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夫列姆鼻子裡吭哧了一聲。

「我不知道你為什麼沒參加。我參加過。」

「這怎麼可能呢？」

「很簡單，」葉夫列姆慢吞吞地說，說一句停一會兒，「拿起一把轉輪手槍，也就參加了打仗。挺好玩。而且不只是我一個人。」

「那您是在什麼地方打過仗？」

「伊熱夫斯克附近。打的是立憲派。我親手槍斃過七個伊熱夫斯克人。直到現在我還記得。」

是的，看來他現在還記憶猶新：作為一個毛孩子，當年他是在叛亂城市幾條街道的什麼地方把那七個大人先後結果的。

這個戴眼鏡的人還向他闡述過什麼，但今天葉夫列姆的耳朵彷彿浸在水中，只是偶爾冒上來聽一會兒。

隨著黎明的到來，葉夫列姆睜開了眼睛，看到上方一塊光禿禿的天花板，猛然間，許久以前的一件微不足道的而且早已忘懷的事情，毫無緣由地、清清楚楚出現在他的記憶之中。

那是11月的一天，戰爭已經結束。天在下雪，而雪一落地馬上就化，落在從壕溝裡掘起來的較溫暖的泥土上更是即刻消融，不見蹤影。當時在挖煤氣管道的基坑，規定的深度是一點八米。波杜耶夫經過那裡，看到深度還不合乎要求。但是施工隊長卻走過來厚顏無恥地要他相信，全線的縱斷面已經挖好了。「怎麼，還要量一量嗎？那對你會更糟。」波杜耶夫拿起一根量杆，量杆上每隔十釐米燙著一道橫的黑線，每五十釐米處的橫線就更長些。他們走過去量，不時陷在泡爛了的泥漿裡。他穿的是高筒靴，施工隊長腳上是半高靿皮鞋。量了一個地方，只有一點七米。他們又繼續往前走去。那裡在挖土的有三個人：一個是瘦高個兒的農民，臉上是黑糊糊的鬍子楂；另一個是退伍軍人，頭上戴的依然是一項軍帽，那帽徽已被摘掉了，帽邊和帽簷都是漆皮的，而箍帶上全是石灰和泥巴；第三個人年紀很輕，頭戴鴨舌帽，身穿城裡人穿的那種短大衣（當年在穿衣方面還有困難，公家也沒發給他們），大概還是他上中學的時候做的，又短又窄，而且已經穿舊了。（他的這件短大衣，葉夫列姆似乎只在這時才第一次看得那麼清楚。）前兩個人還勉強在挖，揮動鐵鍬往上翻土，儘管溼漉漉的泥巴粘在鐵鍬上甩也甩不掉，而這第三個小夥子，胸部抵著鍬柄站在那裡，像被支起來嚇唬鳥兒的一個稻草人，身上覆蓋著一層白雪，兩手抄在窄小的袖筒裡。根本沒發給他們手套，而腳上，只有那個軍人穿著靴子，其餘兩人則穿著用汽車防雨布胡亂縫製起來的膠鞋。「幹嗎待著不幹活？」施工隊長對這小夥子喊道。「想挨罰口糧是不是？等著瞧吧！」小夥子只是嘆了口氣，更耷拉腦袋了，鍬柄也似乎往他胸中插得更深了。這時，施工隊長朝他脖子上敲了一下，他抖了抖腦袋，又開始用鍬挖土。

他們著手量壕溝。挖起來的土緊翻在溝的兩邊，要憑肉眼看準溝上沿達到什麼刻度，就得使勁往那裡彎身子。那個軍人彷彿是在幫忙，而實際上在使尺子往旁邊傾斜，企圖以這種手段多量出十釐米。波杜耶夫對他罵了一陣娘，使尺子垂直，結果只量得一點六五米。

