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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初十，東京人輕鬆愉快地送走了北伐大軍。在檢閱場上，宣撫副使蔡攸出盡洋相。這一幕演出成為那幾天人們談笑的絕好資料。還有人模擬他的動作，不斷在腰間摸索，忽然一個失手，寶劍「豁朗朗」地墜落地上。這很快就風靡了東京城，在以後一段時間內，「豁朗朗」一聲就成為「臼子舍人」的代名詞。
在那段時期中，東京人的確對他們畢生從未經歷過的戰爭發生了莫大的興趣，彼此見了面，都要以有關戰爭的火熱的新聞作為談話內容，並且把有關戰爭的真實的、真假參半的以及完全虛構的訊息相互傳播，似乎非此不足表現出他是個時髦人物。
東京人之所以對戰爭具有這樣大的興趣，首先因為它是「畢生未經歷過的事情」。人們對於新鮮事物都感興趣，除非他是個保守派。一切住在大城市裡的時髦人物最怕的事情莫過於送他一頂保守派的帽子。
再則在大軍剛要出發的幾天內，有那麼多的人被直接和間接捲進了這場戰爭，從而使他們以及和他們有關係的人不得不對它關心起來。
史大郎是家住在九橋門街的一個青年小夥子。他爹在當地開家熟肉鋪子。大郎的活動範圍早就超越他爹的社會地位而高攀上一批達官貴人的衙內、舍人，成為他們與街混兒、潑皮之間的媒介體。大郎一向生活得那麼活潑、愉快，成為那個地段的「子弟班」中的核心人物。誰料到高三公子把他拉上一把，居然混進北伐軍的隊伍中當名小軍官。他一走，地方上少了個惹是生非的領頭人，倒惹得大家對他想念不止。這就是一個因為戰爭而引起大家關心的人。
再如潘樓街一家規模宏大的成衣鋪子，一向以裁製仕女時裝出名。人們都知道它是高俅的長兄、眼泡皮底下生個大肉瘤、綽號叫作「司馬師」的高傑的本錢。這家成衣鋪從正月以來忽然添掛出一塊「本店重金禮聘高手名師精製衣甲旗幟」的招牌，承攬了北伐大軍全部的衣甲旗幟等項業務，發了一大筆橫財。這不但引起同行的公憤，也使得廣大市民都為之憤憤不平。因為東京人信奉的經濟分配原則是有飯大家吃，有錢大家使，反對獨攬壟斷。違背了這個原則，就要受到公眾的唾棄。果然有一天，衣甲業行會的會頭帶了百十個同業，聲勢浩大地把這家成衣鋪的招牌砸了，嚇得「司馬師」只敢從後門溜走。在街道上作壁上觀的市民們都為之拍手稱快。這又是一件因為戰爭引起的社會新聞。
在那段時期中，人們到處都可以聽到類似的新聞和訊息。把它們積累起來就給戰爭造成一種看得見、聽得到、聞得出、摸得著的現實的感覺。東京人不但都是時髦派，又都是現實主義者，他們對現實的事物一向就十分敏感。
再則，凡是分得出勝負的玩意兒，例如年輕子弟賽錦體、廟會看相撲、端午節參觀龍舟競渡，等等，東京人莫不感興趣。恰巧戰爭也可以歸入這一範疇中，何況這場戰爭又被當局者描繪得如此輕易就可以獲得勝利。小關索李寶在一場角牴中打敗他的對手還得流一身汗哩，哪能這樣容易就打勝仗？老實說，東京人不怕打不贏伐遼的這一仗，只怕贏得太容易了，看不過癮。譬如說：龍舟競渡的一方把對手落下六七十丈，那就要使乘興出城去參觀的觀眾們敗興而返了，他們一定會口出怨言道：「這是各歸各的划船，算得什麼競渡？」東京人喜歡的是隻差分秒毫釐之間的勝負，他們希望看到的戰爭的勝利也就是那種只差一點就險險乎被對方打敗的勝利，這看起來才叫人興致勃勃地過癮哩！
可是當大軍出發以後，前面的一種因素逐漸減少了，而勝利的捷報也沒有像他們預期的那樣很快傳送到東京來。東京人雖然喜歡只有幾微之差但又要是立等可取的勝利，曠日持久的結果不合他們的脾胃。東京人當初似乎沒有想到這一點，這真是大煞風景。
