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筆》發表評論汪曾祺、林斤瀾二位作品的文章，很有收穫。作者凸凹先生如此有見地，令人讚佩。

談這二位的作品，已有不少文章。對其為人，還沒有太多人來寫。如果汪先生會唱歌，在歌壇上有文壇上這般地位；或是林先生長得像國共兩黨中任何一方的領袖，成了演藝界大腕，只怕副刊、小報上早填滿介紹其生平瑣事、個人隱私的特寫、探秘之類的文章了。那樣我或許也藉機發點小財。因為我認識這二位都快半個世紀了。

兩位中我先認識的誰，有點馬虎了，可能是林先生。

如今林先生已經是頭髮斑白，背部微駝，還少了顆門牙，一派老作家形象了。我們相識時，他可是風度翩翩，胖而不肥，兩眼有神，面色紅潤，發黑齒白。有一年北京市舉行戲曲匯演，我和林先生同時拿到戲票，我臨時有事看不成，把票送給了文學研究所一位女同學肖慎。肖慎回來我問她戲怎麼樣。她說戲倒不錯，可是身邊挨著個唱小生的，油頭粉面，引得許多女士都看他，使她坐在一邊很不自在，弄得連戲也沒看好。我極力為林辯白，說他是作家不是演員，天生長得漂亮，絕沒有誠心修飾。肖慎說：「作家長得這麼漂亮，大概有少不了的浪漫新聞。」

這可是天大的誤會。我向上帝起誓，林先生是我見過愛情最忠貞，婚姻最美滿的男人。他在臺灣鬧革命，被國民黨抓去坐牢，九死一生，太太天天到監獄送飯，立下「情願共死」大志。林先生意外地逃出虎口，兩人結伴躲進貨船煤艙，返回大陸，這才實現了「相愛同生」的願望。舉案齊眉，從沒發生過口角。林先生處理家庭關係有一套學問。舉例來說，我相信廣告，看到「新產品」就買，買了新鮮玩意兒又愛做宣傳。最忠實的聽眾就是林太太。於是，我買一件她就跟著買一件，我上當她也就跟著上當。林先生心中不快，只是衝著我發火，從不向太太表示不滿。對我發火不生效，就派小姐來進行說服：「鄧叔叔，求你了，別再上我們家宣傳你買的新產品，我家的廢物已經沒地方放了……」我改正了錯誤，林先生不記舊惡，再去他家，他仍以酒相待。

不過我家人又埋怨，是他培養了我喝酒的壞習慣。

上世紀50年代初，我們在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創作組工作，我才剛滿20歲，不會喝酒，他已經深解其中味了。大家都很窮。誰拿到點稿費，或是開春後賣掉了冬裝，總要打一次共產主義牙祭。每逢這時他就提出買酒，酒買來他喝得最多。林先生雖愛喝酒，但很少喝醉，真喝醉了也不承認。有次在他姐姐家喝完酒，剩下不少菜，姐姐給他打包帶回宿舍。他一走出王府井南口就撞到了一棵樹上。菜也灑了，褲子也髒了。回來後見他如此狼狽，我問他是不是喝多了。他搖頭說：「沒有的事，我早看見那棵樹了，我判斷照直走會撞上，就為了試試我判斷的是否正確，才直衝它走去的，結果證明我判斷的完全正確，非常清醒。」

他剛進劇院時的任務是替老舍先生採訪寫作素材。老舍先生要寫個一家之內出了幾名人民代表的故事。採訪物件有好幾家。有一家好像就是女明星向梅和舞蹈家武季梅的家庭，不過採訪的是她們的父母。數年後我有幸到這個家庭去時，向梅小姐也還在上中學，而季梅小姐只扯著別人的衣襟，連喊帶叫地瞎搗亂，還沒顯出舞蹈天才。林的工作很得到老舍讚許，作為獎勵，常常在他彙報完一段材料後慈祥地說：「這段材料不錯，留著你自己寫吧……」

林沒寫過這些素材。但老舍先生的影響和採訪中得到的體會，都對他以後寫北京味小說起了啟蒙作用。他剛從江蘇調到北京時，說的還是尖團不分的官話，後來他在小說中出色地寫出了北京人的風貌，而且是用地道的北京話。他是下功夫磨鍊過的。

說到磨鍊，得感謝他帶領我走進讀書之路。他有學問，但從不以此自居。我是從他言談中，從他對作品作家評判中感知到他是有學問的。我印象中他花時間最多的是讀書。在一起工作時我見他讀了許多劇本，也讀了許多小說。不過他讀書不肯跟著潮流走。那時正時興讀蘇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經典著作。他卻偷著在屋裡讀沈從文、周作人的作品。我從小失學，沒正規讀過書。看到他讀這些書才引起我讀這些書的願望。他對這些書的評論，對我起了導讀的作用。我甚至懷疑我有些錯誤觀點是不是也受他的影響。不過我堅信，如果我在寫作上有點什麼長進，這位朋友對我就是起了引導作用的人之一。

