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此推論，當時長安城內居住的胡人，要比現在北京城裡的老外多許多。因此，胡人在唐代詩人的筆墨中，便經常出現。如李白詩「落花踏盡遊何處？笑入胡姬酒肆中」（《少年行》），如岑參詩「君不聞胡笳聲最悲，紫髯綠眼胡人吹」（《送顏真卿使赴河隴》），如李賀詩「捲髮胡兒眼睛綠，高樓夜靜吹橫竹」（《龍夜吟》），如元稹詩「女為胡婦學胡妝，伎進胡音務胡樂」（《法曲》》……這證明當時的長安城裡，胡人之無處不在。
據陳寅恪《讀鶯鶯傳》考證，胡人的行蹤，更漸漸由西而東，直至中原。他認為那位漂亮的崔相國之女，其實是詩人元稹有意模糊的一個文學形象。實際上，她是來自中亞粟特（今烏茲別克撒馬兒罕北古布丹）的「曹」國女子，移民到長安洛陽之間的永濟蒲州。他們以中亞的葡萄品種，釀成「河東之乾和葡萄」，那是當時的一個名牌。既美且豔的鶯鶯，其實是一個當壚沽酒的「酒家胡」，用今天的話說，一位三陪小姐而已。
從元稹筆下「最愛軟欺杏園客，也曾辜負酒家胡」來判斷，張君瑞不過是詩人自己的化身罷了。如果曹九九（陳寅恪設想出的這位小姐芳名）不是胡女，真是相府千金，也就不至於被「始亂終棄」了。
總而言之，唐朝的天空下，是張開臂膀，擁抱整個世界的盛世光景。
對於李唐的西向政策，對於邊外胡人的大量吸納，唐初有過一次討論。唐吳兢所著的《貞觀政要》一書，在《安邊第三十六》中，記載了各個論點的交鋒。中書令溫彥博主張：「天子之於萬物也，天覆地載，有歸我者則必養之。」秘書監魏徵認為：「且今降者幾至十萬，數年之後，滋息過倍，居我肘腋，甫邇王畿，心腹之疾，將為後患。」涼州都督李大亮更上疏：「近日突厥傾國入朝，既不能俘之江淮以變其俗，乃置於內地，去京不遠，雖則寬仁之義，亦非久安之計也。每見一人初降，賜物五匹、袍一領。酋長悉授大官，祿厚位尊，理多糜費。以中國之租賦，供積惡之兇虜，其眾益多，非中國之利也。」
討論的結果，只有四個字：「太宗不納。」
於是，用溫彥博議：「自幽州至靈州，置順、祐、化、長四州都督府以處之，其人居長安者近且萬家。」
如果依統治者維護其政權的需求，一個由僧侶統治的國家，被統治者的最佳狀態，是廟宇裡的泥塑木雕；一個由法老統治的國家，那就應該是陵墓裡的木乃伊；一個由太監統治的國家，其公民應該全部都是性無能者，至少也是陽萎患者；一個由警察統治的國家，其被統治者最好都是「從現在起，你說的每一句話，我都要呈堂作供」的嫌疑犯。這樣，「普天之下」、「率土之濱」，就只有他一個人的聲音。
然而，厚德載物的李世民，卻是一個懂得「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若損百姓以奉其身，猶割股以啖腹，腹飽而身斃」的明主，他相信，「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貞觀政要·政體第二》）。因此，他以大海不擇細流的精神，漢人也好，胡人也好，中土也好，西域也好，都是大唐的臣民，不分畛域，不計人種，不在乎化內化外，不區分遠近親疏，都在他的胸懷之中。因此，他不害怕別人的聲音，更不忌憚與他不同的聲音，他在中國封建社會中，如果不是惟一，也是少有的能聽得進反對聲音的君主之一。
於是，我開始理解湯因比為什麼要選擇唐代為他的再生之地，魯迅為什麼要尋找唐朝天空作為他長篇小說的背景了。這兩位大師看重的，在中國，甚至世界歷史上，也就是李唐王朝，曾經達到如此器度宏大而不謹小慎微，包容萬物而不狹隘排斥，胸懷開放而不閉塞拒絕，膽豪氣壯而不畏縮怯懦的精神高度，這是其他歷朝歷代所不及的。
太宗自即位之始，霜旱為災，米穀踴貴，突厥侵擾，州縣騷然。帝志在憂人，銳精為政，崇尚節儉，大布恩德。是時，自京師及河東、河南、隴右，飢謹尤甚，一匹絹才得一斗米。百姓雖東西逐食，未嘗嗟怨，莫不自安。至貞觀三年，關中豐熟，鹹自歸鄉，竟無一人逃散。其得人心如此。（《貞觀政要·政體第二》）
