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氣冷颼颼的；天高雲淡。一捆捆的玉米堆在前門，門廊上掛著的南瓜燈在笑眯眯地守夜。往後的一個星期，那些一心想討糖果的孩子們會跑到街上去，打扮成芭蕾舞演員、殭屍鬼、外星人、骷髏、吉卜賽算命人，或者已故的搖滾歌星；我照例會關上燈，假裝不在家。這倒不是討厭他們，而是出於自我保護——萬一哪個小不點不見了，我可不想被控告引誘他進來，然後吃了他。
我就是這樣對米拉說的。她的生意正紅火，賣橘黃色的矮蠟燭、黑色的陶製貓、緞子縫的蝙蝠，還有穿著漂亮布衣的巫婆——她們的頭是用幹蘋果做的。她聽了我的話噗嗤一笑，認為我在開玩笑。
昨日，我一整天都懶洋洋的——我的心臟不舒服，幾乎離不開沙發。然而，今天早晨吃完藥後，我感到精力出奇地充沛。我興沖沖地走到圈餅店。在那裡，我看見洗手間的牆上又新添了一句話：如果你說不出什麼好話，那就乾脆別說。後面一句是：如果吮不出什麼好東西，那就乾脆別吮。知道言論自由在我們這個國家還在大行其道，真令人欣慰。
我要了一杯咖啡和一個塗巧克力的炸圈餅，帶到外面，放在店家提供的長椅上，緊挨著垃圾箱。我坐在依然溫暖的陽光下，活像一個曬太陽的烏龜。不斷有人從我面前走過：兩個肥胖的女人推著嬰兒車；一個瘦一點的年輕女人穿著黑色皮上裝，上面有一些銀色釘飾，鼻子上也嵌了一顆；還有三個身穿風衣的古怪老頭。我感覺他們的眼睛在盯著我。難道我還是那樣聲名狼藉，或者我還是那樣一個偏執狂？或許是因為我不停地對自己大聲說話的緣故？我不清楚。莫非我的聲音在不經意間像氣流般湧了出來？這種空洞的老人低語好似冬日裡葡萄藤的婆娑，又好似秋風瑟瑟地吹過枯草。
我對自己說：誰在乎人們怎麼想？如果他們願意聽，那就請便。
誰在乎，誰在乎——年輕人總是這樣說。我當然在乎。我在乎人們怎麼想。我一直是在乎的。不像勞拉，我從來沒有堅持自己信念的勇氣。
一條狗過來了；我給了它半隻炸圈餅。「請便。」我對它說道。當瑞妮抓到誰在偷聽時，她總是這麼說的。
一九三四年的十月，人們一直在議論鈕釦廠發生的事。據說，當時有外來的煽動者在活動；他們激起事端，特別是挑動那些容易衝動的年輕人。人們說起勞資談判、工人權利以及工會的事。工會肯定是不合法的，或者說只僱用工會會員的企業的工會是不合法的——真的不合法嗎？似乎沒人搞得清楚。總之，這些人都窩著一股火。
煽動鬧事的是些流氓和僱來的罪犯（希爾科特太太如是說）。這些煽動者不僅是外來的人，還是外國人，這種情況在某種程度上更加令人驚恐。那些留著短鬚的矮個子亡命之徒，用鮮血寫下自己的名字，誓死戰鬥到底。他們會發動暴亂，肆無忌憚；他們會安放炸彈，會在夜裡潛進來，割斷我們的喉管（瑞妮如是說）。這就是那些殘忍的布林什維克和工會組織者的鬥爭方法；他們的本性都是一樣的（埃爾伍德·默裡如是說）。他們謀求性愛自由，毀滅家庭，槍斃任何一個有錢人——哪怕他只有一點點錢，或者一塊手錶，或者一枚結婚戒指。聽說，俄國就是這麼幹的。
據說，父親的廠裡有了麻煩。
關於煽動者和廠裡有麻煩這兩件事，都作為謠言被公開否認了。可人們對這兩件事都深信不疑。
