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頭痛、結石、水腫、瞌睡的萬靈丹！
飲茶皇后以為酒傷身體，不如茶好，從此以茶代酒，成為英國宮廷中的禮儀。達官貴人爭相效仿，茶遂成為豪門世家的高貴飲料。貴夫人在家中設精緻茶室，論茶比美，一時成為時髦。1669年，東印度公司從中國購得「功夫茶」，獻呈皇后，以博歡心。當年英國就停止茶葉從荷蘭進口，由東印度公司獨佔專利權。
茶在英倫三島人民的各個生活方面出現。英國詩人蒲伯是這樣讚美女王喝茶的：
您，偉大的安娜，三個國家齊向您低首。
您有時和君臣商談大政，有時也在茶桌旁激勵朋友。
這個島國的人民，成了世界上飲茶的冠軍。上午十時半和下午四時的飲茶習俗，成了生活中雷打不動的制度。學術界的交流被稱為「茶杯和茶壺精神」，電視臺下午四時的節目謂之「飲茶時間」。蕭伯納曾調侃說：破落戶的英國紳士，一旦賣掉了最後的禮服，那錢往往還是用來飲下午茶的。
當那時鐘敲動第四響，
一切的活動皆因飲茶而中止，
……
茶葉貿易史上，英國留下了不少的篇章和軼事。比如中國的平水珠茶，向被稱為綠色珍珠。但，據建立於1706年的老牌英國茶商團寧公司印發的宣傳冊載，當時的英國人不識此茶，稱其為「gunpowdergreen」，綠色珍珠變成了綠色火藥，一直流傳至今。
還有一種老牌加香茶「格雷爵士茶」，說起來也有點意思。這位爵士本為本世紀初出使中國的外交大臣，從清朝一位官吏手中得到了玳玳花茶的配方，帶回國去，交一家公司試製。該公司為了感謝他，把該茶命名為「格雷爵士茶」。此茶上市，包裝上無不註明源於中國清朝某高階官吏的字樣，以為行銷之號召。
十八世紀，茶在英國國民經濟中，成了一項重大收入。十九世紀的英國大臣羅斯托倫說：「國家不可缺乏的糧食、鹽或茶，如果由一國獨攬供應權，就會成為維持其統治勢力的有力砝碼。」
茶由此而直接介入了政治。西元1773年，英國國會通過了《茶葉稅法》，規定每磅茶葉徵收三便士茶稅，波士頓茶葉事件——美國獨立戰爭的導火索由此引發，至今波士頓碼頭還有碑文如下：
此處以前為格林芬碼頭。1773年12月16日，有英國裝茶之船三艘停泊於此。為反抗英皇喬治之每磅三便士之苛稅，有九十餘波士頓市民，攀登船上，將所有茶葉三百二十四箱，悉數投於海中，以是而成為世界聞名之波士頓抗茶會之愛國壯舉。
在歐洲，只有一個國家在飲茶方面可以與英國相提並論——西伯利亞的寒風也無法抵擋華茶對俄羅斯人的誘惑，茶馬交易使茶從蒙古進入俄國。十九世紀初，俄國人從湖北羊樓洞運去茶種，成功地種栽在喬治亞的土地上。一位專和俄國做茶葉生意的劉姓中國人，被沙皇賜名為「茶葉劉」。俄羅斯偉大詩人普希金的《歐根·奧涅金》中這樣寫道：
天色轉黑，晚茶的茶炊閃閃發亮，
在桌上噝噝作響，它燙熱著瓷茶壺裡的茶水，
薄薄的水霧在四周盪漾……
放眼全球範圍內的華茶貿易，我們大約可知，西元十世紀前，華茶已到了亞洲諸多鄰國及西北非等地；十六世紀抵達歐洲；十八世紀，茶與英國移民同坐五月花船漂洋過海，直抵美洲。而茶的另一支大軍，則於十七世紀南下，定居於被海洋擁抱著的南洋諸國。
華茶既被如此青睞，西元1840年的中國鴉片戰爭之前，清政府便派官商十三人至廣州，行辦茶事，人稱十三行。從此，官僚、豪商、洋人，壟斷出口貿易，尤以茶葉為甚。生意之有利可圖，連皇帝見了也眼紅，直接插手進來，人稱皇商。
