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期間，我有個廚師，名叫埃薩。他是個性格溫和、非常理智的老頭兒。有一天，我去內羅畢的麥金農雜貨鋪買茶葉和調料。一位女士走過來跟我說，她知道埃薩在為我做工。這是一位個子矮小、臉上稜角分明的女士。我說：「是啊。」「以前他是在我那兒做工的，」這位女士說，「現在我想讓他回來。」我告訴她，很抱歉，她不能帶走埃薩。「哦，我可不覺得這樣，」她說，「我丈夫是政府官員。請您回家後告訴埃薩，我想讓他回來，他不回來，我就把他送到軍隊的運輸部隊去。我也知道，除了埃薩，你家還有足夠的僕人。」

回到家之後，我沒有立刻把這件事告訴埃薩。第二天晚上，我才想起來告訴他，我說我遇到了他以前的女主人，把那位女士的話轉告給了他。讓我吃驚的是，埃薩立刻就亂了手腳，陷入了恐懼和絕望中。「我的天啊，姆薩布，你為什麼不早點告訴我！」他說，「那位女士說什麼就會做什麼的。今天晚上我就得離開了。」「簡直是無稽之談，」我說，「他們不可能把你送到運輸部隊去。」「上帝救救我吧，怕是現在都晚了。」埃薩說。「但是埃薩，你走了，我上哪裡去找廚師？」我問他。「啊，如果我被送到運輸部隊，或是直接死掉了，你也不會有廚師了呀。而且我確定，我這次是死定了。」

在那段日子裡，人們非常害怕運輸部隊，所以我說什麼，埃薩都不願意聽。他向我借了一盞防風燈，用一塊布把他所有的財產包起來，然後就摸黑去了內羅畢。

從那天開始，他離開農場將近有一年的時間。後來，我去內羅畢的時候見過他幾次。有一次是在去內羅畢的路上和他擦肩而過。他變得更老更瘦了，臉頰凹陷，頭頂上的黑髮變成了灰白。在內羅畢市裡，他是不肯跟我說話的。但如果我們在平坦的路上相遇，我就會停車，他會把頭頂上的雞籠放到地上，安心地站著和我聊天。

雖然他和以前一樣舉止溫和，但他還是變了，而且變得很難交流。我們聊天的時候，他總是心不在焉的，心早就跑到了很遠的地方。命運折磨著他，他一直生活在極度的恐懼中，不得不利用我想象不到的資源生活。這些生活經歷磨練了他，讓他的心思變得透明。和他談話，就像碰到了一位老朋友。他好像已經通過修道士見習期，進了一家修道院。

他問我農場上的生活。土著僕人們總是覺得，一旦他離開，其他僕人們就會對他的白人主人極其兇惡。他問我：「戰爭什麼時候會結束？」我說，有人告訴我，要不了多久就會結束了。他就說：「你是知道的，如果再打上十年，我肯定會忘記怎麼做你教我的那些菜了。」

這位瘦小的基庫尤老人站在橫貫非洲大平原的路上，腦子裡居然有和布瑞拉特-薩伐侖一樣的想法。這位美食家說過，如果法國大革命再持續五年，蔬菜燉雞肉的烹調技術就會失傳。

很明顯，他剛剛表達的遺憾主要是為了我。為了結束他的這種「憐憫」，我轉移話題問他最近過得怎麼樣。他想了一分多鐘，然後像從很遠的地方把思緒拽回來似的說道：「姆薩布，你記得嗎？你曾經說過，那些印度柴禾承包商的牛太累了，它們每天都得套著牛軛拉車，不會像農場山上的牛一樣有一天休息的時間。現在，我和那位女士一起生活，就很像那些印度柴禾承包商的牛。」土著人本身其實對動物並不會抱有什麼憐憫，所以在埃薩心裡，我的那些關於牛的說法一定是很牽強的。所以，他說話的時候才會一直看著遠處，眼神里充滿了歉疚。況且這個話題又是他自己提到的，他心裡估計會覺得莫名其妙。

戰爭期間我的大部分煩惱都來自信件。那時，不管是寄出去的還是收到的信，都會被內羅畢的一個矮個子瑞典審查員拆開。這個審查員整日昏昏欲睡的，從來沒有發現過任何可疑的東西。我覺得，應該是因為他的生活太單調，所以他才對信件裡所有的人都產生了興趣。他讀著我的信，其實就像是讀雜誌上的連載故事一樣。我常常在信裡寫一些威脅他的話，專門讓他去讀。我說，等戰爭結束之後我會把這些威脅付諸行動。戰爭結束之後，他或許是記起了我的這些威脅，又或許是他幡然醒悟了，後悔了，所以就派人跑過來，告訴我停戰的訊息。他派人過來的時候，就我一個人在家。他走了之後，我去樹林裡散步。周圍一片靜寂，一想到此時法國和佛蘭德斯前線一片靜寂，而且所有的槍支也安靜下來，我就有一種很奇特的感覺。正是因為這種靜寂，歐洲和非洲才變得非常近，就好像從這片樹林中的小道就能走到維米嶺山脈似的。從樹林裡走回家後，我看到有一個人站在我的房子外面，是埃薩帶著行李站在那兒。看到我，他立刻開口說道，他回來了，還給我帶了一份禮物。

這份禮物是一幅畫，鑲嵌在玻璃下面，還加了外框。畫上是一棵樹，筆畫非常仔細，上百片葉子都被塗上了鮮亮的綠色，而且每片葉子上都用紅色墨水寫了一個很小的阿拉伯字母。我覺得這些字應該都出自《古蘭經》，埃薩解釋不清它們的意思。他一邊不停地用袖子擦拭著玻璃，一邊說這絕對是一份好禮物，是他在受折磨的這一年裡，拜託一位內羅畢的伊斯蘭老阿訇幫我做的。這位老人一定是花了不少時間才把整棵樹畫下來。

之後，埃薩一直跟我生活在一起，直到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