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明白，我清楚地看到，

他們每個人都戴著號碼和通行證。

所有的房子都呈正方塊形，

住宅街道都方方正正，

人們都置身於立方體的房間中，

每個物體都明白和知道

自己在巨大運動中的使命……

這是著名的《我們》一詩的作者基裡洛夫的又一首詩：《鐵的救世主》。

至此，可以看出，實際上，無產階級文化派已經為扎米亞京塑造了《我們》中基本的形象體系、活動方式和生活場景，區別僅僅在於，在無產階級文化派看到美和善的地方，扎米亞京看到的卻是醜與惡，是和他的人道主義理想格格不入的危險的前景。

三、《我們》的主題和藝術成就。

正如《我們》中的主人公Д-503所說的，「要想鑑別思想是什麼材料製作的，只需給它滴上一滴強酸就行」。這就是把事物引導到極限。《我們》中的新現實主義方法就在於把無產階級文化派的邏輯推向終點，從而對俄國社會革命家、俄國思想家長期思考和探索的問題提出自己的看法。

這部日記體的悲劇小說描寫的是經過「二百年大戰」而建立起的「大一統國」。它幾乎複寫著前面提到的反烏托邦小說的種種背景：圍著綠色的高牆，頭上是消過毒的天空，一切建築都是玻璃鑄成的。這裡沒有個人的隱私，沒有個人的姓名，只有胸前的國家號牌。為了使每一個「號民」得到「數學般的絕對幸福」，他們以犧牲個性自由為代價而達到「理想的非自由狀態」。在這裡，舞蹈的美是因為它是一種「非自由的運動」，而「詩歌就是為國家服務，就是實用」。千百萬「號民」按照《作息條規》、《誠實號民義務條例》，同時起床、散步、進食、工作、睡覺，甚至性生活也服從統一的安排。總之，個性消失了，就像微小的「克」在「噸」面前那樣無足輕重和必須服從。

而這種幸福境界——「理想的非自由狀態」是需要暴力，需要威嚴的造福主的極權統治來維持的，需要他那無所不在的手——護衛局無所不在的監護和造福主的「鐘形瓦斯罩」——極刑機器的懲治，當然，還有已經深入每個號民心中的護衛們的自我審查。

然而反叛仍然不會止息。女主人公i-330一夥籌劃把準備去「解放」其他星球上處於「野蠻的自由狀態」的生物的「一體號」飛船劫持到「綠色長城」之外（象徵自由和自然）。日記的主人公，受著思索、失眠折磨的Д-503被確診患病——「長出了心靈」，為此而做了「幻想摘除術」，於是「頭腦又空了、輕了」，「沒有任何妨礙笑的東西了」，他自願向造福主供出了「幸福的敵人」，包括自己心愛的女人。

小說中的造福主對幸福和暴力做了辯證的詭辯：人類一直想有人一勞永逸地告訴他們什麼是幸福，然後用鎖鏈把他們圈進這一幸福之中。而現在所做的正是這樣的事。於是，一切暴力都得到了辯解。在這裡，扎米亞京的思考又回到了多少年來俄羅斯思想家始終思索的問題：這裡不僅有關於「天堂」抵不上「一個小孩的眼淚」的辯爭，關於能否以對未來的允諾剝奪人們的真實權利的辯爭，還有能否接受放棄個性和自由的幸福，能否去築造一個幸福的螞蟻窩的思考。

女主人公i-330以個性自由反抗極權主義的形象，表現了扎米亞京的思想。她不承認最後的革命，不同意有「終止了的」宇宙，她反對這種「精神上的熵」。她在造福主的酷刑中，堅韌沉默地望著造福主和木然傍坐的Д-503——自己的戀人和出賣者。她知道「綠色長城」正被打破，人與自然的隔裂一定要消除，牆外的反叛仍在繼續，人性中嚮往自由、愛情的「我」總是要說出自己的話來，即使如Д-503這樣誠實的「號民」也會不由得「長出了心靈」來。教條的、劃一的、極權主義的東西是和人的本性格格不入的。可以說，《我們》（1921）已經闡明瞭作者在20世紀20年代一系列文章中的觀點，發出了共產主義理想可能被扭曲的「危險訊號」。

