鄰床的男孩長了張老頭子的臉，憔悴，凹陷，形銷骨立。他小肚子鼓起著，裡面長了個保齡球大小的瘤。只要護士一碰到那兒，他就死死地閉起眼睛，嘴巴猛地張開，發出無聲而痛苦的哀號。這天早晨，有個護士，不是古爾，想喂他吃藥，可這孩子把腦袋扭過來，扭過去，嗓子裡發出刨木頭的聲音。最後，那護士硬生生掰開他的嘴，把藥塞了進去。等他一走，男孩朝我慢慢扭過頭。我們隔著床空兒，四目相交。一顆小小的淚珠滑出，滾落到他臉上。
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
苦難，絕望，在這個地方，就像海浪。它從每一張床上翻卷而出，撞擊著發黴的牆，再朝你撲回來。你會淹死在裡面。我睡得很多。不睡的時候，我也想睡。我吃他們給我的藥，藥讓我再次睡著。要不然，我就看著病房外面熙熙攘攘的街道，看陽光滑過帳篷巴扎和陋巷裡的茶館。我望著小孩們在那兒打彈子，他們腳下的人行道已經爛成了臭泥溝，老婆婆們坐在門口，纏腰布的街頭小販蹲在席子上，或掏椰子，或叫賣金盞花的花環。房間另一頭，有人發出一聲撕心裂肺的尖叫。我打起了瞌睡。
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
我得知那男孩名叫馬納爾，意思是「指明燈」。他母親是妓女，父親是小偷。他和姑姑、叔叔住在一起，他們揍他。沒人知道他到底會怎麼死，只知道他橫豎都是死。沒人來看他，等他死了——從現在算，再過一個禮拜，或一個月，最多兩個月——也肯定不會有人來認屍。不會有人傷心，不會有人記起。他將死在他生活過的地方，死在犄角旮旯裡。他睡覺時，我發現我在看他，看他下凹的太陽穴，看他的大腦袋，大得與肩膀不成比例，看他下嘴唇上那塊顏色明顯的疤，古爾跟我說過，給他母親拉皮條的傢伙有個習慣，總在這孩子嘴上捻菸頭。我試探著跟他講英語，又用我知道的幾句烏爾都語搭話，可他只是疲倦地眨眨眼。有時我把兩手搭在一起，在牆上做幾個動物模樣的影子，只想博他一笑。
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
有一天，馬納爾指了指窗外。我順著他手指的方向抬起頭，卻只看到雲後的一小塊藍天，往下看，街邊水樁噴湧，孩子們以水嬉戲，一輛公共汽車噴吐著廢氣。然後我意識到，他指的是薩麗婭的照片。我把它從窗子上取下，遞給馬納爾。他拿著照片，貼近自己的臉，對著那燒過的一角，凝視了很長時間。我不知道是不是海洋吸引了他。我不知道他是否嘗過海水的鹹，是否曾經注視著海潮從腳下退去，併為此感到頭暈目眩。也許，雖然他看不到薩麗婭的臉，卻能從她身上感受到一種親緣，因為她知道痛是什麼感覺。他把照片遞還給我，可我搖了搖頭。你留著吧。我說。他臉上閃過少許懷疑。我笑了笑。然後，儘管不能確定，可我感覺，他還了我一個微笑。
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
我戰勝了肝炎。我證明了古爾是錯的，奇怪的是，我看不出他是高興還是失望。可我知道我讓他吃了一驚，因為我問他，我能不能留下來做義工。他昂起頭，皺著眉。到頭來我不得不去找護士長。
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
浴室裡滿是尿味和硫磺味。每天上午我都把馬納爾抱進浴室，用兩條胳膊託著他赤裸的身子，留心著不要顛到他。我以前見過一個義工把他扛在肩膀上，好像他是一口袋大米。我輕輕把他放到條凳上，等他喘口氣，再用溫水沖洗他瘦小、脆弱的身體。馬納爾總是安靜、頑強地坐著，兩隻手放在膝頭，耷拉著腦袋。他就像一個受了驚嚇、骨瘦如柴的老頭子。我拿打過肥皂的海綿，擦過他的兩肋，脊椎的節突，兩片鯊魚鰭一樣的肩胛骨。我把他抱回床上，喂他服藥。按摩腳和小腿可以起到安慰的作用，所以我給他按了，按得不緊不慢。他睡著的時候，薩麗婭的照片總是半塞在他枕頭下。
一百零一……一百零二……
我出了門，久久地、漫無目的地走在城中，一心要逃離這醫院，逃離病患和將死之人的集體喘息。我在多塵的晚霞中走過街道，路邊是塗鴉汙損的牆，賣貨的鐵皮棚子一個挨一個，緊緊擠在一起。我穿過小路，路邊有些小女孩，頭上頂著滿筐的生糞，一些渾身炭灰的女人，在巨大的鋁桶裡煮著破衣爛衫。我在翻豬槽一樣的小巷裡左拐右轉，老是想到馬納爾，在病房裡等死的馬納爾，那屋裡塞滿了像他一樣不成人形的人。我也老想到薩麗婭，坐在礁石上遠眺大海的薩麗婭。我感覺到，在我心底深處有某種東西牽扯著我，像海里的回頭浪一樣拉拽著我。我想屈服，就讓它把我擄去好了。我想放棄自己的安身立命之道，從現在的這個我脫身而出，拋開一切，就像蛇丟棄舊皮。
我並不是說馬納爾改變了一切。他沒有。我繼續迷亂地遊走於世界，又過了一年，最後終於進了雅典的一家圖書館，坐在角落裡的桌前，低頭看著一份醫學院的入學申請。在馬納爾和這份申請之間，有我在大馬士革度過的兩個星期，在那兒，除了兩個女人的笑臉，我幾乎再無其他的記憶，她們畫著濃濃的眼線，每人鑲了一顆金牙。也有在開羅地下室裡度過的三個月，那是一幢搖搖欲墜的分租式公寓，房東抽雜湊什抽上了癮。我花薩麗婭的錢在冰島搭公共汽車，跟隨著慕尼黑的一支朋克樂隊。1977年，我在畢爾巴鄂的反核示威中，斷了一隻手肘。
然而，在安靜的時候，在那些漫長的旅程中，當我坐在公共汽車的後部，或是卡車的車斗裡，我的思緒總會兜回到馬納爾身上。想著他，想著他臨死前極度的痛苦，以及我面對痛苦時的束手無策，這讓我做過的一切，我想做的一切，都變得不那麼牢靠了，就像臨睡前的小小保證，醒來時便已忘得一乾二淨。
一百一十九……一百二十……
我放下了快門。
那年夏末的一個夜晚，我得知瑪達麗娜要去雅典了，留下薩麗婭和我們待在一起，起碼要待一小段時間。「就幾個星期。」她說。
