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作家說：「這是中國幽默。」
七
第四天送走了王渝，張信生女士開車帶我們去看紅葉。
美國的紅葉，不像北京西山，一點一點，也不像日本奈良，一片一片。而由北往南，幾百里方圓海潮一樣鋪地而來，匆匆而去。
我們跑出去很遠，我懷疑已出了紐約州的範圍，登上了一座小山。山頂還蓋上一層新雪，天朗氣清，望下去從淺紅、金黃、杏紅到紫紅，一片錦繡的海洋，令人心曠神怡，但山風陣陣，頗有寒意，拍了幾張照就下山了。在附近一個「麥當勞」吃快餐當午飯。
飯後閒談時，信生女士要為我看一下手相，信生女士也是凌雲大師的信徒，雖不及卓女士有半仙之譽，但人們稱她是：「四分之一仙。」我本不大想看，我想，如果看得不準，白搭時間；若看得準更糟，比如好運到來之前天天盼著多急人。反過來，若看出我幾年後會交厄運，我先知道了又會天天犯愁，豈不把眼前的歡樂也錯過了？但信生女士誠摯可信，我不由得把手伸了出去。
不看則已，看後她說出一番話來，不由我不認真了。
她先說我過去，說得很準，準得可怕；又說我未來，我謹記在心，不敢大意。至於什麼內容，事關天機，又有個人隱私，我是絕不對外人講了，只是這一夜又睡得不大安穩，次日起來，由梨華、信生、又方3位押解去馬薩諸塞時，一路上頭腦都不大清楚。
八
到麻省去又是浩浩蕩蕩一大隊人，除去王渝已回紐約外，梨華、若曦、曹又方和張信生全一起前去，說是陪我，其實她們也藉機會玩玩，雖說都在美國，紐約距馬薩諸塞也不遠，平時各忙各的工作，來往機會也並不很多。
從奧伯尼到麻省，一條大路直往正北，這時楓葉正從北往南紅過來，一路上我們就走走玩玩，足走了三個多小時，路邊景色越走越紅，麻省大學就像紅葉海洋中的一片小島，這地方和奧伯尼一樣，仍分不出城在哪裡，大學在哪裡，梨華開車在前邊帶領大家轉了許久，像是在城裡轉也像是在大學校園內轉，忽而在古典、現代、超現代各派建築樓群中穿行，忽而在火紅、金黃、翠綠、彩色斑斕的樹海中漂流，最後承認無法找到鄭清茂家了，便把車開到一間賣義大利皮札店前，派又方進去打電話詢問，又方回來高興地說：「鄭清茂家就在我們旁邊五十米外，他在自家視窗看我們半天了，想看看我們到底還想往哪裡轉。」梨華就說：「我說我不會把路領錯，你們不信，怎麼樣？我們到他家門口了吧？」又方按問來的路線指揮著把車子掉個頭，拐個彎，就看見鄭清茂拉著兩條狗迎面走了過來，我們要停車，他連連搖手說：「你們先到家去，秋鴻在等你們呢，我得先陪狗去散步回來再陪你們。」
在美國，遛狗是件大事，狗在家庭中的地位，大概相當於中國的獨生子女，甚至還有過之。美國有狗旅館，狗醫院，狗託兒所，狗學校，狗賓館，狗殯儀館，有專為狗做時裝的時裝店，有專為狗作美容手術的美容院，律師們不時還要出庭為狗作辯護，有時狗官司從地方法院一直打到最高法院去，曾經有位參議員在最高法院為他的狗打官司時向大陪審團發表了一篇演講，題名為「狗的禮讚」，演講後得到一片掌聲，於是當地人就為他的狗樹了座紀念碑，把這演講詞刻在碑上，至今這碑已成了密蘇里州的一景。由此可知，在美國到了遛狗時間，把客人放下先去照應狗，誰也認為理所當然，沒有人會對此有異議，於是大家就對清茂說：「別客氣，您快陪著狗先去遛吧，我們會找到。」清茂往身後一指道：「找什麼，就在這兒。」抬頭一看，原來樹後就是他家門口。
清茂的夫人秋鴻正在門口等我們，仍然是那一套程式：車子停好，先領我們看好各自的住處，然後聚到廳裡喝咖啡神聊，一般客廳和餐廳都靠著，所以女士們可以一邊聊天一邊準備晚飯。
鄭清茂的家是二層樓，一進門就是樓梯的中間，往上走一半是上層，往下走一半是下層。清茂的家從傢俱到陳設都有濃郁的日本風味，只是門口和樓梯轉角處掛了許多風鈴和鏡子，是地道中國產物，這是受凌雲大師指點用來驅兇辟邪、招財迎喜的。他們夫婦和大師是朋友，不同於師徒關係，以前大師不那麼忙時，還常到他家來做客，大師一來，前呼後擁，總要跟著雙位數的門人信徒，一時鄭家熱鬧非常，很有節日氣氛，有次大師來時，恰好半仙卓以玉女士在此。她一見大師，立即行五體投地參拜大禮，口中念道：「參見二哥，我的一切都是二哥給的……」使清茂夫妻看了十分感動，作為朋友，秋鴻曾數次陪大師出遊過，她告訴我確實親見過大師呼風喚雨的本領，有次在印度，大師與印度僧人盤法，大師手中握著硃砂和糖食，雙眼微閉，念著咒語，霎時間飛沙走石，只見幡杆上旗幟呼啦啦擺動不停，那印度僧人認出是神來臨，趕緊下拜……不過大師一向謙和，從不許人叫他師父，只准人稱他二哥，所以卓女士口稱二哥。
他們在做飯，我插不上手，看到一個盤裡有幾個蔥頭似的東西，便想幫著剝皮，秋鴻一看忙說：「你別亂動，那是我買的水仙花。」我問：「水仙花怎麼這個樣子？」答曰：「美國的水仙就長的這個模樣。」這時兩條狗先後躥上來了，隨後清茂也上了樓。他倒了兩杯酒，我們就坐在一邊閒聊。清茂是道地臺灣人，中學以前受日本教育，中文是光復臺灣以後才學的，不久就寫起小說來，而且滿有成績，大學畢業後到美國留學。學的是歷史。此後就在美國教書，從此也就放下了寫小說的生涯，中、日、英文都一樣的運用自如，他教的是中國文學和中國歷史，平日生活，社交用英語，而使用的許多資料又都是日文的。有次我和他在一個餐館吃飯，餐館小姐為了表示歡迎，唱起日本小調來。每唱一個他都跟著哼，許多幾十年前的歌曲，連現代的日本青年都不會唱了，他還會唱。他學問廣博，在美國學術界有蠻高的聲望。但還沒熬到終身教授的檔次，這教席仍不算十分穩當。前兩年，麻省大學換了位領導，是位少數民族，就碰到場危機。因為這位領導要在學校擴大他那民族的學科，便宣稱中國文學歷史等課程沒有存在的必要。想由此擠出經費來實現他熱愛自己民族的計劃，過去我們對美國的少數民族和有色人種受的苦難，介紹不少，記得黑人教士馬丁路德·金被刺身亡時，我們的領袖還發表了極為動人的宣告。每當我們談到全世界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是我們最可靠的朋友時，當然把美國少數民族朋友列在其中。從美國國內角度來看，華裔美國人和其他少數民族，有著共同利益，按理說中華文化也是會得到支援的。不料世界上的事常常和我們想得不完全合拍。偏偏是這位有色人種的領導人，向華人文化使出了殺手鐧。只是這件事牽扯的面太大了，引起了美國所有中文學者的憤慨，大家聯名寫呼籲書給國會才把中國文化在美國大學中的地位保留下來。鄭清茂也才保住飯碗。
清茂是極有風度也極有修養的人，談什麼都不慍不躁。談到這件事時也仍然感慨多於憤怒。他說民族偏見不只是大民族有，少數民族也有。那位先生是想多擠出點經費開展他那個民族的文化研究，這也是可以理解的。中國學者在這裡受到不公正待遇是常事，許多學校中國老師教的學生出來當了系主任，當了研究室負責人，而老師仍然在學生領導下當他的教員。這是屢見不鮮的。他已投身教育多年，無法再改變，只能認命。他不明白有些在國內極為有成就、有名氣的作家、詩人，何以要放棄在國內的優越地位，上這裡來改行謀生。想來總是有難言之苦吧。
