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死使我懊悔不及，後悔沒幫他把書寫出來。為了紀念他我寫了篇小說，就是《尋訪畫兒韓》。
七
陶然亭遛早的人，分成一個個的小集團。有幾位是專扔圈的，用麻繩或電線、藤條纏幾個圓圈，外邊包上棉花，再用舊布縫成外皮，幾個人站成圓圈，互相投扔；有幾位是練拳的；有幾位專門圍著湖走路；還有幾位打坐練氣功。我們這一集團以沈玉斌先生為核心打太極拳，打拳時各打各的，有陳式，有吳式，也有楊式。打完拳聊天就湊到一塊。有幾個人是天天必到，連到的時間也不差多少，有的是停停打打，也有並不屬於這個集團，但碰上就坐下聊幾句的。
老生演員貫盛習不是這個集團的。他哪個集團也不加入，只是一個人繞著湖走路。過去我只看過他的戲。在50年代看他唱《秋胡戲妻》，身上、唱功都不錯，後來就不見了，據說到外省某個京劇團做了團長。他弟弟貫盛吉的戲我看得較多，印象非常好，他的小花臉是含蓄而幽默，用一種獨創的鼻音唸白，可笑而不輕佻。在生活中他也忠厚。有一陣貫盛習嗓子不好，約角的不約他；而貫盛吉則紅得發紫，幾個班社搶著要。他跟約角的說：「約我可以，得搭上我哥哥，我可以少要點包銀，我哥哥的戲份不能減。」此人對生活也充滿幽默感，晚年得了絕症，家人們給他預備壽衣，他要穿上先演習演習。家人無奈就給他穿上。他對著鏡子照了照說：「我死了敢情就是這模樣啊？不怎麼樣！」此事我係傳聞，汪曾祺有第一手材料；他在一篇散文中說起過，和我的傳聞有小異，當然他的準確，但避免抄襲之嫌，我還按我聽來的說。貫盛習則是另一副模樣：人清癯瘦削，留一綹齊胸長髯，無論冬夏總穿一件米色風衣，長袍大袖，仙風道骨，說話聲音低沉。他患心臟病，長期住在北京，但服務卻在河北省石家莊。他每逢走到我們一夥面前，就一一點頭問候。我們問問他的病情，他總說：「還行，控制住了，不敢累著。」
再一位常來的是馮玉增，他是老北京戲校學生，沈先生的弟子。玉增為人精明能幹，個頭不高，衣裝整潔，動作靈活。他不練拳也不跑步，早晨來了就到湖邊找個椅子，鋪上他自帶的坐墊坐下，從書包裡掏出副竹板來，打起竹板唱數來寶。他是唱小花臉的，演出用不著數來寶，可這是他的個人愛好，也許是健身之道。我看過他唱《昭君出塞》的王龍，歌舞俱佳，十分精彩。唱完數來寶，他又開始遛彎，一直遛透，來到我們群裡聞鼻菸閒聊。他說每天早上這一頓遛是幸福保障。什麼叫幸福？他答曰：「活得舒服，死得痛快。」
八
陶然亭這批朋友，包括了京戲行的前後臺、文武場、生旦淨末丑、龍套上下手、神仙老虎狗，行行俱全。
按年齡算，比較年高的怕是兩位打鼓佬，一位是大名鼎鼎的白登雲，一位是勵五爺。
白先生早已過了古稀，花白頭髮，身材偉岸，風度瀟灑，手裡提了個棕竹手杖，大步流星地散步，身後常跟著賢惠的白師母。白師母手中提個北京人時興的手袋，她眼睛不太好，走路較慢。常常是白先生疾走一陣，然後站住腳和碰到的人聊天，順便等她。白先生終生打鼓，耳朵背，和他說話要大聲喊。他告訴我，他的鼓就是在陶然亭練出來的。小時候拿著兩根木棒，無論冬夏早上到陶然亭來打石頭，夏天打得渾身出汗，冬天雙手裂開多少血口子，天長日久竟把一塊光面石打得中間凹陷下去。這幾年他給李世濟打鼓，給趙榮琛幫忙。還有一位老教師是勵五爺。勵五爺年紀比白先生更大，耳朵更背。和白先生相反，他不大講究穿戴，總是一身灰中山裝，紐扣很少扣嚴的時候。他不遛彎，而是打吳式太極拳。他和白先生兩人一見，說起話來十分費力，他衝白先生耳朵喊，白先生衝他耳朵喊，然後兩人相對彎腰，鞠躬：「您慢走。」「您坐著。」白先生精神氣色都比勵五爺好。
