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那顆星的光在盲目閃耀。

這不是本身已經熄滅而放出的光仍在照耀的那種星。這是本身還在閃耀，還在燦爛地閃耀，可是它放出的光誰也看不見、誰也不需要的那種星。

她要上前線沒有被批准——想死也不成。那就只得活下去。只好回醫學院去讀書。在醫學院裡她甚至還是個班長。收割莊稼、大掃除、星期日義務勞動——她總是帶頭。她還有什麼可做的呢？

她以優異的成績從醫學院畢業，指導她實習的奧列先科夫醫生對她十分滿意（是他把薇加推薦給東佐娃的）。她的事情只剩下治療，和病人打交道。她只能從中得到解脫。

當然，如果站在弗裡德蘭德的水平上考慮問題，那麼，念念不忘一個死人而不找另一個活人，簡直就是荒唐、反常、發瘋。這是絕對不可能的，因為人體組織的規律、激素的規律、年齡的規律是不可抗拒的。

不可能？但薇加她可知道，這些規律在她身上統統被推翻了！

倒不是她認為自己被「永遠是你的」這一誓言終生束縛住了。不過也存在這個情況：一個對我們來說是極為親近的人，不可能完全死去，這就是說，他多少能夠看到一些，多少能夠聽見一些，他還在場，他還存在。他會在無能為力的狀況下默默地看到你怎樣欺騙他。

如果沒有另一個這樣的人，哪裡還談得上細胞生長、反應和分泌的規律！沒有另一個這樣的人！還談什麼細胞？談什麼反應？

只不過是我們隨著歲月的流逝變得遲鈍罷了，變得疲憊而已。我們在悲痛和忠誠方面都缺乏真正的才能。我們把悲痛和忠誠都交給了時間。唉，我們只是在每天都填飽肚皮、舔舔指頭這方面才堪稱寸步不讓。如果兩天不給我們吃飯，我們便會變得失常，我們便會氣得發狂。

我們人類就前進了這麼遠！

薇加表面上沒有變，但心卻碎了。她母親也死了，而她本來只跟母親相依為命。母親也是因為傷心而死的：她的兒子，薇加的哥哥，是位工程師，在1940年被投進了監獄。頭幾年他還有信寫來。頭幾年她們還給他往布里亞特—蒙古自治共和國那兒寄過郵包。可是有一次郵局發來一份使人納悶的通知書，結果母親領回來的是自己寄出的郵包，上面蓋了好幾個郵戳，地址也一再被劃去。她把郵包帶回家來，像帶回來一口小棺材。兒子剛生下來的時候，這匣子差不多能盛得下。

這使母親垮了下來，再加上兒媳不久又嫁了人，母親對這一點怎麼也不能理解，她對薇加倒是理解。

就這樣，只剩下薇加孑然一身了。

當然，這不單單是她一個人，而是千千萬萬人中間的一例。

全國有那麼多單身女人，使人簡直想根據自己所認識的女人作一個大致的估計：單身的是不是比有丈夫的更多？這些單身的女人都是她的同齡人。年齡相差一歲、兩歲……最多十歲。她們也是在戰場上犧牲了的那些人的同齡人。

對男人，戰爭是慈悲的，把他們帶走了，卻把女人留下來受痛苦折磨。

要是有誰從戰爭的廢墟下倖存歸來而尚未結婚，那他就不會選擇同自己年齡相仿的女人做妻子，而是挑年輕些的。至於年輕幾歲的人，那他可說是整整年輕了一代，還是個孩子，不曾經受過戰爭的輾壓。

這就樣，千千萬萬的婦女來到世上盲目地生活著，她們從未被編成什麼大軍。這是歷史的差錯。

但她們之中有的人也並非命運不濟，只要能aufdieleichteschulter去對待生活就行。

日常的和平生活的漫長歲月漸漸流逝，而薇加卻始終有如戴著防毒面具，腦袋老是被那可惡的橡皮套住。她簡直要發瘋了，她被悶得虛弱不堪，於是把防毒面具扯下來了。

看起來使人覺得她的生活比較合乎人情了：她允許自己得到別人的好感，開始注意穿戴，也不迴避同人們見面。

忠貞包含著崇高的滿足，也許是最崇高的滿足，即使別人不知道你的忠貞也沒有關係，甚至你的忠貞不被別人賞識也不要緊。

但只要它是一種動力就行！

然而，如果它什麼也推動不了呢？如果誰也不需要它呢？……

防毒面具的圓眼孔不管有多大，從裡邊往外看畢竟不怎麼清楚。摘去了防毒面具，沒有玻璃片隔著，薇加就會看得清楚了。

然而，她並沒看清楚。由於沒有經驗她撞得很疼。由於不夠謹慎，她失足了。這短暫的、不值得的親近關係，不僅未給她的生活帶來輕鬆和光明，反而使她受到玷汙和屈辱，反而破壞了她的生活的完整和勻稱。

