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老徐相識了幾個小時，現在才有時間坐下談家常。他家是山東臨沂北鄉的湯頭。40年代中期我在這一帶地方工作，在他那村子住過，有這麼一點因緣，話題多了，壁壘就少了；他是40年代末，隨著他上的中學：由臨沂而青島，青島而上海，一步步移到臺灣去的，在臺北戲劇學校受完教育，到大鵬劇團工作，20年前由臺灣轉到法國，在這裡一家大學教中國文學。我認識的不少學中文的法國朋友，都聽過他的課。在法國漢學界也算是名人，我問他：「你在法國如此多年，何以還是這身國粹打扮？」

他說，他穿的衣服全是太太親手做的，頭髮也是太太給剪的。太太是8年前離開中國山東農村的。這裝束、這髮式全是當時最時髦的。她一心想把自己的丈夫打扮得最時髦、最漂亮。老徐愛他的太太，只要太太看著滿意，他認為自己沒理由反對；於是他就成了現在這模樣，而巴黎這地方對服裝是持有兼收幷蓄、見怪不怪、越奇特越有價值的觀點的。老徐這身打扮從沒有人認為不時髦，我聽了真想把這訊息傳達給國內那些選服裝以洋化、港化為標準的朋友。提起太太，老徐滿臉像開了朵細瓣菊花：太太名叫蘭英，他由衷地說：「我們蘭英真好，有了她，我什麼都變了：整個家像個家了，她帶三個孩子，還給服裝公司繡花，買菜做飯，做衣服理髮，從沒叫過苦，我娶了她，經濟上也改觀了，以前一個人生活也那麼多工資。雖不貧乏，可也不富裕，現在我買了幢房子，還有積蓄。」

肥仔說：「最重要的是給你生了三個兒子！」

「那當然，那當然！」老徐毫不謙虛地說：「現在兩個上學，一個還小。還會說點話，法國話，兩個大的能說點中國話，複雜的不行。在法國孩子也是份財產，生三個孩子，國家每月給母親和孩子各兩千法郎的補貼。等於我一年寫本書，而且是銷路較好的書。」

我說：「只對母親和孩子給補貼不公平，父親也付出勞動了！」

他說：「對父親也有優待，我乘公共車一律是收半價呢！蘭英車開得很好，可我還是乘地鐵，安全，便宜，比別人便宜一半。」蘭英是他們鄰縣，莒縣人，莒縣我也住過，這地方很貧瘠，但是出名人，劉不庵似乎就是此地人，近代名人有位丁肇中先生。丁家是大戶，丁先生有位族人叫丁鐵修，抗日戰爭時帶著武工隊隻身打據點。日本人聞風喪膽，後來負了傷被日本軍隊捉住，用盡酷刑，毫不動搖，終於又被中國軍隊救了出來。他的事在家鄉像傳奇故事般到處流傳：丁先生有位堂妹和我在一個劇團演過戲，而且就演丁鐵修的故事。一說蘭英是那裡人，自然感到親切，我要求去他家看看，老徐說：「今天晚了，明天一早我來接你們，到我家吃中飯。」