我們在吃晚餐，我們四個，有一道白豆湯是媽媽和瑪達麗娜一起做的。我瞥了一眼桌子對面的薩麗婭，想看看是不是隻有我才對瑪達麗娜的訊息感到突然。顯然是的。薩麗婭平靜地向自己嘴裡喂送著食物，每當勺子送到，她便將面罩輕輕撩起，就那麼一點兒。此時她講起話來，吃起東西來，已經不再讓我心煩，起碼不像看到一個老年人，戴著不合嘴的假牙吃東西那樣心煩，媽媽多年以後就是那個樣子。
瑪達麗娜說她拍完電影之後，就來接薩麗婭，她說電影應該聖誕節前就能完成。
「說實話，我要把你們全接到雅典。」她說，臉上洋溢著慣常的愉悅。「咱們一起參加首映禮！那該多棒啊，對不對，馬科斯？咱們四個，盛裝打扮起來，漂漂亮亮，儀態萬方地走進戲院。」
我說對，不過我不太敢想像媽媽穿起花哨行頭，儀態萬方地走進任何東西的模樣。
瑪達麗娜嘮叨了一通這樣的安排如何如何好，又說過兩個星期，等學校開學，薩麗婭就能夠跟著媽媽恢復學習——當然是在家裡。她說她會給我們寄明信片，給我們寫信，寄電影劇照。她還說了好多別的，可我聽不進那麼多。此時我的感覺就是心裡的巨石落了地，從頭到腳一陣暈眩。我對夏季行將結束的恐懼，如同我肚子裡的一個繩結，每過去一天，便纏得緊一些，而我要備好一副鐵石心腸，去迎接日益迫近的告別。如今我每天早晨醒來，都渴望著在早餐桌上見到薩麗婭，聆聽她聲音裡那些怪異的動靜。我們勉強吃點兒東西，便出門爬樹，在大麥地裡互相追逐，分開莊稼，發起衝鋒，呼喊著戰鬥的口號，蜥蜴在我們腳下四散奔逃。我們在山洞裡藏起了假想的財寶，還在島上找到了幾處地點，可以傳出最棒、最響的回聲。我們用自己的針孔相機，拍下磨坊和鴿舍的照片，拿給魯索斯先生，讓他幫我們洗印。他還讓我們進他的暗房，教我們擺弄不同的顯影劑、定影劑和停顯液。
瑪達麗娜宣佈要走的那個夜晚，她和媽媽在廚房一起喝了瓶葡萄酒。瑪達麗娜喝掉了大部分。此時薩麗婭和我待在樓上，正在玩塔弗利棋。薩麗婭佔據了瑪納位，而且已經將她的一半棋子移到了自己的主盤。
「她有情人了。」薩麗婭搖著骰子說。
我嚇了一跳。「誰？」
「‘他問是誰’。你認為是誰？」
這個夏天，我已經學會了從薩麗婭的眼神中讀出她的表情，她這會兒看著我，一如我站在海灘上，問水在哪兒。我想趕快補救一下。「我知道是誰。」我紅著臉說，「我的意思是，誰是那個……你知道……」我只是個十二歲的男童。我的詞彙表裡還沒有「情人」這樣的詞。
「你猜不到嗎？導演。」
「我正想說來著。」
「埃利亞斯。他是個人物。他把頭髮往下梳，就像二十年代那樣。
他還留了點兒小鬍子。我猜他認為這樣很瀟灑。他很可笑。他認為他是大藝術家，毫無疑問。我媽也這樣認為。你真該看看她跟他在一起是什麼德行，她很靦腆，很聽話，好像因為他是個天才，她就得低眉順眼，事事都由著他。我真不明白她怎麼就看不出來。」
「瑪達麗娜阿姨會嫁給他嗎？」
薩麗婭聳了聳肩。「她對男人的品位是最差勁的。最最差勁的。」她搖了搖手裡的骰子，似乎在重新斟酌。「安德烈亞斯除外吧，我認為。他挺好的。相當好了。不過呢，板上釘釘，她要離開他了。她總是上那些王八蛋的當。」
「你是說你父親也是？」
她眉頭稍微一皺。「我父親是個陌生人，她去阿姆斯特丹的路上遇到的。下著大暴雨，在一個火車站。他們一起過了一個下午。我不知道他是誰。她也不知道。」
「哦。我記得她說起過她第一個丈夫。她說他喝酒。我還以為……」
「呃，是多利安吧。」薩麗婭說。「他也是個人物。」她又把一枚棋子走到了自己的主盤上。「他老揍她。本來和和氣氣，笑眯眯的，可一眨眼的工夫，他就能變得暴跳如雷。跟天氣一樣，怎麼能變得這麼快？他就是那個樣子。他一天到晚，大部分時間都在喝酒，基本上啥也不幹，就是在家裡躺著。喝起酒來他真沒記性。比方說，他就讓水龍頭那麼開著，把家給淹了。我還記得他忘了關爐子，差一點兒燒光了所有東西。」
她拿棋子摞出一座小塔，又默默地花了點時間，把它弄結實。
「多利安真正愛的只有阿波羅一個。所有鄰居小孩都怕他怕得要死——我是說阿波羅。幾乎沒人見過他，只是聽到他在叫。這就夠讓人害怕的了。多利安把他拴在院子後頭，用大塊的羊肉喂他。」
薩麗婭說不下去了，可我不用費勁也能想得出來。多利安喝高了，狗沒人管，沒人拴，在院子裡溜達。紗門是開著的。
「你那會兒多大？」我低聲問她。
「五歲。」
然後我問了那個從暑假開始、一直掛念至今的問題。「難道就沒有什麼東西……我是說……他們就不能……」
薩麗婭移開了目光。「請別問了。」她一字一頓地說，我感覺在這幾個字後面，一定是深深的痛。「我累得要死。」
「對不起。」我說。
「改天我一定告訴你。」
她後來確實告訴了我。糟糕的手術，災難性的術後傷口感染導致了敗血症，引起了腎功能和肝功能衰竭，也吞噬了新移植的皮瓣，迫使醫生不僅將皮瓣割除，還從她殘留的左臉上切去了更多的組織，同時鋸掉了部分下頜骨。由於併發症，她在醫院住了將近三個月。她差一點就死了，應該死了。從那以後，她就不許醫生再碰她。
「薩麗婭，」我說，「我還要再說對不起，為我們剛見面那天發生的事。」她翻起眼睛看著我。早先那種頑皮的光又回來了。「你早該說對不
起。可是沒等你吐得滿地都是，我就知道了。」
「知道什麼？」
「知道你是個蠢貨。」
瑪達麗娜走的時候，還有兩天就要開學。她穿著緊身的奶油色無袖長裙，繃出苗條的身段，戴一副牛角框太陽鏡，頭髮用白絲巾緊緊扎住。她這身打扮，就好像擔心自己身上哪個地方會垮掉，好像她就是要讓自己這樣緊繃著。在蒂諾斯城的渡口，她擁抱了我們大家。她抱薩麗婭抱得最緊，時間也最長，嘴唇抵住薩麗婭的頭頂，給了她一個久久的、死死的吻。她始終沒摘下自己的墨鏡。
「你也抱抱我。」我聽見她小聲說道。
薩麗婭回抱了她，動作僵硬。
渡輪呻吟著，晃晃悠悠地駛離，身後留下一條翻卷的水浪，我以為瑪達麗娜會站到船尾，揮手作別，拋來飛吻，她卻快步走到船頭坐下，看也沒看我們。