在家政管理上，秋鴻看來比於梨華要強得多。這晚上她做的一頓中國飯，是我從出國後吃得最好的。有醬菜、什錦火鍋，還有海鮮，而且喝了地道的功夫茶。我國臺灣近來受日本茶道影響，也在喝茶上下功夫了，成套的茶具中，除了壺、碗，還有一套聞杯。茶先倒進聞杯中，端起來嗅其芬芳之氣，觀其柔美之色，並欣賞茶具之精，然後再倒進飲用的杯中，輕輕啜飲，很有興味。我們國內出口的茶具，似乎至今還沒有注意到這一點。
喝茶時當然伴隨著聊天，這天聊的主要內容是不久前秋鴻隨凌雲大法師去中國朝聖的情況。大師不久前曾去過西藏，隨後又去了北京和西安。大師到天安門上去看了一下，說比起來西安比北京的運氣更好些，北京有些不良現象，其中之一是北京青年人頭髮留得太長，把運氣壓住了，應該勸北京青年不要再留長髮。改革開放的成效會有更明顯的成績。
九
清茂家待客的規矩是，早餐客人自便。他把冰箱的位置，灶具的開關方法，各種食物放置的地方全向你交代清楚，早上起來你愛吃什麼自己動手。因為他們夫妻是要遲起的。我起床後照例先出去鍛鍊，平時是打太極拳或練氣功，到一個生地方就藉此機會漫步閒遊，這天我就觀看周圍環境。清茂的家是坐落在一個小山谷裡，這山谷裡共有兩戶人家，另一戶是位很有名的詩人，哪一派的已忘記了，我出門時他正掄著把掃帚打掃落葉。山上樹很茂密，金黃和褐色的葉子落滿山道。工作量很大，但看得出他乾得很有興致。見我出來，很友好地笑了一笑，衝我說了一大串話，大概是說我的朋友清茂起得太晚，看不見這落葉繽紛景色有點可惜。我回答說：「古得毛寧。」因為我不會說別的。
走出山口，就上了一段小公路，沿著這小路走不遠就到了昨天打電話的皮札店。繼續走下去，就來到一個小教堂的門前。旁邊一條街上有些商店。賣早點的店已經開門了，但吃的人不多。從商店的櫥窗看，這些店雖小，但貨物很齊全。吃穿用學，幾乎什麼都能買到，但仍不知這是在大學範圍內，還是大學在它的近旁。
轉了一陣，回到鄭家，主人客人還沒一個起來的。我就動手弄自己的早飯。弄的是地地道道的美式早餐。果汁、黃油、起司、火腿、水果、麵包。就是一個原則，不動煙火。倒不是客氣，實在是他那套電氣灶具太複雜，昨天秋鴻講解半天，我當時以為會了，現在一看，根本沒門。好在吃到一半時秋鴻起來了，為我煮了咖啡，不然這頓冷餐夠肚子受的。
終於全體都起來了，熱熱鬧鬧地吃完已不算早的早飯，送梨華等上路。梨華他們的車在前，清茂開車和我在後邊相隨，開到州際公路邊上停下來，互相握手告別。看他們走遠，清茂就開車拉著我去遊覽市容。我們先從郊區看起。車到河邊，登上了一個瞭望臺似的小塔，整個城市全展現在眼底了。原來清茂的家是在個小山谷裡，而城市和大學是在一個大山谷裡，河水就從城中流過。河很寬大，有輪船在航行，叫什麼名字卻沒記住，但可以肯定不叫亞馬遜也不叫密西西比。我在美國一共就玩過三條河，密西西比在新奧爾良，上那兒去之前我重讀了馬克·吐溫的小說，不會弄錯。至於亞馬遜河，才把護照從那裡找來，至今驚魂未定，也不會忘懷。這條河去前既未做準備，事後又沒丟東西，記不住是難免的了。河兩邊有不少菜田和一個很大的木材場。清茂告訴我，這裡是英國人最早的殖民區，以前有很多農場，後來工業發達，農場反而衰退了，所以地價有一度很便宜。許多華人移民，看到這裡地價賤而菜貴，就在這裡買地經營農場種植蔬菜，有一個留學生畢業後沒找到職業，便貸款開辦菜園，發了好大的財。說到這裡笑了笑說：「這個農場裡還住著你的一個熟人呢。」
「誰？」
「林希翎！」他說林從法國來到這裡後，和「中國之春」王秉章那批人鬧翻了，她不會英語，又沒有職業，生活頗狼狽。這裡一位華人農場主出於同情，就接她到這裡住了下來，並且出資幫她辦了份刊物。不過這位財主只資助一期，估計第二期就要停刊，創刊號就是終刊號。聽說林也要離開此地了。塔上風很大，看了一會兒我們就下來去開車漫遊。他還拉我在林小姐借住的農場外繞了個圈兒，林剛來時他在一個華人集會場合見過她，後來便沒什麼來往了。清茂是個做學問的人，不太願意參加政治意味太濃的活動。
他拉我到一箇中國餐館去吃飯，這個餐館就是原來生意不好，被凌雲大師指開財路，起死回生的那個。我看了凌雲大師指點另開的門和掛祥物，確是妙不可測。
晚上7時，我在大學禮堂作演講，到的人比奧伯尼是少多了，也難怪這裡演講費比那裡少得多，好處是在座的全是中國人或中國血統的美國人，只有兩個白種人，還會說漢語，這樣我就可以不用翻澤，我覺得講得倒比奧伯尼還要自如灑脫些。演講完後，一位年輕女生跑上來問我道：「鄧老師，您還認得我嗎？」我一看：這不是我們的小陸嗎！
小陸是我們中國作家協會外聯部的翻譯，和我一起工作好幾年，非常單純可愛的一個孩子。前年離開中國到美國來留學，但我沒想到是在這個學校。他鄉遇故知，叫人高興。清茂告訴我小陸還在他們系裡打工，當助教。今晚為我開的家庭酒會，請的客人也有她。
這晚上的酒會請的人不多，但都是炎黃子孫，吃中國飯，說中國話，談和中國有關的事。所以非常親切。除去小陸還有位女士是我朋友的妹妹。這位女士已經延期一年，快要回國了。說起初來時的打工生活，她一肚子氣。她說一些美國老闆對中國臨時打工的人之殘酷就像奴隸主，令人不堪忍受。正說著有位久居美國的華裔來插話了，他表示對她的看法不以為然：「什麼叫剝削？不是你自願去幹的嗎？他不是給了你掙錢的機會嗎？他要不給你這機會你也許要捱餓不是？再說他還要承擔經營的風險呢。」於是就展開了一場激烈的辯論。幾位從國內來留學的孩子反駁他時措辭之鋒利，階級觀點之鮮明，是我近年在國內很少聽到的。我估計他們幾個人在國內也沒有為此這麼激動過。我倒真希望有幾個國內青年聽到這場爭論。幾個人舉出的實際事例，如今在國內已經見不到了，改革開放以來，雖有了小型個體企業，但在社會主義法律保護下，是絕不允許採取那樣苛刻的僱傭手段的。其實在美國這樣的超經濟剝削也不被法律允許，就因為不少中國人舍此便沒其他活路，或是其打工行為本身就不合美國之法。老闆們當然就肆無忌憚地露出其階級本色來了。
這場爭論對我還有個好處，使我無意中瞭解了一個本家叔叔在美國生活的真實狀況。
十
請允許我把話扯遠一點。我的祖籍是山東。據家譜所載，是燕王掃北時從山西洪洞縣大槐樹下移民而來的。有一說是同時遷來弟兄兩人。但弟兄倆在路上幹了一架，從此兄弟分家。到了山東地界後，一個在城東落了戶，一個去城北紮了根。這樣同一縣裡就有了兩個鄧莊。我是城東鄧莊人，我們莊人都是一個祖宗的後代，這是毫無疑問的，但和城北鄧莊則素無來往，是否有同族關係，本族人意見都不一致，倒是不認這門親的多。不過近年臺灣鄧麗君小姐歌聲傳入大陸後情況有所改變。因為有情報說，鄧小姐也是山東我縣人氏；我們村是肯定沒有這一戶人家的，鄧小姐若真是出身本縣，就定是城北那個鄧莊。有人覺得這光榮不能歸他村獨享，這個同宗還是認了好。