由於以上兩個原因，人們對戰爭的興趣減少了。到了一個月以後很少再有人談起戰爭、關心戰爭，只有親人在軍隊裡的家庭才是例外。可是例外之外又有例外，有的家庭雖有人參加戰爭，家裡人只當他出門去做買賣，根本不關心他的命運。這是因為他們既沒有戰敗的思想準備，也沒有把戰爭和死亡、危險等令人不快的概念聯絡起來。
這種對戰爭冷淡的程度，到了五月下旬一度達到冰點。
「前天看見你家大郎回家來了！」有人問到他的鄰居。這個大郎就是家住在九橋門街的那個活潑、愉快的小夥子史大郎。他的出征曾受到鄰居們熱烈的關心。現在他悄悄地開小差回來了，自然也會在一些人中間引起疑問。
「可不是他們那一夥都回來了。」大郎的爹不痛不癢地回答。
「大郎在前線可好？」
「他的事情誰知道。」
「前線打了勝仗不曾？」
「天知道。」
「大郎這一回來，還去不去了？」
「天知道。」
「他們在前線一個多月都幹了些什麼？」
「吃飯屙屎。」大郎爹從熟肉店老闆對現實利害關係的精明的盤算出發，認為這個要涉及領頭開小差的高三公子的名譽問題，最好還是不談或少談。他急於要擺脫那個喋喋多問的鄰居，不耐煩地說，「這一進一齣的大事，不分前線後方，到處都是一樣的。」
「吃飯屙屎，誰不知道。俺問的是他見過幾仗，殺了幾個遼兵？」
「天知道。」
「他要不回前線去了，官府裡豈不要查究他？」
有了高三公子的撐腰，還怕官府的查究？這顯然屬於愚不可及的愚問了，他不屑回答。
他的鄰居不甘就此罷休，有意提起四月間為他大郎送行餞別時的那種盛況，藉以提高他的興趣。沒料到他回答了一個更加冷淡、更加嚴厲的字。
「瓚！」
轟動九城、在很長一段時間中成為頭條新聞的伐遼戰爭居然下降到「瓚」，使得這一位可敬的鄰居大驚失色。
但是熟肉店老闆是正確的，一方面固然涉及實際利害，一方面他也看到伐遼戰爭在人們心目中早已冷下來了，他的英雄兒子的歸來也不值得大驚小怪，只有這個不識相的鄰居偏要掘根究底地追問不休，他不是個「瓚」貨是什麼？
2
東京人衡量新聞的價值，不是決定於它的重要性，而是決定於它的新鮮感。一切頭號新聞都不具有凝固性，因為一切新鮮的事物都不可能永久保持新鮮。汴河中網得的鯉魚，要不是趁著新鮮烹製吃了，雖有冰窖可以冷藏，到頭來只好醃了當鹹魚吃。雖說鹹魚也有它的市場，畢竟鹹魚的價值大大低於鮮魚。新聞也是一樣，總是新陳代謝的，一切冷藏過、醃過、臘過的新聞，勢必要變成「舊聞」，乖乖地讓位於新的「新聞」。
加速戰爭新聞代謝的是五月中旬開封府公人破獲了一件驚天動地的「鬼」公案。
有人利用已經炎熱起來但在那裡並不潮溼的氣候，「壟斷」了一段久已堙塞的地下水道，進行名副其實的黑市買賣。起初只是依靠一兩盞鬼火，在暗中摸索著做些小買賣，吃虧便宜，一半憑手氣、碰運道。他們自己稱之為「鬼市」。後來營業範圍擴大了，索性把大段的地下水道分隔成為一個個小房間，招引得大批男女前來飲酒作樂，賭博幽會。這時雖然已經明燭輝煌，人語喧闐，其熱鬧的程度不亞於地面上的「樊樓」（豐樂樓）和東西雞兒巷之盛，但他們自己還是謙遜地稱之為「鬼樊樓」。
東京人對於法律概念是模糊的，執法者——破獲這件公案的公人頭兒、開封府尹盛章本人就經常在地上的「樊樓」擺酒席宴客，也免不了要賭博作樂，並且還以參加更高階的執法者、殿前司都指揮使高俅在東雞兒巷趙元奴家裡邀集的歡宴為榮，如果有那麼一次不在被邀之列，就要惴惴然唯恐有什麼災難臨頭了。河北都轉運使詹度、河北轉運判官李鄴經常派人，有時自己也抽空到京師來，把大批軍需物資在市場上拋售，然後又叫人出面收購了，再以重價轉售給轉運部門。所有這些都是在法律保護下公開進行的，誰也沒有提出異議。為什麼僅僅隔開三尺地皮，在「鬼樊樓」中飲酒作樂，在「鬼市」做些將本就利的買賣，轉售一部分軍用剩餘物資，飲些官兒們的盞底餘瀝，就算是犯罪呢？誰也不能夠解釋這個問題。