回到家，媽媽吩咐我們坐下。她站在我們面前說：「薩麗婭，我想讓你知道，在這個家裡，你不必再戴那個東西了。不是為我，也不是為他，只要你自己覺得合適，你就摘了它。這事兒我不會再說第二遍。」
就在此時，我一下子恍然大悟，明白了媽媽早已看出的事。那面罩是為瑪達麗娜戴的，為了不讓她難堪，不讓她丟臉。
好半天，薩麗婭一動也不動，一個字也不說。然後，慢慢地，她抬起了手，解開了腦後的繫帶。她摘下了面罩。我直視著她的臉。我感到一種不自覺的衝動，想要退縮，就像你突然聽到一聲巨響。可我沒有。我一直盯著她，逼著自己不眨眼。
媽媽說，她要讓我在家學習，直到瑪達麗娜回來，這樣薩麗婭就不必一個人呆在家。晚上吃完晚飯，她給我們上課，早晨她去學校之前，給我們留好作業。這樣安排聽上去不錯，至少理論上如此。
可是實際上，在家學習幾乎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在媽媽走了以後。薩麗婭毀容的訊息已經傳遍了全島，不停地有人來敲門，帶著滿心的好奇。你想想，島上突然耗盡了麵粉、大蒜，甚至鹽，只有在我們家才能找到這些東西。這些人無心掩飾自己的目的。在門口，他們的目光總是飛向我身後。他們伸長脖子，踮起腳尖。大部分人連鄰居都不是。他們走上好幾裡地，就是為了飽飽眼福。當然了，我從來沒讓他們進過家門。當著他們的面把門一關，讓我很有幾分滿足。可我也感到鬱悶和沮喪，心裡明白，如果我留下來，我的生活將受到這些人過深的影響，最後我勢必變成他們中的一員。
小孩們更討厭，簡直無法無天。我每天都能抓住一個在外面晃晃悠悠、逮著機會就爬我們家牆的孩子。正學習的時候，薩麗婭會拿鉛筆輕輕敲一下我的肩膀，歪一歪自己的下巴，我一扭頭，準能看見一張緊貼在窗戶上的臉，有時候還不止一張呢。情況太糟了，我們不得不上樓，把窗簾全拉上。有一天我開啟門，發現我在學校認識的一個男孩，名叫彼得羅斯的，和他三個朋友站在外面。他拿出一把硬幣，要求瞧一眼。我說不，他把我家當什麼地方了，馬戲團嗎？
最後，我不得不告訴了媽媽。她聽了以後，臉都氣紫了，死死地咬著牙。
第二天一早，她收拾了我們的課本，還有兩份三明治，擺在桌子上。我還沒反應過來，薩麗婭已經明白了，於是她就像一片樹葉那樣蜷縮起來了。到了出門的時間，她開始說不。
「奧蒂阿姨，不要。」
「把手給我。」「不要。求你了。」
「快。把手給我。」
「我不想去。」
「我們要遲到了。」
「別逼我，奧蒂阿姨。」
媽媽伸出兩隻手，把薩麗婭從椅子上拉起來，彎下腰，死死地盯著她，那眼神我再熟悉不過了。此時此刻，這世界上沒有一件東西能讓她罷休。「薩麗婭，」她儘量用一種既溫和又堅定的口氣說道，「我不因為你而覺得羞恥。」
我們出發了，我們仨。媽媽的嘴唇緊緊抿在一起，奮力向前，好像在迎著狂風艱難跋涉，步子很小，兩隻腳緊著倒騰。我可以想像，多年以前，媽媽就是邁著同樣的腳步，手拿大槍，一往無前地走向瑪達麗娜父親的房子。
人們張口結舌，呆呆地望著，我們沿著曲曲彎彎的小路，從他們身邊呼嘯而過。他們停下來死盯著，有些人指指戳戳。我儘量不去看。視線的餘光所及，他們只是一團團模糊的暗影，蒼白的面孔，張開的嘴巴。
進了校園，孩子們向兩邊分開，給我們讓道。我聽到有些女生髮出尖叫。媽媽橫衝直撞，穿過人群，就像一個保齡球，從一堆木瓶中間滾滾而過，只是她身後還拖著個薩麗婭。她連推帶搡地擠到校園一角，那兒有一條長凳，她爬到凳子上，把薩麗婭也拽上去，然後連吹了三聲口哨。校園很快肅靜下來了。
「她叫薩麗婭·賈納科斯。」媽媽高叫著，「從今天開始……」她停了一下，「不管是誰在叫喚，把嘴給我閉上，我讓你叫你才能叫。現在，從今天開始，薩麗婭就是本校的學生了。我希望你們大家用斯文和禮貌來對待她。如果我聽說有人講了不三不四的話，那我一定把你找出來，我一定要讓你後悔。你們知道我一定會這麼幹。這件事我不會再說第二遍。」
她爬下長凳，拉起薩麗婭的手，徑直往教室裡去了。從那一天起，薩麗婭再也沒有戴過面罩，無論是在外面，還是在家。
那一年，離聖誕節還有兩個星期的時候，我們收到了瑪達麗娜的來信。拍攝工作出現了意想不到的延誤。首先，攝影指導——瑪達麗娜寫的是「攝指」，薩麗婭不得不給我和媽媽做了個講解——從片場的高臺摔下來，一條胳膊斷成了三截。其次，天氣問題也讓整個外景拍攝遇到了麻煩。
所以就像大夥常說的，我們現在有點「停擺」了。這也不完全是壞事，因為我們有了時間，可以把劇本里一些疙疙瘩瘩的地方解決掉，問題是我們可能無法像原來希望的那樣團聚了。我心情很不好，我親愛的你們，我想你們想得要死，特別是你，薩麗婭，我的愛。我只能數著日子，等到明年春末拍攝結束的時候，我們再聚首吧。我每一天每一分鐘都把你們三個放在心裡。
「她不會回來了。」薩麗婭語氣平淡地說著，把信還給了媽媽。
「她肯定會的！」我說。我傻了眼，扭頭看著媽媽，等著她說點什麼，最起碼一句打氣的話。可是媽媽把信疊好，放到桌上，然後便默默地去煮咖啡了。記得我當時在想，就算她同樣認為瑪達麗娜不會回來，也應該安慰一下薩麗婭，可她沒有，真是不近人情。然而我不知道——那時還不知道——她們兩個已經心有靈犀，也許強過我對她們任何一個人的瞭解。媽媽太尊重薩麗婭了，所以不可能哄她。她不會用虛假的保證來冒犯她。
春天來了，披著萬千綠色的榮光，然後又去了。我們收到了瑪達麗娜的一張明信片，感覺它像一封匆忙寫就的信，她告訴我們，片場麻煩不斷，這一次跟投資方有關，由於一再拖延，他們威脅要撤資。和上一封信不同，這次她沒說自己什麼時候能回來。