八

老徐竟然有兩處住房，一個在塞納河邊距拿破崙波舒巴特的墓地不遠處的一幢樓上。他在這裡租了三間房子，房東老太太到過中國，十分善良，老徐結婚後，蘭英來到法國，第一位法語教師就是這位c夫人，c夫人教蘭英法語，發現這個學生這麼勤奮，這麼聰明而生活在巴黎又是這麼孤獨，於是自願地當了她的保護人，從蘭英生下第一個孩子開始，她又兼了孩子們的教母、養母和家庭教師，一句話三個孩子大部分時間都和她生活在一起，她管他們吃、住、玩、清洗衛生、入學前的幼兒教育。孩子們管她叫奶奶，老徐和蘭英在不在家孩子們無所謂，可這奶奶若不在就沒了主心骨。老徐當然很感激這位房東，實際上也是拿她當親眷看。可山東人的怪脾氣實在難改，有時一犯脾氣就幾天不上c夫人屋子去。他去不去無所謂，孩子們和蘭英照樣和c夫人一起度生活。老徐要保持他「獨立性」，又在聖母院廣場附近買了一處房子。這是一幢高層建築的最下一層，把著街角，因此兩個門開在兩條不同的街上，如果開商店，無疑這是個好地點，但老徐把前面門的鐵合頁門一開到底，從後門出入，這屋子地面之上，是一大間和一小間，大間有近30平方米，小間10多平方米，外加廚房和衛生間。而地面之下還有同樣大小的地下室。地面上這間大屋內，放著一個長餐桌，一套沙發，一臺電視機，還有個書櫃，但沒有寫字檯，在小間裡放了一個摺疊單人床，在床、桌、櫃之間是各種有用和沒用的雜物，如玩具、兒童畫冊、小孩的衣服、塑膠盒子等等，好像還有個兒童車，而偌大的地下室裡，幾乎什麼傢俱也沒有，只有一臺錄音機和多得數不清的畫冊和兒童玩具。根據這些陳設，你怎樣也猜不出這間屋子做什麼用。給我只留下一個印象：房子是巴黎的，用具是現代西方的，生活方式絕對是中國山東農村的。

我問老徐，這棟房子他平時作什麼用？他說這裡離兩個孩子的學校近，他們中午下學可以上這兒來吃飯和休息。晚上全家回那邊過夜。白天全家和孩子們一起到這兒來。孩子去上學，他就在這兒備課、讀書，蘭英可以在這兒繡花、洗衣、做針線。不過也不是每天大家都過來。總之要有一個大人陪著過來。如果他們倆都沒有空，也有房東夫人陪兩個大孩子過來的時候。善心的「奶奶」中午為兩個孩子做中飯，晚上再把兩個孩子帶回去。

我和老徐由肥仔開車送到這裡，肥仔和在太平洋酒家一樣，自己下廚房去燒水、煮咖啡。老徐利用這個時間把扔在地上的畫冊、報紙和各種塑膠盒子收拾了一下，這時後門外有了腳步聲。一個十來歲的男孩子用力推開門，大叫著闖了進來。接著又跟進來一個和這孩子一模一樣、除去喊叫的聲音外，其他都小了一號的孩子。再後邊就進來一位婦女抱著個又小了一號，和前邊兩個孩子長相分毫不差的孩子。

這婦女無疑就是蘭英了，她給我的第一個印象是：我肯定見過這個人，甚至從她孩童時代就認識她：因為她的衣著、神態、語音都是我多年來看慣聽熟了的。我簡直不相信這是在巴黎，連在北京也很少見到這樣打扮的婦女了，只有在十年前的山東山溝裡我才能碰上這樣的婦女。她們的聰明、美貌是那山區里人的驕傲，而她的衣著也就為那地方的少女們仿效。

她上身穿一件白底碎紅花大襟小褂，下身是淺灰褲黑布鞋，頭髮齊領口。不吹不燙，只在左側卡了一個金色的髮卡。她的身材是標準的中國美人形，健康、端正，一切都相稱而不誇張。臉上仍保留在露天勞動時染上的陽光的色彩。老徐事先對她介紹過我，所以進門來頭句話就說：「友梅大哥還沒到嗎？」這樣純粹的山東鄉音我已多年沒聽到了，聽了無限親切。我正要回答她的問話。第二個孩子和肥仔談話的聲音大了起來。他倆都用法語。倆孩子靠在肥仔身上，肥仔摟著他。孩子說很長一串話，肥仔簡短地問了句什麼，孩子又指著他媽媽大聲說了幾句，這時蘭英忍不住裝出一副嗔怒樣子，衝他們倆說了起來。她的法語那麼悅耳、自然。雖然我聽不懂意思，但聽得出完全像她說山東話一樣地道。何以見得？我是從語氣、語感、神態上判斷出來的。這三個人說法語都很自如，小孩是不停嘴地述說；肥仔半閉著眼——我懷疑他已有一半在睡著——附和著孩子說些什麼同情的話；蘭英一邊在做事情——將懷中孩子交給老徐，理正自己衣服，從手袋中掏出青菜，走到洗手間去洗手，拿著青菜到灶間去洗做……一邊假嗔地反駁著肥仔和孩子。老徐在一邊笑，我問老徐他們在談什麼？老徐說孩子在抱怨這兩天蚊子太多，把他咬得渾身是包；肥仔說蚊子總是要咬人的，主要是媽媽沒替他們把門窗關好和沒有用殺蟲藥去殺它們；蘭英申述自己不噴殺蟲藥和不應當把一切責任全歸於她的理由。

