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程車在我們的沉默中開過幾個街區。他又接著說：「不管怎麼說，今晚都沒有白白浪費。聽桑德斯講巴斯庫爾那件事的時候，我的感受很複雜。你知道麼，其實我之前聽說過那件事，但沒完全相信。他說的只是故事的一部分，我聽說的整個故事更不可思議，讓我完全找不到相信的理由，或許頂多有一個不太站得住腳的理由。可現在聽桑德斯講過之後，就有兩個理由讓我半信半疑了。你知道我不是會輕信的那種人。我把人生中大部分時間用來周遊四方，我知道世界上的確存在稀奇古怪的事情——親眼看見的肯定存在，但要是道聽途說的，那可就沒準兒了。不過……」

他好像突然意識到我聽得一頭霧水，笑著話鋒一轉，說道：「哎，有一件事是肯定的，我不太願意跟懷蘭交心。這就像是把史詩賣給《小道訊息》雜誌一樣不對路。相較而言，我更願意和你說說心裡話。」

「你真是抬舉我了。」我說。

「你那本書可沒讓我這麼想。」

我從未提起過我寫的那部專業性很強的神經學專著（畢竟神經學不是什麼通俗易懂的學科），沒想到盧瑟福竟然聽說過，實在讓我有些受寵若驚。我把想法如實相告之後，他回答道：「這個嘛，我之所以對那本書感興趣，是因為康韋有段時間失憶了。」

到了酒店，他去前臺取來鑰匙。上五樓的電梯裡，他說道：「拐彎抹角地說了這麼多，實際上，康韋沒死。至少幾個月前他還沒死。」

狹小的電梯空間和短短幾秒的上行時間讓人一時語塞。到了走廊，我才開口問他：「你確定？你怎麼知道的？」

他一邊開門一邊回答說：「因為去年11月，我和他一起乘日本客輪從上海回到了檀香山。」待我們斟上酒，點上雪茄，落了座，他才再度開口：「秋天放假的時候，我去了中國。我總喜歡到處閒逛。那會兒我已經好多年沒見過康韋了。我們從未通過信，我也只是偶爾才會想到他，但他是為數不多一提起名字我就能回想起來的人。那時我去漢口拜訪了一位朋友，正乘北平特快往回走。在火車上，我偶遇了一位法國女子修道院的院長。她是位很有魅力的女士，我們聊了一會兒。她正要回重慶的修道院，因為我會講一點兒法語，她便很高興地跟我絮叨她的工作和其他瑣事。其實我對這些傳教機構沒有什麼認同感，但是像當今很多人一樣，我承認羅馬天主教的確自成一格。至少他們工作勤勉，在這個劃分為不同階級的世界上並沒有裝腔作勢地自封為軍官，擺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態。不過這些都是題外話了。問題的關鍵是，這位女士講到重慶的教會醫院時，提起了幾周前入院的一位高燒病人。他說不清自己的身份，身上也沒有任何證件，但他們猜他是歐洲人。他的衣著很像本地人，而且是最窮的人穿的那種，被修女們收留的時候他已經病得很重了。他的漢語非常流利，法語也說得不錯，而我這位火車上的旅伴信誓旦旦地說，那個病人一開始跟她說英語，口音十分優雅，發現修女是法國人之後才改講法語。我說這可太難想象了，打趣地說她又不懂英語，怎麼能聽出來口音是否優雅呢。我們開著玩笑，最後她說，如果有機會到重慶，歡迎我去修道院參觀。當然，讓我去修道院的機率就跟讓我去爬珠穆朗瑪峰的機率一樣小。火車抵達重慶的時候，我和她握手道別，很遺憾這次邂逅就此結束。誰知機緣巧合，幾個小時後我竟然又回到了重慶。火車剛開出一兩英里就出故障了，勉強把我們送回了車站，救援車據說要十二個小時之後才能到。中國鐵路經常發生這種事。既然有半天的時間可以在重慶消磨，我決定遵照那位好心女士的建議，去拜訪修道院。