更加奇怪的是，「鬼市」「鬼樊樓」的經營者和入股者自己先就有了犯罪意識，感覺到在這裡開張營業，招徠顧客，不太有保障，要找個可靠的後臺靠山。他們找的後臺不是別人，正是專管這一類犯科作惡案件的高俅和盛章。前臺與後臺達成了默契，四六折賬，前臺每天用大秤稱了上百兩銀子給後臺送去，他們都欣然笑納了，人們管高俅叫「大掌櫃」，管盛章叫「二掌櫃」，這已經不是什麼秘密。內幕之內還有內幕，據說包庇黑市、坐地分贓的還不止高、盛兩個，內押班張迪也軋一腳，被稱為「內掌櫃」。這項小小經紀是通了天的，據內掌櫃透露，「憑咱家一句話，還有人敢在官家面前道個‘不’字？」可是臺後老闆之間有時分肥不均，鬧起窩裡反，掌櫃們一翻臉，把小夥計作筏子，連帶顧客們一起遭殃，被捉進官府裡去。為什麼日進斗金的後臺老闆不但逍遙法外，還老著麵皮高坐在堂上審訊這幹人犯，而鑽營一些蠅頭微利的小夥計倒要鋃鐺入獄、吃官司、打屁股？這個問題，誰也解決不了。
東京人對於吃喝玩樂的門檻雖然精通，對於司法問題卻是不求甚解的。他們接受法律的統治，承認鐵索、狴犴和板子的權威性，準備有朝一日也去嚐嚐它們的滋味，這就是朝廷賦予他們的特權。至於對法律的解釋權，那是屬於執行者的事情，他們無權過問，也沒有興趣去進一步探索。
他們只對發明創造這件聞所未聞的地下奇案感興趣，特別對於「鬼樊樓」這個新穎奇巧的名稱大為激贊。
所有進不去樊樓的人因為把「鬼」字按在樊樓上面而產生了痛快感，他們本來也把在地面上的樊樓中進出的人看成另外的一種族類——鬼。這種族類經過不斷膨脹發酵，早已失去人的正規化的形式了。
反之，有資格在地面上的樊樓進出的人也因為這個奇巧的名稱而產生了自豪感，他們本來就把進不去樊樓的人看成另外的一種族類——鬼。這一族類必須經過一番加工改造後才能升格成為一個人。
進不進得去樊樓恰巧是把東京人劃分為兩大類的自然標準。但不管哪一類都對這個案件感興趣，都因為把這個「鬼」字按到對方頭上去而感到舒服。因此這一件轟動全城的公案，能夠在一段時期裡，取代戰爭，保持了頭號新聞的榮譽地位。
東京人在自己的生活軌道上熟練地滑行著。
沒有一件新鮮可喜的事情會遭到他們的冷遇和歧視，但他們也同樣追求原來生活軌道中的一切。他們還是忙著逛相藍、趕廟會，在這個新的季節裡，成千上萬的男女老幼，每天騎馬、乘轎或者步行著擁到萬勝門外的金明池去看「水傀儡」「水鞦韆」等永遠看不厭的精彩節目。金明池是京郊著名的風景區、遊樂場和大市集。人們寧可跑十多里路到這裡來嚐嚐著名的「水飯」「摩睺羅飯」「水螺螄」和簇新應市的「涼水綠豆湯」，等等，雖然這些小吃同樣也可以在城裡吃到，而且比這裡供應的還要價廉物美。
不忘故舊，舊中翻新，新的又要刻意求精，東京人的生活軌道就是這樣螺旋上升的。
唯一的不同，就是一年一度在金明池舉行的龍舟奪標競渡，今年由朝廷明令宣佈暫停一年。推遲的公開原因是參加比賽的雙方——代表宮廷的龍翔隊和代表水軍的虎翼隊，都有許多好手到前線去參加戰爭了，剩下的成員不足成隊，比賽只好展緩。只有這一件令人掃興的事情，才使人淡淡地想到離開京師一千里外的河北地面還有一場近乎端陽節龍舟競渡這種性質的伐遼戰爭尚在進行，還沒有分出勝負——一場多麼令人厭煩的競賽。此外，再也沒有人想起或談到這場戰爭了。