九月裡父親讓一些工人停工回家，其中包括一些年齡不大的人。根據他的說法，他們還年輕，能自己謀生。他還讓留下的工人每天縮短工時。他解釋說，這只是因為沒有足夠的活讓工廠的全部生產能力運作起來。顧客們不買鈕釦，或者說不買蔡斯父子公司生產的那種鈕釦，而公司靠的又是薄利多銷。顧客們也不買便宜、耐用的內衣；他們把舊的縫縫補補，將就著穿。當然不是人人都丟了工作，但那些有工作的也感到沒信心保牢飯碗。他們自然就想省錢，而不是想用錢。這也不能怪他們。你若處在他們的境況，你也會這麼幹。
數學進入了我的生活——它有那麼多長腿、那麼多脊骨和腦袋，還有由零構成的無情的眼睛。它告訴你：二加二等於四。但如果你沒有二和二呢？那就沒有四。確實沒有四，我也沒辦法；我無法讓賬本的赤字變成盈利。這令我十分不安，似乎是我個人的錯。夜裡我一閉上眼睛，就能看見賬本上那些數字在我眼前閃動，在鈕釦廠我的橡木方桌上排成隊——這一排排的赤字就像機器毛毛蟲大口吞噬剩下的那點錢。有一段時間，蔡斯父子公司鈕釦的售價還夠不上成本，這時候赤字就出現了。這就是數字的惡劣表現——不講愛心、不講公正、不講仁慈——但又有什麼辦法呢？數字就是數字，它也別無選擇。
十二月的第一個星期，父親宣佈工廠停產。他說這只是暫時性的。他希望很快就能恢復生產。他說，這叫以退為進。他要求工人們能諒解和耐心等待，而工人群眾報以警惕的沉默。宣佈完之後，他回到阿維隆莊園，把自己關在塔樓裡，喝得酩酊大醉。一些東西被摔破了——無疑是瓶子。勞拉和我坐在我房間的床上，緊握雙手，聽著頭頂上面的悲憤的咆哮，就像是屋內的暴風雨。父親有相當長一段時間沒有這麼生氣了。
他一定感到自己辜負了工人。他失敗了。他對此無能為力，這事已經夠他受的了。
「我要為他祈禱。」勞拉說道。
「上帝會管嗎？」我說，「如果真的有上帝的話，他也根本不會管的。」
「你以後就知道了。」勞拉答道。
以後是什麼時候？我很清楚，我們以前曾談論過：那就是等我們死後。
父親宣佈停產後幾天，工會顯示出了它的威力。工會本來就有一批骨幹分子，而現在希望人人加入。他們在關閉的鈕釦廠外面集會，號召所有的工人參加，因為聽說父親再開工時會大幅裁減工資，而給他們的錢還不夠餬口。在這種艱難時期，父親會像別的廠主一樣把錢存進銀行，坐視不管，直到工人們被榨乾，變成窮光蛋；而他卻乘機用工人的血汗養肥自己。父親和他的一大家子，以及兩個寶貝女兒都是喝工人血汗的寄生蟲。
瑞妮說，可以看出這些所謂的工會組織者是外面來的人。當我們圍著坐在廚房的餐桌邊吃飯的時候，她向我們敘述這一切。（我們已不在餐廳裡吃飯，因為父親不再來用餐了。他把自己封閉在塔樓裡；瑞妮用盤子把飯送上去。）這些粗魯的工人不懂什麼叫體面，把我們倆也捲了進去。其實大家都知道我們是不相干的。她叫我們別當回事，可這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
仍然有一些人對父親忠心耿耿。在集會的時候，我們聽見有反對的聲音，後來聲音提高了，再後來發生了扭打。工人們脾氣一個比一個大。有一個人被踢中了腦袋，結果進了醫院，查出是腦震盪。他是罷工者中的一員——他們現在自稱「罷工者」。但是這種傷害只能怪他們自己：一旦發起這種動亂，誰能預計產生什麼後果呢？
最好不要發起動亂。最好保持沉默。那樣就好多了。