我村風水雖沒造化出歌星，據說卻出了位有錢的美國公民，按輩分我要叫他叔叔。
這位叔叔（我絕不是因為人家成了美國人就冒認洋親，有家譜為證）雖說出了五服，但他家和我家走得較近，小時候和他常在一塊玩。他父母去世得早，由哥哥當家。他哥哥想由他這兒改變一下門風。就竭盡全力供他念書，在一段時間內，他和我稱得上我村僅有的兩大知識分子。因為我只唸完了四年初級小學，他還升了初中。他一升中學，就進城住校，我參加了八路軍從此就很少見面了。1943年冬天，我們的隊伍駐在我村附近，我乘機回家探親，碰上他放假回來娶媳婦，我去祝賀了一番。那一年他大概是十五六歲。此後部隊南下，我和家人失去聯絡，當然也就再也沒見過他，全國解放後我回家探親，見到他的哥哥，問到他的情況。他哥哥嘆了口氣，悄悄告訴我說：「日本投降後，縣城為中央軍所佔，城鄉交通就全斷了，全國解放前整個中學往南方撤退，他隨著去了臺灣。他媳婦就在結婚時和他過了5天日子，從那以後再沒見過他。我女人已去世了，幾個孩子就靠這個小嬸給帶看，她要再走了，這個家可怎麼維持呢？」我認為這問題很可笑，便說：「解放臺灣還不是一句話的事，這還能等多久嗎？」
從此我再沒回過家鄉，也就再沒打聽過這一家人的事。
「文化大革命」之後，家鄉有人來北京辦事，順便來看我，說起家鄉新聞。他們講跑到臺灣去的叔叔來信了，原來他早已離開臺灣去美國了。現在很有錢，當了大資本家了。他想回來探親，來信問他家裡還有什麼人？叫他家裡人給他去封信。他侄子問這信咋寫法，公社幹部研究好久，到現在還沒回信呢！我問為什麼沒回信，現在開放改革，歡迎海外僑胞回來觀光探親。他們說不這麼簡單，他問家裡有什麼人？主要是問他女人還在不在。他女人以前倒是在的，20多年一直沒改嫁也沒離婚，把幾個侄子全拉扯大了。到「文化大革命」時可過不下去了，從城市裡來了一夥串聯的紅衛兵，說這村裡隱藏著一個臺灣國民黨反革命家屬，走資派一直包庇著她，要再不揪出來鬥倒鬥臭，那就連包庇她的人一塊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本家的人給她送了信，那女人連夜跑了，後來從外地來了封信宣佈和鄧家斷絕一切關係。現在這信怎麼寫法呢，照實寫影響不好，對外邊人說這些，搞不好還要犯錯誤，不照直寫，萬一他真回來了，發現說得都不是實話就更不好。所以到現在還拖著。但是總拖著也不行，現在開放搞活，農村發展生產，也想引進外資，聽說他很有錢，把財神爺放跑了也不合政策不是？
閒話說完，他們就走了，過了一年又有人來時，告訴我他侄子回了信，照直把真情告訴了叔叔，從此這人就再也沒回過信。估計他收到信知道女人已離家，便不回來，大家很為放走這麼個財神爺而遺憾。
1987年冬天，忽然我們村村支部書記和那位叔叔的親侄兒一起半夜到我家來了，說是叔叔從美國回來了，今天到北京，他們來接他不知住在哪個飯店。問我可和他有過聯絡。我說我從沒和他有過聯絡，根本不知道他回來的事。他們就要到一些飯店去詢問，我說北京這麼多飯店，如果沒一點線索，怎能問到呢。我勸他們先住一夜，第二天一早買火車票去。他們聽了我的話，不久就從山東寫了信來，說是他們到家叔叔已經自己來到了，希望我回家鄉去和他相會，還說這次回來帶來不少錢。要在家鄉做些投資，現在決定先為每個侄子修個養魚池，以後還想買套房子，希望我去給他作作參謀。我工作走不開，只好謝絕了。
過了一個月，他回美國，路經北京時來電話約我見面。多年不見，為了給他選擇禮品，我們夫妻還真費了點心思，後來選定一件景泰藍花瓶，心想他既是有錢的人，居住條件總會也不錯，送陳設品還算合用。
按他說的地址，我在招待所見到了他，一見面立刻都互相認了出來。他顯得很疲憊，但還是很興奮。穿得很樸素，行李也很簡單。我問他為什麼從第一次來信後過了這麼久才回來，是不是因為那個嬸嬸走的事？他苦笑一下說：「那沒什麼，這次找著她了，我們談了好久，她已經又結婚了，這樣更好，我在臺灣也已經又結過婚，兩個孩子也都大了，不然也很難安排。」
問他何時到的美國？他說，他到臺灣先服了幾年兵役，退伍以後，就到一個建築單位去當炊事員。那個公司承包了沙烏地阿拉伯的工程，他隨著去了沙烏地阿拉伯。那裡工程完了，他想回臺灣也還是沒辦法，就設法去了美國。在那仍然當他的廚師，收入還不錯，這次回來就為侄子們投資修建了兩個魚塘。還給他們留了點錢，多年沒回來，也請全村族裡人吃喝了幾頓，大家都很高興。第二天他就要走，我們一起吃過飯就告別了。走前我把花瓶送他，他卻說什麼也不要。我見他態度堅決，只好作罷。我問他在美國的住址，以後若去美國，好去看他和沒見面的嬸子。他說他正要搬家，等住定了再寫信告訴我。但給我留下一個電話號碼，說如果我去美國，打這個電話就可以找到他。
這次到美國不久，我就打電話找他，接電話的是個中國婦人，我還以為是沒見過的嬸嬸呢。說過幾句話才知道，對方是個中國餐館的女老闆，她說這個人早已不在我這裡做工了，不過有時還到我這兒來借宿。你留下電話號碼好了，他來了我叫他回你電話。我問他家中電話號碼，對方說他在美國沒有安家。
我只好把電話掛上了。心中頗為疑惑。是不是女老闆聽錯名字，他在美國這麼久，而且據說發了財，怎會沒有個家呢？
到麻省後，我又請鄭清茂幫我打了一個電話。清茂一看電話號碼說，看來這地方距此不遠，是一個電話局。電話仍是女老闆接的，她說那位叔叔還沒來過，我又把清茂和愁予的號碼告訴了她，請她轉告那位叔叔。13日下午4時我在愁予的系裡講演，中午才動身。早晨小陸就開車來接我到附近另一個大學區去玩玩。她剛用很便宜的價錢從同學手中買來部二手車，車還很新，不過她的駕駛技術還不大行，為此特請了一位中國同事來幫忙。她們先拉我到一個著名女校去參觀，這裡比起麻省大學，似乎要更清靜正規些，建築也更帶古典味。街上幾家商店，大多更帶文化氣息，因為在一家古董店我流連了過多時間，出來時已到了中飯時間。小陸一定要請我吃飯，她那同事又堅持請我吃中餐。這裡沒有中國餐館，所以又拉我到數十里外另一個較大的鎮上去。找到了一家頗不錯的中國料理。菜做得很好，可是我心中有事，一是惦著這位叔叔的電話，一是看到這個鎮與清茂家方向剛好相反。怕耽擱時間太多，誤了下午講課，結果飯菜滋味都沒吃出來，真辜負了小陸和朋友一片好心，匆匆吃完，趕回清茂家時，果然他們已經坐在車內等我。清茂說：「4點鐘講課，我們絕不能遲到，現在真要爭分奪秒，動作快些。」我從這個車門出來就鑽進另一個車門，還沒來得及和小陸告別，車就箭一般開了出去。
