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來，蘇軾一生，就倒霉在這些小人身上了。當然，這也不光是他一個人的遭遇。在中國歷史上，這些圍在皇帝身邊，被豢養著的惟知隨班唱和，歌功頌德，做馬屁文章，而寫不出正經作品的御用文人，都過分害怕真有才華的人，怕他們奪走統治者的寵幸。所以，他們總是煽動皇帝，整治他們嫉火如焚的同類。從王安石起始，他是整蘇軾的主要人物，其他在朝廷中樞掌握實權的，也算是文人的人，絕對和蘇東坡過不去，恨不能將他整死的。
在《吾謫海南》詩的前面，蘇軾寫道：「吾謫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乃聞其尚在藤也，旦夕當追及，作此詩示之。」從這幾句話中，可以看出他們兩兄弟的手足情深，也看到那些握有權柄的小人式文人，出於對文學巨匠的嫉恨，迫害之情何等急切，而且把兩兄弟流放到什麼地方的挖空心思，真是令人齒冷。南宋陸游在他的《老學庵筆記》裡記載，「紹聖中，貶元祐（黨）人蘇子瞻儋州，子由雷州，劉莘老新州，皆戲取其字之偏旁也。時相之忍忮如此。」陸游是距蘇軾不遠的詩人，而且他是很注意收集蘇軾文獻的有心人，曾經把北宋南渡後散佚的官方檔案中，關於審判蘇軾的記錄，整理出一本《烏臺詩案》出版。由此，可見這些文學小人可笑也可悲的心態。因為蘇軾字子瞻，就到儋州，瞻和儋的偏旁相同，東坡先生就成了文人中流放得不能再遠的一位。
一方面，蘇東坡的文學成就，使得那些末流的作家詩人，不成氣候的評論家，竊居權位的文化官員，由不得自慚形穢，嫉妒得要命，便要尋釁生事，不遺餘力地圍攻，使他命途多舛。另一方面，他的正直不阿，真誠坦蕩，敢於陳言，不避風險，在政治上決不隨風轉舵的性格，也是他不斷地與權貴們發生衝突，而屢屢獲罪的原因。
王安石變法期間，蘇軾與歐陽修、司馬光一起，持保守觀點。但他並不算是一個死硬的反對派，只不過在感情上拒絕那些峻急傷民的改革措施罷了。於是，他遭王安石黨羽的打擊，抓起來坐過牢。後來，到了宋英宗接位，保守派得勢，在全盤否定新法的浪潮中，蘇東坡和別人不一樣，對變法中的若干可行措施，還是建議保留的，結果又受新貴們的排擠嫉恨，給放逐到嶺南。到了惠州，他的政敵仍不放心，再次謫放，過瓊州海峽，到儋耳。
大凡真正的文學巨匠，和那種只求自己一帆風順，得其所哉，而寧肯做違心事，說違心話的作家詩人不同。倒不是蘇軾不肯低下那高貴的頭，而是他的良知，使他無法屈從那些肆虐的小人型文人。所以，終其一生，是在不斷地吞吃苦果，於顛沛流離中度過。他也明白自己，這是改變不了的。有一次，他下朝歸來，捫著自己的腹部問隨從，我這裡面是些什麼？只有一個人的答覆使他滿意，那就是追隨他大半輩子的朝雲，一個非常聰明的女子。她說：「學士那裡，裝的是一肚子不合時宜。」
古往今來，所有的懂得合時宜的作家詩人，誰不是風花雪月，逢場作戲，版稅照拿，名利雙收，活得很滋潤，很開心呢？但太聰明的作家，太合時宜的作品，往往經不起時間的考驗，難逃鏡花水月，一瞬即逝的命運。然而，「文章憎命達」，不合時宜的東坡先生，儘管在仕途上浮沉跌宕，在文路中遭際險惡，但他卻給這個世界留下了不朽之作。在中國文學史上，這種「我以我血薦軒轅」，甚至把命都送了的作家詩人，還不知有多少？也許這正是中國文學的精華神聖所在，如果文人都聰明得要死的話，都在玩文學，也就不會有文學了。若是隻剩下庸俗與趨炎附勢，文學史恐怕就要空白了。