可是現在要忘記那段歷史卻不可能，也無法抹掉它。

不，她可不會以輕率的態度去對待生活。一個人愈是脆弱，就愈需要有幾十次、甚至幾百次偶然的機會才能接近一個跟自己類似的人。每一次新的巧合，只會多少提高一點點接近的程度。然而，只要有一點兒合不到一起，就會馬上前功盡棄。這種合不到一起的現象又總是那麼很早地出現，那麼明顯地暴露出來。簡直沒有人可以商量：該怎麼辦？日子該怎麼過？

世上有多少人，就有多少生活道路。

很多熱心人勸她領養一個孩子。這件事她同各種各樣的女人認真地商量過很久，她已經被說服了，自己心裡已經熱乎起來，到兒童收容所也去過幾回。

不過最後她還是打消了這個念頭。她不可能出於無計可施一經決定馬上去愛一個孩子。危險還在於，以後她可能不再愛那個孩子。更為危險的是：他長大後也許會跟她格格不入。

要是能有一個真正的、自己親生的女兒就好了！（一定得是女兒，因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去培養，對男孩就無法那樣去培養。）

然而，她也不能同一個陌生人去重走這泥濘的路。

她連燈也沒有開啟，在圈椅裡一直坐到深夜，從傍晚開始急於要做的事情一件也沒有做成。收音機刻度盤的這點光對她來說已足夠亮了，凝視著這柔和的綠光和黑色的刻度，她陶醉於沉思默想之中。

她聽了好多張唱片，其中最令人心情壓抑的幾張聽了也不覺得難過。她還聽了幾首進行曲。聽進行曲的時候，她彷彿覺得在前面的晦暗中舉行凱旋式似的。而她高高坐在古老莊嚴的高靠背椅裡，把兩條修長的細腿蜷在身下的一邊，有如一個勝利者。

她穿過了十四片荒漠，總算走到了。她度過了十四個瘋狂的年頭，結果證明自己是對的！

正是在今天，她多年的忠貞獲得了新的、完美的涵義。

她幾乎是保持了忠貞。可以認為那是忠貞不渝。在主要的方面保持了忠貞。

然而，正是在今天，她覺得那個死者是個孩子，而不是現在的同齡人，不是一個男人——沒有那種能使女人感受到安全的男子漢的魁偉體魄。他既沒有看到戰爭的全貌，也沒有看到它的結局，更沒有看到戰後多年的艱苦歲月，他始終是一個有一對晴空般眼睛的青年。

她躺到了床上，但並沒立刻入睡，也不擔心今夜會失眠。睡著了以後還常常醒來，做了不少夢，一夜做這麼多夢似乎是太多了。有些夢毫無意思，可也有一些夢她竭力想留在腦海裡，直到天明。

早晨她醒來，臉上泛起了笑容。

在公共汽車裡她被推來擠去，甚至腳也被踩，但她毫無怨恨地忍受著這一切。

穿上了白長衫走去開五分鐘的碰頭會時，她從老遠就高興地看到列夫·列昂尼多維奇從樓下的走廊裡迎面走來。列夫·列昂尼多維奇虎背熊腰，像大猩猩那麼可愛而又可笑，他從莫斯科回來以後薇加還是頭一次見到他。他的兩條胳膊實在是又長又重，垂著的時候幾乎把兩個肩頭也拖著往下沉，這看起來彷彿是身材的缺陷，事實上倒是優點。他的腦袋很大，成梯次配置，向後鼓出個圓頂；白色的船形小帽像平時一樣很隨便地、可有可無地扣在頭上，從後面翹起幾隻角，中空的帽頂也已被壓癟。他的胸部罩著前面不開襟的白大褂，有如塗著白雪樣偽裝漆的坦克的前部。像平時一樣，他一路走，一路眯縫著眼睛，表情嚴肅可畏，但薇加知道，他臉上的線條只需稍加調整，就會變成一副笑容。