「你聽我說，首長，」這時，這個軍人悄悄求他，「這最後的十釐米，你就高抬貴手吧。我們實在挖不動了。肚子裡空空的，沒有力氣。再說這天氣，你也看到了……」

「要我為你們去挨審，是不是？你們還能想出什麼點子來！圖紙上要求很明確。斜坡要平坦，而底面也不能形成一個槽。」

在波杜耶夫直起身來，把尺提起，把腳從泥漿裡拔出來的時候，他們三個人都向他昂起了頭——一張臉上滿是黑鬍子楂兒，第二張像走投無路的靈魂，第三張佈滿了柔細的茸毛，還從來沒有刮過。雪紛紛揚揚地落在他們這不像活人的臉上，他們卻一直朝上望著他。終於，那小夥子咧著嘴說：

「沒什麼。你早晚也會上西天的，工長！」

可是，波杜耶夫並沒打報告關他們禁閉，而只把他們都幹了什麼如實地記了下來，免得代他們受過。如果回想一下，那麼，比這還對立的場合也是有的。從那時起已經過去十年了，波杜耶夫已不在營裡工作，那個施工隊長也自由了，臨時鋪設的那條煤氣管道，也許已不再輸氣，管子也派了別的用場，——可是剩下來的，卻是今天衝進他耳朵裡的第一個聲音：

「你早晚也會上西天的，工長！」

葉夫列姆拿不出任何有分量的藉口為自己開脫。說他還想活下去嗎？那小夥子豈不也是想活。說葉夫列姆意志堅強？說他悟出了某種新的道理，希望按另一種方式生活？病才不聽這一套呢，它有自己的一定之規。

在葉夫列姆褥墊底下已經放了四個夜晚的這本帶花金字的藍皮小書裡就這樣寫道，印度教教徒相信人死時並非整個兒全死，他的靈魂將轉移到動物或其他人身上去。這一條現在正合波杜耶夫的心意：哪怕能帶走自己的一點什麼也好，不致全被埋葬。哪怕死後能留下自己的一點什麼也好。

只是他並不相信靈魂可以轉世，一點也不相信。

脖子的疼痛向他的頭部放射，一刻也不停，而且頗有節奏，每次四拍。這四拍在他頭腦裡總是出現這樣的迴響：葉夫列姆——波杜耶夫——死了——句號。葉夫列姆——波杜耶夫——死了——句號。

如此週而復始，沒完沒了。連他自己也在心裡默默地重複著這句話。重複的次數愈多，自己彷彿愈是脫離開註定要死的葉夫列姆·波杜耶夫。他愈來愈習慣於自己的死亡，把這看做是鄰床病人的死亡。而他心中那個把葉夫列姆·波杜耶夫之死視為鄰床病人之死的另一個葉夫列姆·波杜耶夫，似乎是不應該死去的。

而那個被視若鄰床病人的波杜耶夫又怎麼樣呢？他得救的可能性似乎已沒有了。難道真的只剩下喝樺樹菌子煎汁這條路？可是信上寫著，這東西必須不間斷地連續喝上一年。這就需要乾的菌子兩普特，如果是溼的，就得四普特。這意味著要寄八隻包裹。還要求菌子不是陳的，最好是剛從樹上剝下來的。這樣就不能把所有的包裹一次性地寄來，而是分開寄，一個月一次。誰能為他及時收集那麼多菌子並往這裡寄呢？而且是從俄羅斯那邊寄來？

這事必須得有自己的親人才能辦。

葉夫列姆一生中接觸過許許多多的人，但是他們之中沒有一個人跟他密切得有如親人。

這本來可以託他的第一個妻子阿明娜收集和郵寄。除了她，過了烏拉爾那邊，他沒有人可託。但她必定會在回信中說：「你就死在那圍牆裡邊好了，你這條老狗！」即使這樣，她也是對的。

從常情來說，她是對的。可是按這本藍皮書上的說法，便是不對的。按書上的說法，阿明娜應當可憐他，甚至愛他——不是作為丈夫來愛，而只是作為一個受苦受難的人來愛。這樣，就應當寄菌子郵包來。