車子上了公路，平穩前進了，清茂才不慌不忙地說：「你那位本家叔叔來電話了，說晚上再往愁予處打電話。」我問他：「弄清楚他住在什麼地方了嗎？」清茂慢吞吞地說：「就是剛才你們吃飯的那個鎮上。過一會兒我們還要從這個鎮處經過，不過來不及去找他了。」我問他：「那鎮上有幾家中國料理？」他說：「大概只那一家。」我半天沒說出話來，我想他就在我剛才吃飯的那個店裡，怎麼會就沒見到呢？
這晚在愁予家，他果然來了電話。我很為與他失之交臂而遺憾，因為不能再見面了，所以電話談了很長。我問他為什麼來美國這麼久沒把家搬來？他才告訴我：「去年以前，我在美國一直是非法居留。不僅沒能把家搬來，10多年來也沒到臺灣探過親，只在幾年前我太太以旅遊名義到美國看過我一次。在美國我沒有自己租房子，從來是給哪家幹活就住在哪家店裡，或是幾個同樣的流浪漢合租一間屋大傢伙住。我不接受你送的花瓶，原因就是我根本沒有擺花瓶的地方。」說到這裡他停一會兒，勉強笑了一聲又接著說：「我想你回去之後，是沒必要把這些與家鄉人道及的，離家這麼久，家鄉人都傳說我發財了，對我有好多期望，我不願讓家裡人失望。」我問他：「這樣你能負擔得了嗎？是不是太苦了你？」他說：「那倒不至於，在美國掙錢還是容易，10多年我確實積蓄下了十幾萬美元，這點錢在美國不算什麼，拿回去就很頂用。」我問：「你不還要養活臺灣的家人嗎？」他說現在那邊不用花費太多了，兩個孩子都已工作，他太太對他在家鄉的做法也很理解。美國紀念建國二百週年，實行大赦，去年起他已有了長期居留權，所以才敢回大陸去探親，目前正辦理入籍手續。他不會英語，美國政府限期他學會英語，才準辦理。為此他正在加勁補英語，等英語考及格，入了美國籍後許多事都好辦了，工錢也會增加的。再幹幾年，再積點錢，就不打算在美國住了，大陸物價便宜。他想在家鄉買所房子，和老伴回去養老。有10萬美元就可度個舒服的晚年，這個目標不難達到。
我問他，在美國這麼多年，怎麼英語還不及格？他說：「非法居留打工的，哪有時間去學英語呀，何況成年累月都在後廚房幹活，偶爾休息兩天，只是在唐人街上轉，也用不著英語，現在臨陣磨槍，為了安心念書才租了間房子自己住，所以好久沒上那家餐館去，錯過了我們見面的機會。」
放下電話，心中很不是滋味。家鄉人都把他當成腰纏萬貫的美國財主，為此有的人對他帶有更多的羨慕和索取心願，當然，按他所有確也可以算個美金萬元戶了，以我家鄉標準，倒也該列入財主隊中去。不過人們若都能聽到昨晚那幾個青年說的話，知道點非法移民在美國受的苛刻待遇，心情該會有點兒不同吧。
十一
清茂夫婦開車把我送到耶魯大學城時，已是下午4時左右，直接把我送到了愁予的教學樓。把我交給愁予，他們先行去愁予家了。因為我們出發晚了一點，這時學生們早已到齊，坐在課室等著了。我匆匆喝了杯水，就上了講臺。講課總共也就用了個把鐘頭，我在耶魯的正式工作做完了，剩下來的完全是我的自由時間，我就輕輕鬆鬆到了愁予家。
我曾並非開玩笑地說過，愁予夫妻是典型的郎才女貌夫唱婦隨派。愁予在臺灣是鋒頭極健的名詩人。每次回臺灣，他在街上一走，不一會兒身後就跟上一群崇拜者，當然大多是青年女性，特別是女大學生們。而梅芬在臺灣是紅極一時的歌星，其崇拜者絕不比愁予少。最近我看臺灣報紙報道，臺北一個新的大劇院落成典禮，就請的是愁予夫婦打炮，愁予朗誦他的詩，梅芬表演她的歌，真是珠聯璧合，相得益彰。而他們在美國度的卻是清靜超脫的學者生涯。有些朋友談論起來，覺得愁予在美國是受了委屈了，很為他有所不平。到這裡後我見到的是愁予教書得志，梅芬治家有方，兩人生活得恩愛溫馨，其樂融融。朋友們到此很少不被他們的幸福氣氛所感染。
愁予儘管掌了大學教席，仍然是一派詩人性情。他勢情豪邁，仍保有一片天真，就我所知，凡有國內朋友到紐約來，只要時間來得及，他總要請到耶魯來玩，只要來，還必定他自己開車去接。紐約距耶魯也是好幾百裡地呢，他從未有過難色，而他到國內來時，卻是處處為朋友著想，儘量少給人添麻煩。在這點上他和另一位在美國的朋友有共同處，但他和那位卻又有著極大的不同。人家那位是除去辦公事，別的一律不幹或少幹，尤其是旅遊，幾乎毫無興趣。而愁予則是對任何事都充滿興趣。他愛旅遊，又不想麻煩別人，結果就常常做出出人意料的事來。有次他來北京，本來說好我幫他聯絡去某個地方的，我還沒聯絡好，他人忽然不見了，向酒店查問，人家說他已退了房子，打聽幾個熟識的朋友處，誰也沒見他。弄得我好擔心。過了兩天，他來電話說他自己買了張火車票到那地方去了。在那邊住了幾天小店，擠了幾天公共汽車，誰也沒麻煩，玩得挺好……我說：「老弟，別忘了你是美國護照哇！」他說：「什麼護照也沒關係，在中國我的長相，我的語言，我的感情做派才是真正的護照！血濃於水，懂嗎？」
愁予是河北唐山人，小時在北京上過學，北京話說得很有韻味。沒有臺灣「國語」腔，甚至比大陸那些以港臺國語為時髦，故意裝作大舌頭，把話說得含含糊糊的大陸歌星們也講得像話。在臺灣用這種「京片子」口音朗誦自己的詩，是招人讚羨的。可是他說「北京話也有短處，要當政治領袖，當大官，北京話可欠點威風，要用四川話說‘我們中圭啊’這多有氣派！用北京話一說‘我們中國哇’就沒勁了不是！」
第二天起他就開車拉著我四處遊逛。我們去看了一個港口小鎮，那是當初殖民時期歐洲移民最初在美國登陸的地點之一。我們參觀另一個小鎮時，看到小廣場上拉著彩旗，人頭攢動。高高的臺上有幾個樂手，穿著老式的破燕尾服，戴著高筒禮帽吹奏管樂。他叫我猜這是幹什麼的，我說八成是馬戲團，我由此還想起了美國一篇小說《馬戲團來到鎮上》所描寫過的情形。他笑而不答，只是領著我往人群中衝去。走近了一看，才發現這裡原來是個汽車展銷會。美國產、外國產的汽車擺滿了廣場，其中有豪華昂貴帶冰箱電視的，也有普及廉價型的，真是琳琅滿目。打聽了一下情況，據說這裡最走俏的是韓國車和日本車，若追求豪華，幾種歐洲車也叫座，比起來還就是美國車銷得差。我說：「看來美國也有個崇洋媚外的風氣。」愁予說：「日本車韓國車就是又便宜又好用，有什麼辦法呢。美國在這方面的競爭力越來越不行。雖然有人主張保護主義，看來一時很難奏效。」
梅芬也是凌雲大師的信徒。他家裡也掛了不少風鈴之類驅邪的吉祥物，蒙秋鴻好意還傳授了我幾種卦法，所以到這裡後我已能認出幾種方位的意義了。愁予認為世界上尚有許多事物是還未被人類理解的，不要輕易否定它。在這裡我和張潔的女兒唐棣通了話，原來我們冰心媽媽的母校衛斯理距此不遠，她正在那裡上學。但索爾茲伯裡來電話說下一天他就從西部趕回來陪我去他家鄉。我只好放棄去參觀這所女校的打算，約唐棣和我在機場見。第二天，愁予夫妻開車拉我到機場，在那裡大家會合，一直奔康涅狄格索爾茲伯裡鎮去了。
十二
1988年10月16日，索爾茲伯裡夫婦把我從康涅狄格送到了紐約。
車子開到索在紐約的公寓夏洛蒂先下了車，和她告過別，索繼續前進，開到一個汽車修理店（不能叫廠，因為它太小，相當於我們的腳踏車修理鋪，汽車體積比腳踏車大，這鋪面也就大點），索把車交給店主兼修理工，叫他去檢修擦洗，我們又叫了部計程車去僑報。