到了貞觀四年（630），「天下大稔……米鬥不過三四錢，終歲斷死刑才二十九人，東至於海，南極五嶺，皆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於道路焉」（《資治通鑑·唐紀九》）。那一年，李靖破突厥，唐王朝「東極於海，西至焉耆，南盡林邑，北抵大漠，皆為州縣，凡東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萬九百一十八里」。所謂「唐朝的天空」，從廣義上講，以長安為中心，向東江湖河海，向西絲綢之路，既無邊界，也無極限，因為這是一個高度開放，略無羈束的精神天空。你能想象得多麼遙遠，它就是那樣的毫無止境；你能想象得多麼遼闊，它就是那樣的無邊無沿。
就在這一年，李靖凱旋迴朝。據《新唐書》：「夷狄為中國患，尚矣。……唐興，蠻夷更盛衰，嘗與中國亢衡者有四：突厥、吐蕃、回鶻、雲南是也。」曾經不可一世，曾經逼得李淵俯首稱臣的頡利可汗，由於李靖出奇兵，終於將其擒獲。現在，這個最能帶頭作亂，最狡猾，也最卑鄙，最反覆無常，也最能裝孫子的，為唐之患久矣的頡利可汗，束手就擒，俯首降服，李世民等於祛除了一塊心病。於是，在長安城的南門城樓上，搞了一次盛大的順天門受降儀式。這位突厥族首領終於不得不承認李世民為天可汗。
時為太上皇的李淵，很大程度上也是拍自己兒子的馬屁，連忙出面，在興慶宮張羅了一個小型派對，趕這個熱鬧。「上皇聞擒頡利，嘆曰：‘漢高祖困白登，不能報；今我子能滅突厥，吾託付得人，復何憂哉！’上皇召上與貴臣十餘人及諸王、妃、主置酒凌煙閣。」那時不興開香檳慶祝，也不搞焰火晚會助興，但李靖繳獲的戰利品中，肯定少不了產自中亞的葡萄酒。那時胡俗甚盛，街坊多酒肆，遍地皆醉人，宮廷也不例外，大家喝得醉意盎然的時候，晚會上出現了一個史官不經意寫出來的細節，但僅這一點點精彩，卻表現出來只有在唐朝的天空下才會有的精神狀態：
酒酣，上皇自彈琵琶，上起舞，公卿迭起為壽，逮夜而罷。
（《資治通鑑·唐紀九》）
宮廷舞會，在西方世界，是習以為常的。在東方，尤其在中國曆代封建王朝裡，九五之尊的天子，莊嚴肅穆還來不及，哪有一國之主「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道理？因此，凌煙閣裡的這場舞會，正是錢穆在《國史大綱》中所說「其君臣上下，共同望治，齊一努力之精神，實為中國史籍古今所鮮見」的最好寫照。你也不能不服氣在唐朝的天空下，這種在別的朝代少有的百無禁忌的強烈自信。
2002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匈牙利猶太裔小說家凱爾泰斯的《大屠殺作為一種文化》中，曾經引用喬治·桑塔亞納（geogesantayana）的名言：「一個有活力的社會必須保有它的智慧，以及對其自身及自身條件的自我意識，並且能夠不斷地予以更新。」老實說，很難想象，我們中國的皇帝，從宋以後，直至清末，這一千年間，由趙匡胤數到愛新覺羅·溥儀為止，可曾有過一位，在大庭廣眾，即興起舞？而且，還要跳一種高難動作的少數民族舞。因為李淵手裡的琵琶，是胡人的樂器，那麼李世民跳的舞蹈，也可能就是當時流行的「胡旋舞」。這一通狂舞，絕對是那個時期大唐帝國活力的最高體現。
按《新唐書·禮樂志》，這種「舞者立毬上，旋轉如風」的「胡旋舞」，節奏極火爆，情緒極熱烈，動作極狂野，音樂極粗獷，是從西域流傳到中土的舞蹈。白居易有一首詩《胡旋女》描寫了一位女舞者的表演：「弦鼓一聲雙袖舉，迴雪飄轉蓬舞。左旋右轉不知疲，千匝萬周無已時。」可以想象李世民伸展雙臂，在舞場上或旋或轉，老爺子反彈琵琶，亦步亦趨，該給這個唐朝的天空，增加一抹多麼鮮麗的亮色啊！
於是，我對於這位自稱「年十八便為經綸王業，北剪劉武周，西平薛舉，東擒竇建德、王世充。二十四而天下定，二十九而居大位。四夷降伏，海內乂安」的李世民，欽服不已。就憑他以萬乘之尊翩然起舞這一點，其豁達豪爽之中，浪漫風流之外，所表現出來的萬物皆備於我的大手筆，大作為，大自信，大開放，應該是英國的湯因比、中國的魯迅這樣的大智慧者，才對盛唐的輝煌，格外刮目相看的。
湯因比（arnoldynbee，1889～1975）生前曾經預言：「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
若如此，我相信，那時中國的天空，將更燦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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