「到了修道院，我受到了熱情洋溢的歡迎。當然，他們對我的到訪多少有些吃驚。天主教徒有一個特點最容易被非天主教徒忽視，那就是他們能輕而易舉地協調外部的戒律清規和自發的心胸寬廣，將二者融為一體。聽上去有點兒複雜吧？總而言之，有這些教會人員的陪伴還是很愉快的。不一會兒，對方就備好了飯菜，一位信奉基督教的年輕中國醫生陪我坐下用餐，英語和法語混雜著和我說笑。隨後，他和那位院長陪我參觀了他們引以為豪的教會醫院。我之前提到過我是作家，他們天真地以為我可能會把他們都寫進書裡，併為此激動萬分。我們從每張病床邊走過，醫生向我逐一解釋患者的情況。醫院裡一塵不染，一看就知道運營得非常得當。我本來已經把那位口音優雅的神秘病人忘在腦後了，院長一提醒我才意識到前邊就是他的病床。不過我只看到一個人的後腦勺，他似乎正在睡覺。他們建議我用英語跟對方打個招呼，於是我說了句‘下午好’，這是我當時腦海裡蹦出來的第一句話，顯然沒什麼創意。那個男人突然轉過身，回了句‘下午好’。院長沒說錯，從口音就能聽出來他的確很有教養。但是我還沒來得及為此驚訝，就認出了那個人。儘管他蓄起鬍鬚，樣貌變了，而且我們那麼久沒見面，但我還是認出了他。他就是康韋，我確信無疑。假如我當時停下來仔細想想，我大概會覺得不可能是他。但幸運的是我本能地叫出了他的名字，隨後自報了家門。他只是看著我，不像認出我的樣子，但我確定自己沒認錯人。他的面部肌肉有一種奇怪的細微痙攣，我上學的時候就注意到了，而且他的眼睛還是那麼藍，在牛津貝列爾學院的時候我們常常打趣說那是劍橋標誌性的淺藍，不是牛津的深藍。即使沒有這些特徵，他也是那種你絕不會認錯的人，只要見過他一面，就永難忘懷。看到我的反應，醫生和院長當然都很激動。我告訴他們我認識這個男人，他是英國人，是我的朋友。如果他認不出我，那只有一種可能，就是他失憶了。他們聽了這番話有點糊塗，但還是認可了我的判斷。我們針對康韋的情況商量了半天，他們也搞不懂以康韋當時那種狀況是怎麼來到重慶的。

「長話短說，我在那兒逗留了兩個星期，希望能找到辦法喚醒他的記憶，但沒能成功。不過他身體恢復得很快，經常和我聊天。我直率地告訴他我是誰，他又是誰，他順從地聽著，並不和我爭辯。他很開朗，還有種說不清道不明的淡然，而且他似乎很高興有我陪他。我提議帶他回家，他只是說無所謂，這種無慾無求的態度讓人有點不安。我很快安排好帶他離開的行程。我和漢口領事辦事處的一個熟人打了招呼，所以護照之類的很順利就辦好了，免去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煩。我當時覺得為了康韋，這件事最好不要引起公眾和報刊的注意，現在我可以高興地說我成功做到了這一點。要是讓媒體知道了，他們絕對會藉此大做文章。

「就這樣，我們走正規途徑離開了中國。我們坐船沿長江下到南京，隨後轉乘火車趕往上海。當天晚上有去舊金山的日本客輪，所以我們緊趕慢趕，登上了那趟船。」

「你真是為他做了很多啊。」我說。

盧瑟福沒否認。「如果是為其他人，我大概不會做這麼多，」他回答說，「但這傢伙身上有一種特質，從我剛認識他就發覺了，這特質很難形容，但讓人願意為他全力以赴。」

「是啊，」我表示贊同，「他這個人有種獨特的魅力，非常迷人，直到現在我想起來都覺得很愉快。當然，在我腦海中，他還是那副穿著法蘭絨板球衫的學生模樣。」

「很遺憾你沒在牛津認識他。他那時候真是才華橫溢，沒有任何形容詞比這個更適合他了。戰爭過後，人們說他變得不一樣了，我也這麼覺得。但我總是忍不住在想，他這麼有天賦，本來應該做更了不起的事兒。偉人的事業不該是大不列顛王室的一官半爵，而應該更有一番作為。康韋絕對是偉人，或者說他本可以成為偉人。你我都認識他，那是我們都不會忘記的回憶。這可不是在誇大其詞。我和他在中國中部重逢的時候，儘管他頭腦一片空白，經歷也是個謎，但他身上那種不同尋常的魅力還在。」

盧瑟福沉浸在回憶之中，停頓了片刻，才繼續說道：「你大概也猜得到，我們在渡輪上重拾了昔日的友誼。我跟他講了我所知道的關於他的一切，他聽得聚精會神，認真得有點可笑。他對到重慶之後發生的事記得清清楚楚，奇怪的是他過去的語言能力也都還在。他告訴我他覺得自己一定和印度有某種關聯，因為他會說印度斯坦語。

