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繆創作了兩部荒誕哲理小說，出版時間相隔僅四年，雖然命題相同，粗略比較一下，跨度還是相當大的。《局外人》唯一的主人公默爾索，在荒誕現實中是個獨醒者，而《鼠疫》中的裡厄、塔魯等人物，則構成了一個反抗的群體，代表了廣泛的社會階層。《局外人》講的是一個小職員因過失殺人，最終被判處死刑的故事，情節並不複雜，是漸進式的：默爾索還不以為然，不料卻一點一點被絞進荒誕的司法程式中，沒有他辯白的機會；一旦判決，就成為鐵案了。默爾索是「他所生活的那個社會的局外人」。《鼠疫》則講述一個席捲幾十萬居民的特大事件，是突發式的：一場持續十個月的大瘟疫，顛覆了一座城市的行政管理、社會秩序、人心情感、道德良心、責任擔當等社會和人生的方方面面，誰都不能置身於這種荒誕現實之外，哪怕是偶然來的局外人和社會的邊緣人物。從氣氛的角度來說，前者主人公一貫冷漠超脫，情節也相應進展徐緩，除了結尾爆發一下，通篇基本平鋪直敘，直到行刑前夕，也平靜地迎接死亡。後者則截然相反，鼠疫突襲，一下子就把所有人置於緊張而惶惶不安的氛圍中，疫城危難，與外界隔絕，死亡的數量和恐怖日益激增；人人性命不保，面對死亡的威脅，紛紛起來抗爭，情節起伏跌宕，交織著極痛深悲和義憤的場景。
不過，比較起來，最值得注意的，還是《局外人》所無暇顧及，或者說《鼠疫》所增益的內容，即給人以極大啟示，直叩道德人心的部分。這部分內容在文中分量很重，探索了人的幽微的心曲，揭示了荒誕絕非純粹的外境，內患與外境也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絡，且看作者如何闡釋。
首先，如何看待把他們聚攏在一起的鼠疫，自然是他們實際行為的前提。這個群體的靈魂人物，裡厄和塔魯的看法具有代表性，他們不贊同帕納盧神父所謂「集體懲罰」的觀點，但是認為「鼠疫有其裨益，能讓人睜開眼睛，逼人思考」，尤其是「有利於一些人的思想昇華」。鼠疫所象徵的荒誕現實，還有其「裨益」，甚至利於「思想昇華」，正是因為荒誕的現實，無論是天災還是人禍，能促使人脫離渾渾噩噩的狀態，睜開眼睛看世界；認真思考所面臨的殘酷的現實。作者的這種觀點是一貫的，與《局外人》同時創作的劇本《卡利古拉》，整齣戲只表現一件事：皇帝卡利古拉接連的瘋狂舉動，就是要迫使他周圍的人睜開眼睛，看清這個荒誕世界。至於「思想昇華」，其實也不難理解：古今中外，有多少傑出人物都經歷了苦難，在文學領域經常被提起的俄國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一個鮮明有力的例證。加繆又何嘗不是如此，他出身貧寒：「我是窮人」，「我過去是，現在仍然是無產者」。也正是這種困苦的環境，磨礪出他那伸張正義的性情和堅持真理的勇氣。
思想昇華與反抗密不可分，可以說互為因果。《鼠疫》中的這些人物，首先要確認自己是否身陷鼠疫的危害之中，是否應該冒著生命危險與之鬥爭。裡厄和塔魯身世、職業均不同，但各自一直在同現實世界做鬥爭，清醒地感到自己走在通往真理的路上。在組建志願衛生防疫隊，填補行政管理空缺的問題上，二人一拍即合：「看到鼠疫給人帶來的災難和痛苦，除非是瘋子、瞎子或者懦夫，才會任其擺佈。」裡厄這樣回答塔魯的問題，表明他不欣賞帕納盧的「集體懲罰」的觀點，治病救人，才是他行醫的理念。這裡不妨節選二人的對話，我認為大有深意：
裡厄：不相信上帝，竭力同死亡做鬥爭，這樣對上帝也許更好些。
塔魯：您的勝利永遠是暫時的，不過如此。
裡厄：這不成其為停止鬥爭的理由。
塔魯：我不免想象，這場鼠疫對您可能意味的是什麼。
裡厄：意味連續不斷的失敗。
塔魯：這一切，是誰教會您的？
裡厄：是苦難。
塔魯：還有一句話，大夫，哪怕您覺得可笑，您完全正確。
裡厄：對此我不甚了了。那麼您呢，您瞭解什麼呢？
塔魯：我要了解的事情不多了。
裡厄：您認為自己全部瞭解生活了嗎？
