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和我一起勞動的工人，大部分都已退休或去世了，許多人已經四散。聽說我要來，人事部的朋友費盡力氣找到兩名和我同一車間的工人。兩位老同事急忙趕來見我，男的叫貞本勝美，女的叫藤井光子，都是50歲以外的人了。貞本先生和我不熟識，可是藤井光子一見我就愣住了。望著我足有幾分鐘，眼睛閃著淚光說：「啊，你的模樣還能認出來，好幾十年了，又能見到，這是真的嗎？」

我依稀記得藤井先生的面貌，但這名字卻想不起來。我說：「你是住在‘愛國寮’的吧？」

「愛國寮？」她激動地說，「這個名字多久沒聽人講了，現在的人都不大知道它。你走後不久，這裡遭到一次轟炸，‘愛國寮’炸燬了，有五個女工被炸死……」

我問她知道田中百合子先生在什麼地方？在座的人誰也說不出這個人落到了什麼地方。

我心中有些悵然。

工廠全變了。他們填海建廠，把面積擴大兩倍多，產量則增長了許多倍。廠房、裝置、食堂等等都完全重建過，可是廠內道路走向仍保持著原來的規制。當汽車慢慢駛過一座小橋時，我說：「這地方沒有變，當年我們在這撈水草充飢的！」車開過工廠的碼頭，那裡停著巨大貨輪，正裝載運往中國的化肥。我對朋友們說：「這個海灘、這個碼頭就是我上岸的地方，我也多次在這裡卸過從中國運來的原料。那時，這裡是裝載仇恨的停泊所，今天成了友誼的橋樑。我希望我們兩國人民攜起手來，再不讓那樣的歷史悲劇重演。」齋藤先生說：「您是作家，您把這一切寫下來吧，現在的年輕人已經不大知道那個時代了，而這是不該忘記的。」

我們在車間外面逗留一會，然後把汽車開向附近最高的一個山頂。這山我來過，當年曾從山上背竹子下來蓋防空洞，現在站在山頂，俯瞰德山全市，禁不住熱淚奪眶而出。在過去1/3世紀裡，我們跨過了多麼長的一段歷史程式。當年我來日本時，我的祖國正在流血，滿目瘡痍。這裡迎接我的是侮辱、飢餓和奴隸般的無償勞動。經過30多年的戰鬥，我們社會主義的祖國已經屹立在東方，在國際上我們有真摯的朋友，但也只是在我們強大了之後，才受到人家的尊重。在國內，我也曾不滿足於我們的貧窮和落後，對我們的缺點和錯誤，我曾滿懷激憤之情。可今天，我站在鄰國的山上，才看清幾十年來我們已取得了多麼大的勝利，這勝利對每個人的命運又有多麼深刻的影響，這次來日本，我見到每一張歡迎的笑臉，聽到每一句充滿友情的談話，都使我充滿了對我們國家的感激和熱愛。我希望我的國家變得更富強更美好，為了她的富強，我甘願獻出自己全部的心血和生命！

到山下，工廠為我們準備了豐盛的宴會。席間，齋藤先生再次提議要我把和德山的關係寫下來。工廠原有個文學愛好者小組，今後要改成「鄧友梅作品研究小組」。我對他們的厚意非常感謝，我認為用我的筆為日中友好盡力，是無可推卸的神聖責任。

回到廣島，我還久久不能平靜。我為德山人民重建了生活而喜悅，也為自己承受了過多的友誼而激動。但是沒有打聽到百合子的下落，不免有些惆悵！這種悵然若失的心情，一直跟我到京都。一天晚飯時，「講談社」的朋友佐藤先生興高采烈地跑來喊我：「快，你的朋友叫你給她打電話！」

「哪裡來的？」

「光市，一個姓西村的女士！」

我按電話號碼撥了過去，一聽到回答，急忙說：「我是鄧友梅，哪一位找我？」

「鄧友梅先生嗎？」我答應以後，那邊停頓一下，依稀聽到壓抑著的哽咽聲，終於說道：「我是田中百合子！」

我懷疑自己是不是聽錯了！又問了一遍，才相信說話的正是她。她說她已搬到光市多年了，昨天有個朋友告訴她，在電視上看到我訪問德山，她不相信，要求電視臺為她重播一次。在電視上她看到果真是我，趕緊打電話找我的地址，才知我已到京都了。

「真遺憾哪，沒能和你見面。」

「三十多年前，聽到廣島落原子彈的訊息，我很為你們擔心，你家裡人都好嗎？」

電話裡沉寂好長一段時間，然後一個低微的聲音說：「全死了，只活了我一個人……」

我找不到任何話來安慰她，只能祝願她今後幸福平安。

她希望能見到我。但京都、光市千里迢迢，我無法再找出獨自活動的時‘間了。感到安慰的是她一家現在生活美滿，她的丈夫託她向我問候。

臨行前，我又打電話向百合子告別，我們幾乎說了同樣的話：共同度過那段艱苦時日的朋友不多了，要珍視這患難友誼，讓我們留下的這些人繼續為日中友好而努力。

補記

寫完這篇文章，我接到西村百合子（婚後隨夫姓西村）寄來的信。她是由於許多當年夥伴在電視上看見我以後，給她打電話才知道我去了日本的，她說，聽到我在革命後成為作家的訊息，心裡很激動。她已經是三個孩子的母親，孩子都已經大學畢業，結婚後獨立生活了，現在她和愛人在一起共度晚年。如今雖然年過半百，滿頭華髮，但35年前相處時的情形，還像是近在眼前。35年來，高興的事很多，悲傷的事也很多，不是一下講得完的，以後一點點地談吧。35年日本發生了很大變化，中國也發生了很大變化，只有友誼沒有變，希望我們兩國人民永遠友好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