我要求孩子們說中國話，不然我們至少有兩個人不能參與他們討論。大的和中的兩個孩子拍拍手接受建議，他們一張嘴我才知道，他們的中文也是道道地地山東土語，他們發「躺著」叫「切著」，稱「我」為「俺」，一句長長的這種山東土話，中間還要加上不少法語詞彙，嶽華聽了苦笑說：「我聽他們的中國話比聽法國話還要費力氣。」

蘭英就在和我們的答話中，洗了菜，和了面，拌了餡，並且動手包餃子。我們大家都要動手，她說用不著，這幾個人吃飯不夠她忙的。老徐在巴黎住了10年，一度在華人社群以「風流才子」聞名，黃髮白膚的女朋友交了一個又一個，最後打定主意：要成家還是得找中國姑娘。中國一般的地方還不行，必須是他的故鄉山東人。1978年，在他離開大陸30年之後，第一次返鄉去探親。據他自己說，他是少小離家，思鄉心切回去的，並不是為了找物件才回鄉。我無意評價他這句話的誠實程度。總之他剛到山東省城，還沒有回到老家，他們縣裡已經有人知道他有意「找個媳婦帶出洋去成家」，並且替他認真籌劃了。

那時候中國的社會風氣和今天還不同。今天有親戚在海外定居，和有親戚在要害崗位當官一樣，成了是值得自己炫耀他人羨慕之事，而十年前若誰家有親戚作了「外國人」，那可跟有親戚在蹲監獄差不多，是個令人側目自己、也怕提起的事，好人家的女兒誰會嫁給個假洋鬼子呢？

農民自有農民的心計，他們一下就把視線對準了蘭英。

蘭英人好，心好，模樣俊，能幹活，可是命運不好，她爺爺的爹是「地主」，儘管她生下來時整個中國大陸已沒有一個地主了，可「四人幫」仍要她為祖宗的剝削行徑負責。把她從青年農民的隊伍裡區別出來，列入黑五類子女中去，讓她在眾人的歧視、蔑視、敵視下生活。村民背地裡同情她，儘量不難為她，但誰也不會拿屎盆往自己頭上扣，去和她家攀親戚。所以儘管已經過了當地姑娘們習慣的結婚年齡，她連個物件還沒有。老徐的到來，人們認為這是天賜良緣！一個地主子女，有人要就不錯，還會嫌人家住在外國嗎？對於老徐方面呢，大家想在外國地主資本家還沒打倒，蘭英的出身不會引起老徐的顧忌。

果然，老徐回到村中，人們一提，對方就表示願意見面一次。見面談了一上午，兩邊就都笑嘻嘻心滿意足地把婚約定下來了。並且講好，老徐回到巴黎就給蘭英辦移民手續，護照簽證一到手，立刻來接她，他的工作忙，可能本人來不了，請個朋友來代他接，只要有徐的親筆信，蘭英就跟著去。

幾個月後蘭英果然就到了巴黎。我問蘭英：「就見了一面，你怎麼就敢答應老徐？你怎麼知道他不會騙你？」

蘭英說：「這人一看就是實在人，出去幾十年，還不忘鄉下老家；他不嫌棄我我還嫌他什麼？」我說：「你以前出過遠門嗎？」蘭英說：「連俺們縣城我都沒到過，沒坐過汽車。」「那你怎麼敢上巴黎這麼遠地方來？」蘭英說：「嫁雞隨雞哩，不管多遠，他在哪裡哪裡不就是我的家嗎？」我說：「你也沒問問巴黎是什麼樣？」這時老徐在一邊插嘴說：「她問了！巴黎遠還是新疆遠？坐飛機頭暈不？」