塔魯：不錯。
裡厄：在進入這段經歷之前，再確定一下，您能有三分之一的機會倖免於難。
塔魯：一百年前，一場鼠疫大流行，奪走了波斯一座城市全體居民的性命，唯獨一直忠於職守的那個洗屍體的人得以倖免。
裡厄：您管這種事，出於什麼動機？
塔魯：也許是我的道德觀吧。
裡厄：什麼道德觀？
塔魯：理解。
二人十分平靜地談論著人生中這麼多天大的問題，以極平常的語氣講出生活的這些真理。順便提一句，全書凡是涉及這類真知灼見，從不激昂高調，始終保持這種道家常的語氣。下面，僅就這段談話所提及的幾點，看一看在荒誕這個主題上，作者是如何闡明道德人心的。
面臨大災大難，信仰問題就會凸顯。裡厄和帕納盧，一個醫生，一個神父，本來似應「道不同，不相為謀」，最終還是走到了一起。神父宣稱「應該熱愛我們不理解的東西」，醫生則答以「誓死也不會愛這個讓孩子受折磨的世界」，但是，他們都在盡心盡力「為拯救人而工作」，唯獨這一點才重要，表明他們能超越信仰，超越瀆神和祈禱的事，一起同病痛和死亡做鬥爭。二人達到心靈的契合，裡厄握住帕納盧的手，平靜地講了一句震撼人心的話：「現在，就連上帝也不可能將我們分開。」
不用大詞闡述宏旨，這是加繆的創作特點。裡厄和帕納盧終生堅守的，一個是職業的信仰，一個是宗教的信仰，而真正信仰的前提，作者並沒有用大愛的字眼兒來表述。唯有大愛，才能超越信仰的分歧，在大災大難中，表現出理解和寬容。裡厄這樣評價帕納盧：「內裡要比表象優越」，「他講道好，做得更好」。帕納盧自從參加了衛生防疫組織，就再也沒有離開過醫院和鼠疫傳染區，在擊退鼠疫的前夕以身殉難。
鼠疫猖獗時期，消除了人的價值判斷。所有的出路都關閉了，人很容易就全盤接受眼前的一切，無論做什麼都不再有所選擇，這就是喪失了信仰。當然，真正堅定的信仰是不會因外境而喪失的，就像裡厄、塔魯、帕納盧等人這樣，而在這種特定的境況，反抗就成為他們共同的信仰。這種信仰具有極大的包容性，吸引來有案底的邊緣人物科塔爾、自認為是疫城局外人的巴黎記者朗貝爾、主張判決的威力勝過法律的初審法官奧通先生等一干人。同樣，在鼠疫這種特定的境況下，反抗也成為不同價值觀的唯一取向。這就是上面那段對話的基本內涵。
反抗成為唯一的價值取向，但是各人的動機卻不盡相同，畢竟心懷大愛的人在世間屬鳳毛麟角。就連塔魯也直言，他的動機出於「理解」的道德觀。理解一詞詞義明確，又很寬泛，出自塔魯之口，必有特殊的含義，如果不聯絡他的身世，就很難抓準意思。塔魯的父親是法官，在塔魯看來，父親一上法庭和刑場，就變了一個人；那種表現「正經應該稱為最卑鄙的謀殺」。於是，他十八歲那年離開優裕的家庭，體驗了貧困的滋味，為謀生幹過各種行業，不想成為「鼠疫患者」，便成為社會活動家。他認為他所生活的社會是建立在死刑的基礎上的，就同社會做鬥爭，極力反對死刑。為了達到一個不再殺人的世界，他與志同道合的人一起，投入歐洲各國的鬥爭，自以為走在正確的路上，盡心盡力在同鼠疫做鬥爭，最終才醒悟，自己一直是鼠疫患者，即使抱著良好的願望，即使好人也難免殺人，「因為他們就生活在這種邏輯中」，一舉一動都可能致人死亡。塔魯說道：
「即使拯救不了人，起碼也儘量少給他們造成傷害，有時甚至給他們做點兒好事。這就是為什麼，我決定拒絕一切直接或間接的，有理或無理的殺人行為，也不為殺人的行為辯解。
「同樣，這也是為什麼，這場瘟疫沒有教會我什麼，只讓我明白必須和你們一起同瘟疫鬥爭。我基於可靠的知識瞭解，鼠疫，每人身上都攜帶，因為，任何人，是的，世上任何人都不能免遭其害……一個正派人，就是幾乎不把疫病傳染給任何人的人……但是現在，我心甘情願原原本本做人，我學會了謙虛。我只想說，大地上還有災難和受害者，一定得儘可能拒絕，不要跟災難同流合汙……我聽到過那麼多高談闊論，腦袋幾乎給弄暈乎了，那些高談闊論也足以使其他一些人暈頭轉向，結果同意去殺人，從而也使我明白了，人的不幸緣於他們沒有使用清晰的語言。於是我決定講話和行動都要明明白白，以便走在正道上。」
