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的一天，晴朗而寒冷，時鐘敲過十三下，溫斯頓•史密斯縮著身子溜進勝利大廈的玻璃門，他動作迅速，卻還是慢了一些，風吹起沙土跟著他鑽進了屋。

門廳裡瀰漫著煮白菜和舊墊子的味道，門廳盡頭有一張並不適合放在室內的過於巨大的彩色宣傳畫。宣傳畫上只有一個一米多寬的龐大面孔。那是一張四十五歲左右的男人的臉，留著濃密的黑色鬍鬚，粗獷而英俊。溫斯頓走向樓梯，電梯是坐不上了，就算在最好的情況下，它也很少會開。為了配合仇恨周的節約運動，整個白天都停止供電。溫斯頓的公寓在七層，三十九歲的他右腳踝上有一處因靜脈曲張引起的潰瘍，他只能慢慢地走，不時還要停下來歇一會兒。每層樓梯的平臺處都在正對著電梯的牆上貼上了那張巨大的宣傳畫，畫中人似乎在凝視著你，他的視線跟著人一起移動。而畫的下方有這樣一行字：老大哥在看著你。

公寓裡，一個洪亮的聲音正在唸著和鋼鐵生產有關的數字。聲音來自鑲嵌在右牆上的一塊類似毛玻璃鏡子的長方形金屬板中。溫斯頓把聲音調低，這個裝置（被稱為電屏）只能將聲音調低，不能完全關上。溫斯頓走到窗前，藍色的黨員制服讓他瘦小的身材看起來愈發單薄。他的髮色很淺，面龐紅潤，皮膚因長期使用劣質肥皂和鈍剃鬚刀變得粗糙。寒冷的冬天才剛剛結束。

就算隔著緊閉的窗戶，外面看上去仍然很冷。街道上，風裹挾著塵土和碎紙呼嘯飛旋。雖然陽光明媚，天色湛藍，所有的一切仍彷彿蛻去了色彩，除了那些隨處可見的宣傳畫。那張留著黑色鬍子的臉從各個角落裡居高臨下地看著。正對面的房子就貼了這樣的宣傳畫，畫上的人正用黑色的眼睛盯著溫斯頓，「老大哥在看著你」。一張宣傳畫掉到了地上，它一角損破，被風吹動，發出啪啪的聲響，一個單詞時隱時現：英社。遠遠地，一架直升機在屋頂間飛過，像蒼蠅一樣在空中盤旋，又轉了個彎飛走了。那是警察巡邏隊正在窺視人們的窗戶。但巡邏隊並不讓人畏懼，讓人畏懼的是思想警察。

在溫斯頓的身後，電屏還在沒完沒了地播放著關於鋼鐵產量及超額完成三個九年計劃的報告。電屏可以同時接收和傳送資訊，溫斯頓發出的任何聲響只要比輕輕低語稍大一點，都將被電屏接收。而他不只會被聽到，還能被看到，只要他待在這塊金屬板的特定範圍內。當然，你沒法知道某時某刻你的一言一行是否處在監視之下。你只能想象思想警察會以怎樣的頻率、怎樣的標準接通某個人的線路，他們很有可能一刻不停地監視著所有人的線路。可以肯定，只要他們想，他們可以在任何時候接上你的線路。你不得不在這樣的情況下生活——這就是生活，從習慣變成本能——設想一下，你發出的所有聲音都將被監聽，除非在黑暗中，你的每個舉動都將被監視。

溫斯頓保持著背對電屏的姿勢，這樣相對安全。但他清楚，就算背對電屏仍有可能洩露資訊。一公里外就是他工作的地方——真理部，那是一幢高大的白色建築，高高地聳立在一片髒兮兮的區域內。這裡，他有些厭惡地想著——這就是倫敦，大洋國第三人口大省一號空降帶的主要城市。他努力在記憶中搜尋關於童年的蛛絲馬跡，難道倫敦一直是這樣嗎？到處都是19世紀的破房子，牆的側面靠木架子支撐，窗戶上釘著硬紙板，屋頂上鋪著皺巴巴的鐵皮，就連花園的圍牆也已經東倒西歪？還有那些經歷了空襲的地方，灰塵飛舞，野花在殘磚斷瓦間生長，許多像雞舍一樣骯髒的木板房突然出現在爆炸後的空地上！但他的努力是徒勞的，他什麼也想不起來，除了一片明亮的、背景難辨的、讓人無法理解的畫面，他的童年記憶裡什麼都沒有。

