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到勞動場所時必須由監守人員押送，勞動期間監守人員也要不斷巡視；
最後還有「其他」，如：
華人勞動者絕不允許持有現金；
華人勞動者任何時候都必須穿寫明番號的衣服；
華人勞動者絕不允許帶有火柴、火藥等危險物品；
嚴禁華人勞動者與外部華人、朝鮮人、一般日本人（不論男女）接觸；
嚴禁華人勞動者單獨外出，不準其在宿舍外單獨活動；
必須將華人勞動者的照片、名冊分送給鄰近各縣警察署，共同監視……
規定很長，我想只要看看上邊這一點也就夠了，試想一下在這樣的嚴密監管下，華工過的還算人的生活嗎？
這還只是「生活管理」的部分，進了廠礦、作業部門還有一套勞動管理條例。工作時間是每班12小時，早上5點鐘就要進廠，先集合在操場上和日本人一起作「東方遙拜」，背「社訓」，聽宣讀「天皇詔書」，做早操。6點鐘開始幹活一直幹到下午6時，中飯都只能在工作間隙吃。每逢月末，都要幹幾個「徹夜」，就是今天早6時上班，明天早6時下班，連續勞動24小時。休息12小時後，晚上6時再上班，一直要幹到後天晚上再下班。幹什麼活呢？當時日本廠礦已經有40%的體力勞動都由「女子勤勞報國隊」、「學生勤勞奉仕隊」和各種女工擔任，連推「軲轆馬」的都是穿著破衣爛衫的年輕女性。給華工乾的當然是最繁重、最危險和有害的工作。我年小體弱，承擔不起搬運之類的重活，就幹危險和有害的活。如在料池中清理「重曹」，鹼性極強，不發手套，給的那雙膠靴連底都掉了的。一天下來手腳全部燒破出血，第二天裹上點水泥紙袋上撕下的爛紙照常勞動。在碳酸鎂間幹活時，叫我守著皮帶運輸機整理溼料，我個子小夠不著機器，只能腳下墊個破木箱，冬天也要裸著雙臂，就這樣碳麻粉塵也無孔不入沾滿身體，夜裡渾身痛癢難以入睡。最可怕的是到「苛性曹達」車間，「苛性曹達」就是火鹼，連在這樣的地方幹活，日本人都不發合格的勞保用品，幹幾天活就弄得體無完膚。
如此沉重的體力勞動，每頓飯只給一小碗飯兩塊鹹菜一碗菜湯，絕看不見點油星。飯也不全是用糧食做的。起先飯中摻1/3白薯，隨後摻一半蘿蔔，再往後摻大部分蘿蔔葉。華工餓得受不了，逼得在勞動空暇到海邊撿海草，從船上扔下的橘子皮，拔野菜充飢。日本監管人認為這違犯了「擅離職守」和「單獨行動」兩條紀律，發現後就狠狠懲罰。我有次到海邊撿了點海草吃，被工頭髮現後打了一頓後又報告給華工管理人員，下班後全組人除為我捱了幾個耳光外，還罰掉我的晚飯，並且命令我：「飯不許吃，可是晚飯禱詞要跟大家一塊念！」日本人規定華工吃飯前要面對飯碗背一遍祈禱詞，閉上眼默禱三分鐘才可以動筷！
被法西斯思想毒化了的少數日本人，不把中國人當人待，視華工生命如草芥，常常為一點芝麻小事，甚至毫無理由的殘害華工。秋田縣鹿島組一個老華工，也就像我一樣餓得受不住，從地上拔了根草吃，日本人就毒打他、摔他、用燒紅的烙鐵燙他，華工忍無可忍，奮起反抗，由此就引起了那場駭人聽聞的「花崗慘案」！
三
日本法西斯分子對華工的思想統治更為殘暴。常常在勞動一天之後，睡覺正熟時警鈴大作，日本監督拿大棒把華工打起來，叫大家都赤身站在自己鋪位前，衝進一批警察來進行突擊式搜查。發現有人偷著寫了家信，或是有反抗嫌疑字紙，馬上扣上手銬逮捕。
在勞動場地，日本軍方派來監管華工的「勤勞部」人員，也進行突然性襲擊。有天我正幹活幹得連氣也喘不過來，一個勤勞部（軍方派駐廠中管理華工的部門）卻把我叫下機器，冷不防問道：「你說蔣介石跟汪精衛誰是好人？」幸虧我當過八路軍交通員，馬上意識到這是兩個政權的代名詞，就裝傻充愣反問他：「這兩人是哪個車間的？我怎麼一個也不認識？」他打了我個嘴巴，罵了聲「混蛋」轉身而去。答得稍有差錯，就得送進警察署「懲戒」了。
