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惟慈

喬治·奧威爾這個名字，最初是從我去世的好友董樂山那裡聽說的。上一世紀90年代我翻譯《動物農場》更是應樂山兄之約才決定動筆。在寫這篇短文時，我應該首先提一下我同這位社會評論家和奧威爾名著《1984》的譯者的相識過程。我和樂山兄自上一世紀中，雖然都在北京工作，但因所在單位分屬不同系統（我去學校教書，董在新華社），一直無緣相識。我同他首次相遇，是在「文革」中期幹校裡。1972年，頭頂上的烏雲尚未散去，但「文革」初期攪得中國天翻地覆的急風暴雨已失去強勁勢頭，五七幹校雖未明令撤銷，但下放幹部卻陸陸續續調回城裡，恢復工作。我原在的學校這時已被取消，教職員工合併到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樂山早已調入二外，但他和我分屬的兩個幹校都設在茶澱。這一年4月，我同樂山一起離開茶澱，成為二外同事，從此開始了一段持續近30年的交誼。在第二外國語學院，我倆因「舊債」都未了清，暫時沒有資格授課，一同被塞到英語系資料室，幾乎每天都要會面，有機會交談。就這樣，我不僅對他的身世經歷有所瞭解，也認識到他讀書極廣，博學多識，是一位儒雅學者。我同樂山都對翻譯有興趣，翻譯什麼，如何翻譯，成為我們經常談論的話題。在一次交談中，樂山提到有兩部預言社會前途的作品很值得譯介。一本是a.赫胥黎的《奇妙的新世界》，另一本就是喬治·奧威爾的《1984》。這兩本書描述的內容儘管不同——一本偏重科技進步，一本重在社會制度和政權性質，但兩書主題相通，都可以稱為警世小說，警戒人們必須關注人類前途，免遭滅頂之災。「文革」結束後，樂山應《編譯參考》約請，翻譯發表了《1984》，我才有機會閱讀這一名著。但奧威爾寫的另一部寓言《動物農場》，在此之前我就讀到了。

「文革」前我因工作關係認識了一位精通英語、熱愛西方文學的年輕朋友。他積攢了不少英文原版書，都是海外親屬託人輾轉帶進來的。「文革」中期，這位朋友由於某一特殊機緣，獲准出國探親，行前把一部分藏書贈給我，其中就有一本薄薄的小冊子——英國企鵝版叢書《動物農場》，讀後令我「大為震駭」。《動物農場》情節非常簡單，講的是英國某處一座農場中的動物，因不堪人類場主虐待，奮而造反的寓言故事。但在動物革命成功以後，在新領袖豬的領導下，發生了一件件不可思議的事，糧食年年增產，口糧配給卻越來越少。動物日夜苦戰卻不見成效。風車遭暴風雨摧毀並非質量問題，是有壞人潛入破壞。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為清除內部敵人而展開的屠殺。受猜疑後要坦白罪行，許多無辜的動物因莫須有的罪名慘遭殺害。難道這個寓言故事是影射中國嗎？讀者不禁要問。其實這個問題只要翻一下原書的扉頁就清楚了。《動物農場》是在1945年由一家英國出版社——martinsecker&warburg首次印刷發行的，從1951年又收入企鵝叢書，不斷重印。1945年，中國革命尚未全面勝利。作者死於1950年1月，中華人民共和國那時剛剛成立幾個月。《動物農場》同中國的事務毫無關係，這是不言而喻的。既與中國無關，看來作者撰寫這個故事是以蘇聯斯大林當政時期發生的一些事為藍本了。人們甚至可以說，拿破崙影射了斯大林，被驅逐出農場的雪球是托洛茨基化身。小動物慘遭殺害就是蘇共清黨的縮影。我們知道，自從人類歷史上出現了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以後，被壓迫、被剝削階級固然視之為人類的希望，資本主義世界卻對蘇聯展開一場圍攻。反蘇反共作品——或者造謠誹謗，或者誇大事實——矛頭都指向這個新興國家。《動物農場》會不會又是一本這類反動文人炮製的庸俗小冊子呢？回答是否定的。近一百年的歷史已經叫我們看清，任何一場革命，任何一個革命後的政權，如果失去民主監督，如果沒有健全的法治，都有可能走向反面，一度奮不顧身參加革命的廣大群眾仍然不能逃脫被奴役的命運。《動物農場》講的正是一個概括化的革命異化歷程，目的是叫人民提高警惕，防止在革命的名義下出現的極權主義。

歲月無情，離開這本書出版時間已經過了半個多世紀，1989年柏林牆被推倒，蘇聯和東歐一系列社會主義國家相繼解體，離現在也已過了十幾年。過去許多神話一一被揭穿，雖然還不能說真相俱已大白，但早年間遮人耳目的迷霧終於逐漸散去。許多不該在社會主義國家發生的事，許多被歪曲、掩蓋或粉飾的事，相繼曝光，還原了真實面目，有的還得到糾正、平反。看來《動物農場》中描述的革命後掌權的領導階層腐化墮落，倒行逆施，並非作者憑空捏造。這本書的含義實在遠比揭露某一專制國家、某一獨裁政權更為深遠。這本書寫成的日子，正值德國法西斯被同盟國打垮，人們對希特勒的種種罪行，記憶猶新。我們有理由相信，動物農場中發生的事，也不無德國法西斯專政的影子。李慎之先生在評論另一部「反面烏托邦小說」《奇妙的新世界》一文中作過這樣的分析：「二十世紀最可紀念、最可反思的歷史事實是什麼？最簡單地說，就是左的和右的烏托邦都在很大程度上出現了，結果帶來的卻是人類空前未有的浩劫。」

