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夜間警衛換了幾次班。面孔我不記得了，他們都穿著相同的制服。但是有一個人……我現在就是在大街上也能認出他，我會通過他的眼睛認出他。年紀不大也不年輕，一般男人，沒有什麼特別。他做了什麼？他開啟囚車的門，敞開了很長一段時間，看到我們凍得發抖，他就特別開心。我們所有人都穿著夾克和人造皮革的廉價靴子。他一邊看著我們一邊笑。他並不只是奉命而行，而是出於自己的意願這樣做的。另一個警察就遞給我一塊巧克力：「喏，拿著吧。你幹嗎要跑到這個廣場上來？」人們說，要理解這一點，就必須讀索爾仁尼琴。我在學校的時候，就在圖書館借到一本《古拉格群島》，但當時我對他不瞭解。那是一本很厚很枯燥的書。我只讀了五十頁，就讀不下去了，十分遙遠的故事，就像是特洛伊戰爭。斯大林是一個說爛了的主題。我和我的朋友們對這些事情的興趣不大。

進監獄後的第一件事情，是把你包裡的所有東西都倒在桌子上。感覺如何？就好像在脫你的衣服……而真正的脫衣服也是：「脫去內衣，分開雙腿，與肩同寬。坐下。」他們要在我肛門裡找什麼？他們像對待犯人一樣對待我們。「面對牆！看地上！」一直命令我們要看地板。他們非常不喜歡我們看他們的眼睛：「面對牆！我說過了！面向牆壁！」到哪兒都要排隊……連上廁所都要排隊，「排好隊，一個緊跟一個！」為了忍受這一切，我設定了一條線：這邊是我們，那邊是他們。審訊，調查，錄口供……審訊中他們說：「你應該寫：‘我承認自己有罪。’」「我罪在哪裡？」「你說什麼！你難道不明白嗎？你參加了大規模騷亂……」「那是一場和平抗議活動。」於是他們開始施壓：你會被學院開除，你媽媽也會被解僱。她作為老師，怎麼能有這樣一個女兒？媽媽！我一直在想著我的媽媽……他們明白這點，所以每次審訊都是以這樣的話開始：「你媽媽哭了」，「你媽媽住院了」，然後才問，你叫什麼名字，當時誰在你身邊，誰散發傳單，然後簽字，寫上日期。他們還保證沒有人會知道這件事，而且立刻釋放回家。必須做出選擇……「我不會給你們籤任何字。」我對他們說。但是每天夜裡我都會哭。因為媽媽住院了……（沉默）成為叛徒很容易，因為愛媽媽……我不知道，我是否能承受一個月。他們笑道：「好，你想當卓婭嗎？」這些年輕的傢伙還很快樂。（沉默）但我很害怕……我曾經和他們一起去商店購物，在同一家咖啡館喝咖啡，一起乘坐地鐵。幹什麼都在一起。在平常生活中，「我們」「他們」之間並沒有明確的界限，怎麼分辨得出來？（沉默）以前我住在一個善良的世界中，現在沒有了，以後也不會有了。

在牢房裡關了整整一個月，這段時間裡我從來沒有照過鏡子。我本來有個小鏡子，但是自從我的背包被檢查後，它就消失了。錢包也不見了。我總是想喝水。口渴難忍！但只有吃飯時才給水喝，其餘時間他們就會大罵：「喝廁所裡的東西吧。」而他們自己在喝汽水。從此以後我就覺得總是喝不夠水，也總是把冰箱裡裝滿礦泉水。我們身上都有味道了，沒地方洗澡……有人找到一小瓶香水，大家就輪流聞一下。我們在外面的朋友們此刻正在寫學習大綱、坐在圖書館裡複習功課、參加考試。我還想起了各種日常生活瑣事，我還從來沒有穿過新衣服……（笑）我知道，快樂往往是由很小一件東西帶來的，比如一粒糖、一塊肥皂。一間三十二平方米的牢房，本來應該關五個人，但實際上關了我們十七個人。必須學會在不足兩平方米的空間裡生活。最痛苦的是晚上，幾乎無法呼吸。很久都睡不著，大家只能說話。開始幾天談政治，後來談的就只有愛情了……

「……不想認為他們這樣做是自願的」（牢房裡的談話）

——一切都是按照既定的劇本走，一切都在原地繞圈子。人民就是一群羚羊，權力是一頭母獅。母獅從羊群中選擇了一個犧牲品，把它吃掉。其餘的羚羊看了母獅一眼，繼續低頭吃草。母獅就按照順序一隻一隻挑選羚羊。每當母獅子推倒一隻犧牲品時，剩下的羚羊都鬆了一口氣：「不是我！不是我！我還可以活下去。」