「客輪在橫濱載滿了人，新登船的旅客中有一位是鋼琴家西夫金，他正要去美國舉辦巡迴音樂會。晚餐的時候他和我們同桌，不時與康韋用德語交談。這證明康韋表面上再正常不過了。除了失憶這個在日常交流中看不出來的問題，他似乎和正常人沒有兩樣。

「離開日本幾天後，西夫金應邀在船上舉辦鋼琴獨奏會，康韋和我一同去欣賞他的演出。他的演奏精彩至極，大部分是蕭邦的作品，還有幾首布拉姆斯和史卡拉第的曲子。我瞥了康韋一兩次，看他樂在其中，料想自然是他過去的音樂才華留下的痕跡。最後演出延長，西夫金慷慨地即興演奏了數首安可曲，熱情的聽眾聚在鋼琴周圍。安可曲也大多是蕭邦的曲子，他很擅長蕭邦的作品。演出結束後，西夫金走向門口，幾位崇拜者還是圍著他不放，但他覺得已經夠對得起他們了。正是在那時，發生了離奇的事情。康韋在鋼琴前坐下，開始彈奏一些節奏歡快的曲子。我聽不出是誰的作品，但西夫金一聽到就興奮地轉身走了回來，問曲子出自誰手。一陣漫長而尷尬的沉默之後，康韋只能給出‘不知道’這個答案。西夫金嚷嚷著說這真是難以置信，情緒更加激動了。康韋苦苦思索，最後終於說這曲子是蕭邦練習曲。我自己都覺得這不可能，所以西夫金斷然否認的時候我並不驚訝。誰知康韋竟然大動肝火，嚇了我一跳，因為在那之前他對任何事情都無動於衷。‘我親愛的朋友，’西夫金好言勸慰說，‘蕭邦現存於世的所有作品我都瞭然於胸，我敢向你保證，他從沒寫過你剛才演奏的那支曲子。他有可能寫出類似的作品，因為這的確是他的風格，但是他絕沒寫過這一首。不然就請你拿出任何版本的譜子給我看。’康韋終於回應道：‘哦，對，我想起來了，這首曲子從來都沒公開發表過。我會這首曲子是因為我遇到過蕭邦的一個學生……下面這首沒發表過的曲子也是從他那兒學的。’」

盧瑟福用眼神示意我鎮定，繼續說：「我不知道你懂不懂音樂，就算你不懂，你大概也能想象得到康韋繼續演奏的時候，西夫金有多麼興奮，我又有多麼興奮。對我而言，就好像是突然懵懂地瞥見了他過去經歷的某個神秘瞬間，是之前被遺漏掉的第一個線索。而西夫金則是被音樂上的問題困住了。我一提醒你，你就明白了——蕭邦早在1849年就過世了！

「在某種程度上，整個事件已經超出了我們的理解範圍，我大概應該告訴你，當時現場至少有十幾個見證者，其中包括一位頗有聲望的加州大學教授。當然，我們很容易斷定康韋的說法從時間上不可能成立，或者說幾近不可能；但是那曲子本身怎麼解釋呢，如果它不是康韋所說的那樣，那它到底是誰的作品？西夫金信誓旦旦地對我說，這兩部作品一經公開，不出半年，它就會成為每一位音樂大師的保留曲目。就算這是誇大其詞，至少也反映了西夫金對曲子的評價。我們爭辯了很久也沒得出個結論，康韋始終堅持他的說法。我看他已經很疲憊了，就急著想把他從人群中拉走，讓他早點休息。於是我們最終決定錄些唱片。西夫金說一到美國他就安排此事，康韋也承諾到時候在麥克風前演奏。讓我始終覺得遺憾的是，康韋最後沒能履行諾言。」