過了兩年，發生了變化，白師母突然去世了，白先生就很少到陶然亭來了，偶然來一趟，衣著也不像以前那麼整潔，精神也不像以前那麼旺盛。白先生一生醉心藝術，對處理生活瑣事相當的無能，白師母不在他連吃飯、喝茶都困難。身邊又沒有別的親屬，實在令人同情。有時碰見我們勸慰他兩句，他只是搖頭嘆氣，說是想接一位親戚來幫忙，不知後來怎樣。勵五爺倒始終是老樣子，他身邊有子女，但老人性格孤僻，寧願事事自己動手，保持獨立，反倒不見頹唐。
晚年耳聾，看來是京劇音樂行當的職業病。我小時學過「武場」，儘管是秧歌劇的鑼鼓，也是先從小鈸打起，然後小鑼、大鈸、大鑼，最後才學打鼓。一天練幾個小時，停下後耳朵嗡嗡的許久靜不下來。大鑼大鈸是挨著打鼓佬站的，打一通「急急風」，三個段落一個緊過一個，一層響過一層。如果唱武戲，真有點玩命。我一直打大鑼，初練時左手提一塊磚，右手五指伸開，只靠食指套著鑼槌甩動，要槌槌打在磚心上，待到正式提鑼時，要打出幾種不同的聲響和節奏來。常常一晚上演出要打斷幾根鑼槌，可知打鼓佬的耳膜要經受多大的震盪力，一生幾十年打下來焉有不聾之理呢。現在科學發達，物質條件也好，應想出點措施來保護音樂工作者的健康。近來國內唱京戲，臺上都裝擴音器。我聽過幾場，感到音量太大，音樂變成噪音。不知劇場的音響工作者是否都是打鼓佬出身，耳朵偏沉，為什麼就不能把音量壓低一點，使觀眾舒服一些呢？
九
沈玉斌先生的去世，是使我很痛心的。去年我去英法兩國，在巴黎和倫敦逗留一個月，回來後積下一大堆信件，頭一封是沈先生的，來信說病情嚴重，託我催辦一下他的著作出版事宜。而第二封就是治喪委員會的訃告，通知我去和他的遺體告別。兩封信只相差七天，我想沈先生給我的信可能是他一生中寫的最後的一封信。
沈先生出身於梨園世家，是「六場通堂」的名琴師，早年焦菊隱先生主持北京戲劇學校，就請他當教員，是該校最年輕的老師。著名的四塊玉、吳素秋，全是他的學生。50年代焦菊隱任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副院長，導演《虎符》，要在話劇中加中國打擊樂器，又請沈先生做音樂顧問，負責設計全劇的打擊樂。解放前沈先生曾長期被選為北平市梨園公會會長，新中國成立後他奔走聯絡，建立了第一個私立戲校「藝培戲曲學校」。「藝培」改為市立北京戲校後，又任副校長。1957年被錯劃為「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中斷了在學校的領導工作。我弟弟是「藝培」的學生，我正正經經應稱呼他先生，可是後來命運相同，在陶然亭結為忘年交，就「亦師亦友」相處了多年。他的父親沈福山，是著名花臉演員，會的戲多，功夫紮實，但嗓子後來變壞，改做後臺管事。這位老先生有個脾氣，終生不肯收徒弟。