——我喜歡博物館裡的革命，有一種浪漫的氣息，就像童話一樣。沒有人招呼我，是我自己去廣場想看看革命是如何進行的。確實很有意思，但我的頭和腎臟都被警棍打傷了。年輕人走上街頭，這是一次「兒童革命」，人們這樣稱呼它。當然是現在這樣說的。我們的父母就留在家裡，他們坐在廚房裡，談論我們做的事情。他們經歷過，所以他們害怕，但我們沒有蘇聯的回憶。我們只是在書本上讀到過共產主義，我們沒有恐懼。在明斯克住著二百萬人，我們走出來的才有幾個？三萬人……旁觀的人更多：他們站在陽臺上，從汽車裡面鳴笛，為我們歡呼：加油！孩子們，加油！而拿著一罐啤酒坐在電視機前的人們永遠是最多的。事情就是這樣，上街的只有我們，書生氣十足的浪漫主義者，所以這不是一場革命……

——你們以為一切都是靠恐懼維持的？都是靠警察和警棍？你們錯了。受害者與劊子手可能達成協議。這是蘇聯共產主義時代留下來的。達成默契和交易，這是很重要的。人們全都明白，但都保持沉默。他們就是希望換來一份體面的收入，哪怕只夠買一臺二手「奧迪」，還能去土耳其度度假。你試著跟他們去談民主，談人權吧……那些在蘇聯時代生活過的人馬上就開始回憶：「我們的孩子還認為香蕉是生長在莫斯科。你看，現在……我們有一百多個香腸品種！還需要什麼自由啊？」今天很多人希望回到蘇聯，不過必須要有很多很多香腸。

——我不是去參加集會的，本來只是到廣場上和朋友做伴，在海報和氣球中閒逛一下。而且說實話，我喜歡上了那裡的一個小夥子……事實上我是個無動於衷的旁觀者，排斥政治。我就喜歡油煎大餅，對善惡之爭感到厭煩……

——他們把我們趕進一個簡易板房。整夜都要對著牆站著。早晨又下令：「跪下！」我們就都跪下。又命令說：「站起來！舉起手來！」一會兒雙手放在腦後，做一百個仰臥起坐；一會兒要單腿站立……他們為什麼這樣做呢？為了什麼？問他們，他們不回應。上面允許他們這樣做，他們這樣就有權力感了……有個小女孩噁心了，暈倒了。第一次被審問時，我還對著審訊者的臉笑，直到他說：「小丫頭，我現在就會打得你全身冒氣泡，然後把你扔到關滿刑事犯的大牢房去。」我沒有讀過索爾仁尼琴，我想審訊者也不會讀過。但是我們都知道……

——審訊我的人是一個受過教育的人，和我畢業於同一所大學。原來我們還喜歡同一些書，比如鮑里斯·阿庫寧sup/sup、安伯託·艾柯sup/sup……「你是怎麼撞到我手上來的？」他說，「我是專門對付腐敗分子的。那可是個美差！他們的事情一切都很清楚。可是你的案子……」他很不情願做這個活，覺得受了羞辱，但他還是做了。像他這樣的人成千上萬：官員、審訊員、法官。一些人打人，另一些人在報紙上說謊，第三種人抓人、判決。斯大林時代的國家機器並未荒廢。

——我們家裡還儲存著一些普通的舊筆記本。我爺爺把他一輩子的故事都寫出來留給子孫。他熬過了斯大林時代。當時他被投入監獄，受盡拷打：他們把防毒面具套在他頭上，不讓他呼吸到氧氣；脫光他的衣服，用鐵棒或門把手插他的肛門……在我十年級的時候，媽媽給了我這個筆記本：「你是個成年人了，應該知道這一切。」那時我還不明白——為什麼？

——只要恢復集中營，就不愁找不到看守。這種人遍地都是！我清楚地記得一個……我看著他的眼睛，是一個普通的年輕人，總是口沫橫飛。我看到他們像夢遊一樣，迷迷瞪瞪，恍恍惚惚，忽左忽右地亂打一氣。一個男人倒下了，他們就用盾牌壓住他，在他身上跳舞。他們都跟巨人一樣，兩米多高，每個人都八十到一百公斤重，養得又肥又壯，達到角鬥士的體重。防暴警察和特種部隊中都是這種大塊頭，就像伊凡雷帝的衛兵……我不想認為他們這樣做是自願的，我盡全力不去這麼想。他們也要吃飯。這些小夥子，他們僅僅是讀過中學就到軍隊服役了，但他們的收入超過大學教師。以後還將一直這樣下去，這是必須的……之後他們都會說自己是在執行命令，他們什麼都不知道，完全是無辜的。他們今天就找到了一千個藉口：「誰來養活我的家人？」「我發過誓的。」「我不能脫離隊伍，就算我想這樣。」他們對任何人都會這樣做，在任何情況下，對許多人這樣做……