我笑說：「她沒問問巴黎的生活能不能適應？」

蘭英說：「不問那個，再困難也不會比我在村裡的處境更困難，再辛苦也不會比我在山東種地更辛苦，我沒有受不了的罪。有個貼心人有自己的家，我別的啥也不怕！」

蘭英到巴黎後頭一個困難當然是語言關。老徐想，她連小學也沒上過，中國字還不認識幾個，這法文她能學會嗎？出乎意外，她只用了不到一年時間，就成了巴黎華人社群中法語冠軍了。她說她就是用兩手掄鎬頭開山種地的勁頭來學法語的。現在她給家裡寫信要用法文寫，寫好請老徐幫她譯成中文；看香港來的電影，有法語對白她全能看懂，中文字幕就一竅不通了。她用開荒種地的精神去學開車，結果車也開得很好，學會法語和開車兩項本領，她的生活就完全開啟局面了。她本來在農村就學會多種手藝。她自己做豆腐、醃鹹菜，給丈夫和孩子縫衣、理髮。有餘暇還為一個服裝店做手工繡花。她繡的花很受歡迎，收入不比她丈夫少。如今丈夫一提到她，就說：「自從有了我們蘭英。我生活比以前好了，而且還有了儲蓄了！她比我強！」

九

過了三天，李導演率隊來到了巴黎。

這一隊共6人。導演夫婦、李小姐、夏副導演、我內子。還有同路來度假的李導演的外孫女。李太太不辭辛苦為我們操辦伙食，李小姐扮演片中女主角柳娘。加上我和嶽華，全部工作人員只有6人。這和國內我見過的外景隊那種浩浩蕩蕩大車小車排成隊的陣勢相比實在小而又小。到西方拍片可以就地僱臨時工，租車租機，自然是方便和節省。但也和香港影界的精打細算做法有關。我發現李翰祥先生有個特點：個人生活講舒適，交朋友一擲千金；但在製片成本上精打細算。自己私房錢放手花，公用投資分釐必爭，這是個好作風。

我們從休假的巴黎人手中租了輛小麵包車，嶽華當兼職司機，把全隊人拉到我們住的旅館吃早飯，嶽華報告了準備工作的情況。隨後就拉著全體人員和行李去找旅館，我們住的這家不便工作。又看了幾家也不滿意，最後選定的仍是朋斯先生最早看好的那家旅館，地處塞納河邊、鐵塔近旁。這是個公寓式的旅館，有廚房可用，李導演幾年前曾和李太太在此住過。房間分好後，進得屋中李太太四處一看，大聲叫道：「真有這種事！」用手指著牆上一顆釘子說：「這還是我住過的那間屋子。這釘子是我釘來掛書的！有此為證！」

趁安排行李之際，我辨認了一下方位，這旅館應是在巴黎的西北方向，東邊是日光大廈，西邊是鐵塔、拿破崙墓地，南臨塞納河，最近的一座橋就是有自由女神塑像的那座。這裡要說明的一點是，我所講的「東西南北」全由我的直覺而定，就是我假定面前的塞納河在南面，以左右為東西。本來我有一幅巴黎地圖，按圖述文是不會錯的。正動筆時徐教授忽然到了北京。我想精益求精一下，以便說得頭頭是道。讓讀者覺得我熟悉巴黎，作文嚴緊。就把圖交給徐教授，請他翻譯一下街道名，定一下方位。徐教授痛快地答應了，把圖拿去就從此回了巴黎。連地圖也隨他回了老家。這下就使我露了餡。

吃過中飯，我們就去看外景，頭一站是「紅磨坊」。我看過「紅磨坊」的照片，與照片相比，實地要差得多。那個「風磨」實在簡陋，完全是塊佈景片。街道氣氛，有點像紐約的四十二街。比四十二街窄些，也擁擠些。由此我們又轉往香榭麗舍。8月份的巴黎，80%的人大概都集中在這兩條街上。不過巴黎當地人很少，從服飾、語言、膚色分辨，多是外國遊客，8月份巴黎人游出去，騰出巴黎讓外國人來遊。大家都是這麼游來游去。世界熱鬧起來，交通業買賣興隆通四海，蠻不錯。