初夏一個暖洋洋的下午——那是1968年了吧——薩麗婭和我，還有一個名叫多麗的女孩，一起去了海灘。當時，薩麗婭已經在蒂諾斯跟我們住了一年，人們已經不再對她毀損的臉竊竊私語，死盯著不放了。雖然她仍然，而且始終都被好奇所包圍，但這種好奇也在慢慢減退。現在她有了自己的朋友，多麗就是其中的一個，他們看到她的時候，不再像見鬼一樣受到驚嚇，她和朋友們一起吃午餐，說閒話，放學後一起玩，做功課。儘管感覺不太可能，可她已經變得和正常人差不多了，我不得不承認，我對島上的人們產生了一定程度的欽敬，他們接受了她，把她當成了自己人。
那天下午，我們仨本來打算去游泳，可是水仍然很涼，所以我們最後躺在石頭上睡著了。薩麗婭和我回到家，發現媽媽在廚房裡削著
胡蘿蔔皮，一封沒拆開的信放在桌上。「你繼父來的。」媽媽說。薩麗婭拿起信，上了樓，過了很久才下來。她把信紙放到桌上，坐下來，拿起了刀和一根胡蘿蔔。「他想讓我回家。」「我知道了。」媽媽說。我覺得我從她的聲音裡聽出了最微弱的一絲慌亂。「準確地說，不是回家。他說他聯絡了英國一個私立學校。今年秋天我就可以入學。他來出錢，他說的。」「那瑪達麗娜阿姨呢？」「她跑了，跟埃利亞斯。他們私奔了。」「那電影怎麼辦？」
媽媽和薩麗婭交換了一下眼神，又同時朝我翻了下眼睛，於是我明白了，她倆一直都心知肚明。
2002年一個早晨，也就是三十多年之後，我正準備從雅典前往喀布林的時候，偶然在報紙上看到了瑪達麗娜的訃聞。她現在掛著「庫里斯」的姓，可我從那老婦人臉上認出的，不僅是她青春美貌的餘燼，還有那熟悉的、明眸皓齒的笑容。下面有一小段文字，說她年輕時曾經短暫地做過演員，後來在八十年代初創辦了自己的劇團，排演過幾部深受評論界讚揚的作品，特別是尤金·奧尼爾的《進入黑夜的漫長旅程》，該劇在九十年代中期連演不衰，還有契訶夫的《海鷗》和迪米特里奧斯·姆波格里斯的《婚約》。訃聞說，因為她的慈善工作，她的多智，她對時尚的敏銳認知，她舉辦的奢華派對，以及她對眾多無名劇作家欣然給予的機會，使她成了雅典文藝圈裡眾所周知的人物。文章說她死前與肺氣腫進行了漫長的苦鬥，但沒有提及她身後是否還有配偶或子女。我更為震驚的是，她在雅典住了二十多年的房子，離我在科洛納基的住處只隔了六個路口。
我放下了報紙。出乎我的意料，三十多年沒見過她了，如今我卻感覺這死去的女人有幾分不堪。這篇關於她結局的報道一下子讓我產生了牴觸。我過去一直在想像，她過的是一種動盪而無常的生活，歲月維艱，厄運連連，動不動就崩潰，感到懊悔，還有一連串昏頭昏腦、不顧一切的桃色事件。我一直以為她會自毀，很可能因為酗酒而過早死去，人們總是把這樣的死稱作悲劇。我心裡有一部分甚至曾經相信，很有可能她是知道的，知道她把薩麗婭領到蒂諾斯，是為了讓她免受傷害，是要救她脫離苦海，因為瑪達麗娜知道自己對女兒受的罪已經無能為力。可是現在，我開始用媽媽的眼光來看瑪達麗娜了，媽媽肯定是這樣看的，一直都這樣看：瑪達麗娜是個繪圖員，坐在那兒，心平氣和地畫著她未來的地圖，乾淨利落地把重如大山的女兒排除在邊境線之外。她的成功堪稱輝煌，起碼按照訃聞所說，正是如此，文中簡略地記錄了一個精心打理過的人生，一個富含著成就、優雅，受人敬重的人生。
我發現我無法接受這種成功，這種未受懲罰的逍遙。這是反常的。為什麼不必付出代價？苛求眾生的因果報應又去了哪裡？
可是，當我合上報紙，一種讓人不得安生的疑惑又開始出現了。一個微弱的暗示提醒著我，我對瑪達麗娜做出了過於苛刻的判斷，她和我其實沒有什麼不同。難道我們不是都曾經渴望著逃離，改頭換面，重塑新生嗎？到了最後，難道我們不是都砍斷了拴住我們的錨鏈，讓自己得到解脫嗎？可我又嘲笑著這樣的疑惑，告訴自己我們毫無相似之處，而我之所以對她感到惱怒，也許只是把它當成一件面罩，用來掩飾我的嫉妒，因為她在這件事上比我成功得多。
我扔掉了這份報紙。如果薩麗婭必將知曉，那也不可能從我這兒知道。
媽媽拿著刀，把胡蘿蔔皮撥到碗裡。她憎惡別人浪費食物。她要用這些皮醃一罐子果醬。「哦，你有個重大決定要做了，薩麗婭。」她說。
讓我意外的是，薩麗婭扭過頭來問我：「你會怎麼做，馬科斯？」
「哦，我知道他會怎麼做。」媽媽張嘴就說。
「我要去。」我說，一邊回答著薩麗婭，一邊看著媽媽，滿心得意，因為我沒像她想的那樣說，而是扮演了起義者的角色。當然我的回答也是認真的。我相信薩麗婭甚至都不該猶豫。我會馬上把這個機會抓在手裡。那可是私校啊，而且在倫敦。
「你應該考慮一下。」媽媽說。
「我考慮過了。」薩麗婭遲疑了一下，說道。接著，她用更加遲疑的動作，抬起了眼睛，望著媽媽。「但是我不想接受。」媽媽放下了刀。我隱約聽見她舒了口氣。這口氣她是一直憋著的嗎？就算是，她那張喜怒不形於色的臉也沒有流露出任何寬慰的跡象。「回答正確。當然是正確的。」薩麗婭把手伸過桌子，摸了摸媽媽的手腕。「謝謝你，奧蒂阿姨。」「我只講這一次。」我說。「我認為這是錯的。你們倆都在犯錯誤。」
她們扭過頭看著我。「你是想讓我去嗎，馬科斯？」薩麗婭問。「是。」我說，「我會想你的，非常想，你知道的。但你不能拒絕
私校的教育。你以後還要念大學。你可以搞研究，當科學家、教授、發明家。你不想嗎？你是我認識的最聰明的人。你可以想當什麼就當什麼。」
我一下子說不下去了。
「不，馬科斯。」薩麗婭一字一頓地說道，「不，我不可以。」她最後這句話砰然落了地，就此封死了一切辯駁的可能。許多年以後，當我開始接受整形外科的培訓時，我理解了某種東
西，而那天在廚房，在我力主薩麗婭應該離開蒂諾斯，去上寄宿學校的時候，我還不能理解。後來我懂了，這個世界看不見你的內在，它一點兒也不關心你的希望、夢想，以及憂傷，它們都被皮膚和骨骼遮蔽著。這是如此簡單，如此荒謬，又如此殘忍。我的病人們知道這些。他們看到了，關於他們是怎樣的人，將要，或者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們骨架的對稱程度，兩眼之間的距離，下巴的長短，鼻尖投射角的大小，以及是否擁有一個理想的鼻額骨。