——我只有二十歲。今後怎麼活下去？我想我還會到城裡去，但是我會害怕抬起眼睛……

「那是你們的革命，我們還是蘇維埃政權」

我們是在晚上被釋放的。記者們和朋友們都等在監獄外面，我們被帶上一輛囚車，然後被扔在城市的各個郊區。我被扔在了沙巴內的什麼地方，靠近一片大石頭，附近有新建築物。這裡真的好可怕。我失魂落魄地站在那兒，朝著燈光的方向走去。身上沒有錢，手機早就沒電了。錢包裡只有一張收據，我們每個人都有一張，證明我們支付了在監獄中所有開銷。我甚至還不知道，這就是我一個月的助學金……我和媽媽就靠這點錢勉強為生。父親去世時，我才上六年級，十二歲。繼父把他自己的薪水全都用來喝酒作樂了，他是個酒鬼。我恨他，他毀了我和媽媽的一生。我經常努力賺些外快：分發信箱廣告，夏天在小攤上賣水果或者冰激凌。我在黑暗中走著，往事湧上心頭……幾條狗從我身邊跑過去，但是哪兒都看不見人……所以，當一輛計程車停在我身邊時，我高興得不得了。我把地址告訴了司機，但也對他說：「我身上沒有錢。」出租司機出乎意料地馬上猜到：「啊，啊，是‘十二月黨姑娘’吧（我們在12月份被拘捕）。上車吧。我已經拉過一個參加的姑娘回家了。他們怎麼在夜裡才釋放你們啊？」他就這樣載著我一個人，把我送回了家。他還問：「為什麼要在晚上釋放你們？」他一邊開車，一邊還教我鬥智鬥勇：「你只要裝傻就行了！裝傻！我1991年在莫斯科讀書，也參加過遊行示威。我們那時的人可比你們多。我們勝利了。我們夢想每個人都可以開一家公司，都可以致富。可是怎麼樣呢？在蘇聯共產黨時代，我是個工程師，現在轉方向盤。我們趕走了一批渾蛋，又來了一批渾蛋。黑色的、灰色的、橙色的，他們都是一樣的。我們的政府可以毀掉任何人。我是個現實主義者，我只相信自己和家人。就算一批又一批白痴發動一次又一次革命，我也只管拼命幹活。這個月要掙錢給女兒們買上衣了，而下個月呢，要給老婆買雙靴子。你是個漂亮女孩，去找個好小夥子吧，最好趕快嫁人。」我乘著他的車進了城。到處是音樂聲和歡笑聲，情侶們在接吻，這個城市……就好像我們不存在一樣。

我好想跟自己的男朋友說說話。我不能再等下去了。我們已經在一起三年，都計劃好了。（沉默）他本來答應我說他會參加集會，但是沒有來。我等著他給我一個解釋。好了，他出現了，身上乾乾淨淨沒有一絲塵土。他是跑過來的，姑娘們把房間留給了我們兩個。他都解釋了什麼啊？！荒唐可笑！原來，我成了一個「簡單的傻瓜」「傑出的人物」「天真的革命家」。「事先警告過你的，你怎麼都忘記了？」他教育我說，「糾結於那些你無法影響到東西，是不理性的。」有一種觀念是要為別人而活著，對此他不能苟同，他可不希望死在路障上。這不是他的志向，他的目標是事業。他想要賺很多錢，想要帶游泳池的房子，想要生活充滿笑容。今天已經有了這麼多的可能性，讓人眼花繚亂……你可以周遊世界，乘坐豪華郵輪，但它們很昂貴；你也可以去買一座宮殿，但它也很昂貴；你也可以在餐廳喝甲魚湯，只要付得起錢。錢！錢！錢！就像有一位物理老師教導我們的：「親愛的同學們！請記住，錢可以解決一切，甚至微分方程。」這就是嚴酷的生活真理。（沉默）可是理想呢？宣洩之後，什麼結果都沒有，不是嗎？也許您能告訴我些什麼？您畢竟是在寫書……（沉默）在全體大會上，我被學院開除了。所有人都舉手贊成，除了我最尊敬的一位老教授。這一天他也離開了學校，是被急救車拉去了醫院。沒有人看見的時候，同宿舍的室友們都安慰我：「請別見怪，是系主任威脅我們，說要是不舉手，就把我們趕出宿舍……唉！」這些女英雄們啊！