此等格局，直到鴉片戰爭之後方被打破，十三行與英商獨霸中國進出口貿易的局面從此一去不復返，洋行，日變為各國實業家獨佔的商行。五口通商之後，「千箱捆載百舸送，紅到漢口綠吳中」——福州、漢口、九江、寧波，成了當時中國茶葉出口最多的港口所在地。
第一次世界大戰，再次改變中國經濟的格局。從此洋行多遷於滬上，盛時曾達四五十家，而上海的茶葉輸出，竟佔全國總輸出之一半以上了。
洋行壟斷中國對外茶葉貿易近百年，至本世紀上半葉，中國茶業已落得奄奄一息之地步。此間，中華茶界有識之士自不甘於消沉，種種努力，艱苦卓絕，在漫長跋涉之中，企圖恢復昔日祖先之榮光。其中最傑出者，當數吳覺農先生。
1897年出生於中國浙江古縣邦上虞豐惠鎮的吳覺農先生，真正從實踐中走上為實現振興華茶而奮鬥的道路，乃是自三十年代初，應中國著名農學家、農業教育家、當時的上海商品檢驗局局長鄒秉文先生之約，籌辦茶業出口檢驗開始的。爾後，吳覺農又在江西修水、安徽祁門、浙江三界等地建立茶葉改良場，中國現代茶業，自此初現雛形。
與此同時，吳覺農先生四處奔走，出入茶區，出國考察，撰寫大量調查報告，揭示茶葉貿易中洋行洋莊茶棧之壟斷操縱；譴責通事、茶號、水客等的重重剝削；描述中國茶農之悲慘處境；介紹國外茶界之先進技術和經驗；實踐中國茶業進步之種種方案——先生於不可為之中而為之，嘔心瀝血，慘淡經營，長夜彌天，大聲疾呼之聲，似乎終有迴音——
1936年間，皖贛兩省議定併成立了皖贛紅茶運銷委員會，統籌運銷兩省之祁門與寧州紅茶，時稱「茶業統制」。
此舉霎時間掀翻了中國茶業行近百年的天。上海洋莊茶棧同業行會，聽到彼聲，不啻晴天霹靂，都一個個地突然「鄭重將來，顧慮意外」起來，一份《痛切宣言》公開發表，被眾多中國茶人看做是為實踐先生「打破中間剝削，謀茶農之真正利益，復興茶業」之理想的大行動，終以妥協讓步而告終。
1936年，吳覺農先生在《中國農村》雜誌二卷六期上，以施克剛為筆名，撰《反帝反封建的半幕劇》一文，表達他對這次半途而止的茶業革命的認識，說：
在現社會中，大資本驅除小資本，也成了司空見慣的事情。此次統制糾紛的背景，實在不過是這樣一幕令人啼笑皆非的悲喜劇而已。……茶業統制的結果是茶業受了帝國主義金融資本與茶棧的統制，貧困的茶農因之而被統制於死地。反帝反封建的戲劇，本應當轟轟烈烈演下去，然而因為反帝反封建的主角——茶農——被壓在舞臺下，因此演不到半幕便匆匆收場了。
作為半幕戲劇的皖贛茶業統制，卻成為吳覺農先生後來的正劇的序幕。當此時，實業部開始試圖採納吳先生的建議，成立較大規模的茶葉公司。又不知幾多周折，1937年6月1日，由實業部和皖、贛、浙、閩、湘、鄂六個茶區省政府集資，少數私人資本參加的「中國茶葉公司」，於上海北京路墾業大樓正式成立，吳覺農先生被聘為總技師。
僅僅三十七天之後，遙遠的北方，盧溝橋邊，日本軍隊開始了對中國的全面入侵。剛剛開始事業的中茶公司，被迫於上海輾轉遷徙，由武漢而終往陪都重慶。被稱為「不夜侯」的中華茶葉，這嚮往溫暖與光明的綠色和平之舟，在數百年劫難之後，陷入了人類有史以來最兇險的驚濤駭浪之中。真個是：
b出我幽谷，上我喬木，茶兮葉兮，鳳凰涅槃！/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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