真理部——用新話來說就是「真部」——和人們看到的所有建築不同。它是幢金字塔結構的龐然大物，白色的水泥閃閃發亮。它一層一層地交疊著，高高聳起，足有三百多米。站在溫斯頓所在的地方，剛好可以看到被人用漂亮字型寫在白色牆壁上的三條黨的標語：

戰爭即和平

自由即奴役

無知即力量

據說，真理部光是在地面上就有三千個房間，在地面下還有相應的附屬建築。整個倫敦只有三座外形和規模與之類似的大樓。這些大樓將它們周圍的建築映襯得渺小不堪。站在勝利大廈的頂部，可以同時看到這四座大樓，即四個部的所在地，政府的所有職能都分佈在這四個部中。

真理部負責新聞、娛樂、教育、藝術；和平部負責戰爭；仁愛部負責法律和秩序；富足部負責經濟。這四個部的名字若用新話來講就是「真部」、「和部」、「愛部」和「富部」。其中，仁愛部是最令人戰慄的一個，整幢大樓沒有一扇窗戶。溫斯頓從來沒有去過仁愛部，甚至不曾踏入距離它半公里的區域。這是一個非公莫入的地方，即使要進去，也要穿過遍佈著鐵絲網、設立著鐵門和機關槍的道路。而在仁愛部外面的大街上，還有穿著黑色制服、帶著警棍的警察，他們在街上巡邏，個個面目可怖。

溫斯頓突然轉過身來，換上一副心滿意足的快樂表情，這是面對電屏時的明智之舉。他穿過房間來到小廚房。在這個時間離開真理部，他無法在食堂吃午飯。而他也清楚，他的廚房裡只有一塊要留到明天早上作早餐的黑麵包。於是，他從架子上拿起一個貼著白色標籤的瓶子，瓶子裡裝著無色的液體：勝利杜松子酒。這種酒散發著令人噁心的汽油味，類似中國的白酒。溫斯頓差不多倒了一茶杯，然後鼓足勇氣，像喝藥那樣灌了下去。

他的臉立刻紅了起來，淚水從眼角滲出。這東西的味道好像硝酸，喝的時候讓人覺得後腦勺彷彿被橡皮棍狠狠地敲了一下。不過，過了一會兒，當胃裡的灼燒感退去，世界看起來可愛多了。

溫斯頓從印有「勝利香菸」字樣的小匣子中抽出一根菸，不小心將它拿豎了，菸絲掉到地上，他只好再抽出一根，這次成功了。他回到起居室，在電屏左邊的小桌子前坐下，從抽屜裡拿出一根筆桿、一瓶墨水和一個四開大小的空白本子。本子的封皮是紅色的，上面還壓有大理石花紋。

通常電屏會被安裝在房間最裡面的牆上，方便監視整個房間，但不知為什麼，溫斯頓起居室的電屏卻被裝在了正對著窗戶的較長的那面牆上。電屏的一邊有個凹進去的地方，大概是建房子時計劃留出來放書櫃的，溫斯頓就坐在這裡，他儘可能地向後靠過去，讓自己待在電屏的監視範圍外。當然，他的聲音還是可以被聽到，但只要他待在現在這個位置，他就可以不被看到。這房子與眾不同的格局讓他想到了這點。

而他之所以要這樣做還和他剛剛拿出的那個本子有關。這是個漂亮的本子。紙質細緻而光滑，由於年代久遠的關係——這種紙至少有四十年沒再生產了——紙張有些泛黃。但他猜測這本子的年代很可能比四十年還要長。他是在一間散發著臭味的小舊貨店的櫥窗裡看到它的。這家店就坐落在一個破敗的街區裡（他也記不清具體是哪個區）。看到它的第一眼，他就遏制不住要擁有它的慾望。雖然黨員不允許進入普通商店（即「自由市場的買賣」），但這個規定並沒有被嚴格執行，因為有太多東西，比如鞋帶和刮鬍刀的刀片，不到這裡就無法買到。他迅速地向街道兩旁看了幾眼，然後鑽到店裡，花了兩塊五毛錢將它買下，他還沒想到要拿它來做什麼。他將它收在公文包裡，懷著惴惴不安的心情回了家，就算本子上一字未寫，也可能引起懷疑。