十

第二天開鏡，拍了「八旗子弟」的第一個鏡頭：「鄧友梅和李翰祥、嶽華三人在香榭麗舍閒逛，走進咖啡廳，坐在桌前閒聊。背後是一面玻璃牆。牆外遠處是凱旋門，近處是麗都豔舞廳。滿街的車，滿街的人，滿街的時裝和歡聲笑語。」朋斯先生把個攝影機放在我們對面桌上，開機拍攝，咖啡店的侍應生先有點莫名其妙，鬧不清這幾個黃種人搞什麼名堂，隨後就大感興趣。等他明白過來這是用他的地方進行工作應當收費和制止時片已拍完，李導演說聲「麥西」告別走了。當晚看樣片，發現自然的街景，生動的群眾演員使畫面十分精彩。導演先生還佩服李翰祥的妙招。我為這個片的投資人感到高興。

片的主要投資人謝老闆，果然在第三天從美國也趕到巴黎來了。

謝老闆來的前一天，拍片之餘我們去逛了一下巴黎的跳蚤市場。這裡有幾家古董店中陳列著中國鼻菸壺。李導演是「大內行」，至少他自己認為自己是「大內行」。我是「二內行」，也是自封的。「大內行」在一家店看中兩個煙壺。正在討價還價之時，肥仔和嶽華跑來告訴我說他們發現另一家有個煙壺很不錯，有位臨時幫助打燈光的華人小夥子說：「你要買快去，不然李導演看見會搶去。」我去看看，是個料壺，內畫「風雨歸舟」和殘荷，有三條小紋。要價200法郎。我細看一下，題款是「樂元周氏」。我想法國人不懂中國事，周樂元豈是200法郎能賣的？故意還他100法郎，他痛痛快快賣了。當晚回來我們各自把所得珍品拿出傳閱。只見翰祥買的一個是仿任伯年「蘇武牧羊」圖，畫得頗精。題款是「一壺齋」。我告訴他「一壺齋」是王習三的畫室名，他大為高興。後來細看，有「子藝」二字。劉子藝是習三的登門弟子，也算名家。這個花了2000法郎，價錢公道。另一個是彩瓷的，雖不錯，不算精。至於我那個，「大內行」說像是真的，但就是假的也值，100法郎算什麼呢？我們都很高興。我回國後見到習三，拿壺給他看，他瞅了一眼，毫不遲疑地說：「假的！」並說：「中國寫煙壺的作家，跑法國去買件假古董，傳出去未免丟面子，你還是收起來吧。」從此我就把它入了庫。

「大內行」的煙壺卻有了出息。謝老闆到了巴黎，我們一起去塞納河。在船上，翰祥忽然要請他當特約演員，把那隻好而不精的煙壺塞在他手裡，叫他一邊觀看兩岸風景一邊聞鼻菸。開麥拉就對他拍個不停。銀行家辦事大概是挺認真的。又是頭一次當明星，儘管不斷打噴嚏，還是按導演要求把整個鼻子都抹黃了。片拍完後，翰祥說：「你投資拍這片，又上了鏡，應該留下這煙壺作紀念，我可以忍痛把它讓給你，上邊貼價錢，我一個法郎也不多收你的！」謝老闆很高興，從此那煙壺就歸了他。

「大內行」此後又買了幾件東西，都是極真極好的。只有一件東西又和我發生點爭論。那是件孔雀藍小罐，他說是元朝的，我有點懷疑。他舉出各種理由證明確是元瓷，我也就不再堅持。過了兩天，有位古董行的朋友來訪，他叫那位朋友鑑定這是什麼朝代的？那朋友不說年代，只說這是波斯瓷器，李大導演雖不服氣，離開巴黎時他卻把這珍貴的元瓷送給徐教授作紀念了，徐拿回家給蘭英看。蘭英說：「這麼好看的罐子用來放鹽太可惜，放別的又不適用，擱在桌上當擺設吧！」不過我認為翰祥眼光不會錯，那東西可能還是元朝的，誰敢說元朝時波斯不會燒瓷器呢？何況這罐子是交了幾千法郎買來的？後來聽說翰祥在澳門開了間古玩店，名叫「古月軒」。我向他祝賀，並問他：「是你自己鑑定貨品嗎？」他說不是。另外請了專家主持店務，而他一位女兒在大學學的也是有關文物的課程，這當然就十分保險可靠了。雖然如此，我仍認他為「大內行」。

