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我回非洲的時候，和一位比利時人及一位英國人坐在了同一張桌子上。比利時人要去剛果，英國人要去墨西哥，而且已經去過了十一次，都是為了去打一種特別的山地野羊，這次則是去打紫羚羊。我坐在他們中間和他們說話時，語言有點兒混亂。我本想問比利時人，他是不是經常旅行，卻問成了：你是不是有很多工作？但他倒沒有生氣，而是把牙籤從嘴裡拿出來，嚴肅地回答說：太多了，夫人。從這一刻開始，他談話的主題就變成了他這一輩子所從事的工作。在他所有的描述中，都包含著這樣的意思：我們的使命，我們在剛果的使命是偉大的。

一天晚上，我們一起玩撲克牌。英國人講起了他在墨西哥的故事。他說，有一個住在山裡的老婦人，一個人經營著一座農場，平時很孤單。當她聽說他來到這兒之後，就派人把他叫過去，逼著他給她講世界上最新發生的事情。他就對她說：「夫人，人現在可以飛起來了。」

「我聽說了，」她回答道，「因為這事兒，我還跟牧師吵了好幾次。現在，你得告訴我事實。你說，人類飛起來的時候，是像麻雀一樣把雙腳收到肚子下面，還是像鸛一樣，在身後把雙腿伸直？」

然後，他對墨西哥的學校和居民的無知談了自己的看法。比利時人在發牌，手中剩下了一張牌。聽到這兒，他停下動作，緊緊盯著英國人，眼神犀利地說：「我們只要教會黑人什麼叫誠實，什麼叫工作，就夠了。」說完，他「砰」的一聲把最後一張牌拍在桌子上，很堅決地重複道：僅此而已。什麼也沒有了，什麼也沒有了，什麼也沒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