他準備寫日記，這件事並不違法（沒有什麼事會違法，因為不再有法律），但一旦被發現卻有可能被處以死刑，或者至少被關到勞動營裡服上二十五年徒刑。溫斯頓將鋼筆尖裝到筆桿上，又在筆尖上舔了舔，清掉了上面的油。鋼筆已經是古舊的東西，就算是簽名也很少會用到，他私下裡花了很大力氣才弄到一支，而這樣做僅僅因為他覺得只有用鋼筆寫字才配得上那漂亮、細緻的紙張，他不能用蘸水筆在這樣的紙上劃抹。事實上，他並不習慣用手寫字，除了一些便籤，一般情況下他都是對著語音記錄器口述事情，而他眼下要做的事當然不能用語音記錄器。他拿起筆，在墨水裡蘸了蘸，又遲疑了片刻。一種震顫的感覺充斥了他的身體，在紙上寫上標題有著決定性的意義。他用纖小笨拙的字型寫道：

一九八四年四月四日

他的身子向後靠去，整個人都被無助感吞噬。首先，他不能確定今年是不是1984年，他能肯定的是他今年三十九歲，並且他知道自己是在1944年或1945年出生。但是現在要想準確地確認年份，沒有一兩年的誤差是不可能的。

突然，他想起一個問題，他究竟為了什麼寫日記。為未來？為那些尚未出世的人？有那麼一會兒，他的心思都放在了那令人生疑的年份上。他猛地想起新話中的一個名詞「雙重思想」。這是他第一次意識到自己正在做一件艱鉅的事。人要如何和未來交流？這是不可能的。未來若和現在類似，未來不會聽他說話；未來若和現在不同，他的預言就失去了意義。

有那麼一會兒，他對著紙發呆。電屏裡播著刺耳的軍樂。奇怪的是，他看上去不只失去了表達自我的勇氣，還忘記了他要表達的事情。過去的幾個星期裡，他一直在為這一刻做準備，他沒有想過除了勇氣他還需要什麼。其實，寫東西很容易，他只需要將多年以來一直盤桓在腦海裡的那些沒完沒了的、焦躁的內心獨白放到紙上就可以了。但在這一刻，這內心獨白竟枯竭了。更何況腳上那靜脈曲張引起的潰瘍開始發作，癢得他難以忍受，他又不敢去抓，一抓就會紅腫發炎。時間一點點地過去，面對著空空白紙，他只能感覺到腳上的瘙癢，電屏音樂的刺耳以及酒後的醉意。

突然，他慌張地寫了起來，並不清楚自己究竟寫了什麼。他用孩子般幼小的字型在紙上肆意書寫，先是忽略了大寫字母，最後竟連標點也略過了：

1984年4月4日。昨晚看了電影，都是戰爭片。其中一部非常好看，一艘載著難民的輪船在地中海的某個地方遇到轟炸。看著胖男人在大海中拼命游泳試圖逃脫追趕他的直升機，觀眾們非常開心。一開始，這男人就像一頭海豚在波濤中起伏，直升機上的人通過瞄準器發現了他，緊接著他的身上便佈滿槍眼，周圍的海水也被他的血染成了粉紅色，他的身體突然下沉，就好像海水從槍眼裡灌了進去。在他下沉的時候，觀眾們鬨堂大笑。之後人們看到一條滿是孩子的救生艇待在盤旋著的直升機的下方。一個似乎是猶太裔的中年女人抱著三歲大的小男孩坐在船頭。孩子嚇壞了，號啕大哭，把頭深深地埋進她的懷裡，就好像要鑽到她身體裡，她則安慰著他，用雙手將他環住，可她自己也因為恐懼面色發青。她以為她可以用手臂擋住子彈，保護她的孩子。直升機飛過來投下一顆二十公斤的炸彈，伴隨著一道劇烈的光芒，小艇變成碎片。接下來的鏡頭非常清晰：孩子的手臂被炸得高高的，直升機前的攝影機一直追著它在拍。從黨員的座位區傳來一片掌聲，群眾區裡卻突然站出來一個女人，那女人嚷嚷著說這電影不應該放給孩子看，他們做得不對。直到警察趕來將她押了出去。我不覺得她會出什麼事，沒有人會關心群眾說什麼，群眾的典型反應就是他們從來不……

