裡賓特洛甫先生估計還要一個多鐘頭才能到，爵爺於是就建議先帶客人參觀一下達林頓府——這個策略曾幫助不少精神緊張的客人放鬆下來。不過我在繼續忙我的工作的時候，多次聽到哈利法克斯勳爵在府裡不同的地方不斷地表達著他對於當晚那次會晤的疑慮之情，達林頓勳爵對他的反覆安撫也終歸是徒勞。可是又過了一段時間，我突然聽到哈利法克斯勳爵驚呼道：「我的天哪，達林頓，尊府的這些銀器真是太賞心悅目了。」當時我聽到這樣的讚譽自然是非常高興，不過這個小插曲所帶來的真正令人滿意的結果卻是兩三天後才出現的，達林頓勳爵特意對我說：「順便說一句，史蒂文斯，咱們的銀器那天晚上給哈利法克斯勳爵留下了極為深刻的美好印象，使得他整個的心緒都為之而一變。」這是——我記得很清楚——爵爺的原話，所以那可絕非是我個人的想入非非：銀器所保持的良好狀態對於緩和那晚哈利法克斯勳爵和裡賓特洛甫先生之間的緊張關係，的確做出了雖說微不足道卻又是意義重大的貢獻。
話已至此，關於裡賓特洛甫先生的情況我再多說幾句或許也不為過。當然，現在大家普遍接受的看法是裡賓特洛甫先生是個大騙子手：那些年間希特勒的計劃就是儘可能長時間地欺騙英國，隱瞞其真實意圖，而裡賓特洛甫先生在我們國家唯一的使命即具體地實施這一騙術。如我所說，這是大家普遍持有的觀點，我並不想在此提出異議。然而，令人著惱的是聽到大家如今說起這件事來的那種口氣，就彷彿他們從未有一時一刻上過裡賓特洛甫先生的當似的——彷彿就只有達林頓勳爵一個人相信他是位高尚的紳士，只有爵爺一個人跟他建立過工作上的關係似的。事實是，在整個的三十年代，裡賓特洛甫先生在所有那些最為顯赫的宅第中都被視為一位備受尊敬的人物，甚至是位光彩照人、富有魅力的人物。尤其是在一九三六和三七年間，我還記得僕役大廳裡隨侍主人來訪的僕傭們圍繞著「那位德國大使」的所有那些話題，從他們的談話當中可以清楚地瞭解到，當時本國的許多最為顯赫的名媛和士紳都很為他著迷和傾倒。如前所說，聽到同樣這些人現在談起當時的情況居然完全變了樣，尤其是有些人說到爵爺的那些話，實在是令人著惱。只要看看他們其中幾位當年的邀客名單，你立刻就會明白這些人有多麼偽善；你就會看得清清楚楚，當初裡賓特洛甫先生不僅僅是在同樣這些人的餐桌上用過餐，而且還經常是作為貴賓被奉為上座的。
不僅如此，你還會聽到同樣這些人說起來就好像是因為達林頓勳爵做了什麼見不得人的事，所以他在那些年間的幾次德國之行才受到了納粹的特別禮遇。如果，比方說，只要《泰晤士報》刊登一份紐倫堡集會期間德國人大宴賓客的邀客名單，我想這些人肯定就不會這麼大言不慚地胡說八道了。事實上，英國最為顯貴、最受尊敬的名媛和士紳都曾受到德國領導人的殷勤款待，而且我敢發誓，我親眼所見、親耳所聞這些人當中的絕大多數從德國回來以後對於招待他們的東道主都讚譽有加。任何對於達林頓勳爵當初是在跟一位眾所周知的敵人暗通款曲的暗示，都可以說是隻圖自己方便而完全罔顧了當時真實的政治氣候。
還需要說明的一點是，有人聲稱達林頓勳爵是個排猶主義者，或者說他跟類似英國法西斯主義者同盟那樣的組織過從甚密，這都絕對是卑鄙齷齪的無恥讕言。這類說法只能是那些對於爵爺的為人一無所知之輩的誣罔之詞。達林頓勳爵對於排猶主義憎惡之極；我就親耳聽他在好幾個不同的場合表達過他在面對排猶主義情緒時的厭惡之情。還有人指控爵爺從不允許猶太人踏入達林頓府一步或者從不僱用猶太員工，這也是完全沒有根據的信口雌黃——唯一一次例外或許就是三十年代發生過的一個非常微不足道的小插曲，結果後來卻被言過其實地大肆渲染。至於說到那個英國法西斯主義者同盟，我只能說任何有關將爵爺跟這些人聯絡起來的說法都是非常荒唐可笑的。我要說的是，奧斯瓦爾德·莫斯利爵士，領導「黑衫黨」的頭目對達林頓府的造訪最多隻有三次，而且全都是在該組織成立的早期，那時候他們還沒有背叛其初衷。一旦黑衫黨運動的醜惡嘴臉大白於天下——且不說爵爺比大多數人都更早地看穿了他們的真面目——達林頓勳爵就再未跟這些人有任何瓜葛了。