盧瑟福瞥了一眼表，示意我有足夠的時間趕火車，他的故事也基本要畫上句號了。「因為，就在那個晚上——演奏會當天晚上——他找回了記憶。我們倆各自就寢之後，我躺在床上怎麼也睡不著。這時他來到我的房間，表情十分僵硬。我只能把那種神情形容為一種無法抑制的悲傷。那是一種悲憫，你明白我的意思嗎，那種看起來很遙遠的，不帶個人色彩的，德國人所謂的對世間之苦的悲天憫人。他說他回想起了一切，從西夫金演奏的時候他的記憶就開始湧現，但起先只是些碎片。他在我的床邊坐了許久，我安慰他不要著急，以他自己的方式告訴我就好。我說我很高興他能恢復記憶，但如果他寧願自己沒想起來，那我也會覺得抱歉。他抬頭看了看我，說了一句話，我到現在都把這句話視為極高的讚賞。‘感謝上帝，盧瑟福，’他說，‘幸虧你有想象的能力。’過了一會兒，我穿好衣服，也讓他穿上外套，我們一起到甲板上漫步。那是個寧靜的夜晚，天氣溫暖，繁星閃爍，大海看起來像煉乳般蒼白厚重。要不是引擎在震動，我們彷彿是在濱海大道上散步。我沒問任何問題，只是等待康韋用自己的方式啟口。天將破曉時，康韋開口了，他不間斷地講著，講著。待他講完整個故事，已是早餐時間，陽光開始變得炙熱。我說‘講完’，並不是說他把自己那幾年的經歷都說完了。在那之後的一整天內，他又補充了許多一開始遺漏的重要細節。他的心情非常低落，以至於無法入睡，所以我們的談話幾乎一刻都沒停過。客輪預計會在午夜時分抵達檀香山，於是我們徹夜在我的房間裡喝酒。當晚十點左右，他離開了房間。從那之後，我再也沒有見過他。」

「你該不會是說……」我腦海中浮現出一起非常冷靜並且早有謀劃的自殺事件，就像是我曾在霍利黑德到金士頓的郵船上親眼目睹的那一幕。

盧瑟福大笑起來：「噢，老天，當然不是，他不是那種人。他只是溜走了。上岸不難，難的是不被人發現，他肯定也知道這一點。我理所當然地發動了一些人去找他，但沒有結果。事後我才知道，他當時設法登上了一艘南下去斐濟的香蕉船。」

「你是怎麼知道的？」

「直接知道的。那是三個月之後的事兒了，他從曼谷給我寄來一封信，還附了一張匯票，用來償還我之前為他的事兒花費的開銷。他謝了我，說他最近安好，正打算動身做一次長途旅行，去西北方。就這些。」

「他指的是哪兒呢？」

「就是說啊，這也太含糊了，對吧？曼谷的西北方向有那麼多地方。說實在的，連柏林都在那個範圍內。」

盧瑟福停下來，給我和他自己斟滿酒。這故事實在太離奇了，要不然就是他故意講得這麼離奇，我也摸不清頭腦。樂曲的來歷固然讓人困惑不解，但我對另一個謎團更感興趣：康韋究竟是怎麼跑到那個中國的教會醫院去的？我問盧瑟福，他的回答是這兩個疑點只是同一個問題的不同部分罷了。「既然如此，他是怎麼到重慶的？」我問道，「那晚在船上他應該原原本本地告訴你了？」

「他跟我說了一些。既然我已經讓你知道了這麼多，餘下的部分再賣關子也不太合適。只是這個故事很長，你去趕火車之前我連個梗概都講不完。另外，我恰巧有個更方便的辦法。當時衝動之下，我用了一點不太光彩的小伎倆，我都有點不好意思告訴你。是這樣的，我事後一仔細琢磨康韋的故事，就被它牢牢吸引住了。我們在船上聊了幾次之後，我便開始做些簡單的筆記，這樣我就不會忘記細節。此後，這件事的某些方面開始吸引我的注意力，讓我產生衝動做更多工作，把那些文字和回憶碎片編織成一個整體。但我並沒有憑空捏造，也沒有篡改任何東西。他告訴我的那些事情中已經包含足夠多的素材了，他有引人入勝的溝通天賦，敘述也很流暢。另外，我覺得，我開始瞭解這個男人了。」他起身從公文包裡拿出一捆列印稿。「喏，這就是，你看著處理吧。」

「你這麼說的意思是沒指望我相信？」

「呃，也沒有你說的這麼嚴重。但如果你真的相信了，那一定是應了德爾圖良的著名論點，還記得嗎？‘恰恰是因為它難以置信’sup/sup。這個說法倒是不賴。無論如何，看完之後，別忘了告訴我你的想法啊。」

我帶著這份手稿上路，並在奧斯坦德特快列車上讀完了大部分。我本想到英格蘭把稿子寄回，並附一封長信，但是路上耽擱了一些時候。寄信前我收到盧瑟福的一封短箋，說他又去雲遊四海了，未來幾個月都不會有固定地址。他在信中提到他打算去克什米爾，並「一路向東」。對此我並不感到意外。

喬伊特，即本傑明·喬伊特（benjaminjowett，1817—1893），英國神學家，曾任牛津大學巴利奧爾學院院長。

此處原文為拉丁文「quiaimpossibileest」。德爾圖良為著名哲學家、神學家，生於北非迦太基城，其思想深受希臘和拉丁文化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