溫斯頓停下筆，一方面因為他感到肌肉在抽搐，他不知道為什麼從他筆端傾瀉的是這些垃圾。而奇怪的是，他忽然清楚地回想起一件毫不相關的事，他覺得自己完全有能力將這件事寫出來。他想起來正是這件事讓他突然萌生了回家寫日記的念頭。

假使這模模糊糊的事確實發生過，那它就發生在這天上午，在部裡。

將近11點溫斯頓工作的記錄司為了給兩分鐘仇恨會做準備，大家紛紛將椅子從隔間裡往外拉，直拉到大廳中央，正對著大型電屏。溫斯頓剛要坐在中間一排的某個位置上，兩個和他有點頭之交的人出人意料地走了過來。其中一個是個女孩，經常和他在走廊裡擦肩而過，他叫不出她的名字，只知道她可能在小說司工作，她經常滿手油汙地拿著扳手——她負責為某個正在寫長篇小說的部長維修寫作機。她看上去膽子很大，大約二十七歲，有著一頭濃密的黑髮和長滿雀斑的臉，她行動敏捷，就像運動員一樣。她的腰間繫著一條窄窄的鮮紅色的飾帶，那是青少年反性同盟的標誌，飾帶在她的工作服上繞了幾圈，纏得剛剛好，巧妙地襯托出她臀部的線條。第一眼看到她，溫斯頓就心生厭惡，他知道這是為什麼。因為他努力製造出類似曲棍球場、冷水浴、集體遠足那樣排除雜念的氛圍。幾乎所有女人他都厭惡，特別是年輕貌美的。女人，尤其是年輕女人，總是盲目地追隨著黨，她們不假思索地接受黨的口號，無償地偵察那些異端思想。他覺得這個女孩比別的女人更加危險。一次，他們在走廊裡相遇，她斜著眼睛迅速地打量了他一番，那眼神彷彿刺透了他的身體，瞬間將黑色的恐懼注入其中。他閃過一個念頭：或許，她是思想警察。儘管這種可能性很小，接近她，仍會讓他不舒服，而這不適感既包含敵意也包含恐懼。

另外一個是個男人，名叫奧布蘭，是內黨黨員，有著重要且隱蔽的職務。溫斯頓對他的職務只模模糊糊地知道個大概。看著這個身穿黑色制服的內黨黨員走過來，人群迅速安靜下來。奧布蘭是個大個子，體格壯實，他脖子短粗，面容粗糙、冷酷又幽默。儘管模樣令人畏懼，舉止卻很有魅力。他有個小動作——推一推鼻樑上的眼鏡，不知道為什麼，這能讓人放下對他的戒備——很難說清也很奇怪，這動作讓人覺得他很文雅。若一直想下去，人們會聯想到18世紀的貴族用鼻菸壺款待賓客。許多年來，溫斯頓只見過奧布蘭十幾次，對他非常感興趣，這不只因為奧布蘭優雅的舉止和拳擊手般的外表反差強烈，而是溫斯頓有個秘密的信念——也許還算不上信念，他多少希望奧布蘭在政治方面不會那麼正統。

奧布蘭的表情讓人不由自主地得出這個結論。也許，他臉上呈現的不是「非正統」，而僅僅是「聰明」。但不管怎樣，看著他的外表，你會萌生躲開電屏，和他單獨聊聊的念頭。溫斯頓從來沒有耗費半點力氣證實這個猜測，事實上，他也沒法去證實。奧布蘭低頭看了看手錶，快11點了，顯然他決定待在記錄司直到兩分鐘仇恨會結束。他搬來一把椅子，坐在溫斯頓那排，兩人之間只隔了兩個位子，夾在他們中間的是個淡茶色頭髮的身材矮小的女人，她就在溫斯頓隔壁的辦公室工作。至於那黑頭髮的女孩則剛好坐在他們的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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