美貌是個巨大而不當的禮物，來得既任意，又愚蠢。
所以我選擇這個專業，就是想把優勢平均分給薩麗婭這樣的人，用我的手術刀，一刀一刀地去糾正這任意造就的不公，對一種我發現可恥的世界秩序做出微小的反抗，活在這樣的秩序下，一次狗咬，便可奪走一個小女孩的未來，讓她遭到遺棄，成為歧視的物件。
至少我是這樣告訴自己的。我想，還有別的理由讓我選擇了整形外科。比如說錢，聲望，社會地位。若說我僅僅因為薩麗婭才做出這樣的選擇，那就過於簡單——這想法也許可愛——也有點兒過於按部就班和四平八穩了。如果說我在喀布林學到了什麼，那就是人類的行為是混亂的，不可預測的，與方便的對稱性毫不相關。可是，我也在選擇怎樣的生活模式、我的人生故事如何成形的信念中發現了安慰，就像暗房中的一張照片，故事將慢慢顯現，來確證我一直想在自己身上看到的善。這個故事支撐著我。
我有一半時間在雅典行醫，去皺紋，提眉毛，拉下巴，重做蹩腳的鼻子。另一半時間我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飛到世界各地，去中美洲、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南亞和遠東，為孩子們工作，修復唇顎裂，去除面部腫瘤，修補面部損傷。在雅典的工作遠遠談不上滿足，但報酬高，可以讓我在做志願工作的時候，負擔得起幾個星期、幾個月的花銷。
後來，2002年初，我在辦公室接到了一個電話，是個我認識的女人打來的。她叫阿姆·阿德莫維奇，是個波斯尼亞護士。幾年前，我和她在倫敦開會時相識，共度了一個週末，有了樂事，我們都認為此事不足掛齒，但仍然保持著聯絡，偶爾也在社交場合見面。她說她現在為喀布林的一家非營利組織工作，他們正在尋找一位整形醫師，為兒童做手術，處理唇裂、彈片和子彈造成的面部損傷，以及諸如此類的事情。我當場就答應了。我打算待上三個月。我是2002年春末去的。我再也沒回來。
薩麗婭在渡口接我。她紮了綠色的羊毛圍巾，穿著暗玫瑰色的厚外套，裡面是開襟羊毛衫和牛仔褲。這段日子她把頭髮留長了，從中間分開，披落到肩膀上。她頭髮全白了，正是這一特徵——而不是那殘缺的下半張臉——觸動了我，讓我見到她的時候嚇了一跳。我並非對此感到驚詫；薩麗婭三十五六歲的時候就開始長白頭髮，只過了十年，便已滿頭棉花般的白髮了。我知道我也變了，頑強隆起的大肚皮，毅然後退的髮際線，但是一個人自己的身體衰退是逐漸進行的，陰險而難以察覺。看到薩麗婭滿頭白髮，就像見了驚心動魄的證據，知道她怎樣不可逆轉、無法規避地邁向老年，而聯想起來，我自己又何嘗不是如此。
「你會凍著的。」她說著，緊了緊脖子上的圍巾。這是一月，臨近晌午，陰著天，灰濛濛的。一陣冷風吹過，枯葉在樹上嘩嘩作響。
「想挨凍，得去喀布林。」我說，提起了行李箱。
「隨便你，大夫。公共汽車還是步行？你來選。」
「咱們散散步吧。」我說。
我們向北走，穿過蒂諾斯城。內港裡停泊著帆船和遊艇。小亭子裡賣著明信片和圓領衫。咖啡館外，人們坐在小圓桌邊，喝咖啡，讀報紙，下象棋。服務員們擺放著午飯用的銀色餐具。再過一兩個鐘頭，燒魚的味道就該從廚房裡飄蕩而出了。
薩麗婭興致勃勃地講起了故事，開發商要在蒂諾斯城南部新建一片白色的別墅，可以遠眺米科諾斯島和愛琴海。這些房子主要是給旅遊者和有錢的暑期房客住的，他們從九十年代便開始絡繹不絕。她說這片別墅會帶一個室外游泳池，還有一個健身中心。
多年以來，她一直給我寫電子郵件，為我記錄下重塑蒂諾斯的這些變化。帶有衛星天線、可以撥號上網的海濱酒店，夜總會、酒吧、小酒館，為遊客服務的餐館和商店，計程車，公共汽車，人潮，躺在海灘上的半裸的外國女人。如今的農民已經不騎驢了，他們開上了小卡車——最起碼那些留下來的人是這樣。大部分農民很久以前就離開了，不過，現在有些人也在回遷，回到島上安度晚年。
「奧蒂一點兒也不高興。」薩麗婭說，她指的是這種變革。她也給我寫過這些，寫老島民們的懷疑，他們對新來者，對隨之湧入的改變滿腹疑惑。
「你好像不介意變化。」我說。
「抱怨不可避免的東西無濟於事。」她說。接著又道：「奧蒂會說：‘行了，早知道你會這樣講，薩麗婭，你又不是在這兒生的。’」她哈哈
大笑，響亮而開懷。「本以為在蒂諾斯住了四十年，怎麼著也有這資格了。沒想到現在我才搞明白。」
薩麗婭也變了。儘管她穿著冬衣，我還是能看出她屁股厚了，長胖了——不是肥胖，是幹胖。如今她帶著一種開心的自嘲，一種頑皮的揶揄，就像她評價我的時候那樣，搞得我每次都懷疑，她發現了我做的事有點兒蠢。她眼中明亮的目光，這種開懷的大笑，兩頰上不落的紅暈——總體的印象是，一個農民的媳婦。一個頂樑柱般的女人，外表上大大咧咧，嘻嘻哈哈，卻透著一股子朝氣蓬勃的威信和強悍，由不得你傻乎乎地加以質疑。
「生意怎麼樣？」我問，「你還在工作嗎？」
「偶爾有。」薩麗婭說，「你知道這世道。」我們一起搖了搖頭。在喀布林，我一直在看新聞，知道這一輪又一輪的緊縮措施。我在cnn上看到，希臘青年朝議會外的警察扔石頭，而警察們穿著防暴衣，發射催淚瓦斯，揮舞著警棍。
薩麗婭做的算不上真正意義上的生意。數字時代到來之前，她基本上是個女師傅。她去別人家裡，給電視機焊功率電晶體，給舊的真空管收音機換訊號電容器。人家把她叫去，修理出毛病的冰箱恆溫控制器，封好滲漏的水管。老百姓憑自己的能力給她付錢。如果人家付不起，那她無論如何也會把活幹了。我不是真需要這錢。她說，我把幹活當成玩遊戲。拆東西，看看裡面怎麼運轉，仍然讓我覺得興奮。這段日子，她如同一個自開自支的獨女計算機服務部。她知道的所有東西都是自學來的。她只收些名義上的費用，幫人家排除電腦故障，修改ip設定，解決程式癱瘓和執行緩慢的問題，替人升級，處理啟動失敗。我曾不止一次從喀布林打電話給她，焦急地求她幫忙，因為我的ibm死了機。