還有一次我帶病勞動，被監工認為是有意怠工，狠打一頓後，心中痛苦萬分，無意間在破水泥紙袋上寫了「忍耐」兩字，不巧被勤勞部的人發現，他們就追問我：「你寫這兩字是什麼意思？是對這裡不滿意嗎？」我只好說：「我在生病，我要叫自己忍耐住病痛……」那小子斜了我一眼說：「你的病大概是偷著到海邊挖蛤蜊吃，撐出來的吧！」事情過後，難友們都替我鬆了一口氣，一個平時不說話的人批評我說：「以後不要胡寫，有什麼話只在肚子裡說。你唱一百遍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他們也聽不見。啞巴吃黃連，苦在肚子裡算了！」
在強制勞動的同時，日本還加強奴化教育。他們規定華工對日本只能稱作「內地」，不能說「什麼時候到了日本」，要說「什麼時候回到內地」。在僅僅上過一星期日語課後就下令，即使只有兩個華工在一起時也不準說中國話，必須用日本話交談。早晨進廠後要作「東方遙拜」，幹活前要背「社訓」，飯前飯後要念禱詞……
四
敵人的壓迫和殘害，更增強了華工懷念祖國，嚮往抗日的熱情。恐怖手段並沒有能壓熄華工的反抗怒火。憑直覺我知道有幾個人是有來路的（回國後知道了他們身份，證明我的估計不錯），即使在那樣的條件下他們也不動聲色地做了許多工作。有人用僅有的換洗衣服跟工人換來白糖，而不久有的電機就燒燬了，同時華工中就悄悄傳播白糖摻進潤滑油中澆人電機內可以造成燒機事故的「秘訣」。諸如此類的事不斷發生，日本人用分化、逼供辦法追查許久，到我們回國也沒查出個究竟。坦白地說，一群在國內時政治信仰並不一致的人，來到敵國都站穩了「自己是中國人」這一立場，團結成一股力量。
最令人難以相信的是，我恰是在日本國土上第一次讀到的《大眾哲學》和《革命人生觀》這兩本書。至今我不明白，在日本人那樣嚴密檢查，反覆搜尋下這些書是怎麼弄到日本，並在華工中傳閱而又始終沒被發現的！只這一件事就堅定了我們一個信念：「中國不會亡！」
當然在回憶那段不堪回首的生活時，我也不會忘記善良、友好、愛和平、有同情心的日本普通老百姓。張海迪同志訪問日本時，那位義務替她推輪椅；中國山東兒童藝術團訪問日本時，義務照顧孩子們生活，領他們旅遊的老人中元幸廣，當年就是我們的舍監之一，是唯一不打華工的舍監。多少年來他獻身於中日友好，退休後每年自費來中國學習中文，以便有中國朋友訪日他能更好地服務。那年，他從報紙上知道我到了日本，千里迢迢從山口縣趕到東京，跟會務人員說：「我是來向鄧先生賠罪的，他在這裡受苦時我沒能盡力保護他，我要向他道歉，希望你們能叫我見他一面。」在我開會期間，他竟然在我住的飯店對面小旅館中租了一間房，只為了每天在我休息時跟我見上一面。我問他為什麼對中日友好這麼熱心？他說：「中國人給了我深刻的教育。中日兩國人民不是敵人，我們共同的敵人是戰爭，是殘暴的軍國主義分子，我們兩國人民應像兄弟那樣相處……」當年與我一同在那工廠勞動過的一個小姑娘現在已經作了祖母的朋友，聽說電視上出現了我的形象，馬上要求電視臺專為她放一遍認一下是不是她認識的那個人。電視臺應邀放過後，她就打聽我的行蹤，一直把電話打到我在奈良的住地，頭一句話就說：「真對不起，當年沒法保護你不受欺侮……」而她自己的家人，戰爭後期完全死在廣島的不幸中了（我勞動的地方距廣島只有18海里）。
那些把殺人放火、侵略別國領土、擄人為奴的戰爭至今仍謊稱是「解放亞洲人」之戰的先生們，他們只講日本是遭到過原子彈轟炸的唯一國家，卻從不講為什麼原子彈會落在日本，更不講是誰使發動侵略戰爭的後果落在普通日本人民身上！正因為如此，中日兩國人民更需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為不使歷史悲劇重演而攜手奮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