被迫流放的東坡先生，攜幼子蘇過，終於在紹聖四年的六月十一日過海，到了流放地。現在的省會海口市，是在清康熙年間才設營建治，在宋代，充其量不過是大一點的漁村而已，是不是蘇軾登上海南的第一落腳點，如今已無從稽考。半個月後，才乘牛車到達昌化軍。這種黎族農家的牛車，輪高輻寬，現在還可以在通什的博物館裡看到。西元十一世紀的海南島，沒有現在的環島高速公路，只有這種緩慢的交通工具。一路顛簸，行程困頓，對年過花甲的戴罪之身來說，可絕沒有如今那種環島遊的風馳電掣般的瀟灑。於是，我們可以想象，在牛車上那垂暮之年的東坡先生，一路而來的心境。
臨行前，他在《與王敏仲書》中，流露出一種感傷的情緒：「某垂老投荒，無復生還之望，昨與長子邁訣，已處置後事矣！今到海南，首當作棺，次便作墓，仍留手疏與諸子，死即葬於海外。」在《到昌化軍謝表》裡，也說過：「並鬼門而東騖，浮瘴海以南遷。生無還期，死有餘責……宜三黜而未已，跨萬里以獨來……孤老無託，瘴癘交攻，子孫慟哭於江邊，已為死別。魑魅逢迎於海上，寧許生還？」對他來講，流放海南，比之流放嶺南，更無生還中原之望。尤其是他最心愛的廝伴半生的朝雲，已經病亡惠州，剩下形單影隻的他，獨處蠻荒野域，難免惆悵。
但是，展現在他視野裡的海南，那嶄新的生活，終於給感覺敏銳的詩人，帶來創作的興奮。還在旅途中，經儋耳山時，停車佇望的他，就湧上來壓抑不住的詩興：「突兀隘空虛，他山總不和。君看道旁石，盡是補天遺。」
以補天石自期的這首小詩，表明了這位遠放海南的文豪，在精神上開始振作起來。九月十二日與客飲薄酒小醉，試筆自書時，更跳出個人侷促的視野，昇華到俯仰天地的高度。「吾始至南海，注視天水無際，悽然傷之。曰：‘何時得出此島耶？’已而視之，天地在積水中，九洲在大瀛海中，中國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島者？覆盆水於地，芥浮於水，蟻附於芥，茫然不知所濟。少焉水涸，蟻即徑去。見其類出涕曰：‘幾不復與子相見，豈知俯仰之間，有方軌八達之路乎？’念此可以一笑。」（朱弁《曲洧舊聞》）於是，他釋然了。「餘生欲老海南村，帝遣巫陽招我魂。杳杳天低鶻沒處，青山一髮是中原。」從此，他不作歸計了。
但到儋耳住下來的東坡先生，和他的兒子蘇過，生活當然是非常艱窘的。在《與侄孫元老書》裡寫道：「老人（自稱）住海外如昨，但近來多病，瘦悴不復往日，不知餘年得相見否……又海南連歲不熟，飲食百物艱難，及泉、廣海舶不至，藥物鮮醬等皆無。厄窮至此，委命而已。老人與過子相對，如兩苦行僧爾。胸中亦超然自得，不改其度，知之免憂。」在《與張朝請書》中，也談到了他的生活景況：「海南風氣，與治下略相似，至於食物人煙，蕭條之甚，去海康遠矣。到後，杜門默坐，喧寂一致也。」
果然，那些放逐他的人，並不曾忘懷他半刻。凡小人得志，無不濫施淫威，這大概是個規律了。在文壇上，我們也有幸見過那些忽然間春風得意的人物，來不及地報復的悻悻狀，是很可笑，又很可惡的。蘇東坡已經流放到海南島了，這班小人還不能釋然於懷。初到昌化軍，父子倆借居在官屋裡度日，然而，想不到，沒過幾天，就下令把他驅逐出來，淪落在露天裡。
「無地可居」的蘇東坡，真得感謝海南島的亞熱帶氣候，使他能夠「偃息於桄榔林中」，躲一躲日曬雨淋。熱情好客的海南人，當然不能看到一代文豪，在樹林裡存身，便幫他蓋屋。《宋史·蘇軾傳》裡記載：「初僦官屋以居，有司猶謂不可。軾遂置地築屋，儋人運甓畚土以助之。」蘇軾在《與程儒書》中，也說到：「近與兒子結茆數椽居之，勞費不貲矣。賴十數學者助作，躬泥水之役。」這裡所說計程車人，學者，該是本地的文化人了，親自操泥水匠的勞動，來幫助東坡先生，這實在是令人感動的場面，可見正義和公理，還是植根在真正的知識分子心中。他們也許沒有力量，使這位受崇敬的文豪走出政治的困境，但能夠解囊或傾力時，是一點也不吝惜的。