同時，《我們》也充分地展現了他獨特新穎的新現實主義的藝術創新。它不再是傳統現實主義的寫真，也不是象徵主義地完全超越這個現實的世界。它懷著對這個世界的摯愛，既超越而又貼近這個世界，多維地、動態地看到這個世界的深層問題。於是，現實與幻想結合的畫面，誇張、荒誕和隱喻的運用，就成為思考這個世界的必要手段。小說富有象徵主義繪畫般濃烈的感覺色彩。透過Д-503的心靈和眼睛折射出的世界，充滿鮮明而意味深長的視覺性和感覺性。造福主暗如深洞的眼睛，i-330那火紅的嘴唇，號民們藍色的制服，出入於護衛局的身形如s的傢伙……通過這些形象，作者打通了和讀者靈犀相通的感覺通道。而扎米亞京獨特的語言辛辣尖刻而又深邃幽默，的確不愧為高爾基所說的「俄羅斯語言的卓越大師」的稱譽。

四、《我們》在文學史上的地位。

不能否認，《我們》的作者當年對蘇維埃國家抱著不信任的態度，也不能否認，《我們》的開禁是得到當年蘇聯「變革者」的支援的。他們也的確要用《我們》這鍋老湯來煮自己的肉。

然而，應該指出，《我們》所抨擊的，絕不是《共產黨宣言》裡所預言的那個作為人類歷史發展必然產物的共產主義，不是那個「每一個人的自由發展是所有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的共產主義。人們如果在《我們》中照見現實中某些相似的東西，從而認為它對現實的顛覆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那麼應該說，這並不是《我們》的過錯。從小說對社會政治層面的影響來說，它本應該成為促進俄國共產主義運動健康發展的因素。正如扎米亞京當年說過的：「俄國現在沒有敵視革命的作家。因為他們並不認為革命是一位需要特別守護，要躲開哪怕只是一點點穿堂風的肺癆小姐。」這部小說創作於蘇聯建國之初（1921）而發表於蘇聯解體之前（1988），這與其說是《我們》的不幸，不如說是我們的不幸。

從世界文學史的層面來看，《我們》作為20世紀著名的反烏托邦三部曲的奠基作，第一個提出了現代社會中機器和國家對人的壓抑這個世紀性的主題，併發出了危險的訊號。和另兩部流露出悲觀情緒的反烏托邦作品（喬治·奧威爾的《1984》和阿道斯·赫胥黎的《美妙的新世界》）相比，它在思想藝術上顯現出堅韌的積極情調，表現出扎米亞京對「革命的辯證法」、對世界永遠向前的堅定信念。

1932年3月扎米亞京在和記者的談話中說：「人們給我講過一個關於公雞的波斯寓言。一隻公雞有一個壞習慣，總愛比別的雞早叫一小時。主人陷於尷尬的處境，最終砍下了自己這隻公雞的頭。小說《我們》看來也是這隻波斯公雞：這種問題以這種形式提得太早。」

而在世界的一腳已邁進後現代社會的今天，在世界走向多極化、多元化的今天，在人的個性呼喚著伸張的今天，在人類經歷了20世紀現代化程式中人和自然相敵對的現實，人性可怕的異化，人文精神失落的危機，極權主義、法西斯主義的迫害之後，再拉響《我們》曾試圖發出的預見性的危險訊號不會是亡羊補牢吧?無論如何，我們不能不為這部寫於20世紀前葉而前瞻著整個世紀和更遠未來的小說感到驕傲。它以其在思想、藝術上的先鋒性在20世紀文學史上留下了光輝的一頁。

（原載《俄羅斯文藝》2000年第2期。收入本書時，文中《我們》的若干引文根據本書進行了統一。——編者）

《世優》（沃羅涅什）1989年第1期第1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