會了他的假嗽，而常常的在冠先生的身後演習。
冠先生並不因此而不敢出門。他自有打算，沉得住氣。「小兔崽子們！」他暗中咒罵：「等著你們冠爺爺的，我一旦得了手，要不象抹臭蟲似的把你們都抹死才怪！」他的奔走，在這些日子，比以前更加活躍了許多。最近，因為勤於奔走的緣故，他已摸清了一點政局的來龍去脈。由一位比他高明著許多倍的小政客口中，他聽到：在最初，日本軍閥願意把華北的一切權利都拿在自己的手中，所以他們保留著那個已經破碎不全的華北政務委員會。同時，為維持北平一城的治安，他們從棺材裡扒出來幾個老漢奸組織起維持會。其實維持會只是個不甚體面的古董鋪，並沒有任何實權。那真正替敵人打掃街道與維持秩序的，卻是市政府。在市政府中，天津幫佔了最大的勢力。現在，山東，河北，河南，山西，敵軍都有迅速的進展：敵軍既不能用刺刀隨在每個中國人的背後，就勢必由日本政客與中國漢奸合組起來個代替「政務委員會」的什麼東西，好掛起五色旗來統治整個的華北，好教漢奸們替「皇軍」使用軍用票，搜刮物資，和發號施令。這個機構很難產出，因為日本軍人根本討厭政治，根本不願意教類似政治的東西拘束住他們的肆意燒殺。他們在找到完全聽他們的話的，同時又能敷衍中國百姓的，漢奸以前，決不肯輕意擺出個政府來。在天津，在敵人佔據了各學校之後，他們本無意燒掉各圖書館的書籍，不是愛惜它們，而是以為書籍也多少可以換取幾個錢的。可是，及至他們的駐津領事勸告他們，把書籍都運回國去。他們馬上給圖書館們舉行了火葬。他們討厭外交官的多口。他們願象以總督統管朝鮮那樣，來統治華北和一切攻陷的地方，把文官的勢力削減到零度。可是，軍隊的活動，不能只仗著幾個命令；軍隊需要糧草，服裝，運輸工具，和怎樣以最少計程車兵取得最大的勝利。這，使討厭文官與政治的軍閥沒法不想到組織政府，沒法不借重於政客與漢奸。軍閥的煩惱永遠是「馬上得之，不能馬上治之」。
在日軍進入北平的時候，最先出現於北平人眼前的新組織是新民會，一個從炮火煙霧中鑽出來的宣傳機關。冠曉荷聽見說有這麼個機關，而沒有十分注意它，他不大看得起宣傳工作。他心目中的「差事」是稅局，鹽務；他心中的頭銜是縣長，科長，處長……他覺得一個「會」，既無稅局與鹽務署的收入，又無縣長，處長的頭銜，一定就沒有什油水與前途。現在，他才明白過來：這個「會」是大有前途的，因為他是緊跟著軍隊的，替軍隊宣揚「德威」的親近的侍從。有它，日本軍隊才能在屠殺之後把血跡埋掩起來；有它，日本軍隊才能欺哄自己：他們對被征服的民眾的確有了「和平的」辦法。它不跟軍閥爭什麼，而是老老實實的在軍人身後唱著「太平歌詞」。軍人以炮火打癱了一座城，新民會趕緊過來輕輕的給上一點止痛的藥。
那位小政客告訴冠曉荷：「要謀大官，你非直接向日本軍官手裡去找不可。維持會不會有很長的壽命。到市政府找事呢，你須走天津幫的路線。新民會較比容易進去，因為它是天字第一號的順民，不和日本軍人要什麼——除了一碗飯與幾個錢——而緊跟著日本兵的槍口去招撫更多的順民，所以日本軍人願意多收容些這樣的人。只要你有一技之長，會辦報，會演戲，會唱歌，會畫圖，或者甚至於會說相聲，都可以作為進身的資格。此外，還有個萬不可忽視的力量——請注意地方上的‘老頭子’！老頭子們是由社會秩序的不良與法律保障的不足中造成他們的勢力。他們不懂政治，而只求實際的為自己與黨徒們謀安全。他們也許知道仇視敵人，但是敵人若能給他們一點面子，他們就會因自己的安全而和敵人不即不離的合作。他們未必出來作官，可是願意作敵人用人選士的顧問。這是個最穩固最長久的力量！」