需要指明的是，奧威爾譴責的極權主義雖然以「左」的為主，但是他絕對沒有把德國法西斯和蘇聯社會主義等量齊觀。德國法西斯對德意志民族的玷汙，對各國人民犯下的罪行，昭然若揭。希特勒是全人類的公敵，人人得而誅之。奧威爾曾明確地說：「在一個法西斯主義和社會主義互相打得死去活來的世界裡，任何有思想的人都要選擇站在哪一邊。」sup/sup奧威爾當然站在社會主義一邊。不僅在語言上，而且以行動——參加西班牙內戰——證明自己的立場，因為他是一個社會主義者。「我在1936年以後寫的每一篇嚴肅作品都是直接或間接反對極權主義和擁護社會主義的，當然是根據我所理解的民主社會主義。」sup/sup這是作者在《我為什麼要寫作》中的自白。澳大利亞的一位著名評論家西蒙·黎斯更認為奧威爾首先是一個社會主義者，其次才是一個反極權主義者。他說：奧威爾的「反極權主義鬥爭的動力來自他對社會主義的信念」sup/sup。

當然了，正像作者在「社會主義」一詞前所加的限制語那樣：他所理解的民主社會主義，就是說，他信奉的社會主義同當年蘇共標榜的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並不相同。他認為蘇共領導把社會主義一本經念歪了，出現了反民主、剝奪人民自由的現象，他對這種現象進行了「揭露」、「譴責」，不無規勸和諫諍的意思，希望走上歧路的人迷途知返。他甚至並不認為自己對蘇共內部發生的事完全清楚。在為《動物農場》烏克蘭文版寫的序言中，奧威爾有一段話很值得玩味：「我從來沒有去過俄羅斯，我對它的瞭解只是通過讀書看報而得到的。即使我有這力量，我也不想幹涉蘇聯內部事務。我不會僅僅因為斯大林和他的同事的野蠻和不民主的手段而譴責他們。很有可能，即使有最好的用心，在當時當地的情況下，他們恐怕也只能如此行事。」sup/sup這段話既說明了奧威爾的實事求是態度，也表明他的寬恕和理解。即使「野蠻和不民主手段」，或許也事出有因，局外人不知內情。

要了解奧威爾如何成為社會主義者，需要介紹一下他的出身、教育和經歷。

喬治·奧威爾原名埃裡克·布萊爾，1903年生於孟買。父親是英國殖民政府駐印度行政機構的一名官員。用作者自己的話說，他的家庭屬於「上層中產階級偏下，即沒有錢的中產家庭」。奧威爾4歲時隨家庭回英國定居，8歲入寄宿學校聖塞浦裡安學習，14歲至18歲在伊頓公學就讀，這兩所學校都是為富家子弟開辦的，奧威爾家境並不寬裕，本來無力入學。入聖塞浦裡安是因為考試成績優異，減免了部分學費。入伊頓公學，一所「最昂貴、最勢利」的學校，則是因為僥倖得到一筆獎學金。在學校讀書期間，作者幼小的心靈初次感到人世的不公平。那裡窮人子弟備受歧視，社會階級壁壘森嚴。從此，他在思想上一直站在受壓迫者一邊。1921年，時年18歲的奧威爾從伊頓公學畢業，但因無力入大學，只能投考公務員。他參加了英帝國駐緬甸的警察部隊。在緬甸服役5年又是一段很不愉快的回憶。目睹帝國主義給殖民地人民帶來的苦難，激發了他在學校讀書時就已經萌發的反權威思想。他決心「不僅應該與帝國主義決裂，也應該與一切人對人的統治決裂」sup/sup。日後他寫的長篇小說《緬甸歲月》（1934年出版）就是取材於他這一段生活經歷的。1927年，奧威爾辭去警察部隊工作，決定從事寫作。從1928年起，先在巴黎，後來回到英國，一直寫作不斷。他的生活貧困潦倒，有時不得不做各種零工，並曾一度在英國鄉間開設小雜貨店。1933年出版的《巴黎倫敦落魄記》是這一時期的生活寫照，並首次使用了喬治·奧威爾筆名。此外，他還寫了《教士的女兒》等作品，但並未成功。1936年，一家左翼出版社約請他去英格蘭北部工業區考察工人生活，歸來後，寫了報告文學《去維岡碼頭之路》（1937年出版）。考察中他目睹工人階級的生活慘狀，對他的思想變化影響極深。他在一篇文章中說：「我所以成為擁護社會主義者主要是出於對產業工人中比較窮困的一部分受到壓迫和忽視的情況感到厭惡。」sup/sup這一年7月，西班牙內戰爆發，他在年底同新婚妻子一起去西班牙，參加保衛共和國之戰。1937年，因喉部負傷，回英國治療休養。

