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的第一口煙，能將你的世界渲染得五彩繽紛。我一直留到晚上才抽——如此一來，電視上不管播放什麼垃圾節目，看起來都會精彩紛呈。如果提前到中午，你還沒騎上腳踏車出門時就抽第一口，那周遭的世界對你來說會像一場巨大的冒險。要是早晨剛醒來，還沒喝咖啡就抽了第一口，那這口煙要麼會給予你爬下床的力氣，要麼會讓你倒頭再睡幾個小時。
每天的第一口煙，就像兒時夥伴，就像初戀，就像一則關於人生的商業廣告。但這個廣告不同於人生本身，如果可能，我情願回到從前的商店時代。在這個廣告裡，人生可以私人訂製，也可以包羅永珍，讓你動動手指就能無憂無慮地生活。抽了第一口，接著一口一口抽下去，會幫你軟化現實世界，讓日常變得可以忍耐，但跟真正的人生相比，那感覺並不一樣。
我總在日落時分抽第一口。我在一家離海灘只有八百米的晚託班工作，拉維夫的媽媽總是在五點大汗淋漓地最後一個趕到，等她接走那個二年級的鼻涕蟲，我就下班了。這給我留下了處理雜事的時間，如果有事要辦。我隨後會去本·耶胡達街或哈雅肯街來杯咖啡，再去海邊漫步道溜達。在海邊，我急切地等待太陽親吻水面，就像孩子等待晚安吻，就像滿臉青春痘的少年在畢業舞會上跳著慢舞，等待自己的第一個法式溼吻，就像滿臉皺紋的老人等待孫輩用濡溼的嘴唇輕啄他的面頰。太陽的光芒開始在水波上漫漶的時刻，我就從自己的貴族煙盒裡抽出一支大麻煙，點燃。
我默默地抽著大麻。我盡力讓自己享受當下，感受拂過臉龐的微風，欣賞天空瑰麗的色彩和海水在紅色日光中噝噝的聲響。我盡力如此，但沒法做到，因為剛吸入第一口，我就思緒翻滾，想到把一年級的羅米喚作「屎坨臉」是多麼失策，因為那個渾小子會告訴他那個賤人老媽，而她會直接去向校長告狀。我想到那個高高瘦瘦的二年級老師，她待我比待其他老師好，總是微笑著問我過得如何，所以情況或許能有進一步發展。我還想到我那個有錢但混蛋的哥哥，他老是做我媽的工作，想讓她別再幫我付房租，好像這和他有什麼關係。我一直盡力擺脫這些思緒，避免荒廢一天中最美好的吸菸時光，有時我能做到。即便沒法擺脫雜念，我想如果想到可以編派自己哥哥的壞處，同樣能快樂得飄起來。
生活就像前任房客留在你客廳裡的醜陋矮桌。你通常會注意到它並很小心，記得它在那裡，但有時不留神忘了，就會在桌角上磕破皮膚或膝蓋，會很痛，而且幾乎總是留疤。抽菸並不能讓矮桌消失。除了死亡，沒什麼能讓它消失。但一口美美的煙能銼平桌角，讓它圓融一些。當不小心撞上時，你就沒那麼痛了。
吸完煙，我騎上腳踏車在城裡兜圈子。我觀察人群。如果看到某個實在有趣的人——這某個人幾乎總是女性——我會尾隨她，編造一點小故事：我跟蹤的這個皮膚曬得黝黑的女人剛剛在電話裡大吼大叫的物件是她妹妹，這個妹妹總在週五晚餐時和姐夫眉來眼去；她在街角的商店給自己驕縱頑劣的兒子買品脫裝的冰激凌；她在藥店停留是為了買口服避孕藥，以免意外懷上另一個臭小孩。兜完圈，如果天氣宜人，我會一屁股坐到本·古裡安林蔭大道的長凳上，再如常抽上一支，等待亢奮或餘韻慢慢退去。到興奮感徹底退盡，我就騎上腳踏車回到自己的公寓，看看電視，上上社交軟體，打打電腦遊戲，聽聽迷幻音樂。
四年來，我每天都到日落時才抽第一口。幾乎每晚如此。也有幾次反常，搞得我提前就亢奮起來，但次數不多。像我這種軟弱又易上癮的個性，能做到這種程度當然值得自豪。在弗萊什曼海灘的斜暉中，我抽了不下一千口煙。一千多口煙，吞雲吐霧，無人打擾，直到她出現。我甚至還沒轉頭，她就對我說「打擾一下」，聲音輕柔，語調婉轉，我轉頭之前就想到她必然是個醜八怪，因為漂亮妞兒用不著費那麼大力氣裝溫柔，人們會聽任她們支使。