這一點分析與報告，使冠曉荷聞所未聞。雖然在官場與社會中混了二三十年，他可是始終沒留過心去觀察和分析他的環境。他是個很體面的蒼蠅，哪裡有糞，他便與其他的蠅子擠在一處去湊熱鬧；在找不到糞的時候，他會用腿兒玩弄自己的翅膀，或用頭輕輕的撞窗戶紙玩，好象表示自己是普天下第一號的蒼蠅。他永遠不用他的心，而只憑喝酒打牌等等的技巧去湊熱鬧。從湊熱鬧中，他以為他就會把油水撈到自己的碗中來。
聽到人家這一片話，他閉上了眼，覺得他自己很有思想，很深刻，倒好象那都是他自己思索出來的。過了一會兒，他把這一套話到處說給別人聽，而且宣告馬上要到天津去，去看看老朋友們。把這一套說完，他又謙虛的承認自己以前的浮淺：「以前，我說過：藝術是沒有國界的，和……那些不著邊際的話。那太浮淺了！人是活到老，學到老的！現在，我總算抓到了問題的根兒，總算有了進步！有了進步！」他並不敢到天津去。不錯，他曾經在各處做過事；可是，在他的心的深處卻藏著點北平人普遍的毛病——怕動，懶得動。他覺得到天津去——雖然僅坐三小時的火車——就是「出外」，而出外是既冒險而又不舒服的事。再說，在天津，他並沒有真正的朋友。那麼，白花一些錢，而要是還找不到差事，豈不很不上算？
對日本的重要軍人，他一個也不認識。他很費力的記住了十來個什麼香月，大角，板垣，與這個郎，那個田，而且把報紙上記載的他們的行動隨時在他的口中「再版」，可是他自己曉得他們與他和老虎與他距離得一樣的遠。至於「老頭子」們，他更無法接近，也不大高興接近。他的不動產雖不多，銀行的存款也並沒有超過一萬去，可是他總以為自己是個紳士。他怕共產黨，也怕老頭子們。他覺得老頭子就是竇爾墩，而竇爾墩的劫富安貧是不利於他的。
他想應當往新民會走。他並沒細打聽新民會到底都作些什麼，而只覺得自己有作頭等順民的資格與把握。至不濟，他還會唱幾句二簧，一兩折奉天大鼓（和桐芳學的），和幾句相聲！況且，他還作過縣長與局長呢！他開始向這條路子進行。奔走了幾天，毫無眉目，可是他不單不灰心，反倒以為「心到神知」，必能有成功的那一天。無事亂飛是蒼蠅的工作，而亂飛是早晚會碰到一隻死老鼠或一堆牛糞的。冠先生是個很體面的蒼蠅。
不知別人怎樣，瑞豐反正是被他給「唬」住了。那一套分析，當冠先生從容不迫的說給瑞豐聽的時候，使瑞豐的小幹臉上灰暗起來。他——瑞豐——沒想到冠先生能這麼有眼光，有思想！他深怕自己的才力太小，不夠巴結冠先生的了！
冠先生可是沒對瑞豐提起新民會來，因為他自己既正在奔走中，不便教瑞豐知道了也去進行，和他競爭；什麼地方該放膽宣傳，什麼地方該保守秘密，冠先生的心中是大有分寸的。
二三十年的軍閥混戰，「教育」成象曉荷的一大夥蒼蠅。他們無聊，無知，無心肝，無廉恥，因為軍閥們不懂得用人，而只知道豢養奴才。在沒有外患的時候，他們使社會腐爛。當外患來到，他們使國家亡得快一點。