卡莉來看望了父親。她說，她為父親感到擔憂。她擔心父親垮下去。她的意思是指道德上垮下去。他怎麼能這樣傲慢而吝嗇地對待他的工人？父親要她面對現實。他說，她是一個幫倒忙的好心人。他又問道：是誰把你扯進來的，你的左派同志嗎？她說，是她自己想來的，是出於愛，因為父親儘管是個資本家，原本還是個體面的紳士，但現在她發現他已變成了一個沒有心肝的財閥。父親說，一個破產的人不可能是財閥。她說，他可以變賣資產。他說，他的財產並不比她的屁股值錢；照他看來，不管哪個男人要，她都可以免費奉送。她說，他從來沒嫌棄過她的「免費奉送」。他說，這不假，但他暗貼的代價也是夠大的了——首先是在他家裡為她的藝術家朋友提供飲食，接著是他的身體，現在則是他的靈魂。她罵他是反動資本家。他罵她是社會寄生蟲。至此，他們倆已在相互大聲對罵。接著，傳來幾聲砰砰的門響，一輛汽車沿著門前的礫石路急衝衝地開走了。兩個人就此不歡而散。
瑞妮是高興還是難過？難過。她不喜歡卡莉，但已經習慣了她。而且，卡莉曾經一度真心對父親好過。誰會來代替她呢？也許是另外一個蕩婦，反正也好不了多少。
接下來的一星期，工會號召全體罷工，以表示與鈕釦廠工人團結一致。有命令說，所有的商店和生意都必須關門。電話和郵政也必須停止營業。沒有牛奶，沒有面包，也沒有冰塊。（誰在釋出這些命令？沒人認為命令是由他們同一戰線的人發出的。此人自稱是本地人，就住在鎮上，曾經被認為是個巨頭之類的人物。後來才弄清楚他不是土生土長的本地人。看他這種做法，他也不可能是本地人。他算是哪個家族的？）
所以，不是這個人。瑞妮說，他不是幕後策劃者，因為他沒有這個腦筋。這後面有黑勢力在操縱。
勞拉為亞歷克斯·托馬斯擔心。她說，他多多少少捲進去了。她知道他會的。照他的思想，他非捲進去不可。
當天的午後，理查德·格里芬驅車來到阿維隆莊園，後面還跟著兩輛汽車。這是三輛大轎車，車身低矮，亮光光的。總共五個人，有四個是大個子，身穿深色大衣，戴著灰色軟呢帽。理查德和他的一個隨從跟著父親去書房。另外兩個隨從則立於房子的兩個門口，一前一後；剩下的兩個開著其中一輛豪華車去了別的什麼地方。我和勞拉躲在她的房間裡，隔著窗戶觀看外面的車來車往。大人囑咐我們避開客人，實際上也不想讓我們聽見他們的事。當我們問瑞妮是怎麼一回事，她看上去很擔憂，說她也猜不出來。不過，她一直在留心外面的動靜。
理查德·格里芬沒有留下來吃晚飯。他離開時，開走了兩輛車。第三輛留了下來，有三個大個子也一起留下來。他們待在車庫樓上，我們家原來的司機房裡，並不引人注意。
瑞妮說，他們是偵探。一定是的。怪不得他們整天穿著大衣，因為這樣可以在腋下藏槍。那是左輪手槍。她是從各種雜誌上得知的。她說，這些人留下來是保護我們的。如果夜裡我看到花園裡有形跡可疑的人——當然不包括這三個人——我們一定要尖聲叫喊。
第二天，鎮裡的主要街道上發生了騷亂。出現了許多以前沒見過的人；即使有人見過他們，也不會記得他們。誰會記得一個流浪漢呢？然而，有一些不是流浪漢，而是偽裝的外國煽動員。同時，他們一直在做密探。他們如何這麼快就到這裡了？據說是趴在車頂上來的。他們這種人都是這麼流竄的。
騷亂是在市政禮堂外的集會上發生的。一開始舉行了演講，其中提到了僱用的流氓和公司的打手；接著父親的形象被製成紙人，戴著大禮帽，叼著雪茄煙（他可從來沒叼過雪茄），在人們的歡呼聲中被焚燒。兩個穿著粉紅色褶裙的布娃娃也被澆上煤油，扔進了火裡。瑞妮說，那代表我和勞拉。人們取笑兩個布娃娃，說它們是小騷貨。（勞拉和亞歷克斯一起在鎮上逛街也沒逃過人們的眼睛。）瑞妮說，這是羅恩·欣克斯告訴她的；他認為，她應該知道這件事。他說，我們倆目前不應該去市中心，因為外面群情激憤，不知會發生什麼事。我們最好待在阿維隆莊園，只有那兒才安全。他說，那兩個布娃娃的事真是奇恥大辱，他真想把幹這事的人抓起來。