她比我年長，大概四十歲了。白襯衣，黑裙子。棕色的頭髮在腦後梳成馬尾。眼睛波光流轉。皮膚白皙透亮，稍有皺紋，主要集中在眼底，但這隻平添了性感。
我想問有什麼可以幫到她的，但由於正在抽菸，我嘴裡只吐出一句略帶挑釁的「什麼事」。我的口氣可能聽上去有點兒蠻橫，因為她往後退了一步，說：「對不起，沒什麼事。」我清了清喉嚨，說：「沒事，儘管開口。你本來想問什麼？」她羞赧地笑了，把聲音壓得更低：「請問那是大麻嗎？」她看上去不像會在街上攔住路人提這種問題的人，而且絕對不像警察。所以我點點頭。「我能來一口嗎？」她問，伸出兩根手指來。她的手顫顫巍巍的。
我把煙遞給她。猛吸了一口的同時，她想對我道謝，卻嗆得唾沫飛濺。我倆都咧嘴樂了。她放棄道謝，把煙深深吸入、含住，就像在潛水。我已經好久沒見人這樣抽菸了，那是小孩子的抽法。她想把大麻遞還給我，但我示意她繼續抽。又抽了幾口之後，她又想把大麻還給我，這一次，我收下了。於是我倆一起抽。等大麻耗盡，太陽也徹底落山了。「哇哦，」她說，「我好多年沒抽了，幾乎忘了它這麼帶勁兒。」我想說幾句俏皮話，但搜腸刮肚才想到一句：「這是好東西。」她點點頭，又道了謝。我說不客氣，她就走開了。
事情就是這樣。我以為到此為止了。但我已經說過，抽了煙亢奮起來後，我會跟蹤別人，尤其是女人，所以我就跟上了她。她走到本·耶胡達大街，在那裡買了一瓶「島嶼牌」芒果汁。她在本·耶胡達街打了一輛計程車。我尾隨其後，看到她在阿基洛夫雙子大廈下了車，走入其中一座大廈的大堂，跟應門的侍者打招呼。四十歲，熨平的白色襯衣，阿基洛夫雙子大廈——不像是那種你會想和她在海灘上共享大麻的女人。
在回家的路上，我告訴自己我應該去追求她，問她要電話號碼。我貪婪的大腦繼續責怪自己沒有利用這次機會撈點兒好處，但心裡很清楚這麼做並不酷。她問我要口煙抽，僅此而已。是的，我本可以和她找個地方幽會，但街上偶爾有女人朝我拋來笑容而我除了回以微笑別無賊念這一點，其實是我的好品格。想想她對我說的話，說不定她也是個好女人。
為阿基洛夫雙子大廈心緒激昂後，第二天我提前下了班。拉維夫的媽媽四點十五分就來接他了，因為他們約了一個專家門診。她在三十秒內把一件t恤套在她家拖著鼻涕的小孩身上，給他背上雙肩書包，說了不下五次「專家」這個詞。但沒有一次說了是哪方面的專家。也許是治療拖鼻涕的專家吧。
我跳上腳踏車，到海灘的時間比往常要早。我佔了一把長凳坐下，看行人從面前穿過，直到日落時分。步行的人並不多。穿著t恤和運動褲的旅人，滔滔不絕地談論著特拉維夫二月的美妙風光。他們的手機鏡頭中，是行色匆匆、對置身海景渾然不覺的以色列人。一直等到太陽的光線開始摩挲海浪的時候，我還沒點上煙。雖然無比渴望抽第一口，但我還是多等了三四分鐘才動手。我自己也莫名其妙。
抽菸時依舊老一套：我面朝大海，努力享受當下，沉湎於眼前的瑰麗，但腦海中思緒萬千。我想象拉維夫去看專家門診的樣子。也許他有沒法治的怪病。可憐的孩子，晚託班裡所有的小孩都欺負他。我也一樣。我叫他鼻涕蟲，模仿他用袖子擦鼻子的動作。我告誡自己別去想她，而思緒又回到了她身上。阿基洛夫。我有點希望她今天也能現身，但一個陌生人像她那樣徑直在人行道上問你要煙抽，也夠奇葩的——兩天都發生這種事情的機率有多大？我繼續抽菸，一直坐到太陽完全墜入大海。對我來說，稱她阿基洛夫不太得體。假使她真的住在一幢奢華的樓宇裡又如何呢？我落入一種成見。就像把一個阿拉伯人稱作「阿拉伯人」，或是把一個俄羅斯人稱作「俄羅斯人」。儘管我通常就是這麼考慮問題的。我逐漸感到寒冷。下午的時候很熱，我就沒帶外套出來。