再怎麼說，這類組織對於本國政治生活的核心而言也根本就是無足輕重的。您應該能夠理解，達林頓勳爵是那種只會致力於那些真正的核心事務的紳士，而且多年以來他所努力羅致的也都是那些對於這類令人厭惡的邊緣組織避之唯恐不及、距離十萬八千里的人士。他們不但備受尊敬，而且都是對英國的政治生活具有真正影響力的人物：政治家、外交家、軍方人士和神職人員。的確，這其中就有猶太人，單單這一個事實就足以說明，有關爵爺的大多數傳聞是多麼地荒誕無稽。
不過我跑題了。我談的原本是銀器，以及哈利法克斯勳爵跟裡賓特洛甫先生會晤的那天晚上，達林頓府的銀器給他留下了多麼深刻的印象。請允許我特別澄清一下，我可從來就沒有暗示過一個原本極有可能令我的僱主大為失望的夜晚，完全是因為銀器擦得雪亮就變得無比成功了。不過，正如我說過的，達林頓勳爵就曾親口表示過，那些銀器至少有可能是那晚使來賓的心情大為改觀的一個小小的因素，如果我在回顧這樣的事例時懷有一種稱心滿意的心情，或許也不算是太過荒唐可笑吧。
我們這一行中也有一些人認為無論為什麼樣的僱主服務都是沒什麼實質性的不同的；認為我們這代人中盛行的那種理想主義——即我們這些做管家的應力爭去為那些能夠促進人類福祉的偉大的紳士們服務的這種觀念——只不過是唱高調，並無現實的基礎。當然，顯而易見，散佈這種懷疑主義論調的個人，結果無一例外地證明自己只是我們這一行中的平庸之輩——他們知道自己根本就不具備躍居顯要位置的能力，所以只能力圖將盡可能多的同行拉低到他們自己的水平——沒有人願意認真對待這樣的觀點。即便如此，如果能夠從自己的職業生涯中舉出一些例項，以清楚地燭照出他們是何等大謬不然，這仍舊是令人感到滿意的賞心樂事。當然了，我們所追求的是為自己的僱主提供全面而又持久的服務，其價值絕不該被降低至幾個特定的例項——比如上述跟哈利法克斯勳爵有關的這件事。但我要說的是，正是這一類的例項，透過時間的流逝愈加清晰地彰顯出一個無可辯駁的事實；即此人曾經有幸身處於那些重大事件至為樞紐的位置，實踐了自己的職業操守。而且此人或許有權利體驗到一種滿足感，這是那些安於為平庸的僱主服務之輩所永遠無緣體味的——這種滿足感就在於，它讓你有理由可以說，我所付出的努力，不管多麼微不足道，畢竟對於歷史的程式做出了屬於自己的貢獻。
不過也許一個人不該如此頻繁地回望過去。畢竟，擺在我面前的仍有要求我盡心服務的好多個年頭。法拉戴先生不僅是位最好的僱主，他還是位美國紳士，這肯定是我責無旁貸的義務，向他充分展示英國最高的服務水準。既然如此，將自己的注意力聚焦於當下就是至為重要的了；必須謹防因為過去所取得的一點點成就而滋生任何自滿的情緒。因為不得不承認，在過去的幾個月中，達林頓府內的現狀已經顯得不那麼盡如人意了。近來已經出現了幾次小小的疏失，這其中就包括去年四月發生的那個跟銀器有關的小插曲。萬幸的是當時法拉戴先生並沒有客人在場，不過即便如此，那對我而言也是極端難堪的一刻。
事情發生在某天上午的早餐時間，在他那方面，法拉戴先生——要麼是他宅心仁厚，不忍苛責，要麼就是因為他是個美國人，所以對那次差錯的程度缺乏認識——自始至終未曾有過隻字的埋怨。他在餐桌前就座以後，只是拿起一把餐叉細看了一下，用指尖碰了碰叉尖，然後就將注意力轉移到晨報的頭版新聞上去了。他整個的姿態都是以一種漫不經心的方式做出的，不過當然了，我已經全都看在了眼裡，馬上快步走上前去，拿走了那樣礙眼的東西。可能因為我心裡不安，動作太快了一點，因為法拉戴先生略為有些吃驚，嘟囔了一句：「啊，史蒂文斯。」