主街上那些拒絕停業的商店被砸破了櫥窗。接著，那些已經停業的商店的櫥窗也被砸破了。過後，又發生了搶劫，事態完全失去控制。報社被侵佔，辦公室遭到破壞。埃爾伍德·默裡遭到毆打，印刷間的裝置也被搗毀了。只有暗房逃過一劫，他的照相機卻未能倖免。他傷心了好一陣子。這些都是我們後來多次聽說的。
那天夜裡，鈕釦廠失火了。火焰從底樓的窗戶裡躥出來。從我的房間裡看不見火焰，但消防車噹噹地開過，趕去救援。我自然又驚又怕，但不可否認，我心中也有竊喜。當我在傾聽消防車的當當聲和遠處的叫喊聲時，我聽見有人從後樓梯走上來。我以為可能是瑞妮，但卻不是。那是勞拉。她穿著出門的衣服。
「你去哪兒了？」我問道，「我們該乖乖地呆在這兒。父親要操心的事已經夠多的了。你別到處亂跑。」
「我只是去了一趟暖房，」她說，「我在祈禱。需要找個安靜的地方。」
他們終於把火撲滅了，但房屋損害慘重。這只是初步的報告。接著，希爾科特太太來了，氣喘吁吁，帶來了乾淨的衣服；她得到了警衛的允許才進來的。她說，有人縱火，因為人們發現了汽油罐。守夜的人躺在地上死了。他頭上遭了致命的一擊。
有人看見兩個人逃走。他們是否被認出來了呢？說不準。但據傳，其中一個就是勞拉的男朋友。瑞妮說，那不是勞拉的男朋友。勞拉沒有男朋友，那只是她的一個熟人。希爾科特太太說，不管他是誰，很可能就是他放火燒了工廠，並且狠敲可憐的阿爾·戴維森的腦袋，把他敲死了。如果這個人還知道好歹，最好別在這個鎮上露面。
吃晚飯時，勞拉說她不餓。她說，她暫時不想吃，但要留一份，待會兒再吃。我看著她端著托盤上後樓梯去了她的房間。那份托盤裡的每樣食物都是雙份的量：兔肉、南瓜、煮土豆。平時，她可是把用餐當作一件煩心事——坐在餐桌旁用手擺弄刀叉，還要聽別人談話——或者當作每天不得不幹的一種雜活，就像擦銀器一般。對她來說，用餐就是一種乏味的維持生命的例行程式。我覺得納悶，她什麼時候突然對食物產生這麼大的好感了。
第二天，加拿大皇家軍團的部隊開進市裡來恢復秩序。這是大戰時父親曾經服役過的軍團。他看到這些士兵鎮壓他們的人民——他自己的人民（他認為這些工人是他的），心裡很不是滋味。不難看出，這些工人不再和他同心同德，他心裡也很難受。他們過去是否僅僅為了他的錢而愛戴他呢？看來是這樣。
當皇家軍團控制住局面之後，皇家騎警來了。三名騎警出現在前門。他們禮貌地敲了敲門，然後站到門廳裡。他們鋥亮的皮靴踩在打蠟地板上嘎吱作響，手中託著硬邦邦的警帽。他們要和勞拉談談。
「陪我一起去吧，艾麗絲，」勞拉接到傳喚後，低聲對我說道，「我不能一個人去見他們。」她看上去弱小而又蒼白。
我們倆坐在晨室裡的長沙發上，旁邊是那臺老留聲機。騎警們坐在椅子上。他們和我心目中的騎警不一樣，年紀太老，腰也太粗。其中有一個還算年輕，但他不管事。中間的那個發話了。他說，在這種困難時刻來打擾我們，他們深表歉意，但事出緊急，不得不來。他們想談談亞歷克斯·托馬斯先生的事。他問勞拉是否知道這個人是出了名的激進派顛覆分子，曾在救濟營中煽動人們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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