受過只管收學費與發文憑的教育的瑞豐，天然的羨慕曉荷。他自己沒作過官，沒接近過軍閥，可是他的文憑既是換取生活費用的執照，他就沒法不羨慕冠先生的衣食住行的舒服與款式。他以為冠先生是見過世面的「人物」，而他自己還是口黃未退的「雛兒」。
瑞豐決定趕快搬到三號的那間小屋子去住。那間小屋小到僅足以放下一張床的，只有個小門，沒有窗戶。當瑞豐去看一眼的時候，他沒看見什麼——因為極黑暗——而只聞到一些有貓屎味的潮氣。他願意住這間小屋，他的口氣表示出來：只要能和冠家住在一處，哪怕是教他立著睡覺也無所不可！
這時候，西長安街新民報社樓上升起使全城的人都能一抬頭便看見的大白氣球，球下面扯著大旗，旗上的大字是「慶祝保定陷落」！保定，在北平人的心裡幾乎是個地理上的名詞。它的重要彷彿還趕不上通州，更不用說天津或石家莊了。他們只知道保定出醬菜與帶響的大鐵球。近些年來，揉鐵球的人越來越少了，保定與北平人的關係也就越發模糊不清了。現在，「保定陷落」在白氣球底下刺著大家的眼，大家忽然的想起它來，象想起一個失蹤很久的好友或親戚似的。大家全低下頭去。不管保定是什麼樣的城，它是中國的地方！多失陷一座別的城，便減少克復北平的一分希望。他們覺得應該為保定帶孝，可是他們看到的是「氣球」與「慶祝」！亡國是最痛心，最可恥，可是他們得去慶祝！自己慶祝亡國！
日本的「中國通」並不通。他們不曉得怎麼給北平人留面子。假若他們一聲不出的，若無其事的，接受勝利，北平人是會假裝不知道而減少對征服者的反感的。但是，日本人的「小」心眼裡，既藏不住狠毒，也藏不住得意。象貓似的，他們捉住老鼠不去馬上吃掉，而要戲耍好大半天；用爪牙戲弄被征服者是他們的唯一的「從容」。他們用氣球扯起保定陷落的大旗來！
新民會抓到表功的機會。即使日本人要冷靜，新民會的頭等順民也不肯不去鋪張。在他們的心裡，他們不曉得哪是中國，哪是日本。只要有人給飯吃，他們可以作任何人的奴才。他們象蒼蠅與臭蟲那樣沒有國籍。
他們決定為自慶亡國舉行大遊行。什麼團體都不易推動與召集，他們看準了學生——決定利用全城的中學生和小學生來使遊行成功。
瑞豐喜歡熱鬧。在平日，親友家的喜事，他自然非去湊熱鬧不可了；就是喪事，他也還是「爭先恐後」的去吃，去看，去消遣。他不便設身處地的去想喪主的悲苦；那麼一來，他就會「自討無趣」。他是去看穿著白孝，哭紅了眼圈兒的婦女們；他覺得她們這樣更好看。他注意到酒飯的好壞，和僧人們的嗓子是否清脆，唸經比唱小曲更好聽；以便回到家中批評給大家聽。喪事是人家的，享受是他自己的，他把二者極客觀的從當中畫上一條清楚的界線。對於慶祝亡國，真的，連他也感到點不大好意思。可是及至他看到街上鋪戶的五色旗，電車上的松枝與綵綢，和人力車上的小紙旗，他的心被那些五光十色給吸住，而覺得國家的喪事也不過是家庭喪事的擴大，只要客觀一點，也還是可以悅心與熱鬧耳目的。他很興奮。無論如何，他須看看這個熱鬧。
同時，在他的同事中有位姓藍名旭字紫陽的，賞給了他一個笑臉和兩句好話——「老祁，大遊行你可得多幫忙啊！」他就更非特別賣點力氣不可了。他佩服藍紫陽的程度是不減於他佩服冠曉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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