東京人像當初對這場戰爭這樣狂熱一樣容易冷淡它和忘卻它，它早已被拋到東京人的日常生活軌道以外了。
不但老百姓如此，官方似乎也同樣忘記了這場戰爭。
朝廷的文武官員也是熟練地在仕宦生涯的軌道上滑行著，什麼都沒有改變，什麼都沒有遺漏。當然他們也要舊中翻新，新的刻意求精——在明爭暗鬥、爾虞我詐的技術技巧上。他們照樣在一些人面前做矮子，在一些人面前充胖子；得意者在朝堂上彈冠相慶，失意者在十里長亭外黯然銷魂。這一切似乎都還按著老調子進行，但事實上已發生不少新的變化。
入內內侍省都押班張迪這部活的《紳縉錄》敏感地反映出官場的浮沉升降。他不是對某些人更加笑顏相對，喜氣迎人，便是對某些人把面孔拉得更長了，覿面相逢，也不屑點一個頭，竟然揚長而過。他的這個政治氣候測溫表每天都在指示寒暑炎涼、晴雨乾溼，顯出高度的靈敏性。
當前的政治氣候是在朝的王黼一派人的氣溫更加上漲，在野的蔡京一派人的氣溫更加下降了。除了張迪的面部表情不斷變化外，還有下列一事為證。
五月初，致仕公相蔡京借大相國寺一連三天拜梁王懺，大做水陸道場，為祖宗薦福。現任太宰王黼當然要去拈香行禮，這是理所當然的。王黼到了大相國寺只行了一個禮，說了兩句應酬話，打起轎子就走，前後不過一炷香的時間。這是在朝派應有的權利，使他們易地以處，也是這樣做的，誰也不能提出異議。
引起軒然大波的，是王黼行經大殿時，一眼瞥見佛龕前的黃幡上寫著蔡京一長串的官銜，這些官銜雖然在事實上已經失去時效，成為「瓚」貨了，但寫在黃幡上還是十分輝煌的。王黼不禁對自己嘀咕了一句：「不想蔡元長時至今日還有許大官銜！」
姑不論這句話包含著多少諷刺意味，也不說「時至今日」這四個字藏有什麼機鋒，蔡京自從當上執政以來，人們對他的稱呼也不斷高升，由「大資」到「參知」，到「相公」，再升到人臣的巔峰「公相太師」，已經歷有年所，他的這個元長的表字至少在口頭上已被人家遺忘了二十年之久了。不想一旦熱鍋子裡忽然爆出一顆冷栗子，王黼有意忘記了他在仕途上要比蔡京晚進三十年的事實，忘記了他本來就是蔡京的門下，受過他的賞識、提拔，多年來相公公相不離口，叫得比別人更親熱、更響亮的事實，今天忽然在大庭廣眾間，當著蔡京子侄的面，直稱起蔡京的表字來。在情理以內的架子，大家固然習以為常，事情做得過火了，叫人下不得臺，就會引起反響。叵耐蔡京的門下人，包括哼哈二將餘深、薛昂在內，明明聽見了，不以為忤，反而逢迎拍馬，無所不至，恨不得一躬到地，把王黼一直送回相府。就中薛昂表現得格外起勁，他一個勁兒地拉住王黼的轎槓，跟著轎班走路，口中還唸唸有詞道：「太宰目前正在百尺竿頭，青雲直上，將來勳業功德，當與伊呂比隆，正當於三代中求之。眼前區區，何足道哉！」
這番話迅速回傳到蔡京的耳朵裡，元長的稱呼已叫他十分受不了，何況又是「眼前區區，何足道哉」，簡直是把他看成了一堆垃圾。公相今天總算嚐到薛大鼻子的滋味了，他一時沉不住氣，不由得指著兩尊正在鬥法的羅漢塑像，發揮道：「上首兩尊羅漢鬥爭，兀自勝負來分，叵耐下首的小鬼，先已倒向一邊。怎知佛門森嚴，輕易出得門去，休想再回進來。」
薛昂的倒戈醞釀已久，本是意中之事，但是一向以涵養功夫出名的蔡京，居然說了這樣一句缺少含蓄的話，恰恰說明在目前朝局的鬥爭中，他所處的劣勢地位。懂得這一點，就不用奇怪在那三天的道場中，善打抽豐的張迪居然託病不出，僅僅派了一名中等內監，代表他去相藍行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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