書上說的很有道理，如果人人都能按書上說的去做就好了……

這時，地質學家說活著是為了工作這句話，正好飄進葉夫列姆片刻清靜的耳朵裡。葉夫列姆也就用指甲敲了敲書的封面，對他說了那句話。

而後來，他又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地沉浸在自己的思緒中。於是，疼痛又開始往他的頭部放射。

只要這種刺痛不折磨得他受不了，那麼此刻會使他感到最輕鬆、最愉快的事情莫過於動也不動地躺著，不治病，不吃飯，也不說話，什麼也不去聽，什麼也不去看。

簡單地說，就是與世隔絕。

但有人在搖他的腿和胳膊肘，原來外科的一位姑娘已在他床邊站了好久，叫他去換藥，而艾哈邁佔這會兒正幫她把波杜耶夫叫醒。

這麼一來葉夫列姆就得起來瞎忙活了。他必須把「起床」這一意志傳給六普特重的肉體，強迫自己從床上起來——叫胳膊、腿和腰一齊使勁，強迫裹著肉的骨頭從陷人麻痺的狀態中甦醒過來，活動它們的關節，讓沉重的軀體豎立起來，變成一根柱子，給它穿上衣服，再移動這根柱子經過走廊和樓梯去受無謂之苦——先解後纏幾十米長的繃帶。

這一過程總是時間很長，又疼，好像是在乏味的噪音中進行。除了葉夫根尼婭·烏斯季諾夫娜，還有兩個從來不親自做手術的外科大夫，她給他們講解和示範，還對葉夫列姆說了些什麼，然而葉夫列姆沒有回答她。

他感覺到，他們已沒有什麼可談了。所有的話語都淹沒在單調乏味的噪音裡。

他們把他的脖子纏得比上次更粗，像套上了一隻白色的頸箍，他也就這樣回到病房裡去。繞在他脖子上的東西比他的腦袋還大，此時只有上半個腦袋才露出箍外。

科斯托格洛托夫正好與他打了個照面。他一邊走，一邊掏出盛馬合煙的荷包。

「喏，他們是怎麼決定的？」

葉夫列姆想說：的確，他們到底是怎麼決定的？在換藥室裡他雖然好像什麼也沒聽進去，但現在卻完全明白了，所以回答得很明確：

「隨便到哪兒去嚥氣好了，只是別死在我們醫院裡就行。」

費德拉烏驚恐地望著那可怕的脖子，心想說不定他自己也會有這麼一天。他問道：

「叫您出院嗎？」

這一問才使葉夫列姆想到，他不能再按自己的心願躺到床上去，而是要準備出院了。

這就是說，隨後，在腰也不能彎的情況下，還得換上自己平時的衣服。

接下來，是使出全身的力氣移動軀體這根柱子走過城市的街道。

想到還得拼命去做所有這些事情，既不知為什麼要做，又不知為誰而做，他實在受不了。

科斯托格洛托夫望著他，目光流露的並不是憐憫，而是戰友式的同情：這顆子彈打中了你，而下一顆就有可能擊中我。他並不瞭解葉夫列姆過去的生活，在病房裡也沒跟他做朋友，但他喜歡他的直率，而且在奧列格一生所接觸過的人中間這還遠遠不是最壞的一個。

「喏，握握手吧，葉夫列姆！」他抬起手臂伸給對方。

葉夫列姆接受了這有力的一握，咧嘴笑道：

「生下來隨風飄，長大了盡胡鬧，通往西天的路可只有這一條。」

奧列格轉身出去抽菸，而送報的女化驗員走進門來，就近把報紙交給了他。科斯托格洛托夫接過來剛剛開啟，可是魯薩諾夫看見了，立刻十分委屈似的朝那個還沒來得及退出去的女化驗員大聲說：