計程車沿著河邊走，就是這條河在紐約分開又合攏，造出個曼哈頓島。從而又造出那座大家都熟悉的橋，凡是以紐約為背景的電影，一開頭準要拍它。不論藝術片、功夫片、偵探片、廣告片，甚至「兒童不宜」的片中連作愛都選擇在這橋上。恰好走在這橋旁時，索和司機發生了爭執。我雖聽不懂，但看得出那司機的表情和我國計程車司機耍刁時表情相似。估計要敲我們的竹槓，索爭了兩句，就點頭不耐煩地連說「ok，ok！」然後衝我做了個鬼臉，下車後索掏出錢給了他，頭也不回就領我進了《華僑日報》的大門，小聲對我說：「nogood。」又搖搖頭。證明我的猜測正確。索雖然仍有些悻悻然，我卻暗地有點高興，改變了我對有些事的看法。有次張潔的母親病重，張扶她在路邊攔了幾輛計程車都沒停，後來她急中生智，掏出幾張美鈔舉在頭上搖晃，馬上就有計程車靠了過來，我對此事就很反感。有時從外地回來，若是半夜下飛機，總是得多付一倍錢才要得到車。我對此類事也不痛快。現在看到美國司機也是這樣，知道這一套原來是從外國引進的，我就想開了，既然有的名歌星連說中國話說法都要從港臺引進，非咬著舌頭不把四聲尖團弄說錯不算新潮，計程車司機從國外引進點新手法，有什麼可大驚小怪呢？
索把我領進僑報辦公樓。把我交給王渝，就告別了，約好和我明年春天在北京再見面。僑報設在距「孔子大廈」不遠的一條小街上，是座四層或五層的樓，樓下一層是旅行社，鬧不清是什麼旅行社，總之是一家中資或是和中國有關係的企業。它的廣告上有中文說明，專門承辦去中國大陸旅遊的業務，二樓是僑報的編輯室，已經過了下班時間，我們到時，王渝和另一位女士正在研究是否還等我，因為有我上次飛機報錯時間和航班的例證，她懷疑這次我又報錯了時間。
王渝請我先住到她家去，這樣就可以把不用的行李存放到報社四樓一間住室內。這間屋雖不大，卻很住過幾位名人，國內受單獨邀請來訪的一些作家到紐約後多半在這裡住幾天，一是便於和這裡的華人文化界朋友交往，而更重要的是這裡對國內來的朋友免收房費，目前住的是一位國內某報的記者。僑報和國內有些報刊建立了協作關係，每年請一兩位國內同行到美國實習。僑報也是我這次來美講學的贊助人之一，我雖是應幾個大學所邀，但僑報熱心提供了往返機票，才促成此行。
行李放好後，王渝就領我直奔地鐵站。到中央車站下了車，又換上一列地上的火車，再繼續前進，甩去於梨華處的同樣手續，減去一半時間，才能到王渝住的高階住宅區。這是一片圍在綠化地中間的樓房。雖比起於梨華的山間別墅還有段差距，但在紐約這地方能有這麼片淨土，也就不易了。我估計這是王渝外子老夏買的，他是聯合國職員，收入可觀，不然在中資系統的王渝絕買不起這樣的房。
晚上王渝下廚為我們做飯，吃飯時我表示感謝，老夏就趁機提出，要我去聯合國作一次演講，這個場合提出的要求是無法推託的，但我提了個條件，只談文學，不談政治。我認為聯合國是個政治機構，估計它的成員對政治興趣比文學大，而我是最怕講政治的。誰知老夏一聽欣然答應，他說我若不提出來，他還想向我建議少談政治呢。聯合國當然是個政治機構，但他們普通工作人員可並不是政治家，上班時間聽各國政治家演講，那是職業上的需要，業餘時間他們才不想再聽那些東西。我接受了邀請，何時去講等他通知。
第二天吃過早飯，仍隨王渝乘地鐵去僑報，和僑報的負責人商量我這兩天的活動日程。18日當天，僑報對我採訪，中午請我吃便飯。19日，由l陪我上街遊覽和買東西。
l和我是熟朋友，他原來是北京一家報紙的理論編輯，寫評論文章很有點名氣，前幾年他太太到美國來住孃家，得了病，便沒再回北京，他請假來美探親，也從此留了下來，他不願待在丈人家吃閒飯，況且這也不符合美國習慣，總要找個工作掙錢，但英語還聽不大懂，又不會占卜烹飪，能幹什麼呢？學中文的，只能找與中文有關的事作，便應聘到僑報，不過不是做編輯，而是做校對。宰牛刀用來殺雞，當然輕而易舉。每天上午來幾個小時，把大樣上的錯字、標點改改。一天的工作便做完了。輕閒倒也是輕閒的，幾年前我來紐約時，覺得他多少有點寂寞感，這次好多了，有人告訴我現在他也替報紙寫點社論之類文章，只是不署他的名字，他自己跟我說，除去報社的工作，他還在籌辦個公司並與人合辦個華文刊物。精神上和物質上看來都比我上次來時強。
採訪就在僑報的三樓進行。無非談點國內文學界的近況和我這次來美的活動情形，因為是熟朋友，談得很順利，沒一會兒工夫就完成任務了。距離吃飯還有一段時間。我就回到二樓編輯室翻看近日報紙。二樓這間屋，是僑報主要辦公室，一間大屋，橫豎放了足有一二十張辦公桌，從主編到校對全部人馬「漢八郎當」全擠在這裡。這樣，只要來一個客人，就是全體的客人，誰碰上誰就接待，絕不會使客人受冷落。因為僑報幾任老總對文學交流都熱心，許多次國內作家來美都是他們提供的旅費。這編輯室就成了中國作家必到的地方。作家來得多了總會有點趣聞。趣聞之一是有天幾個編輯在閒談：「大陸女作家作品雖寫得很好，但長相似乎都平常，不像臺灣女作家裡幾位出名的漂亮……」正說之間突然推門走進兩位靚女，明眸皓齒，烏髮紅顏，風度優雅，光彩照人，一時四座皆驚。兩位小姐笑嘻嘻地問道：「這裡是僑報編輯室嗎？」大家搶著答應。二位就遞過兩張名片來，接過一看，上邊寫：「中國作家協會上海分會，王小鷹、程乃珊。」眾人看了趕緊招呼，從此再不敢說大陸女作家缺少靚女。
這個編輯室確實是個結識朋友、擴大交往的好地方。這次在紐約，我在這裡坐過兩次，兩次加一起約有三小時，就遇見了兒個有趣的朋友。這天我為了等吃飯，坐在那閒看報，翻看間忽聽耳邊有個聲音很耳熟，抬頭一看，乃是大名鼎鼎的c先生也，c原來在中央某學院當教師，「文化大革命」後期，他有一張反對「四人幫」的大字報很被大家傳誦了一陣，是個有思想有作為的壯士，不知應美國哪個部門之約來進行文化交流，也不知為什麼他延期未回。反正有好幾年沒見到了，不料在此碰見，見他衣冠不整，形容狼狽，我怕認錯人，就問身邊一位小姐，這是不是他？小姐說是的，他近來也在這裡臨時打工，正說著，他回頭也看見了我，歡呼一聲走了進來，我也很高興，寒暄後便問他為何如此狼狽？他說倒霉透了，上午在街上去了趟公共場所的洗手間，跟著又進去一個黑人，黑人進了門就把廁所門反鎖上了，向他伸出手來說：「朋友，我口渴得很，有錢拿出點來給我買杯啤酒。」c可能沒完全聽懂，也可能想發揚與壞人壞事作鬥爭的傳統，也可能就是捨不得錢，總之拒絕了他的要求，這位黑哥兒們全不顧華人和他一樣在這裡都是少數民族，也不懂少數民族應當團結起來為共同的利益鬥爭的道理，三拳兩腳把他逼到屋角，一手卡住他脖子，一手在他身上亂翻，終於從內衣口袋裡翻出一二百美元來，不見錢則已，見了錢這位黑朋友反倒火更大了，搖著錢衝他發表了一通演講；教導他為人必須誠實。說完把錢全放進兜裡，騰出手來，用中國紅衛兵觸人靈魂的辦法觸了一通他的軀體，以致弄成這麼個模樣。我聽後安慰了他幾句。他說：「這個鬼地方，我不想待了，我不久就要回國去！」