走到我母親的房子，我們在外面待了一會兒，站在院子裡那棵老橄欖樹下。我看到了媽媽最近那些狂亂工作的成果——重新粉刷過的牆，只搭了一半的鴿子房，一塊木板上放著把錘子，還有一個敞開的釘子盒。
「她怎麼樣？」我問。
「哦，和以前一樣難伺候。所以我裝了那個玩意兒。」她指了指屋頂上的衛星天線。「我們看外國肥皂劇。阿拉伯的最棒，也可以說最爛，演來演去都是一回事。我倆猜劇情，弄得她都不愛搭理我了。」她一步邁進大門。「歡迎回家。我給你弄點東西吃。」
回到家很奇怪。我看見了幾件不熟悉的傢什，比如客廳裡的皮椅子，電視前白色的柳編茶几。可是其他東西大體上都還在老位置。廚房的桌子現在蒙上了塑膠桌面，圖案是交錯排列的茄子和梨；直背的竹椅子；藤籃裡的老油燈，油煙燻黑了扇貝形的燈罩；我和媽媽的照片——我穿白襯衫，媽媽穿著她的好裙子——仍然掛在客廳壁爐架的上方；媽媽的那套瓷器也還是放在高架子上。
可是，等我放下行李箱，卻感到每樣東西中間都有個空空的洞。我母親和薩麗婭在這兒相依為命，一過就是幾十年，對我而言，這段歲月卻是黑暗而遼闊的空白。我一直在缺席。缺席於薩麗婭和媽媽在這張桌子上一起吃的每一頓飯，缺席於那些歡笑，爭吵，持久的煩悶，疾病，正是這一長串簡單的儀式構成了人的一生。進入我童年的家有點迷惑，就像一部小說，很久以前我讀了開頭，後來又把它丟開，現在卻在讀它的結尾。
「來點蛋好嗎？」薩麗婭問。她已經套上了長長的印花圍裙，正在往平底鍋裡倒油。她在廚房裡來回移動，操控自如，一副當家做主的模樣。
「好啊。媽媽在哪兒？」
「睡著呢。她折騰了一宿。」
「我去看一眼。」
薩麗婭從抽屜裡撈了把打蛋器。「你要把她弄醒，我惟你是問，大夫。」
我踮著腳尖上了通往臥室的樓梯。房間黑暗。窗簾拉著，接縫處透進一片窄窄的陽光，橫打在媽媽的床上。空氣中充滿了疾病。它不僅僅是一種氣味，而更像一種有形的存在。每個醫生都感覺得出來。疾病像蒸汽一樣瀰漫於房間。我在入口處站立片刻，讓眼睛適應一下。忽然一片方形的彩光變幻，打破了黑暗，這一片光來自床邊的梳妝檯，我想那是薩麗婭睡的一邊，原先我睡的那一邊。有幾個數字相框，亮起的是其中一個。稻田，木屋，灰瓦鋪就的房頂，漸變為擁擠的巴扎，鐵鉤子吊著剝了皮的羊，再變為一個皮膚黝黑的漢子，蹲在渾濁的河邊，用手指頭刷著牙。
我拉過一把椅子，坐到媽媽床邊。我的眼睛適應過來了，我看著她，感到心裡有什麼東西碎了。我嚇了一跳，媽媽縮得竟然如此之小。已經如此之小。印花睡衣鬆鬆垮垮地兜著她的小肩膀，蓋著她已然扁平的胸。我不喜歡她睡覺的樣子，嘴巴張開，耷拉著，好像在做一個苦夢。我也不喜歡看到她睡覺時，假牙在嘴裡滑得歪七豎八。她眼皮微微顫動了幾下。我坐了一會兒。我問自己，你本來指望什麼？我聽到鍾在牆上滴滴答答，樓下薩麗婭的鏟子在煎鍋裡乒乒乓乓。我打量著媽媽房間裡平庸生活的細節。固定在牆上的平板電視；屋角的電腦；床頭櫃上沒做完的數獨遊戲，那一頁上放著一副老花鏡；電視遙控器；裝人工淚液的小藥水瓶；一管類固醇藥膏；一管假牙膠；一小瓶藥片；地板上還有一雙牡蠣色的毛茸茸的拖鞋。她以前絕對不會穿這種東西。拖鞋旁邊有個敞開的袋子，裡面裝著紙尿褲。我無法把這些東西和我母親聯絡在一起。我抗拒它們。在我看來，它們屬於一個陌生人。某個四體不勤、與世無爭的人。某個絕對不會讓你動怒的人。
在床對面，數字相框裡的照片又一次發生了變化。我連著看了幾張，然後想起來了。我認得這些照片，是我拍的。是我當年……幹什麼來著？對了，走天下。洗照片的時候，我總是一式兩份，寄一套給薩麗婭。她都留著呢。這麼多年啊。薩麗婭。一股甜甜的情感湧遍我全身，好像吃了蜂蜜。她就是我的親妹妹，我活生生的「馬納爾」，一直都是。
她在樓下叫我名字。
我悄悄起身。就在走出房間的當口，我一下子看到了某個東西。某個裝在鏡框裡的東西，釘在鐘下面的牆上。黑暗裡，我看不出那是什麼。我開了手機，藉著微光一瞧。原來是美聯社的一篇報道，寫的是我在喀布林效力的那家非營利組織。我記得這篇採訪。記者是個討人喜歡的韓裔美國人，有點兒結巴。我們合吃了一盤卡布利——阿富汗的抓飯，裡面是糙米、葡萄乾和羊肉。文章正中配了張合影。我，幾個孩子，納比在後排，直挺挺地站著，手背在身後，兼具多種表情：愁苦，害羞，以及莊重，一如阿富汗人在照片上經常刻意擺出的姿態。阿姆拉也在，還有她的養女羅詩。所有孩子都面帶笑容。「馬科斯。」
我關上手機，下了樓。
薩麗婭把一杯奶放到我面前，還有一盤熱氣騰騰的蛋，底下鋪了一層番茄。「放心吧，奶我已經加過糖了。」「你還記得。」她坐下了，連圍裙也懶得摘，胳膊肘放到桌上，看著我吃東西，不時拿手帕擦一下自己的左臉。
我一直試圖說服她，同意讓我在她臉上做做手術，每一次嘗試我都記得。我告訴她，自從六十年代以來，外科技術已經有了很大的進步，而我相信我能行，就算無法修復，最起碼也能顯著改善她面部的殘損。薩麗婭拒絕了，實在讓我大惑不解。我就是這個樣子。她對我說。一個平淡無趣、不能令人滿意的回答，我當時想，這到底是什麼意思？我不理解。我無情地想到了監獄裡的囚犯，他們被判了終身監禁，不敢出獄，害怕獲得假釋，害怕改變，害怕面對沒有鐵絲網和崗樓的新生活。
我對薩麗婭的勸說一直持續到了今天。我知道她不會接受。可現在我理解了。因為她是對的——她就是這個樣子。我無法假裝知道那種日子是怎麼過來的，每天在鏡子裡盯著那張臉，打量著那令人毛骨悚然的毀傷，繼而鼓足勇氣來接受它。它山一樣的重負，努力，堅忍。她的接受是慢慢形成的，累月經年，如潮水衝擊，雕刻出海岸上的礁石。我只需幾分鐘，就能給薩麗婭一張臉，她卻需要花費終生，來把這張臉塑造成新的身份。她不會允許我用手術刀讓這一切前功盡棄。那就像在舊傷之上，又割開了新傷。為了取悅她，我奮力吃蛋，哪怕並不真餓。「太好吃了，薩麗婭。」