我買了回家的車票。在城裡的時候，我很想念我的鄉村。當然，我不知道我想念的是怎樣的鄉村，大概我是懷念童年時的鄉村。當時爸爸總是帶著我從有蜂巢的大木架子上取蜂蜜。他先用煙把蜜蜂燻走，以免蜜蜂蜇到我們。小時候我很可笑，我以為蜜蜂也是鳥……（沉默）我喜不喜歡現在這個村子呢？年復一年，他們還像以前一樣過日子。跪在地上用鐵鏟挖自家菜園裡的土豆，喝自己釀造的酒。他們每天喝酒，到了晚上連一個清醒的人都見不到。他們投票支援盧卡申科，為蘇聯解體惋惜，為戰無不勝的蘇聯軍隊惋惜。有一次在公交車上，一個鄰居坐在我旁邊，喝醉了酒大談政治：「我真想親手痛打每一個腦殘的民主分子。他們給了你們什麼？好吧，說實話！對這些人開槍是必要的。我的手絕不會哆嗦。美國必須為這一切負責……希拉里·克林頓……我們的人民是堅強的。我們經受了改革的苦難，我們也一定會挺過革命的動亂。我從一個聰明人那裡聽說，這場革命是猶太人策劃的。」公交車上所有人都支援他：「不會比現在更糟糕了。開啟電視，全世界到處都在轟炸、開槍。」

終於到家了。開啟門，看到媽媽坐在廚房，正在清洗大麗菊花的根莖，它們在地窖裡受凍了，根部有些腐爛。天氣變化無常，菊花害怕霜凍。我開始幫媽媽幹活，就像回到了童年。「你們在首都怎麼了？」媽媽問，「我從電視裡看到人山人海，大家都在高呼反對政府。我的上帝啊！真可怕！我們村裡人都擔心要打仗了：村裡有些人的兒子在特種部隊服役，另一些人的孩子是到廣場上喊口號的大學生。報紙上說他們是‘恐怖分子’，是‘土匪’。我們這兒的人都相信報紙。那是你們的革命，我們還是蘇維埃政權。」房子裡飄著纈草的香味。

我聽說了村裡的新聞……深夜來了一輛汽車，兩個穿便衣的人，就像1937年來人抓走我祖父一樣，抓走了經營農場的優爾卡·施維德，還搜查了他家，帶走了電腦。護士安尼婭被解僱了，因為她去明斯克參加了集會，登記加入了反對黨。她家還有一個小寶寶。一個男人喝醉酒後還去打她：打你這個反對派分子！至於在明斯克當防暴警察的那些小夥子，他們的母親就誇耀兒子們獲得了鉅額獎金，還帶回了禮物。（沉默）他們將人民分成了兩半……我去俱樂部跳舞，整晚都沒人邀請我。因為……我是個「恐怖分子」，他們怕我……

「它可以轉變成紅色」

一年之後，在莫斯科開往明斯克的列車上，我們偶然相遇。車上的人已經睡了，我們繼續談。

我在莫斯科上學，經常和朋友一起參加莫斯科的集會。很亢奮！我很喜歡在那裡看到的人們。當我們走上明斯克廣場時，我還記得當時那些人的面孔。但我不認識自己的城市了，也不認識那裡的人們。他們已經變成另一類人了。但我還是很想家，非常想家。

我坐在去白俄羅斯的火車上，難以入睡。半睡半醒，矇矇矓矓……一會兒夢見我在監獄裡，一會兒在宿舍裡，一會兒……全都回憶起來了，耳邊有男人和女人的喧鬧聲……

——他們把我們扭起來，雙腿綁到頭上……

——他們把一張紙墊在我後腰上，這樣就不會留下痕跡，然後用一個裝滿水的塑膠瓶打人……

——他用一個塑膠袋或防毒面具套住我的頭。好了，接下來……您知道的，不到一兩分鐘，我就失去了知覺。他家裡也有妻子，也有孩子，在家裡他是一個好丈夫，好父親……

——他們一個勁地打，打，打，打……他們用皮靴、皮鞋和跑鞋踢我們……

——你以為他們只學習了跳傘，學習了從直升機上放下纜繩滑落到地面？他們也學習了斯大林時代教科書上的那些本事……

——學校告訴我們：讀蒲寧和托爾斯泰吧，那些書能夠拯救人。為什麼這些都沒有傳承下來，反倒傳承了用門把手插入肛門、把塑膠袋罩在頭上呢？

——他們的工資提高了兩倍、三倍……我怕他們真會開槍。

——在軍隊裡，我發現我很喜歡槍。雖然我的父母都是教授，我是在書籍中長大的。但我想有槍。那是個好東西！幾百年來人們都把它用得很好。有槍就有快樂。我就想摸到它，擦乾淨，做好潤滑。我喜歡那種味道。

——你認為革命會是怎樣的？

——橙色的，就是狗尿撒在白雪上的顏色。但是，它可以轉變成紅色……

——我們在前進……

鮑里斯·阿庫寧，真名格里高利·齊哈爾季什維利（1956—），生於喬治亞，俄羅斯作家、文學評論家、社會活動家。——譯者注

安伯託·艾柯（1932—），義大利學者、作家，代表作有《玫瑰之名》《布拉格墓園》等。——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