他走之後，我仍看報紙，這時屋裡很靜，就聽見王渝跟一個男士在談話，聲音雖低，但談得很熱烈，那男士嘁嘁嚓嚓，表情誠摯，樣子像是對僑報有所求。王渝女士，仍是那副忠厚笑臉，連連點頭，好像是表示同情。再看那位男士的穿戴，上身一件鬆鬆垮垮的舊夾克，腳下拖著雙已看不清顏色的破皮鞋，樣子好像也剛被黑人兄弟打劫過，估計這又是個來僑報找工打的流浪者。為怕人家難堪，我趕緊低下頭再去看報。過一會兒那位同胞問了王渝一句什麼，便朝我走了過來，熱情地伸出手說：「唔，原來你是鄧先生，久仰久仰，我叫謝天樂……」說著遞過一張名片，我一看上邊寫著「全美江西同鄉會會長，什麼公司董事長……」光頭銜有好幾排。這時王渝過來為我介紹，才知道他是臺灣鼎鼎大名的作家、記者謝青。我這一驚非同小可，因為聽朋友說過，這謝青發了財，沒心思寫作品了，怎麼也和剛才那位c兄一樣，一副狼狽相呢？出於寫作人的職業習慣，我便拐著彎問他：「你們剛才好像在談點重要的事，是不是叫我給打斷了？」他說：「沒什麼，一點小事，我有個旅館不想要了，現在每年淨收益有幾萬美元，我賣給別人也是賣，這個便宜不如叫自己人得去，所以我勸他們買下來。」我說：「這麼好的產業為什麼你自己不要了？」他說：「掙錢掙膩了，我經營煩了，我的錢已經夠用到死了，還要那麼多錢幹什麼，留出些閒時間來寫東西好不好！我以前寫作很有熱情，可是靠寫作混不飽肚子呀，這才改行去做生意。誰知狗運亨通，作了幾年地產發了財了。做生意是為賺錢，有了錢還做生意幹什麼？留點時間給自己用用不好嗎？」我們談熟了，我就問他：「在美國你也算個富翁了，怎麼還這身打扮？」他說：「入鄉隨俗嗎，參加上層社會社交活動，我比誰穿得都講究。咱們絕不能在白種人面前丟身份，可這是上唐人街來呀，這樣老鄉們才把我當自己人是不是？而且這樣我走在華人區、黑人區都安全無恙，在美國這麼多年我沒像c先生那樣遭過搶劫。他看我這樣不像有錢的！」他問我住在哪裡，我說：「我現住在王渝家，但我覺得太麻煩她，準備一兩天就搬出來，到一個年輕朋友家去住幾天。」他馬上說：「到我旅館去。到那裡我管你吃住交通，別的自己解決。我沒工夫陪你，但你愛住多久就住多久。」我雖很感動，但還是謝絕了，因為憑我那一句半英語，我還不太想完全自由活動。
十三
不料當天晚上，我還是從王渝家搬出來了。
不是我做了什麼討厭事叫王渝給轟出來的，也不是他們那裡不方便或不熱情，只因王渝是名人，住在她家目標很大，別人太容易找到我。我只想在紐約休息幾天，隨便玩玩，不願再忙於應酬，這想法也是由於一個朋友的來訪引起的。
18日僑報對我採訪完。離吃飯還有一段時間，受謝青啟發，我想一個人到附近的孔子大廈周圍去轉轉。這一帶是唐人的勢力範圍，商店招牌上全是方塊中文，店員多半為炎黃子孫，雖然有些只會說廣東話，總比同純的外國佬打交道方便，有人在美國待了一輩子，一句英語沒學會，作買作賣，娶妻生子，什麼也沒耽誤，就是因為有這唐人街存在。當然，任何好事也有它的負面，前些年中國在這裡辦了個展覽會，有幾位唐人街的老華僑看了後就非常掃興，因為會上只預備了英語和漢語普通話解說員，沒有廣東話解說員。這幾位兩樣話都聽不懂。至於文字說明，那更沒用，能看懂文字說明也就聽得懂英語或普通話了。近幾年隨著從臺灣來的移民增多，唐人街上普通話開始普及起來了，雖然滿口都是「好好玩」、「好好看」之類，總比聽廣東話又方便點。我正動身去唐人街，一位編輯小姐急衝衝跑來告訴我說：「鄧先生，×女士來找你已經上樓了。」
這樣我就勉為其難地接待了這位朋友，並馬上也就下定決心，儘快從王渝家搬出來，對外宣佈我已離開紐約到西部去了。
不是我對人冷淡，實在有難言之苦。以前，我是個愛幫人講友情的人。常常自不量力，結果事情沒辦成，反而把朋友得罪了。這樣我就總結了一條教訓，自己辦不到的事不要輕易應承。但我這人天生不會對朋友說不字，儘管給自己定了這條紀律，可事到臨頭，經不住人家幾句好話。明知辦不到的事還是硬著頭皮答應下來，還是弄得自己和朋友都不滿意，為防止類似錯誤，只好改為預防為主的政策，估計來者有所求，而又是自己辦不到的事，就連面也別見。這天來的這個朋友我估計就屬於這一類，後來證明果然不錯。
這是位女士，說出名字來人們大多都知道，她在五六十年代寫的小說頗有讀者。她那時寫的電影至今國內還常放映。據我所知反右派也好，反別的什麼也好，都沒怎麼碰到她，「文化大革命」大家都有份了，她也算不上吃苦最嚴重的，與我那九死一生的遭遇比實在是算不上什麼。近十年來在一個省裡當專業作家，日子也過得不錯。當然，發表的作品沒以前那麼轟動了，但這總算不到受迫害的賬上去。可不知這麼一來，這位小姐借個機會跑到美國來不肯再回去了。不回去容易，可要在美國混得像個樣就難了。她已是接近花甲的年齡，會的英語單詞比我多點有限，湊合著坐飛機能不上錯就不錯，靠它謀生連門也沒有。用中文寫東西換稿費吧，美國的中文報紙就那兩家，文藝版面很小，不能光供你發表，中文期刊當時還沒創辦，只能向香港和臺灣投稿，可港臺發表外來作品總得有點選擇，反映大陸生活嗎？她離開大陸已好幾年，遠不如仍在大陸的作家寫得更瞭解當前的實際情況，更有現實性，反映美國生活嗎？在美國住了二三十年的中國作家還是以寫在美國的中國人為主呢，靠這條路掙飯吃顯然沒門兒。這樣一來二去，照《紅樓夢》的說法是「露出那下世的光景來了」。原來向她約稿的朋友也不敢再向她要稿。人家本是出於同情，想約她一篇安慰安慰，她卻只要有人來約，一送就是幾十篇，弄得人哭笑不得，進退兩難，發吧，發不了，退稿，又得罪她。最好的辦法當然就是我採取的「迴避法」。可我這次沒能迴避開，就陪她坐了一個多小時。她提出的一些困難，我很同情，但絕非我能幫忙解決的。我只能勸她好自為之而已。
這位朋友的忙我沒幫上，卻引起我一些感想。改革開放以後，有的朋友願到海外去發展自己，我一向持同情態度。我以為這是個人有權選擇，別人無權也無力干涉的事。到了外邊自然要按外邊的規則參加競爭，因而也不必以中國的習慣對在國外的人作種種挑剔。只要不作有損國家利益民族尊嚴的事，在事業上又確實混得比國內好，儘可聽其自然。再退一步，哪怕只是經濟生活比國內優越，個人心情也舒暢，別人也不必說三道四。可有的人在外邊混得像燒煳了的家雀，再掙扎也難得到在國內時的工作條件和社會地位，卻仍然硬撐著在那裡當二等公民，對這樣的朋友，除了表示「人各有志，不能勉強，愛莫能助，好自為之」之外，還能說什麼呢？像這位女士這樣還肯找老朋友談心，述述苦悶，甚至還流露出對祖國的懷念和嚮往，還是不錯的了，有人連這點也做不到。我碰到過一位大有名氣的歌手，出國後既沒找到職業，也沒進學校學習，幾乎是靠當地華僑接濟生活，卻向國內刊物投寄他的「國外來信」，報道自己國外成就和計劃，似乎活得很浪漫，很愜意；還有的明明一直在當待業移民，見到國內來的熟人，仍招搖吹噓，自鳴得意，碰到這樣的大佬，那就一句話也沒得說了，若說就只有引用姜昆在電視節目裡說的那句話：「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