當薇加和列夫·列昂尼多維奇面對面在樓梯口相遇時，他臉上的線條果然移動了。

「你回來了我可真高興啊！這裡簡直就缺你了！」薇加首先向他說。

他笑得更明朗了，並用垂著的一隻手從下面挽住她的臂肘，使她轉向樓梯。

「什麼事情使你這樣愉快？告訴我，讓我也高興高興。」

「沒什麼，什麼事情也沒有。你呢，這一趟跑得好嗎？」

列夫·列昂尼多維奇嘆了口氣：

「好倒是好，可也有掃興的地方。莫斯科讓人不安。」

「那你以後可要詳細談談。」

「我給你帶了唱片。三張。」

「是嗎？都是什麼？」

「你是知道的，那些個聖-桑什麼的我搞不清楚……反正莫斯科百貨大樓裡現在有慢轉唱片櫃檯，我把你開的單子交給了他們，一位女營業員就包了三張給我。明天我給你帶來。聽我說，薇魯霞，今天咱們得去參加一次審判會。」

「參加什麼審判會？」

「你什麼都不知道嗎？要審判第三醫院的一個外科大夫。」

「是法院正式審判嗎？」

「暫時還是同志式的批判，不過，調查已經進行了八個月。」

「為了什麼事情？」

護士卓婭剛值完夜班沿著樓梯下來，她那黃色的睫毛很明顯地閃了一下，同他倆一一打了招呼。

「一個嬰兒手術後死了……趁我剛從莫斯科回來還有那麼點衝勁，我一定要去，開上幾炮。而在家裡待上一個星期，尾巴就又夾緊了。咱們一起去，是嗎？」

但薇加既來不及回答，也來不及拿主意，因為此時該到那軟椅套著套子、會議桌上鋪著天藍色檯布的房間裡去開五分鐘的碰頭會了。

薇加非常珍視自己同列夫的關係。同柳德米拉·阿法納西耶夫娜一樣，他是薇加在醫院裡最接近的人。他們的關係的可貴之處在於，一個沒有妻子的男人與一個沒有丈夫的女人之間幾乎不可能有的那種關係：列夫從來沒用特別的目光看她，沒有暗示過什麼，沒有超出界限，沒有產生野心，而她就更不用說了。他們的關係牢靠而友好，一點也不緊張：在他們之間，戀愛、結婚之類的話題，向來是避而不談的，彷彿世上根本不存在這類事情。列夫·列昂尼多維奇必定能猜到，薇加所需要的正是這樣的關係。他本人曾經有過妻子，後來沒有了，再後來跟某人「相好」，醫療中心的半邊天（這就等於整個醫療中心）喜歡議論他，而目前，似乎懷疑他跟手術室的一名護士有關係。一位年輕的外科女醫生——安熱莉娜確信地說有這麼回事，但是人們懷疑她自己在追求列夫，千方百計想得到他。

在整個碰頭會五分鐘的時間裡，柳德米拉·阿法納西耶夫娜一直在紙上畫什麼稜角鮮明的圖形，甚至筆尖把紙也畫破了。而薇加恰恰相反，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安靜地坐在那裡。她內心裡感到一種前所未有的平穩。

碰頭會結束了，薇拉·科爾尼利耶夫娜從大房間女病房開始巡診。那裡她有許多病人，每次巡診都要花很長時間。走到每一個病人跟前，她都會在床上坐一坐，檢查一下，或輕聲地談幾句話，她不要求在整個這段時間內病房裡鴉雀無聲，因為這樣反而會顯得拘束，何況要阻止女人們說話也不可能。（在女病房裡比在男病房裡更需要講究策略，更需要謹慎小心。在這裡，她作為一個醫生的重要性和成績並不是那麼肯定無疑的。只要她表現出情緒稍微好些，或者過分強調精神因素的作用，跟病人說一切都會圓滿結束，那就馬上會感到病人對她投來的毫不掩飾的目光或懷著妒意側目而視的神態，意思是：「你自然無所謂了！你什麼病也沒有。你是不會有體會的。」按照同樣的精神療法，她勸那些惘然若失的女病號在醫院裡也不要不注意自己的儀容，不妨講究點發式，稍搽點脂粉。然而，如果她自己熱衷於打扮，就會不受歡迎。）

今天也是這樣，她儘可能持重地、精神集中地從一張病床走到另一張病床，按老習慣不理會嘈雜的人聲，只聽自己的病人陳述病情。忽然，從另一面牆那兒響起一個拖聲拖氣的聲音：

「喲，都是些什麼病人呀！這裡有的病人可真像公狗似的喜歡圍著母狗轉！就拿那個頭髮蓬亂、皮帶束在病號衫外面的傢伙來說，只要那個叫卓婭的護士值夜班，他就纏著跟她擁抱！」

「什麼？……是怎麼回事？……」漢加爾特問她的病人，「請您再說一遍。」

病人也就又說一遍。

（沒錯，昨天夜裡是卓婭值班！昨天夜裡，正是刻度盤上亮著綠光的時候……）

「對不起，請您再從頭詳詳細細地說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