「對了，你興奮嗎？」
「你什麼意思？」
她把手伸到身後，拉開廚臺的抽屜，取出一副方形鏡片的太陽鏡。我一下子沒反應過來。接著我想起來了。日食。
「哦，當然。」
「一開始，」她說，「我以為我們從針孔裡看看就行了。可是後來奧蒂說你要回來。那我就說：‘成，這麼著好了，咱們也時髦一下。’」
我們聊了一會兒日食，它應該在明天出現。薩麗婭說，日食將在早晨開始，大概中午結束。她已經看過了天氣預報，放了心，島上不會是陰天。她問我想不想再來點蛋，我說想，然後她告訴我，魯索斯先生老當鋪的舊址已經建起了網咖。
「我看見那些照片了。」我說，「在樓上。還有那篇文章。」
她把我掉在桌上的麵包屑撲落到手裡，看也不看就丟進身後的洗碗池。「哦，那很簡單。再說掃描和上傳也不難。難就難在按照國別給它們分類。我得坐下來好好琢磨，因為你從來都不寫個說明，只寄照片。她在這方面非常較真，要按國別理順了。她就是要弄成這個樣子。她非這麼幹不可。」
「誰？」
她發出一聲嘆息。「‘誰？’他問。奧蒂唄。還有誰？」
「是她的主意？」
「那文章也是。是她在網上找到的。」
「媽媽搜過我？」我問。「我就不該教她。現在她收不住了。」她咯咯一笑，「她每天搜你。真的。你遇上網路跟蹤狂了，馬科斯·瓦爾瓦里斯。」
媽媽在午後下了樓。她穿著深藍色的浴袍，還有那雙已經讓我暗自憎惡的絨毛拖鞋，看上去梳了頭。我見她走下樓時動作正常，總算放了心，她對我張開雙臂，睡眼惺忪地笑著。
我們坐在桌邊喝咖啡。
「薩麗婭呢？」她吹著杯子問道。
「出去弄吃的了，明天吃的。那是你的嗎，媽媽？」我指了指新扶手椅旁邊、靠牆放著的一根手杖。剛進家我都沒注意到它。
「哦，我很少用它。壞天氣才用，還有散步時間長的時候。即使那樣，也主要圖個心裡舒坦。」她說起來也太輕描淡寫了，我可知道，她對手杖的依賴程度遠遠大過她嘴上說的。「我擔心的是你。那個可怕的國家，那些新聞。薩麗婭不想讓我聽到。她說那會讓我寢食難安。」
「我們確實有暴力事件，」我說，「但總的來說，老百姓的日子該怎麼過就怎麼過。而且我總是很小心的，媽媽。」我肯定不會告訴她，馬路對面的酒店發生過槍擊，對外國救援人員的襲擊近來也大幅增加，而且我所謂的「小心」，指的是我在城裡開車出去時，一直帶著一把9毫米的手槍，也許一開始我就不該提這茬。
媽媽喝了口咖啡，暫時鳴金。她沒逼我。我弄不清這是不是好事，也不清楚她是不是走神，像老年人那樣想自己的心事去了，或者這只是一種戰術，不想把我逼入絕境，逼得我撒謊，或是說出只會讓她揪心的事情。
「聖誕節我們想你來著。」她說。
「當時我走不開，媽媽。」
她點點頭。「你現在回來了。這才是最重要的。」
我喝了口咖啡。我記得小時候，每天早晨我們一起去學校之前，媽媽都和我在這張桌子上吃早點，安安靜靜，簡直可以說一片肅穆。我們談得太少了。
「你知道的，媽媽，我也擔心你。」
「用不著。我自己照顧自己，挺好的。」昔日那種目空一切的自負忽然閃現，如同霧中的一道微光。
「可是能多久？」
「我能多久就多久。」
「那等你不能的時候呢，那又怎麼辦？」我不是在和她抬槓。我這麼問是因為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自己將來的角色是什麼，也不知道我會不會扮演一個角色。
她抬起眼睛，和我四目相對。然後，她往杯子里加了一勺糖，慢慢地攪著。「這是個很有趣的事情，馬科斯，但是人們通常回避這個問題。他們認為自己活著，全憑他們想要的東西，可實際上呢，支配他們的是他們害怕的東西，是他們不想要的東西。」
「我聽不懂，媽媽。」
「哦，就拿你來說吧，舉個例子。你離開這兒了。你過上了自己的生活。你害怕被困在這兒。和我一起。你害怕我拖你後腿。再拿薩麗婭來說。她留下了，那是因為她不想再讓人盯著看。」
我看著她嚐了嚐咖啡，又往裡面倒了滿滿一勺子糖。我記得我小時候每次想和她爭辯，總是感覺力不能及。她說起話來根本不給我還嘴的餘地，一張口就用大實話把我拍扁，有什麼說什麼，直截了當。我總是一個字都說不上來，就被她徹底擊潰。我老覺得這不公平。
「你呢，媽媽？」我問，「你怕什麼？你不想要的是什麼？」
「成為負擔。」
「你不會的。」
「噢，這可讓你說對了，馬科斯。」
這句謎一般的話讓我坐立不安。我一下子想起了納比在喀布林給我的信，他那份死後的告白。蘇萊曼·瓦赫達提和他立下的那份契約。我禁不住地想，媽媽是否也和薩麗婭有了相似的約定，她是否已經選好了薩麗婭，在大限將至的時候救她脫離苦海。我知道薩麗婭會這麼幹。她現在是個強人了。她救得了媽媽。
媽媽打量著我的臉。「你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工作，馬科斯。」她說。她的語氣現在變得和緩了，重新引導著談話的程式，彷彿已經看出了我的心思，發現了我的焦慮。假牙，尿褲，絨毛拖鞋，這些東西剛才讓我低估了她。她仍然佔著先手。她總能如此。「我不想把你壓垮。」
終於有了句假話——她最後說的這一句——可這是一個善意的謊言。她知道她壓不垮我。這一點她知道，我也知道。我不在，我在幾千公里之外。那些不快，勞作，苦差，都將落到薩麗婭身上。可是媽媽把我也算進去了，給了我不配得到，也沒想得到的賞賜。
「不會那樣的。」我毫無底氣地說道。媽媽笑了。「說到你的工作，我猜你知道的，你決定去那個國家的
時候，我並不完全贊成。」
「是的，多少知道一點。」
「當時我不明白你為什麼要去。你為什麼要放棄一切——醫生的事業，錢，雅典的房子——幹得好好的——非要窩在那個暴力的地方。」
「我有我的理由。」