從他早年的作品中，是能覺察到他讀書所受的影響的。翻開《臺灣姑娘》看看，您不感到有屠格涅夫的影子嗎？

除了讀書，林先生年輕時感興趣的就是看戲看電影，他把這也當作學習。他很少有娛樂活動。他不打撲克（會打橋牌，技術不怎樣），不跳交際舞（他是會跳舞的。在大後方時他還跟著戴愛蓮先生正經學過舞），也不下象棋。有時下下圍棋。下圍棋耍賴。我跟他下圍棋，他贏了就叫我數子兒。他輸了就搶著自己數，在數時做手腳，把我的活子當死子給我拿掉。

1951年冬天，我和林同時參加了中央土改團。我到安徽，他到湖南。這期間北京人民藝術劇院進行改組，創作組被取消了。我早回來一個月，被調到北京文聯工作。一個月後，早晨我上街去吃早點，忽看見林先生瀟灑地順王府井大街走來。我問他何時回京的，要去哪裡。他說剛回來不久，劇院要他自己聯絡工作單位。他去電報局給延邊的一個朋友打電報，打算去延邊工作。我想延邊是朝鮮族自治州，對他這南方人來說未必合適。就說：「你等等再發電報，我跟文聯領導商量一下，如能到北京文聯，何必要去延邊？」他表示無可無不可，對是否留在北京並沒太大熱情，但也不反對。我就去跟文聯秘書長、詩人王亞平談了一下。王亞平馬上說：「這個青年可用。來吧。」就把他調到北京市文聯，在研究部工作。研究部主任是評書藝人（現在時興叫表演藝術家）連闊如，副主任是位老報人，一位研究員是相聲藝員孫玉奎。林到來不久，領導號召文藝工作者下廠下鄉深入工農生活。連先生和孫玉奎有演出任務，老報人年紀過大不適應艱苦生活，林先生就做了深入生活的代表，一頭鑽進北京西郊的八角村，成了編外村民。我曾隨他到八角村去住過幾天，正碰上剛從上海戲劇學院畢業分配到北京的兩位青年來這裡鍛鍊。村幹部忙於春耕，叫林先生照顧這兩位青年，向他倆介紹村中的情況，領著他們參加勞動。前兩年，北京電視臺播出名震一時的電視劇《紅樓夢》，我越看大導演王扶林的名字越覺得熟悉，後來想起，就是那兩位學生中的一位。

林斤瀾深入生活的踏實勁，在別的青年作家身上少見。除去開會，過年過節，他極少回城。過年過節回來，是因為太太谷葉女士在天津的中央音樂學院上學，只在放假時才能來京。林平時節儉，但太太來時則保證她過兩天輕鬆而富裕的生活。他那時對寫小說沒有興趣，醉心於戲劇創作。戲劇中只限於話劇，話劇裡又單寫喜劇。所以，寫的劇本沒有地方發表，更別提排演。太太上學，他拿不到稿費，按說應常處在「經濟危機」中。可他竟能打點得蠻舒服，還不用借債。其秘密除去平時節省外（其節省方法包括自己喝酒只喝二鍋頭，若我請客就指名要西鳳），還從不進百貨公司。買什麼都上舊貨攤或寄賣店。他的鞋是在舊貨攤上買的，小工藝品是在舊貨攤買的，唯一的書櫥也是舊貨攤買的。給太太置辦貴重的貂皮大衣，花了人民幣40元，也是花在寄賣行裡。太太來京，他就能用小電爐做點吃的表愛心，每逢這時，不管請不請我，我都趕去吃。不過他造廚的手藝有限，根本不能跟汪曾祺相提並論。他看家菜譜是煮紅棗加花生米，雪裡蕼燒黃花魚，外加一盤豬頭肉。

林先生在八角到底待了多久，我記不清。他下鄉後好久我才進文學研究所進修（後改為文學講習所，丁玲同志創辦並任所長），我畢業了他還沒回來。他去時是個不為人所知的小幹部。等我畢業，他已發表了《新生》、《春雷》等紅極一時的小說。老舍先生看了《新生》打心眼裡高興，馬上就寫了篇評介給以讚揚。這好像是老舍先生50年代寫的第一篇為青年作者叫好的文章。我從文學研究所畢業後，響應「到生活第一線，到工農兵群眾中去」的號召，轉到建築工地上做基層工作去了。那裡也是林斤瀾輔導的單位。林常來工地上和業餘作者們見面，替他們看稿，提意見，開座談會，並把改好的稿子推薦給《北京文藝》等刊物。像《臺灣姑娘》這些名篇都是他在忙於輔導之餘，擠休息時間寫的。

