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裝部長說：「問題還不在這裡。每個黨員都有權利、有義務給上級黨委反映情況，你要知道一條原則，應當反映正確的情況，起碼得反映經過調查研究的情況。」

李世丹說：「這不過是手續上的事兒，反正我是對黨對同志負責的，我問心無愧。」

「我看你就問心有愧。我再問你一件事兒：前天晚上你把同志們都找回來幹什麼了？同志們意見大了，連炊事員、電話員對你都有了意見。你要讓同志們替你的處分翻案？」

「這不過是許許多多的矛盾裡邊的一個。他們能有什麼意見？有矛盾不解決行嗎？」

「大夥兒都要找王書記反映哪！」

「找誰怎麼著？有溝填溝，有牆拆牆，這次整風，就是要解決問題的嘛！同志們不瞭解今天的新形勢，我不計較，誰是誰非，都會馬上大白於天下！」

「我是個老粗，不會跟你咬文嚼字兒。我就知道，錯誤犯下了，處分捱了，哎，咱們在哪兒跌下的，再從哪兒爬起來，新打鑼鼓另開張，這才是一個黨員對待錯誤、對待處分的正確態度。」

「唉，你不理解一個揹著處分包袱的同志，精神上該是多麼痛苦哇！當然啦，一個共產黨員應當忍受暫時的委屈，眼下不是暫時，已經好幾年，該是澄清的時候了。」

「我沒有捱過處分，可見過犯了錯誤、捱了處分的人。他們沒一個像你這樣的，把處分當個仇疙瘩記在心裡！你說你這樣幹，是要通過整風解決矛盾。我真不明白，你為什麼偏要跟黨矛盾呢？你不矛盾，也就省得解決了。王書記一走，全盤工作交給你了。你可好，不積極地抓工作，倒把心思全放在翻案上了。東山塢鬧亂子，跟你這股子情緒沒關係嗎？縣委下來一檢查，我看你怎麼交代！」

這當兒，幾個接到通知趕回來開會的鄉幹部，進了院子。他們洗臉、吃飯、大聲地說笑。當做飯的孔老頭和電話員小張把東山塢發生的事兒告訴他們之後，全都驚住了：

「哎呀！這半年東山塢的工作挺好，怎麼一下子糟到這個地步呀？」

「蕭長春他們一直沒給鄉里反映過情況嗎？誰在家蹲著了？這事兒得追查！」

「應當派個人馬上到東山塢看看哪！」

「瞧瞧，王書記才離家幾天，鬧出這種事兒，我看得追追根子，這樣下去還得了！」

…………

那邊人們的議論，屋裡的兩個人全聽見了。

李世丹一向瞧不起武裝部長這個「大老粗」，他的話，和別人的議論，只是使他感到有點兒「不妙」。什麼不妙呢？他從各方面的氣氛看出來，自己很可能又要挨一次整。他故意洗碗、倒水、拿藥瓶子吃藥；隨後又到廚房裡衝了兩個雞子兒，蹲在屋簷下邊喝起來，把武裝部長給甩在屋子裡了。

他心裡更加「痛苦」。領導上不信任，同志們看不起；一塊工作的人當面冷冷淡淡，背後講自己的壞話，上級能壓自己，同級能壓自己，下邊的村幹部有人也學這種樣子，不把自己放在眼裡；出點事兒，不論有關無關，不論是對與不對，毛病全是自己的！我李世丹要是不挨那個處分，這會兒不是縣長，也是某個局的局長了；請問，你們這一級的幹部誰敢跟「李縣長」或者「李局長」使用這種態度呀！這樣的日子怎麼能夠再過下去呢？換一個黨性再強、修養再好的人，就能長期地、無止境地忍受這種委屈嗎？黨既然要整風，就是要糾正偏差；這些偏差裡邊，農業社搞得太急、太「左」是其中之一；而我李世丹就是因為當時不太「左」，才挨的處分呀！如今要糾正「左」，組織上為什麼就不主動提出糾正對自己的處分呢？這些同志，為什麼一點也不同情自己呢？或許縣委還不瞭解我李世丹此時此地的心境；那就再忍一忍，等縣委派來工作組、鄉里的整風鳴放開始了再說吧……

會議室點上了燈，人們的談論聲一陣一陣地從那兒傳過來。

武裝部長走出屋說：「開會吧，我跟你說不通的事兒，讓大夥兒說；反正，這一回咱們得把問題澄清。」

李世丹直起身，把碗筷往窗戶臺上一放，掏出手絹擦著嘴，又回到屋裡，往行李捲上一靠，眼望著屋頂又發起呆來。

他先把縣委在電話上的指示又反覆地想了一遍，又把王國忠說的話琢磨一番；他忽然感到，這些指示和這些話裡邊好像沒有什麼不好的意思。「不要擅自處理」，就是說，縣委很小心，怕處理錯了。怕錯在什麼地方呢？對了，眼下正是整風的時候，怕我到那兒壓制了民主，激起群眾的更大不滿，鬧起「大民主」；整風鳴放，就是為了讓群眾有話說話，有意見提意見，不要鬧亂子呀！王國忠到縣裡開會去，名義上是把全鄉的工作交給我領導，不管實際是怎麼一回事兒，反正我得包下了，要是在這個時候，鄉里的某一個地方鬧起事兒來，縣委知道了，當然要找我這個看家的人。這是不足為怪的。至於縣委提到「不能同意你對東山塢問題的估計和判斷」，也是兩可著的問題；縣委還許說我把問題看「左」了，說我沒有把它跟當前「黨群之間」存在的大矛盾聯絡到一塊兒。……王國忠急著給我打電話，又給武裝部長打電話，又指示鄉里馬上派人到東山塢去看看，馬上開黨委會準備情況，等等，很可能是想推卸責任，想先過河到岸上去……

李世丹越想越覺著自己的看法有道理，也越覺著事態的發展，對自己非常不利，東山塢要是鬧起大亂子，過後一總結一檢查，罪過一定得落在自己的身上，那可就太不上算了。他想：自己應當採取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