「我知道。」她把杯子端到嘴邊，沒喝，又放下了。「該死的，有些話我講不好，」她慢吞吞、害羞似的說道，「可我還是打算告訴你，你做的是好事。你挺讓我驕傲的，馬科斯。」
我低頭瞅著自己的手。我感到她的話落到了我心坎上。她嚇著我了。弄了我一個措手不及。因為她這句話。要不然就是因為她說話時眼睛裡柔軟的光。我手足無措，不知道她希望我做出怎樣的回答。
「謝謝你，媽媽。」我小聲擠出這幾個字。
我再也說不下去了，於是我們安靜地坐了片刻，我和她之間的空氣充滿了窘迫，也充滿了我們共同的體認，關於所有失落的光陰，那些蹉跎的機遇。
「我一直想問你個事。」媽媽說。
「什麼事？」
「詹姆斯·帕金森，喬治·亨廷頓，羅伯特·格雷弗斯，約翰·唐，還有我這位盧·格里克。病的名字怎麼也有人來壟斷？」
我瞪大了眼睛，我母親也回瞪給我，然後她放聲大笑，我也哈哈地笑起來了。此時我心已粉碎。
第二天一早，我們躺在外面的躺椅上。媽媽繫了條厚圍巾，穿著大衣，腿上蓋著保暖的羊毛毯，對付刺骨的寒意。我們喝著咖啡，咬著肉桂味兒的烤榲桲片，這是薩麗婭特地為今天買的。我們戴著日食眼鏡，舉目望天。太陽朝北那一邊已經被咬了一小口，看上去有點像薩麗婭那臺蘋果筆記型電腦上的商標，她隔一會兒就把電腦開啟，在一個網路論壇上寫幾句評論。街頭巷尾，到處有人待在便道和屋頂上，觀看這一奇景。有些人已經帶上全家老小，去了島的另一頭，希臘天文學會在那兒架起了望遠鏡。
「什麼時間食甚？」我問。「將近十點半。」薩麗婭說。她推起眼鏡，看了看手錶。「大概再過一個小時。」她興奮地搓搓手，在鍵盤上敲了句什麼。我看著她倆，媽媽戴著黑眼鏡，青筋暴凸的雙手交疊著放在胸前，薩麗婭急風暴雨般地敲打著鍵盤，白髮從無簷便帽下散亂而出。
你做的是好事。
前一天夜裡，我躺在沙發上，琢磨著媽媽說過的話，思緒飄飄蕩蕩，想起了瑪達麗娜。我記得我在少年時代，常為媽媽不做、而別的母親都會做的那些事耿耿於懷：牽著我的手走路，讓我坐在她腿上，睡前給我讀童話書，親我臉蛋道晚安。這一切歷歷在目。但是這麼多年來，還有一個更大的真相，我卻一直視而不見，任由它處在不被承認和未受賞識的狀態，在我的滿腹委屈之下深埋。那就是：我的母親絕不會離開我。這是她給我的禮物，這是個鐵打的事實，她絕不會對我做出瑪達麗娜對薩麗婭做的事。她是我的媽媽，她不會離我而去。對這一點，過去我只是簡單地接受，覺得理所當然。我不曾為此感謝過她，就像我不曾感謝過灑在我身上的陽光。
「看！」薩麗婭大叫了一聲。
突然，我們周圍的一切——地上，牆上，我們的衣服上——無數小小的，閃亮的光鐮出現了，新月形的太陽發出的光，從我們家橄欖樹的樹葉之間穿過。我發現一片月牙兒在我的杯子裡，在咖啡上閃爍著，還有一片在我的鞋帶上起舞。
「把你的手給我，奧蒂。」薩麗婭說，「快點！」
媽媽張開雙手，掌心向上。薩麗婭從衣袋裡拿出一片方形的雕花玻璃。她拿著它，放到媽媽手掌的上方。忽然，好多月牙兒形的小彩虹出現了，在我母親手上，在滿是皺紋的皮膚上顫抖著。她也喘息起來。
「快看，馬科斯！」媽媽說。她齜著牙樂啊，高高興興地，一點也不覺得難為情，活像個小女生。我以前從沒見過她笑得這麼純潔，這麼沒有心計。
我們坐著，我們仨，看著顫抖在我母親手上的小彩虹，我既覺得悲傷，又苦於舊創，每種感覺都像一隻爪子，扼住了我的咽喉。
你做的是好事。
你挺讓我驕傲的，馬科斯。
我已經五十五歲了。這些話我已經等了多半輩子。現在太遲了嗎？我們，媽媽和我，已經虛擲得太多，蹉跎得又太久嗎？我心裡有一部分在想，最好讓一切照舊，彷彿我們誰也不知道，一直以來我們有多麼難以相合。那樣就會少些痛苦。也許好過這份遲來的禮物。這脆弱的、戰慄的小小微光，對映出我們之間原本可以怎樣相處。它招致的只會是悔恨，我問自己，悔恨有什麼好處？它什麼也不能挽回。
我們失去的東西再也無法彌補。
可是我的母親開了口。「多美啊，對嗎，馬科斯？」我對她說：「是的，媽媽。很美。」我心裡好像決了口。我伸手過去，把我母親的手拿在了掌中。
美爾忒彌（meltemi）是地中海季風在希臘和土耳其的名字。
帕納伊亞（panagia）是東正教對聖母馬利亞的敬稱之一。
埃利尼科斯咖啡（ellinikóskafés），就是「希臘咖啡」。
帕斯特利（pastelli），蜂蜜芝麻糕。
所謂「中國人的詛咒」來自一句沒有出處的中國諺語：「願你生活在有趣的時代。」
西班牙廣場（piazzadispagna），經西班牙階梯，通往山上的聖三一教堂。
義大利語：是嗎？
義大利語：這就是你女朋友！
瓦索（huaso），相當於智利牛仔。
利特雷（litre），全稱lithraeacaustica，智利矮樹，有刺，致人過敏。
皮斯科拉（piscola），智利流行的雞尾酒，以皮斯科白蘭地混入可樂或薑汁汽水調成。
古爾的意思是花。
二人翻繩遊戲，原文是cat'scradle，貓的搖籃。
塔弗利（tavli），希臘的雙陸棋。
即主位。
迪米特里奧斯·姆波格里斯（dimitriosmpogris，1890—1964），又名迪米特里奧斯·博爾格里斯（dimitriosbogris），希臘劇作家，1936年首演的《婚約》（engagements）是現代希臘戲劇史上的悲劇名作。
分別對應著帕金森氏症、亨廷頓氏舞蹈症、格雷弗斯病（毒性瀰漫性甲狀腺腫）、唐氏綜合徵，以及瓦爾瓦里斯太太罹患的格里克氏症，即肌肉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俗稱漸凍人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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