十一

在巴黎拍攝的重點是兩個地方，一個是羅浮宮前邊的古玩商場，一個是埃菲爾鐵塔。羅浮宮前的古玩商場是個幾層樓的大市場，佈滿了一個賣中西古董的小店。三樓上有一家店專賣中國古玩，收有石煙壺。老闆先生40多歲，頗有風趣。我們稍一洽商，他立即同意利用他的店供我們拍片，並且現身說法演這個店的經理，劇情是我逛到這兒買古董，碰上李導演和嶽華。他們和經理在討價還價，評論煙壺的好壞，我插上一句話，幾個人就認識了。問起我來巴黎的原因，我說來觀賞巴黎珍藏在鐵塔上的一隻煙壺。這煙壺是李鴻章訪法時送給法國朋友的。小說裡當然沒這一段。這是李導演的再創造，純系杜撰，倒也有趣。那位法國古董商很會演戲，他說他的法國話，我們說我們的中國話，但配合默契、嚴絲合縫。將來放映時一定會造成個效果，認為我們三個人都會說法語，或是那位老闆懂中文。這是有準備的，倒還好說。還有一段是我進入另一個店，老闆是法國老太太，事先我們沒告訴她攝影師朋斯先生躲在門外。我先要老太太用法文問我話，我拿中文回答她。老太太毫無準備聽得莫名其妙！衝我笑嘻嘻地又說了一長串法文。我照樣回她一大篇中國話。老太太哭笑不得，做了個怪臉，朋斯先生把這一切拍下來。晚上看樣片，竟像我們兩人談得很熱烈。我希望這一段不要剪去。但不要用原錄音。因為我跟老太太說的是全不相干的話。而且一高興還說了幾句日文。我以為老太太是外國人，日文也是外國話，或許她能懂一點。可惜從表情上看她聽日文和聽中文完全一樣，都是一副苦惱的笑容。

上埃菲爾鐵塔拍片遇到了點麻煩。不僅要先向文化部登記，而且要收不少的費用。幸虧在法國外交部和文化部我各有幾個朋友，他們聽說要拍我的小說，而且有宣傳中法文化交流的段落，大力幫忙，廣開綠燈。隔了一天就發下許可證來。不僅不收拍攝費，連登電梯的票錢也免了。

「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中國這項總結十分可貴，這次巴黎拍片，若沒有巴黎朋友們的熱心幫忙，絕不會如此順利。拍戲需用幾隻好煙壺，徐教授就借來一位收藏家的珍品，提著箱子陪我們東奔西跑。需用雜物、食品，要人領路做翻譯，肥仔義不容辭。肥仔自己對拍片沒興趣，開車把我們送到，他就找個地方去「吃點什麼」！我的事少，他就總拉我去，他總能找到咖啡店和小吃攤檔。並且總有胃口「吃一點」！買東西還價他也最內行。似乎巴黎擺攤的阿拉伯商人全是他的朋友。我們還請了一位女攝像師和燈光助手，全是華裔，熱情幹練得很，這位女攝像師住在風化區，我們要去見見世面她願做嚮導。我問她為什麼要住在那裡？她說：「單身女人住在這種地方最安全，到這裡來的人是花錢的，不會發生暴力侮辱事件！」