看到她過來時，我已經站起來朝腳踏車走了一步。她還沒看到我。我轉身背對她，開始掏口袋。我一般每次只帶一支菸卷出來，但今天我帶了兩支，因為我答應給尤里捎一支，他是看校門的俄羅斯保安。他當班的時候沒現身，所以另一支還在我兜裡。我拿出第二支菸點上，動作行雲流水，彷彿我的癮頭已經很大，抽一支不足以飄起來。我依然背對著她，迅速吸了兩口，才轉過身。她已離我很近，大概二十步開外，但還沒認出我。她在打電話。看得出，對話雙方情緒惡劣。我在生活中打過太多這樣的電話，很容易就能辨別出來。她跟我擦肩而過時正好掛了電話。她好像在哭。我跟著她，但我沒有加快腳步。我不想表現得太急切。我跟上她時，說出口的那句「打擾一下」竟然有美國口音。類似那些上了年紀的美國籍猶太人，開口打招呼總用希伯來語說「您好」，等你停下來問有什麼事，他們轉而跟你說起英語。她盯著我，沒認出我來。「您落下了這個。」我說，手裡拿著菸捲。她恍然大悟，笑意盈盈地接過去。與她面對面時，我看到她的眼睛，確認她哭過。「哇哦，」她說，「你出現得正是時候。像是個天使。」「你為啥說‘像是’？」我說，「我就是天使。上帝今天讓我站在漫步道上，就是專程等你。」她再次露出笑容，吐出一個小小的菸圈：「大麻天使？」「我是幫人實現願望的天使。」我對她說，「五分鐘前，有個小女孩想吃棒冰，在她之前，有個瞎子想重見光明。我忍不住繼續下去，就遇到一個癮君子。」我逗得她笑了起來。說得更準確點，大麻和我合力逗笑了她。阿基洛夫，她很開心。我也跟她一起高興起來，原因很簡單，我對人類還有用。
等大麻燃盡，她謝了我，問我往哪個方向走，我這才發覺，我們是一路走一路抽的，我已經離自己那輛腳踏車很遠了。一開始我想撒個謊，但後來決定說老實話。我告訴她我把腳踏車鎖在了我們相遇的地方。
「你每天都來這裡嗎？」她問。
我點頭。「你呢？」
「我不得不來。」她聳聳肩，指指南邊那幢形似玉米棒子的摩天大樓，「我在那裡上班。」
我告訴她，我下班後總是來漫步道，點上一支大麻煙卷，看看日落。曾經有個姑娘對我說，欣賞日落有助於敞開心扉，我的心扉關閉得太久了，所以每天都來這裡，想要開啟它。
「但你今天來晚了，」阿基洛夫說，瞥了一眼手機上的時間。
「今天是來晚了，」我附和道，「但這是好事。不然我們就碰不到了。」
「那如果我明天日落時分來，你會再和我一起抽菸嗎？」
我頓了頓，仔細地端詳她。也許有戲，她可能看上我了。但我明白她沒有，只是因為我有大麻。今天我攔住她的時候，她也是靠大麻才認出我的。「沒問題。不管怎麼說，和美女一起抽總好過一個人抽。」
五天了，每當日落，我就和阿基洛夫一起抽菸。五天了，我對她幾乎仍一無所知，連她的名字也不曉得。我知道她是素食主義者，但偶爾會吃壽司，她英語說得很溜，法語也是，因為一個討厭的法國旅遊者前天向我們問路，阿基洛夫用流利的法語給他指了去港口的路。我還知道她結婚了，但是沒戴結婚戒指，因為頭一兩天她跟我說過，她丈夫不喜歡她抽大麻，因為是違法的，而且會混淆人的短期記憶。「那你是怎麼回答的？」我問。我想看看她會不會抹黑她丈夫。「我才不在乎合不合法呢。」她聳聳肩說，「至於短期記憶，這種東西有什麼用？老實說，我原本也不怎麼記得住近期的事情。」怎麼說呢，這幾乎就是抱怨了。反正，她很明顯有心事。即便抽到飄飄欲仙的時候，她依舊三緘其口，在我看來，這是一個人意志堅強的表現。一個堅強而不哭訴的人。她的這種品質在我們昨天遇到的那個法西斯做派的警察面前展露無遺。