第二天l領著我逛紐約。紐約我以前來過兩次，但都沒去華爾街的證券交易所和國際貿易中心，這次我們就先上這個地方去。剛解放時我參觀過上海的「證券交易所」，印象是一片嘈雜繁亂，後來在電視上看過美國這個交易所的鏡頭，覺得比上海那個更雜亂，到現場一看，才知道這是誤會。這裡比上海那個大了不知多少倍，繁忙過之，但並不嘈雜。無數個電視螢幕下有無數個小櫃檯似的營業臺，儘管營業廳人頭攢動，經紀人跑進跑出，電話不停，傳票亂飛，可坐在參觀臺上幾乎聽不到聲音。參觀臺如同戲院的包廂，每個包廂中都有電話，電話用英、法、德、日等數種語言報告股市行情。我選擇日文按鈕聽了一會兒，結果一句也聽不懂，便不再冒充斯文，和l去電影館看介紹交易所情況的電影去，電影是英語說明，l的英語還沒到可以翻譯的水平，也還是隻看了個大概齊。倒是在展覽廳看得更明白些，因為最醒目的地方，展覽著中國金融機構來此訪問和開展證券業務的材料。那上邊寫著中文。我從這裡才知道我國也在開展證券業務，很為我國改革開放的步伐高興。但除去買公債外我還沒和任何有價證券打過交道，所以興趣不大，便催著l帶我去國貿大廈。
國貿大廈是紐約最高的建築之一，在國內曾看過一個材料說在裡邊生活和工作都不大容易，去高層辦事的人乘電梯和乘公共汽車一樣，要換幾次梯才能到達。我為此作了充分的準備，到那裡一看，情況並不像說的那麼可怕，來開洋葷的人並不止我一個，哪國人都有。多半都是要到最高層去的，美國人並不傻，為了給人留個好印象，專門預備了l路電梯，只換一次就可以直達100層的屋頂了，該怎麼說怎麼說，這100層真叫高。往下邊一望，整個紐約，連同新澤西州全收在眼底了。以前爬山也到過這麼高的地方，但那時看到的是周圍更多的山地或田野。從這麼高的地方看到腳下滿是高樓大廈，汽車行人，是第一次，我曾在東京新大谷和香港的合和大廈屋頂往下看過，雖也有趣，但沒有這裡的奇異感受。大樓當然是美國工人階級建造的。我覺得美國的工人階級確實很偉大，比起日本和我國香港，這裡還有個好處，就是沒把這絕頂弄成高階餐廳，以廣招財源，而只是在100層中心開了個廉價快餐館，專為來參觀屋頂的人提供方便。叫人覺得美國人雖然也要賺錢，卻賺得比較大方。
鳥瞰了紐約，吃了頓標準的美式快餐，參觀專案就算完成，剩下點時間便到唐人街閒逛，本想給家人買點東西，看了一圈，什麼也沒買成。原因雖多，其根本還在於錢少。而和香港比起來，美國物價又貴，1985年我在舊金山買了一串風鈴和一個旅行袋，自以為很便宜，到香港一看，同樣的價錢在香港可以買一套大小四個旅行袋和六串風鈴。美國似乎有兩樣東西是比較便宜的，一是金飾物，一是西洋參。金飾物咱暫時還買不起，西洋參國內已能種植，據說質量一點不比西洋產的差，西洋參買來只能當藥吃，並不掛在身上，是否洋貨只有自己肚子裡有數，既不必在別人面前顯擺，那就不要再花外匯了。
這晚上我從王渝家搬了出來，住到青年朋友小金家去了。
十四
小金就是我頭一天到紐約時在又方家碰到的那個青年，應該說他是我孩子的朋友或是我朋友的孩子，他父親既是個老幹部，又是位建築工程師，順便還是明式傢俱研究專家，這個兒子是搞攝影的，對文學也很有興趣，還有個女兒是學經濟的，這兄妹倆前些年先後來了紐約，怎麼來的，為什麼來的我都不清楚，只知兩人在美國混得很不錯，比那些名家還要強些，而兩人之中女兒又比兒子強，掙錢也比她哥哥多，就在紐約的高階住宅區買了套公寓。除自己住也免費供哥哥使用，房子靠近中央公園的北端，是紐約兩種地區的交界處，再往北走一個街口，就到了有名的黑人區哈萊姆。哈萊姆幾個字在紐約人心目中是貧窮、骯髒、暴力、犯罪等等恐怖景象的代名詞。就在我來的前一天，警察發現這裡有人在公開販毒，前去搜捕，幾位黑哥兒們就把警察宰瞭然後一鬨而散，至今沒有破案。不過住在這附近的人也並不都擔心受怕，這裡的黑朋友自有他們的規矩，雖然哈萊姆區和小金的公寓只隔一條街，但只要這邊的人不越雷池一步，他們是不會到這邊來搗亂的，所以站在小屋的公寓門口，如同站在陰陽界上，往南看是高雅富庶，乾淨的街道，色彩鮮明，造型美觀的樓房和綠樹成蔭，草地成片的中央公園，街上行人昂首闊步，衣冠鮮潔；園中游人花團錦簇，歡聲笑語。偶爾有一輛供遊玩用的舊式馬車掛著五彩繽紛的車篷走過，車上便灑出串串笑聲。往北看，成排成片被遺棄的危樓，門窗釘著木板，牆上畫得亂七八糟。街上靜悄悄，但在屋角簷下偏僻處，總有三兩個形跡可疑，衣衫襤褸的人在走動，看去確實有些陰森可怖。我因為好奇，有一天晚上，我拉著小金去探了次險，我們鑽到一家南美移民開的鋪子去吃義大利麵條，整個店裡除去一個胖店主外，就我們倆客人，正在等麵條的時候，進來個20來歲的黑人青年，揹著個麻袋，進來後從麻袋裡掏出一件什麼電器用品和兩把塑膠梳子，先問我們要不要，小金裝作不懂英語，說「noen-glish」。他又到店主面前去兜售，誰知那店主也說：「noenglish。」這小夥子就有點火了，衝我們包括店主罵了半天，見我們毫無反應這才悻悻地把門一甩走了，他罵的什麼我聽不懂，但有兩句話卻聽懂了。他說：「這裡不是古巴，不是高麗，這是美國，你們來這裡幹什麼……」他把我們當成朝鮮人了。於是我們趕快吃，趕快走，因為誰也不敢保證他不再回來，替朝鮮人捱罵可以，若再替朝鮮人挨頓打就不合算了。
我到小金家第一個晚上，是過得非常愉快的。他聽說我這天來，為我約了一班青年朋友來助興，這些青年都是近些年才從大陸到美國的，有的已從大學畢業，有的還在邊打工邊上學。但都是些認真弄學問，搞事業的青年，他們似乎和那些在美國連蒙帶混的中國來客保持著距離。他們這些人自己成了一個不定期也不定形的小沙龍，過一陣就湊在一起談談心，家鄉、美國、事業、文學、藝術都談，當然也談戀愛。這天大家無拘無束談得很晚，他們向我打聽國內一些情況，我也向他們瞭解在美國的生活情況。看起來他們都生活得很好，以學法律畢業，在律師事務所工作的收入最高，有個女孩子每年收入已達8萬美元左右。以小金這樣的自由職業者活得最舒服。小金在這裡仍弄他的攝影，找了個經紀人，專門為人拍廣告攝影。想幹就幹，不想幹就在家寫他的小說，既有生意，又有自由支配的時間。這些人是近年從大陸來美的人中比較成功的一批，也是比較不愛招搖的一批，他們踏踏實實地幹事業掙美元，不大過問與己無關的閒事，但都很關心祖國，對國內許多重大事件，他們不僅瞭解，而且有自己的看法。既為我們的成就高興，也對一些缺點很有意見，有些意見是出於隔膜和誤解，有的意見很有道理。但不管是哪一種，都出於愛國之心。所以，即使是誤解，一經解釋馬上也就可以談通。結束時，我們大家都感到非常愉快。
雖說我躲到這裡來是為了逃避應酬，結果應酬也還是一天不空。