這段話基本概括了塔魯所謂「理解」的道德觀，尤其概括了他那波瀾壯闊而又漩流沉澱的社會活動與政治生涯，這也是他一再說的「生活的事我無所不知」。在一定程度上，這也正是加繆自身經歷的寫照，是他用明明白白的話總結出來的人生大道理，做正派人的準則。
「原原本本做人」，塔魯經歷了坎坷的半生，才總結出這條做人的道理，看起來挺容易，做起來就會碰到層出不窮的阻礙和誘惑。生活在當代社會的邏輯中，做一個「正派人」，「不要跟災難同流合汙」，僅就這兩點，能認真堅守，確實千難萬難，不勝其苦，拿塔魯的話說，「真得有意志，還要繃緊神經」。生活邏輯就是這麼荒謬：做好人難，不做壞人更難。換言之：做點兒好事容易，難的是不做壞事。在實際生活中，漫說是無意，就是有意損害別人的事也司空見慣、見多不怪了。且不說在那喪失價值判斷的「史無前例」的年代，不管多好的人，忽然被宣佈為「現行反革命」，誰不是昧著良心，爭相跟著高呼「打倒×××」的口號呢？那種政治上的集體同流合汙，如果說主要是由特殊的歷史環境造成的話，那麼氾濫多年的貪汙腐敗、損公肥私、製假售假（包括假藥和有毒食品），甚至學術造假等集體同流合汙的現象，就沒有任何藉口可以辯白了。
由此可見，鼠疫、災難、死亡（包括良心的泯滅和道德的淪喪）、邪惡勢力、所有荒誕的東西、負能量，可以說無處不在，總能把人搞得暈頭轉向，難以「原原本本做人」了。這就是為什麼，塔魯敢於斷言：「鼠疫，每人身上都攜帶」，只因「任何人都不能免遭其害」。這樣講並不算言過其實，我們捫心自問，其實誰的心沒有受過鼠疫的侵害，至今還留下陰影，潛伏著病菌？這不僅從生活經驗上，而且從荒誕哲學意義上看，也同樣切中事理。在《鼠疫》的結尾部分，那位患哮喘病的老人總結似的講了一句話：「說到底，鼠疫究竟是什麼呢？鼠疫就是生活，不過如此。」破題的話，就這麼簡單，由那位形同局外人的老患者隨口講出來，既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他得知他十分欽佩的塔魯也被瘟神帶走了，不免感嘆道：「最優秀的人總是先走。這就是生活。」他對塔魯的讚語是：「他可從來不講空話廢話。」還有一讚：「他那個人，知道自己想要什麼。」
那麼，塔魯想要什麼呢？塔魯明確表示：「我關心的是瞭解如何成為聖人，人，不信上帝能否成為聖人。」這裡的「聖人」概念，沒有漢語中為人師表的意義，也不同於基督教中的聖徒，姑且可理解為在生活中保持「聖潔」的人，不攜帶鼠疫病菌的人。
按照裡厄的揣度，塔魯認為人無權處死任何人，可是受害者又難免會成為劊子手，因而他生活在矛盾之中，從未萌生過希望，為此才想要當聖人，「通過為別人服務獲取安寧」。那麼，在塔魯的眼中，誰像聖人呢？他想到那位患哮喘病的老人，生活那麼有規律，講話還有哲理性，或許他就是個聖人，「如果神聖性就是習慣的總和的話」。不過，他真正佩服的只有兩個人，在他的心目中，唯獨裡厄母子達到了聖人的高度。他對裡厄大夫的讚揚不必贅述，對裡厄老太太的評價倒值得一提。
塔魯在紀事中著重指出，裡厄老太太為人非常低調，無論表達什麼事，都用簡單的語句。每天傍晚，她總愛坐在窗前，面對清靜的街道，身子微微挺直，雙手安閒地放在膝上，目光總那麼凝注，漸漸融入暝色中。她在塔魯面前從未拿出具體例證，但是從她那一言一行中，塔魯能辨別出善良的光芒。紀事中還談到一個事實：老太太從不思索就洞察一切，「她與沉默和陰影相伴，卻始終能停留在任何光明的高度，哪怕是鼠疫的亮度」。塔魯正是在這裡透露了他的一點隱私：「我母親就是這樣，我喜愛她身上這種同樣的低調，她正是我一直想要回到身邊的人。八年了，現在我還不能說她去世了……」這道出了加繆的心聲。這些母親，以其低調和光明的高度，都同樣體現了「原本的真理」、思想的昇華，都同樣體現了能與鼠疫抗衡的正氣、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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