我是第一次在抽菸的時候碰上警察，而這次碰上的警察又特別怪異。他個子矮小，卻渾身肌肉，脖子粗得像電線杆，穿了一件緊身的無袖格子襯衫。他把警徽舉到我面前，用頗為自大的口吻問我抽的是什麼。阿基洛夫毫不遲疑地從我嘴裡掏出煙，吸了一口，把菸圈噴到他臉上，說「萬寶路特醇」。她把大麻隔著欄杆拋到了下面的沙灘上，同時敏捷地掏出自己口袋裡的萬寶路特醇，點燃一支，遞到對方面前：「想來一支嗎？」
警察輕輕拂開她的手。「你想什麼呢？」他嚷道，「你以為我是弱智嗎？」
「我不回答為妙，」她甜甜地笑著說，「因為我是個遵紀守法的公民，而侮辱國家公職人員可是犯罪行為。」
「身份證！把你的身份證拿出來！」
阿基洛夫拿出自己的駕照，同時遞給警察一張名片。「拿著這個，」她說，「我是一名律師。看你的臉我就知道，你早晚會打爆哪個巴勒斯坦人，到時吃了官司要找律師。」
「我知道你的公司，」警察一邊說一邊把名片扔到地上，「你們這種人會為任何一個白痴辯護，只要他錢夠多。」
「一點兒沒錯，」阿基洛夫說，頭朝被扔掉的名片揚了揚，「但偶爾我們也會無償為某些白痴辯護。」
警察不說話了。他跨過欄杆，凝視下面垃圾遍地的沙灘。從他臉上的表情不難看出，他正在糾結要不要跳下去，從沙灘上散佈的垃圾中挑出我們的罪證。「加油啊，」阿基洛夫朝他喊，「要是夠仔細，最多一個小時就找到了。如果你把它提交給法院，他們甚至能分離出我的指紋，然後你就能跑去報告你的長官，說想控告一個吸食大麻的人，這種案子可能和處理雙重謀殺犯的案子稍有不同吧，但是，嗨……」「賤人。」警察脫口罵道。阿基洛夫繼續說：「話說回來，執法人員罵律師，比襲警罪名更重一點兒哦。」她說這句話時，朝我眨眨眼。「好吧，快滾！」警察厲聲道。我朝腳踏車走去，但阿基洛夫抓住我的手，摟住我的後背。「該滾的是你，大力水手。」她對他說，「趁我還沒決定問你的資訊，把你的醜態報告給內務部之前。」警察惡狠狠地瞪了我們一眼，我下意識地朝後縮了縮，但阿基洛夫抓著我的手，把我按在原地。她汗津津的手掌讓我知道她其實也很緊張，這也是她唯一露餡兒的地方。警察不滿地倒吸幾口氣，走開了。等他走得夠遠，她彎腰把名片撿了起來。「真討厭，」她嘟囔道，「因為他我們浪費了半支大麻。」她老練地把名片一撕，當過濾嘴來用。「你身邊帶的還夠再抽一頓嗎？」她問。我差點「就說身邊沒了，但是我住得不遠，我們可以去我家繼續抽」，但她身上有些什麼讓我沒法撒謊。所以我們又捲了一支，坐到漫步道的一張長椅上。她名片的三分之一被做成了過濾嘴，餘下的三分之二留在了我口袋裡，上面有「艾莉絲·凱斯曼，律師」的字樣。
週五晚上，我去媽媽家吃晚飯。我的哥哥哈加伊也來了，還帶上了他的女兒內奧米。他們剛一進門，你就能看出他們剛吵過嘴。跟我哥哥吵架並不容易。他是個始終確信自己無所不知的人。從我們出生起他就如此，他在高新技術產業上掙了大錢，這令他越發固執。即使兩年前他因內奧米的母親桑迪死於癌症受到的打擊也沒能軟化他。內奧米現在十七歲了，是個美麗修長的姑娘，很像她已故的母親，雖然戴著牙套，卻一刻都不會流露孩子氣。晚飯時，她興致勃勃地談起一種永生的小型水母。這種水母成熟、配對，隨後退回幼年期，週而復始，無休無止。「它是不死的！」內奧米唾沫橫飛，由於狂熱和牙套，她的口水有一點兒濺到哈加伊和我身上。「想想看，如果我們能把它的基因構造研究透，或許人類將來也能永生。」