「喂！喂！您要知道，我曾明確跟您說過，報紙要首先給我！」

他的聲音裡含有真正的痛苦，但科斯托格洛托夫並不可憐他，反而罵罵咧咧地說：

「可為什麼必須先給您呢？」

「怎麼為什麼？這還用問嗎？」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發出了痛苦的呻吟，他苦於無法用言語維護自己的權利，儘管這種權利是明擺著的。

如果在他之前有人以其外行人的手指開啟剛來的報紙，他就會從內心裡產生妒忌。這裡誰也不可能像他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那樣吃透報紙上的文章精神。他把報紙理解為公開傳達的、實際上卻是用密碼寫成的指令，其中不便把一切都直截了當地說出來，但有頭腦的行家可以根據種種小的跡象，根據文章的編排，根據迴避和略去的內容，對最新動向構成正確的概念。正是因為這一點，魯薩諾夫應當第一個拿到報紙。

然而，這道理要說出來吧，又不能在這兒明說！所以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只得轉為訴說：

「要知道，馬上就要給我打針了，我想在打針之前先看一下。」

「打針？」「啃骨者」語氣緩和了，「我馬上就給您……」

他把報上有關中央會議的報道和檔案以及被擠到角落裡的其他訊息匆匆瀏覽了一眼。他本來就要出去抽菸。此時，他已把報紙弄得颯颯響，正打算折起來遞給魯薩諾夫，忽然注意到什麼，又細心地看起來，而且，幾乎是立刻以警覺的聲音說出同一個長長的詞兒，彷彿讓它在舌頭與上顎之間反覆磨擦：

「有——意——思……有——意——思……」

貝多芬式的四個沉悶的命運叩門聲在頭頂上方轟然作響，但病房裡誰也沒有聽見，也許永遠也聽不見。他還能再說什麼呢？

「到底怎麼回事？」魯薩諾夫的神經全然緊張起來，「快把報紙拿過來！」

科斯托格洛托夫無意把任何一條訊息指給別人看，對魯薩諾夫的問話也沒回答。他把報紙的附頁插在中間，一折為二，再折成送來的那樣，只是這六個版面的報紙沒能按原摺痕折起來，有點鼓鼓囊囊。這時他朝魯薩諾夫跨出一步（對方也朝他跨過來一步），把報紙遞給了他。還沒走出門口，他就把綢子荷包解開了，開始用一小條報紙哆哆嗦嗦地卷一支馬合煙。

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也在用哆嗦的兩手開啟報紙。科斯托格洛托夫的「有意思」這個詞兒像一把匕首插在他的肋骨之間。到底什麼事情會使「啃骨者」覺得「有意思」呢？

他那一雙精於此道的眼睛迅速掠過一個個標題，掠過釋出的會議檔案，突然，突然……怎麼？怎麼？……

用毫不醒目的字型釋出出來的一道命令，對於不瞭解其中奧秘的人來說是一點也不重要的，但他卻彷彿從報紙上聽到這道命令的叫喊聲！空前的叫喊！這是一道不可想象的命令！——關於最高法院的大換班！全蘇最高法院！

怎麼回事？馬圖列維奇——烏爾裡赫的副手下臺了？傑季斯托夫下臺了？帕夫連科下臺了？克洛波夫下臺了？連克洛波夫也下臺了！最高法院成立多久，克洛波夫就在裡邊待了多久！連克洛波夫也被撤職了！……今後還會有誰來保護幹部？……換上的全都是些新人，名不見經傳……掌管司法部門達四分之一世紀的人全都一下子被趕下了臺！一個不留！

這不可能是偶然的！

這是歷史的腳步……

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身上出汗了。僅僅是在今天早晨他才讓自己定下神來，說服自己相信一切恐懼都毫無根據，可是你瞧……

「給您打針。」

「什麼？」他失去理智地跳了起來。

漢加爾特醫生站在他面前，手裡拿著注射器。

「把袖子捲上去，魯薩諾夫。給您打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