十二

巴黎期間，最輕閒的是謝老闆和我們夫婦，所以我們就有機會多觀光。拍片地點就在羅浮宮外，我幾次去羅浮看它珍藏的藝術品，看到維納斯、蒙娜麗莎的原作，實在是這次到巴黎最重大的收穫。這兩件作品我都見過照片和複製品。「蒙娜麗莎」的照片，多半印製較好，大體上能傳達原作的形象。而維納斯的複製品實在太多，太劣了。見到原物才知道她是那麼美，而又被複製品、仿製品糟蹋得那麼厲害，我想應該有個法律，禁止維納斯以及一切名雕像的粗劣複製品出售。蓬皮杜中心水池中那一組現代派雕塑也極精彩，那本是容易仿製得像的，不知為什麼反倒沒有人仿製它，大概是沒有維納斯的欣賞者多吧。人怕出名豬怕壯，這話對雕塑也實用。

在凡爾賽和羅浮宮，都看到有關拿破崙的油畫。這使我聯想很多，我在民主德國時去魏瑪參觀歌德的故居，無意中在公園裡見到拿破崙的一輛馬車。他乘它從莫斯科逃跑回來，走到魏瑪馬車出了毛病，倉促間把馬車扔下，騎上馬逃回法國去了。這車便被當地人儲存下來；第二次世界大戰德國受到炮火的沖刷極烈，這馬車竟安全無恙，後來我到莫斯科時，又特意去看了當年拿破崙停留過的房屋。現在看這些畫，真有說不出的感慨，拿破崙一生，大起大落，轟轟烈烈，幾乎到了一跺腳地球亂顫的地步。到頭來不過為後人添幾處旅遊地點留幾句消閒談資。人生真如白駒過隙，倒還是儘自己所能，為人類進步種一株草，植一棵樹，砌一塊磚，加一片瓦。對人民對社會問心無愧，也就死而無憾。我欽敬托爾斯泰老先生，他創作的拿破崙比拿破崙本人更有生命力。

在巴黎我更感興趣的是觀察它的世俗民風。我覺得在法國的人比美國人生活得安逸，比日本人閒適，比德國人輕鬆，比我國香港人從容，明顯地感到歐洲傳統文化素質之高。青年人雖也像美國和德國等處一樣穿著隨便，行為爽朗，但老年人則多半衣冠嚴正行為規矩。他們看豔舞時一定穿西裝、打領帶，女士則著夜禮服。「麗都」的豔舞表演也並非像人們想的那麼色情。場面壯觀，編排用力，演出時臺上認真，臺下嚴肅，很少有引起人邪惡念頭的成分，倒還是「美的展示」與「美的欣賞」成分居多。中國人不欣賞、不習慣、不提倡、不准許全可以，但不必用我們的尺度去量別人的鞋子。

巴黎當然也有真正的色情行業，並有它自己的特色。有次夜出晚歸，車子從「山東街」開過，看到幾位神女，身著黑皮夾克，左手執皮鞭，右手拿鐐銬，一副凶神夜叉模樣。據說巴黎正時興性虐待式的做派，在巴黎輕薄少年中這扮相最有魅力。這很好，因為中國人看了多半會嚇得落荒而逃，馬上聯想到法西斯集中營的嚴刑拷打，絕不會被勾引落水的。有兒子在巴黎的父母大可以放心一些。

巴黎的工作結束，我們轉赴倫敦。內子因為到了巴黎才辦英國簽證，雖然法、英兩國的朋友盡力幫忙，但時間太緊，這時尚未辦下來，只好再次把她一人留下。徐教授和肥仔就負起了照顧之責。弄了幾天，簽證仍未下來，我太太決定不去倫敦，直接去香港。但心中怒氣不平，臨行前跑到英領館去發脾氣。誰知她把氣話剛說完，負責簽證的英國朋友就說：「太太，簽證下來了，我們正不知道到哪裡去找你呢！」馬上她就轉怒為笑。又把回香港的機票換成去倫敦的機票。這一切全是在徐教授和肥仔協助下辦的。包括她發脾氣的話也由肥仔作了高質量的翻譯，至今說起來，他對老徐、蘭英和肥仔還滿心感謝。唯一有點美中不足之處，是肥仔送她去機場的路上，開著車又打起瞌睡來，車子像舞龍燈一樣在高速公路上左右扭動著飛跑，嚇得她兩腿發軟，下車後幾乎沒力氣上飛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