我朝她露齒而笑。「真的嗎？對我來說，活個六七十年都嫌長。」
我哥哥解釋說，內奧米明年想去斯坦福大學學習生物專業。
「好極了！」我媽媽喝彩，「明智的選擇。」
「你這‘好極了’是什麼意思？我對她說，先和別人一樣去服兵役，退伍後她想去哪兒讀，我都出錢供。」
「沒門兒。參軍對我沒任何好處。」內奧米說。
「怎麼會沒好處？你是去軍隊，又不是去颯拉（zara）服裝店！每一個參軍的人都不是衝著選品或款式去的。你以為所得稅對我有什麼好處嗎？分毫沒有，但我每個月不還得交。是這道理嗎？」哈加伊瞥向我，希望我能幫他說句話。並非因為他是一個偉大的哥哥，或者我欠他很多。才不是。只是因為他一貫正確。
「你不去參軍無傷大雅，」我告訴內奧米，「花兩年時間研究水母，比給好色的長官泡咖啡要有意義得多。」
「好啊，聽你叔叔的吧，」哈加伊憤然道，「他的人生真是大有成就。」
晚飯後，等哈加伊和內奧米離開，媽媽另外給了我一塊蛋糕，問我是否一切都好，我有沒有認識什麼人。我對她說一切無恙，學校裡的人和我相處得很好，我正在和一位律師約會。我幾乎不對媽媽說謊。她是唯一接受我真實面目的人，所以我沒必要對她撒謊。但是這謊言不是說給她聽的，是說給我自己聽的。須臾之間，我能想象自己開啟了一段不同於現實的人生。我能在夜裡擁著某個人獲取溫暖，而她不是我從約會軟體上挖掘出來的「離異，不以結婚為目的交往」的人。送我出門時，媽媽說：「你知道哈加伊不是那個意思。」她擁抱了我，在我的牛仔褲兜裡塞了幾張紙幣。每次哈加伊痛斥我，她都要給我幾百新謝克爾。這好像成了我的一門副業。
我打車到了自家公寓附近的雜貨店，買了一瓶廉價威士忌。雖然瓶身上的商標是俄語的，但那個把頭髮染成金色的衣索比亞收銀員對天發誓它產自蘇格蘭。到家後，我喝了半瓶。隨後，一個我在約會軟體上認識的苗條的四十六歲女人上門了。我們做愛之前，她告訴我，她很看重誠實的品質，她必須事先告訴我她患了癌症，而且可能已經到了晚期。隨後她深吸一口氣，說：「就這些。如果你覺得不舒服，我們不一定非要做。」「我一點兒沒覺得不舒服。」我說。高潮時，她吼得震天響，樓上的鄰居都來捶我家的門了。事後，我們一起抽了支菸，普通的煙，她就打車回去了。
一週裡我最不喜歡的就是週日。我以前並不討厭，是上班之後才開始討厭的。在去晚託班做老師之前，我有五年時間無所事事，那時我對每一天的憎恨是同等的。老實說，我看不出大多數時間有什麼區別。我到日上三竿才起床，看一下手錶，想想我還有沒有剩菜或菸葉或餘錢，再回憶一下我把手機和鑰匙放哪兒了。諸如「今天星期幾」的問題幾乎從未進入過腦海，除了每週五去看望母親，整個星期其餘的日子彷彿一團攪混著醒、睡、吃、撒、看電視和偶爾的性事的巨大混沌。
工作釐清了混沌，把每一天都區分開了。每週一有阿拉伯手鼓課，輔導老師是一個打了舌釘的美人。每週三餐廳裡供應甜甜的番茄醬燒肉丸，孩子們最不喜歡吃這個，但這總是引得我懷念格拉奶奶做的菜。每週四在院子裡踢足球，在孩子們眼裡，我不是個只比一群七歲小屁孩強一點的疲憊成年人，而是和克里斯蒂亞諾·羅納爾多一樣厲害。然後到了討厭的週日，那個和納粹差不多的馬奧爾會來點名，晚託班是他辦的，他總要把輔導老師輪流罵一遍，隨後一整週消失在我們的生活中。冷寂的週六過去後，這事兒總惹得我生出邪火。