不收徒弟不等於不教戲，他在「雙慶班」管事時，侯喜瑞在這搭班，扮上戲以後，有時間還向他討教。當時雙慶還有個花臉，叫蔣少奎，是侯喜瑞的內弟。蔣少奎唱壓軸時常唱《貪歡報》，演的是水滸英雄張順和安道全的故事。一般戲裡張順是武小生或武生，可在這出戲裡卻是花臉，勾白臉黑眼窩，所以是武二花應工，由蔣少奎唱。蔣少奎唱這出戲和當時的許多花臉一樣，由安道全嫖妓演起。這樣一來時間就不夠長度，和大軸之間還要墊一個《定計化緣》過場戲。沈福山先生無意間就說了一句：「當初我們唱這出戲，前邊有《張順截江》，一齣下來時間正好。」蔣少奎聽了，第二天一早就去沈先生家，恰好沈老先生上街買菜去了。玉斌接待了蔣少奎，問他有什麼事。蔣說沒事，就是來請個安。過了一會沈老先生回來了，蔣少奎一見就行禮。沈老先生問：「您這是幹什麼？」蔣少奎就說：「求您收我做徒弟，教我這出《張順截江》。」沈先生忙說：「收徒我不敢，說戲可以。」說著隨手拿過一根雞毛撣子當大刀，就給蔣少奎說了這出戲。教完戲沈先生說：「告訴你吧，連你姐夫侯喜瑞也不會這出戲，便宜你了。」此後幾十年，果然只有蔣少奎唱《貪歡報》帶《張順截江》，但很少人知道是沈福山教的。
蔣少奎扮相、嗓子都像沈福山先生，常年在濟南唱戲。所以那時一些演員去濟南走碼頭，常常不帶武花臉，人們說蔣少奎在那兒了，不用再約武二花。
十
沈玉斌正式搭班操琴也是在「雙慶班」。大概民國六年前後，俞振庭組的這個班子。老生餘叔巖、張鳴才，花旦是小翠花，武旦是九陣風，花臉是侯喜瑞。所以直到晚年每唱《戰宛城》，於連泉必和侯喜瑞搭檔，就有這個歷史緣由。沈玉斌原來跟班效力，有天給壓軸拉琴的琴師臨時未到，管事讓他頂了上去，從此正式拿戲份，每天四吊錢。而這時候喜瑞已是每天八塊大洋的角兒了。沈先生從底層幹起，就比較能體諒班底和場面上的苦處，後來他任梨園公會會長，辦了幾件為貧苦同業謀福利的事，受到一些同業的擁護，也遭到一些人的反對。我問過這些事的經過。他嘆口氣說，在那時候辦事真難。舉個例子，當時梨園界的人仍多數住在前門外虎坊橋一帶，有些戲院則設在城裡，比如「吉祥」就在「東安市場」。從天橋、虎坊橋到東安市場坐電車只花3個銅板，可許多班底連這3個銅板都拿不起，每天走去走回，來回30多里路，掙的錢只夠買2斤玉米麵。碰上下雨天就糟了。名角一看天下雨，上座不高，打個電話去把戲回了。下邊的人不知道，也沒電話，幾十裡地冒雨走去，看見個回戲的牌，再冒雨走回來，這一天就要「扛刀」（捱餓的意思）。我說戲是憑名角的牌子賣錢的，你拿8000，拿1萬，這都應該，可同業們來回走路至少該買雙鞋吧，給他漲點錢也窮不了名角啊。班底們要求加錢，沈先生以會長身份表示支援，並從中斡旋，有人就譏他為「共產黨」。所以解放後他又被錯劃為右派，就怎麼也想不通。
新中國成立後梨園公會改為「京劇聯合工會」，沈先生是副會長之一。臨近解放時，許多京劇界子女失學，他又倡議由藝人集資辦一個私立的戲校。由於同行們支援，就在「梨園先賢祠」舊址上，辦起了「藝培戲校」，由郝壽臣任校長，沈先生管業務教學。在政府接收改為市立北京戲校前，這個學校慘淡經營，培養了不少人才，張學津、孟俊泉、萬一英、李玉芙、關靜和，都是這個學校的學生。