所謂應酬，其核心就是吃飯，吃飯不是目的，借吃飯的機會朋友們談談心。而且據我的觀察，紐約儘管很大，各種餐館都有，真論到吃，不論是中餐、西餐、阿拉伯燒烤、東南亞料理，都比不上香港或歐洲。到聯合國演講那天，老夏說好演講完請我去吃日本料理，我本來就對紐約的日本料理持疑問態度，恰好演講完天下大雨，我堅持改為在聯合國大廈內吃便餐，想不到這倒是我來美國之後在餐廳裡吃得最好的一頓美式自助午餐，聯合國大廈內有數不清的餐廳，有對外營業的，有專為工作人員服務的。工作人員餐廳也有好幾個，老夏和我去的是距他工作樓層最近的一個。餐廳面積很大，售貨點也較多，座位寬敞，品種齊全，雖然就餐的人很多，但秩序井然，沒有外邊餐廳的忙亂擁擠，飯菜的味道也好。據老夏說工作人員憑證件就餐，享受優待，比外邊便宜得多。此外，幾次和紐約華人文化界的朋友聚會，就都是在中國餐館。對於海外中國餐館的烹調，我沒多少可說的，中國人在外創業很艱難，能把中國的飲食文化介紹到異邦去，並站穩腳跟，這就很不容易。我感興趣的是海外中國餐館的內部裝飾，想來最先在外邊經營餐館業的華人，多是小商人小業主層次的華人，心裡懷念祖籍鄉土，又便於營業上的招徠，就在可能的範圍內，儘量地把餐館裝點得有些中國情調。他們心中嚮往的最好情調，大約是婚禮壽堂，廟會道場之類喜慶熱鬧的場面。所以自香港起，所有的中國餐館都是大紅大紫，畫龍描鳳，財神壽星，花燈紅燭，飛揚浮躁而又俗不可耐。這些遠離故土的人把他的店房打扮成這樣，完全可以理解。雖然給當地洋人造成個誤解，以為中國人的藝術趣味就是這個德行，總還是動機善良，其情可憫吧，奇怪的是近年來，改革開放之後，國內一些老字號飯館，為了招徠外國觀光客，把原來地道中國裝修競相改成這種唐人街式樣了，這倒好，在文化上也來了個出口轉內銷，我有時真想為這被誤解了的中國文化一哭。
在紐約我正趕上紐約的華人到日本領事館前示威遊行，要求日本賠償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對中國勞工欠下的債務。聲勢很大，許多美國人也自動參加表示支援。在聯合國那天，吃飯時碰到個熟人，他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我曾被日本弄去作過勞工，一見到我，就拉住我談此事，要我們國內的戰爭受害者也參加這個行動，共同向日本索賠，聽後我說，我很為他們的愛國熱情感動，從感情上說，日本不僅欠我的體力勞動的報酬，而且更欠我精神摧殘的債務，但我是國家公務員，一切要和國家保持一致，從大局出發，聽從組織決定，我們政府既宣告過放棄日本戰爭賠款，在沒公佈新的政策前，不能自作主張，我只能把這個資訊傳達給國內的有關人士，研究後再作答覆。他聽了後表示理解，但對我的態度也不無遺憾，為此我也只能表示遺憾。這件事談完，馬上又接到了一位朋友通知，說於梨華夫婦來了，紐約的幾個文化界朋友，有個小集會，唐德剛、夏志清幾位教授和幾個我認識的作家都參加，約我也去一聚。我當然欣然前往，在那裡就又認識了位研究科學的華人專家，一見如故，他就又約我第二天參加由他做東的一個小集會，地點選在距哥倫比亞大學附近的月宮樓。除我之外他還請了一對美國夫妻，因為這對美國夫妻在中國住過，對中國很有感情。我們在一塊談得很投機，當晚就又弄到很晚，半夜回到小金家，梨華來了電話，她說：「你躲到哪裡去了，紐約領事館打電話來找我要人呢，你趕快給領事館打電話去。」我又打電話去領事館，對方告訴我領事找我有急事，要我明天一早到領事館去面談。
領事館設在紐約最西端，距有名的紅燈區42街不遠。這倒是很好找。我去得早，到那裡時人家還沒上班。但領事先生已經在等我了。他告訴我，從國內給我打來一封電報，請他轉交給我。我接過電報馬上看了一遍，原來是責成我在此打聽件事，有位從中國出去的持不同政見者，在美國辦了份政治刊物，他辦他的就是了，這本不值得注意。費解的是中國作協有位職位很高的人物，不僅在上邊發表了兩篇文章，並且宣佈擔任該刊的顧問。此人也是我的朋友，目前正在美國講學，作協方面想請我就近去看看他，問一下此事的內情，弄清楚這是否意味著他在政治觀點上有什麼變化，領事等我看完，就問我打算怎麼去辦？是否要他給予什麼幫助？我說我已買了去西部的機票，明日就要去洛杉磯，此人正在東部巡迴講學，我怕是沒有可能見到他了，唯一的辦法是我到西部後先弄清他的地點，然後通個電話，我請領事替我回個電報給作家協會。謝了領事先生的一片熱情，就信步到街上去閒逛。這天是星期天，一大早42街就沿街擺滿了地攤，作小買賣的有美國人，有阿拉伯人，也有中國人，我見到兩位同胞擺攤賣他們自己的畫。看樣是正式在美術學院學過的。畫了些美國風光和中國風光畫，標價都不算高，並沒看見有人買。據說現在在美國的中國畫家生意最好，價錢最高的是畫首都機場壁畫的那位。當初他的《潑水節》在首都機場剛露面時，因為有女人半裸的畫面，有人怕毒害了我們的人民，說什麼也不許這畫與群眾見面，用苫布遮蓋了一陣子，到底這畫可不可以存在是很熱烈爭論了一陣子的。現在好了，畫家已到了美國，既掙美國人的錢，又可以用畫毒害他的統治階級，勞動人民覺悟高，是不會受到影響的——實在是一舉兩得的好事。
這一天我充分享受個人自由，逛了臨時形成的跳蚤市場，看了一群印度人穿著民族服裝在街邊演奏。在朝鮮人開的商店買了點送給孩子的禮物。然後到中國餐廳飲了頓廣東午茶，下午就回到小金家休息。小金有任務出差了，我和僑報朋友聯絡好，第二天一早，一個朋友開車把我送到新澤西州機場，我一個人又開始了橫跨美國東西部的旅行。在洛杉磯終於打聽到那位作家朋友的地址，但因為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朋友們幫我安排的日程很滿，而且還要和一些老友敘舊，便沒來得及和他聯絡。後來到了三藩市，住在天津老鄉趙伯溪家，才打了個電話找到這位作家朋友，問了他在那份雜誌上作顧問的事。他聽後說他還不知道出版了那本刊物，他要找到那本刊物看了才知道是怎麼回事。不過我來電話也很好，他也正有事託我回去傳達，他說，再有幾個月他也要回國了，希望在他回國前能再分他一套房子……
在三藩市朋友家住了幾天，這朋友是個戲迷，他太太是位很不錯的程派票友，這幾天就把附近幾個愛好京劇的朋友全請了來，在他家辦起一個票房。有位朋友原是位美軍飛行員，中國話只能說上海話，他卻迷上了裘派花臉，學習很認真。但腔調實在說不上悅耳，唱完後我問他，為什麼愛上了京劇？他說中國人麼，總得有點中國生活情趣，他在美國生活了多年，已不可能再回中國生活，只有到這樣的中國文化氛圍中，才能宣洩點懷鄉之情，不管唱得好壞，一唱這個調調，就記起自己還是中國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