但是這周，打我上班以來第一次，我盼望週日的到來。盼望日落時分，盼望漫步道，盼望和阿基洛夫一起飄飄欲仙。並不是說我特別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以及她會不會來我家。重點是，我真心思念她。我思念一個自己並不真正瞭解的人。這是多麼激動人心啊，同時又是多麼丟臉。因為這份思念主要證明我的生活已何等乏味。
但是，阿基洛夫週日沒來。我一直等她到天黑——其實，一直等到天黑了很久。週一和週二，她也沒來。獨自抽菸時，我提醒自己，她只是個我偶然邂逅的女人，和我一起在漫步道上抽了幾支煙而已，並不是我的未婚妻或我給她捐過腎的人。但這麼想可無濟於事。
週三，等孩子們不情不願地吃完微涼的肉丸，我發覺拉維夫不在。儘管馬奧爾說，我們應該每小時清點一下孩子的人數，但我從來不點人數。但是有人不見了，我通常會察覺，所以我問尤里，他說看見幾個孩子跑到體育館後面去了。沒有準許，孩子們是不能離開教室的，到體育館之前，我已經想好了對拉維夫的懲罰，又覺得對不住他，打消了念頭。在體育館後面的跳遠沙坑中，我看到了哭泣的拉維夫，離他不遠的地方，我這個小組裡最刻薄的小孩利亞姆正臉朝下埋在沙坑裡，被一個有點眼熟的紅髮胖小子壓在屁股下面狠狠地揍。他揍人的方式也是孩子氣的：滿是憤怒，沒有章法。不知道事情怎麼發展到這個地步，但我站在紅髮小子那一邊。彷彿我自己也猛揍了利亞姆好多拳。利亞姆不會好好說話，他只會發號施令，措辭和態度尤其惡劣。時不時就從嘴裡吐出一句他要去告訴他媽，或告訴老師和校長。
紅髮小子繼續揍著利亞姆，我知道自己應該衝上去拉開他們。他們從教室裡溜出去是我的失職，現在我真的惹上麻煩了，特別是要面對利亞姆的媽媽在家長會上的質問。但看著紅髮小子教訓他，我的心中升起一個微弱的聲音，再稍等等，讓紅髮小子揍出結實的一拳。
這周過得不順，太糟心了。一直在尷尬地等阿基洛夫來，我甚至都沒往家帶一個單身姑娘。毫無疑問，這場痛毆成了我平淡一週中的亮點，多享受幾秒鐘害不著任何人。正當我心中掠過這些念頭時，紅髮小子從利亞姆背上爬了起來，我以為完事兒了，不料他後退一步，一腳重重踩在利亞姆的頭上。我衝過去的時候，發覺拉維夫正責備地看向我。他看到我在整起事件中袖手旁觀。我三步並作兩步，到了紅髮小子跟前，既因為心裡緊張，也想迷惑一下拉維夫，讓他事後覺得自己一定想錯了——我不可能站在那裡漠然視之不去勸架，所以我衝上去的速度特別快。
我靠近紅髮小子身後，狠命撞開他，救下利亞姆，嚷道：「你在幹什麼？瘋了嗎？」然後我彎腰看利亞姆，整個過程中，我用眼角瞥到拉維夫一直觀察著我的一舉一動。利亞姆的上嘴唇在流血，看上去已經意識不清了。紅髮小子站在旁邊哭號。他說利亞姆玩垃圾小隊的時候作弊，他想把輸掉的卡牌要回來。利亞姆跟他說，他的眼珠是大便顏色的，他爸爸是個無業遊民。從紅髮小子的口氣裡我聽得出，他不太明白「無業遊民」的確切含義。我試著跟利亞姆說話，輕輕搖他，但他沒有反應，我真的著急了。我讓嚇得慌了手腳的紅髮小子別動，自己跑去飲水機那兒。我返回的時候聽到利亞姆起了身，正在歇斯底里地尖叫：「你這個肥頭差生，別想在這個學校混了！我媽媽一定會給你顏色看的！」利亞姆坐在地上，手託著臉，紅髮小子站在他身邊，渾身顫抖，真的抽泣起來。尤里突然現身。我丟下的教室裡的孩子們，其中一個從我包裡翻出打火機，點著了走廊裡一張伊扎克·拉賓的海報。他向我敘述自己如何揭下燜燒的海報，好似他的英勇至少不亞於從一幢熊熊燃燒的房子裡救出一個嬰兒。我往利亞姆臉上潑了點兒水。