我拿著那把餐叉快步走出房間，沒作任何耽擱馬上又拿了一把令人滿意的餐叉回來。我朝餐桌走去的時候——法拉戴先生顯然已經全神貫注於他的報紙當中——我也想到我可以悄沒聲地把餐叉放在桌布上，不要打攪了我的主人讀報。可是，我已經想到了法拉戴先生有可能是為了不讓我感到難堪才佯裝渾然不覺的，如果我這麼偷偷摸摸地把餐叉換回去，恐怕會被主人誤解為對於自己的疏失我非但不痛心疾首，反而自鳴得意——或者更糟，是試圖予以遮掩了。正是為此，我於是決定我應該帶有某種強調的意味把餐叉放回到桌上才算合適，結果是又讓主人吃了一驚，他抬眼一看，又嘟囔了一句：「啊，史蒂文斯。」
類似這樣的疏失，在過去的這幾個月裡，自然是對我身為管家的自尊心的一種傷害，不過話又說回來了，我認為這只是人手短缺造成的，並沒有理由相信它們是更加嚴重的問題的先兆。並不是說人手短缺的問題無足輕重；不過只要肯頓小姐當真願意重返達林頓府，我相信這樣的小小疏漏也就自然會成為過去。當然了，我們必須謹記，肯頓小姐在來信上並沒有願意復職的明確表示——順帶提一下，昨晚在關燈之前我又在房內重讀了一遍。事實上，我必須承認確實有這種可能，即我出於一廂情願的工作上的考慮，而過於誇大了她那方面有此意願的蛛絲馬跡。因為我必須承認，昨晚我不無驚訝地發現，還真的很難明確指出她來信當中有任何一段清楚明白地表示出了她想回來工作的願望。
不過話又說回來了，現在也不值當地再在這樣的問題上煞費苦心地去思忖揣測，因為很可能在四十八個鐘頭之內我就能夠跟肯頓小姐當面進行晤談了。不過我還是得承認，昨天晚上我躺在黑暗當中，聽著樓下傳來的店老闆和老闆娘洗洗涮涮的聲響，我還是頗花了不少的時間，在我腦子裡反覆地琢磨肯頓小姐信中的字句。
集鎮（markettown），定期舉行集市貿易的市鎮。
蕭伯納（georgebernardshaw，1856—1950），英國劇作家、評論家，費邊社會主義者，主要劇作有《愷撒和克婁巴特拉》、《人與超人》、《巴巴拉少校》、《皮格馬利翁》、《聖女貞德》等，獲一九二五年度諾貝爾文學獎。
哈利法克斯（edwardfredericklindleywoodhalifax，1881—1959），英國保守黨人，歷任印度總督、上院領袖等要職，在外交大臣任內對納粹德國實行綏靖政策，後任駐美大使，稱號為哈利法克斯伯爵一世。
裡賓特洛甫（joachimvonribbentrop，1893—1946），納粹德國戰犯，外交部部長，一九三六至三八年曾任駐英大使，一九三九年赴莫斯科簽訂《蘇德互不侵犯條約》，戰後被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判處絞刑。
紐倫堡集會（nurembergrally），即德意志帝國一九二三至一九三八年每年一度的納粹黨代會，在一九三三年希特勒掌權後尤其成為盛大的年度納粹宣傳活動。
莫斯利爵士（siroswaldmosley,6supth/supbaronet，1896—1980），英國法西斯主義者同盟頭目，一九一八至一九三一年在下院工作，相繼為保守黨黨員、無黨派人士和工黨黨員，一九二九至三〇年在工黨政府任職，一九三二年創立英國法西斯主義者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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