奧威爾在西班牙的日子，正值西班牙共產黨對內部進行大搜捕。西共內部清洗是同蘇聯國內清黨同步的。許多無辜的人被懷疑思想不正統而被審訊、拘捕甚至槍決，罪名都是「與法西斯分子共謀」，這也與蘇聯的情況相同。奧威爾說：「就西班牙而論，我有一切理由相信，這些罪名都是莫須有的。」sup/sup他同妻子也在受迫害之列，被懷疑、跟蹤，但未被逮捕。後來他把自己在西班牙的所見所聞寫在《向加泰羅尼亞致敬》一書裡（1938年出版），既報道了西班牙內戰，也寫了國際志願軍內部左翼各派的相互鬥爭。他還想用一個故事形式揭露「蘇聯神話」，語言淺顯，使更多的人讀懂並易於翻譯。這個想法一直在他腦子裡盤旋了6年，直到1943年才抽暇動筆，1945年出版。這就是讀者現在讀到的這本《動物農場》。

二次大戰爆發，奧威爾因健康原因未能參軍，他在後方參加了警衛隊，並在英國廣播公司主持對印度廣播。戰爭後期曾任一家報刊駐歐戰地記者。1948年，今天早已列入世界經典著作之林的《1984》寫竣並出版。但這本書給文壇帶來的轟動，給作者帶來的榮譽奧威爾本人卻都沒有來得及看到，他在1950年1月因肺病去世，年僅46歲。

現在略談一下《動物農場》一書的翻譯和出版。

「文革」後期，我為兩個返城的插隊知青補習英語，用的教材就是《動物農場》。我教英語仍然使用老式翻譯法，每日課後，學生都必須把閱讀材料譯成中文。這兩個學生的翻譯練習，經我修改成章，也可以算作《動物農場》的初譯稿吧。《編譯參考》刊出《1984》以後，曾有一家出版社把這份譯稿拿去，但後來並無下文，甚至連稿子也沒有還給我。這是意料之中的事。就連廣東花城出版社已經公開發表的《1984》，初版也只作內部參考書。80年代末再版時，雖然已經可以在市場上公開售賣，印數卻少得可憐，讀者很難買到。一眨眼，時間又流逝了十幾年，已經到了1996年。這一年春季或夏季，樂山告訴我，他同某一齣版社簽訂了合同，主編一部兩卷集《奧威爾文集》，上卷收錄作者的散文、隨筆和評論文章，下卷收錄兩部小說，《1984》和《動物農場》。這時《動物農場》上海已經有了一個譯本，但董兄仍希望我再譯一次，我自然從命。一年以後，《文集》出版了，但只出了一卷，合同中約定的下集小說不明不白地被斫掉了。這是我國出版界現狀，我無話可說。只是在悼念樂山逝世的一篇文章中對此發了幾句牢騷。

近三四年先後有幾家出版社同我聯絡，有意出版我的譯本。其中一家已與我簽訂稿約並預支了稿費，但不知為什麼，始終沒有出書。倒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3年重新印行了《1984》，在取得那家與我簽約的出版社同意後，把我譯的《動物農場》附了進去，作為合集出版。

我很高興，這本小書現在終於能夠以單行本形式問世了。倒不是我如何看重自己的譯文，在書籍的封面上看到自己名字。我希望看到的是此書能廣為流傳，在書店裡容易購買，叫更多的人讀到。一段不愉快的歷史，不管它在這個國家或是另一個國家發生過，畢竟已經過去。但是如果有眾多讀者能在書中讀到它，這些事就會繼續留在人們記憶裡，起著警示作用，叫我們在革命路途上，不致再犯錯誤，重蹈覆轍。

不久前，有人從國外網站下載了一篇文章寄給我。作者是一個美國人，大概也是《動物農場》的熱心讀者吧，在文章中，這位作者把美國現狀同農場裡發生的事進行了類比。他發現美國的許多組織和社團——「左」的和右的，工會和三k黨，甚至政黨或政府，都在使用拿破崙一夥人的伎倆欺騙、愚弄自己屬下、會員、選民和群眾。恫嚇謾罵，危言聳聽，暗中修改規章，濫開空頭支票，推脫責任，把大小罪責都叫別人承擔……我想其實這些同《動物農場》極為相似的事不僅發生在美國。看來《動物農場》這本書至今仍未失去它的現實意義。

註釋

見《藝術和宣傳的界線》，載《奧威爾文集》第132頁。

見《奧威爾文集》第95頁。

轉引自董樂山文章《奧威爾和他的〈1984〉》。

見《奧威爾文集》第103頁。

董樂山為《1984》寫的序言中引證作者原話，出處不詳。

見《奧威爾文集》第102頁。

見《奧威爾文集》第103頁。

作者「喬治·奧威爾」的其他小說

《一九八四》《動物莊園》《動物莊園(動物農場,一臉豬相)》《一九八四(1984)》《向加泰羅尼亞致敬》《緬甸歲月》《上來透口氣》《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