他現在看起來好多了，嘴唇也不怎麼流血了。紅髮小子還是抽抽搭搭的，但我對他渾不在意。讓我在意的是那個鼻涕蟲拉維夫，即使我們回到教室裡，他仍舊緊緊盯著我。我打電話給利亞姆的爸爸，他是做土地測量的，一般都在家，他五分鐘就趕到了。利亞姆尖聲嚷著，嫌他來得太晚，要向媽媽告狀，隨後才對他說了紅髮小子的事兒。他添油加醋了一番，說紅髮小子用石塊砸他的頭，而我沒及時阻止。只要他不衝著我來，我就儘量不開口。隨後，長著一字眉的雙胞胎的母親到了，操著南美口音。她是通過試管受精懷的雙胞胎，從孩子們的外表判斷，她一定是用了某個穴居人的精子。
最後，只剩下我和拉維夫了。我破天荒地讓他玩我的蘋果手機，當他把我幾天前下載的一款遊戲中所有的物種殲滅時，我試探性地和他聊起剛才發生的事。「你和利亞姆沒有得到允許就離開教室，這很不對。」我對他說，但口氣非常溫和，是做媽媽的人會用的口氣，讓他知道我不會責罵他，但同時讓他懂得我是在批評他。「我不會告訴你媽媽，」我繼續說，「但我要你保證，再不犯類似錯誤。」
那孩子看著我的手機，連頭都不抬，說：「我看見你了。」
「看見我什麼了？」我問，裝作一頭霧水。
「加夫裡打利亞姆的時候我看到你了。你在笑。」
「不，我沒有。我沒笑。我跑過去了。我儘快跑過去把他們拉開了。」
但拉維夫不再搭理我。他沉浸在遊戲裡，發射雷射，橫掃一切移動的物體。
等他媽媽到了，我沒有像往常那樣大聲指出她又來晚了。我只是對她說：「你有一個好孩子。他是個小甜心。」當著他的面說的，他能聽到。
我五分鐘就到了漫步道，手機上有兩個未接電話和一條馬奧爾發來的簡訊。簡訊裡一個字也沒有。這不要臉的傢伙懶得打字，但他希望我看到後給他回電。我在想，到底是先抽一支再給他回電，還是反過來。先抽的好處是，大麻能緩和談話的氛圍，用泡沫塑膠和氣泡墊把整個尷尬的事件包起來。但壞處是我無法保持機敏來應對他。我得迅速回應，也許還要臨場編一兩個謊。我採取了第二個選項，冷靜地給他回電。
馬奧爾朝我大吼：利亞姆的媽媽給他打電話，發誓會聯合所有入托的學生家長，確保他的晚託班明年關門。她已經做了一個表，記錄家長們歷年來對他的諸多抱怨，並準備將一切公之於眾，包括晚託班提供的午飯有時都是冷的這種事。馬奧爾說，如果她真那麼幹，整件事會讓他損失二十萬新謝克爾，而這都要怪我。她的孩子得了腦震盪，明天不來學校了，馬奧爾希望我上班前去探望他，給他帶點糖果或玩具，向他媽媽服個軟，請她息事寧人。這通電話是一場徹底的拉鋸戰。他每句話重複了不下十遍。我要是先抽菸就好了。他掛掉電話前再次威脅我說，如果他的執照被吊銷，他就起訴我。我請他先靜靜心，並保證明天會去處理此事，會厚著臉皮討好那位母親。電話打完時，我錯過了日落。我坐在黑暗裡，盯著海面，十分清醒。太陽一下山，除了面目醜陋的旅人和海灘邊飯店裡傳來的蹩腳音樂，這個地方就只落得冷冷清清。我得調個鬧鐘，明天早點兒起床，這樣才能有時間去給這個世界上我最討厭的小孩買禮物。這個星期的頭兒開得糟糕，後面越來越慘。
「我以為太陽落山你就走了呢。」我聽到她的聲音，感到——或至少是我想象——她的呼吸噴在我的後頸上。
「日出，日落——從週日起我就在等你。」我微笑著回答她，又對自己極度不滿，因為本想說點兒輕鬆開朗的話，但聽起來像怨婦加可憐蟲。
「對不起，」阿基洛夫坐到我身邊，「這個禮拜的工作一團糟。不只是工作，生活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