恐怕也不僅僅是宋代，很長時間內，海南島的生活物資，顯然全賴泉州、廣州支撐供應，一旦阻隔，便是他的《儋耳四絕句》中的一首裡的困苦之狀了：「船舶不到米如珠，醉飽蕭條半月無。明日東家知祭灶，只雞斗酒定燔吾。」看樣子，那些未必是他讀者的海南黎族鄉民，倒也異常熱情地款待這位落魄潦倒的東坡先生。在中國這塊國土上，那些最底層的沒有什麼文化的一群，倒可能比有文化的人，多一份同情之心。主人慷慨，貴客多情，有雞可食，有酒可飲，醉飽之餘，連回家的路也認不出來了。於是，他一路踉踉蹌蹌走來，一路詠哦著他的詩篇：「半醒半醉問諸黎，棘刺藤梢步步迷。但尋牛屎覓歸路，家在牛欄西復西。」
看來，生活的困難，壓不倒東坡先生那「超然自得，不改其度」，「杜門默坐，喧寂一致」的精神。他在海南，日子並不孤寂。「寂寂東坡一病翁，白鬚蕭散滿霜風。小兒誤喜朱顏在，一笑哪知是酒紅。」在老百姓中間，更尋找到他的新快樂。「總角黎家三小童，口吹蔥葉送迎翁。莫作天涯萬里意，溪邊自有舞雩風。」作家惟有在這裡，得到善意的回應，而在小人型文人那裡，除了一張冷臉外，還得提防背抄著手裡，會不會有一把刀？
所以，在他心裡，留下了對海南最佳的印象，據宋人陳敏政《遁齋閒覽》載：「東坡自南海還，過潤州。州牧，故人也，出郊迓之。因問海南風土人情如何？東坡雲：‘風土極善，人情不惡。’其初離昌化時，有十數父老皆攜酒饌，直至舟次相送，執手涕泣而去。且曰：‘此回內翰相別後，不知甚時再來相見。’」
這世界所以值得蘇軾留戀，也許公道還在人心的緣故吧！
所以，他後來終於因赦，離開海南島的時候，寫出了：「我本儋耳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遠遊。平生生死夢，三者無劣優。知君不再見，欲去且少留。」這首詩中，不但看到他的樂觀主義，他的坦蕩胸襟，也看到他三年流放期間對海南島的感情。在《過海》一詩中，他更無悔他的第三次流放，這恐怕是那些小人始料未及的：「九死南荒吾不恨，茲遊奇絕冠平生。」給了海南島最高的評價。到了廣西合浦後的一首詩中，甚至說：「攜兒過嶺今七年，晚塗更著黎衣冠。」再次回到大陸的蘇東坡，索性把自己看成是海南島的黎家人了。蘇東坡的最終流放，那些「忌惡擠排」的小人，本來想置他於死地的，也想使他的文學湮沒在蠻鄉夷域，了無所聞的。但是，他們沒有料到，終生顛沛流離，走遍大半中國的蘇東坡，渡海以後，他的文學成就，益發地輝煌，從而奠定他在中國文學中的不朽地位。
宋代的朱弁在《風月堂詩話》裡寫道：「東坡文章，至黃州以後，人莫能及。惟黃魯直詩，時可以抗衡。晚年過海，則雖魯直亦瞠若乎其後矣！或謂東坡過海雖為不幸，乃魯直之大不幸也。」同是宋代的文學評論家胡仔在《苕溪漁隱叢話》一書中說：「呂丞相《跋杜子美年譜》雲：‘考其筆力，少而銳，壯而肆，老而嚴，非妙於文章，不足以至此。’餘觀東坡自南遷以後詩，全類子美夔州以後詩，正所謂‘老而嚴’者也。子由雲：‘東坡謫居儋耳，獨喜為詩，精煉華妙，不見老人衰憊之氣。’魯直亦云：‘東坡嶺外文字，讀之使人耳目聰明，如清風自外來也。’觀二公之言如此，則餘非過論矣！」
苦難磨鍊作家，也造就作家，這在中國或者世界的文學史上，絕不是偶然現象。過海以後的蘇東坡，他的筆墨，更是達到出神入化的地步，應該說那最終流放地的海南島，人傑地靈，催發他的文學神思吧！而那些企圖扼殺文學的跳樑小醜，雖然不可一世地侮弄大師，曾幾何時，還不是被縛在恥辱柱上，受到永遠的奚落。海的偉大，就在於浩瀚，即使有幾條墨斗魚，噴出一點骯髒的汁水，會影響水天一色的蔚藍嗎？所以，一部文學史，無論小人怎麼跳踉，文學都是不會死亡的。大師永遠活在讀者心中，而墨斗魚呢？對不起，誰也記不起來了。
也許，這就叫做歷史的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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