沈先生自學不倦，晚年已有很好的文學修養，致力於京劇音樂的著述工作。他寫了一部《京劇群曲彙編》，極有學術價值。可惜由於種種出版技術上的原因，至今未能與讀者見面。但熱心的人還是多的，我提出朋友們掏錢為他自費出版，荀令文等幾個朋友就都表示不管多少，他們也出一份資金。《北京圖書資訊報》青年編輯李布青、上海文藝出版社幾位編輯知道後全都熱心支援，說不必自費，出版社可以接受出版。京劇界的朋友聞訊也紛紛來信預訂。我想也許出版有望了，但願它早日問世。
十一
沈先生生前和去世後，為他出書的事奔走最熱心的朋友應當首推荀令文。
令文是荀慧生先生的二公子，和我相識也有幾十年了。「藝培」一建校，他和他大哥令香就是學校的工作人員。令文多年擔任班主任。我弟弟在戲校學習時，十分調皮搗蛋。校方為此找家長談話，有兩次就是令文和我談的。但我們較密的過從則是在「文化大革命」後期，陶然亭的把式場上。那時人們雖然強作歡笑，但總在眼底壓著些苦色，尤其是文藝界的同人，除去在唱樣板戲中撈到好處的浩亮之流，多半都神情有些壓抑，唯獨這個荀二公子，臉上從來不帶愁苦相。挺高的個子，穿著件破舊的棉大衣，釦子掉了兩個，兩肘見了棉花，腳上一雙「貓窩」棉鞋也是打過掌的，可臉上總是笑嘻嘻，很像廟裡那尊布袋和尚。他不打拳，而是在陶然亭下那個小廣場上繞著圈子跑步。跑步時雙手插在大衣口袋裡，一邊跑一邊吹呼（不是喊，而是吹呼）：「嗨，嗨，嗨！」全陶然亭的遛早客他沒有不認識的。認識的他全打招呼，所以他這「嗨，嗨，嗨」，是連呼氣帶招呼兩用；他也有不來的時候，他如果這天不來陶然亭，必定是到別處遊玩去了。他買了張郊區通用月票，香山、臥佛寺、櫻桃溝、西山八大處，想上哪兒登車就走，第二天見面他準帶回一兩件趣聞，逗大家哈哈大笑。這些趣聞他有的是親眼所見，有的我懷疑是他編的。有次他去頤和園，回來說園內有的地方隔離開來另外賣票。有一處門口還有兩個人站崗，完全清裝打扮，馬褂、箭衣、纓帽，腰上還挎了把腰刀，但兩個人卻是完全的現代青年，紅線帽下邊是長髮。觀眾就在一邊議論說：「這兩個人不像。」兩位站崗的聽人議論難免有些不高興，有一位就小聲說：「像，像你爸爸！」於是，引起一番爭執，我問他：「可是你親眼所見？」他說：「當然親眼所見，我只把情節組織了一下。」
沈先生去世後，我為他的書得不到出版而不平，提出自費替他印。令文聽到後，鄭重寫封信來說，他雖不富裕，印書他出一份錢。後來上海文藝出版社答應出這本書了，圖書發行部門要徵求一下訂戶。令文又到處寫信，徵到了不少訂戶。誰知出版社另有原因，又把出書的事推到不知多久的「以後」去，訂戶們收不到書，紛紛寫信責問他，批評他，他又一一寫信去道歉，並勸我：「別生氣，別得罪出版社。多說點好話，託託人早點印出來比什麼都強，別的事我全兜著，你就管這一樣好了！」
令文做得一手好菜。每天早上去陶然亭，必帶個手袋，回去路上尋找入口之物。他本是學唱老生的，後來又對京韻大鼓入迷，但始終沒當正式演員。他哥哥令香倒是從父親那裡學了些荀派的拿手戲，現在專教荀派戲，而且專教30年前荀先生的戲，如《香羅帕》、《荀娘》。
令文說：「我們大爺這手弄對了，‘紅娘’人人會唱，用不著咱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