1955年，我發表了《在懸崖上》，他很為我高興。但指出我在文字上很不講究的毛病。後來我寫作時注意在文字上嚴格要求自己，這跟他的提醒分不開。

1954年召開第一屆全國青年作者會議，我倆一起參會。但不是正式代表，只是北京團的列席代表。有些文章在提到那次會時，把我倆也列入代表之中，這是誤會。

1957年那場風暴，林斤瀾逃脫了。我認為這要歸功於他的女兒。坦白地說，當時某位有權勢者想把他打成右派的熱情很高，大概在預備打成右派名單中我是排在他後邊的。他僥倖逃過此難，得感謝他的女兒和醫院。正是召開「鳴放大會」那天他女兒出生了。過了幾天開第二次會，醫院偏巧又給小孩開錯了藥，差點造成事故。而參加這兩次會的人，大部分被打成了右派，其「反動言論」，都是這兩次會上的發言。

我定成右派，他的壓力極大。有人是讓他用揭發、批判我來表明他的立場的。他什麼都沒講。而在此後20年間，不管我是在北京勞動改造，還是「發配」東北時，他都是我最親近的朋友。我忙不過來，他替我送妹妹上學；我不在北京，逢年過節他到家去看望我的母親；有些我想不到的家務事，他想到都提醒我。1979年，我「提前退休」後回到北京。他被分配到一個電影院當勤雜工，但因病沒有上班，沒事在家中練習寫篆字（曾給我寫過一封完全是篆字的信，一看那字就是從《康熙字典》抄來的），我三天兩頭到他家聚會。有一天我在公園打拳，忽聽到廣播中報告重要新聞時，沒提偉大的旗手和張春橋、王洪文的名字。此事不能跟別人討論，我就忙去他家，故意賣關子說：「有件重大新聞，你知道了沒有？」他問：「什麼新聞？」我說：「今天的廣播你聽沒聽？」他說：「聽了沒發現什麼。」我就說了我的發現。他也覺得不一般。我倆猜了一陣猜不出原因，我就回家了，第二天我又到他家去，這回輪到他賣關子了，他說：「你聽到什麼訊息沒有？」我說我不知道什麼。他端著架子說：「我這才是重要新聞，可不能隨便就告訴你。你得付點代價。」我聽了就再三追問。並答應如果訊息真有價值，我請他喝酒。他才告訴我說，昨天我走後他就去了楊沫那裡。從楊沫處知道了打倒「四人幫」的訊息。聽了又驚又喜，又怕是誤傳。經過分析，兩人都認為這樣的謠言是沒人敢造的。興奮得想歡呼，但又還不敢聲張。他不堅持要我請客，自己找出瓶酒來我倆舉杯慶祝。幾年來我們沒少在一塊喝酒，但從沒像這天喝得那麼痛快、高興。

形勢發展飛快，我倆又有權拿起筆寫作了。北京出版社要出北京作家個人選集，林斤瀾說：「出北京作家的選集，不能少了汪曾祺的一本。」但汪自己對此卻不熱心。他對編輯說自己新中國成立後寫的小說不多，字數不夠，不出也罷。林知道後馬上去找汪曾祺，激動地說：「你的小說有自己的風格。為什麼不出呢？字不夠趕寫幾篇就成了嘛。你積極點好不好！」汪很感動，趕緊又寫了幾篇。這一寫不僅把這本書的字數湊齊了，而且從此又燃起了寫小說的熱情，掀起汪曾祺小說寫作第二次高潮，新時期文學史因此多了極為光彩的一頁。

1984年我奉命到中國作協工作。在北京文聯的同行給我送行的會上，斤瀾坦率地說：「友梅去當書記，對他個人還是對工作，都未見得是好事。是得還是失很難說，恐怕還是失多得少。因為他的性格就是個作家，並不適合擔任行政工作。」

我到中國作協後，工作有了成績，他表示讚許。有失誤他更毫不保留地當面指責，卻從不怒形於色。我們相識數十年，他對任何人都沒有怒形於色過。他會氣得發抖而不會氣得發火。最惱火時也只是搖搖頭結結巴巴地說：「你瞧，你瞧，怎麼會這樣，怎麼會這樣……」我待的地方是個是非焦點，我工作上、做人上確有缺點，但人們對我也常有不少誤解。我極想離開這個崗位，但出於從小養成的組織觀念，不得到批准，我做不出拂袖而去的事。這在特殊時期就引起非議。斤瀾聽到過非議，並且同意人們的看法。但他不在私下議論，也不因此而疏遠我，而是當面對我說：「你把身外之物看得太重了吧！適可而止吧。」我很為他的誠懇和友情而感動。林斤瀾是個好人，是個好作家。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我為有這樣的朋友感到幸福和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