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晚，他們又站在鐵絲網邊。風從樺樹林的方向吹來。滿天繁星。

我已經認識了幾個會說德語的俄國人。其中一個是音樂家。他說他曾在柏林做過小提琴手。他聽說我會彈鋼琴，就拿出小提琴演奏起來。其他人坐下，靠著鐵絲網。他站著，拉著琴，表現出一個小提琴手常有的陶醉，閉著眼睛，隨後又有節奏地擺動著樂器，微笑地看看我。

他演奏的應該是民歌，其他人跟著琴聲哼唱。他們像一座黑暗的山丘，從深邃的地下發出聲音。小提琴聲像一位修長的少女，高高在上，既明亮又孤單。哼唱停下來，小提琴繼續鳴唱著——夜裡，這聲音纖弱稀薄，像是凍僵了。大家緊緊靠著，站在一旁。要是能在室內多好——在這裡，它獨自四處遊蕩，叫人憂傷。

***

因為剛休過長假，週日就不能休息了。返回前線前的最後一個週日，父親和姐姐來看我。我們一直待在軍人之家。如果不想去營房，我們還能去哪裡？中午時分，我們去荒野上散步。

時間真折磨人。我們無話可說，只好談起母親的病情。她已確診患上了癌症，住進了醫院，不久就要接受手術。醫生希望她能好起來，但我們還沒聽說過癌症能治好。

「她住在哪家醫院？」我問。

「住在路易斯醫院。」父親說。

「幾等病房？」

「三等。我們先看看手術價格再說。她自己要住三等病房。她說住在那兒還有人能說說話。再說三等病房也便宜些。」

「一個房間那麼多病人，但願她夜裡能睡個好覺。」

父親點點頭。他神情疲憊，臉上滿是皺紋。母親一向體弱多病。雖然不得已才住進醫院，但住院畢竟要花一大筆錢。父親其實一輩子都撲在這些事上了。

「要是知道手術的價格就好了。」他說。

「你們沒問嗎？」

「沒直接問。不能那麼問——要是惹得醫生不耐煩可怎麼好，他還要給你媽媽手術。」

是啊，我辛酸地想。這就是我們。這就是窮人。寧願憂心如焚，也不敢問手術的價錢。而那些無須為錢擔憂的人，卻理所當然地事先商定了價格。醫生不會對他們不耐煩。

「術後的包紮費也很貴。」父親說。

「難道醫療保險公司一分也不付嗎？」我問。

「你媽媽病得太久了。」

「家裡還有錢嗎？」

他搖了搖頭：「沒有。但我可以加班。」

我知道：他會站在桌前，摺疊，貼上，剪下，直至午夜十二點。晚上八點時，他會吃些憑票換來的沒有營養的東西，隨後服用頭疼粉，繼續幹活。

為了讓他高興，我講了些剛好想起的事。無非是當兵的常講的笑話，一些愚弄將軍、上士們的事。

之後我送他們去火車站。他們給了我一瓶果醬和一包母親為我煎的土豆餅。

他們走了。我回到營房。

晚上，我吃了些土豆煎餅塗果醬，卻食之無味。於是我出去，打算把煎餅送給俄國人吃，卻忽然想起，這是母親親手煎的。或許她站在火爐前時還忍著疼痛。我重新包好，放進背囊，只拿出兩個煎餅分給了俄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