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時長得很小，偷偷鑽進樹叢去，誰也發現不了我。有一天我印象很深，爸爸兩次試圖走出我們住的村子，游擊隊在樹林裡等他。可是他兩次出村，都被敵人的巡邏兵趕了回來。天色暗下來了，他終於喊起我來：「瑪琳娜……」這時媽媽說話了：「我不放孩子去！」要把我從爸爸身邊拽走……
可我還是去了，按照爸爸的吩咐悄悄地穿過林子。雖然我熟悉那裡的每條小路，但說實話，我很怕黑。最後，我總算找到了游擊隊，他們正在等著呢。我把爸爸說的話告訴了他們。在回家的路上，天已經開始黎明。怎樣才能避開德國人的巡邏隊？我在樹林裡繞啊繞啊，結果掉進了湖裡，爸爸的上衣、皮靴，全都沉到水底了。我從冰窟窿裡鑽出來……在雪地上光著腳丫跑啊跑……回到家我就病了，我一躺下就再也沒爬起來，雙腿麻木。那時候沒有醫生也沒有藥品，媽媽只能煎些草藥湯給我喝，並用黏土敷在我頭上……
戰後才把我送去看醫生，可是已經太晚了，我全身癱瘓了，只能躺在床上……現在我可以坐起身來，但是時間不能久，只能躺著看電影……這就是我記憶裡的戰爭……
——瑪麗亞
我把她抱在懷裡，過了四十年，還是像小孩子那樣……我妻子兩年前去世，臨終前，她原諒了我的一切。年輕時的罪孽，全都怨我……但瑪麗亞仍不肯原諒我，從她的目光中我能看出來……我現在很怕死去，因為那樣就把女兒一個人留在世上了。誰還能這樣把她抱在懷裡？誰還會在夜間為她祈禱？還有誰能為她祈求上帝呢……
——約瑟夫·格奧爾基耶維奇
阿媽和阿爸
明斯克州沃洛任斯克區拉坦茨村，距離首都一個小時的車程，是個典型的白俄羅斯村莊：木結構房屋，開滿鮮花的院落，雞和鵝在街道上行走。孩子們在沙土中玩耍，老年婦女們坐在長凳上聊天。當我走近其中的一個，整條街的女人都聚集過來，七嘴八舌，但異口同聲。
她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故事，但是又都在講述同一個故事。都是關於如何犁地，如何播種，如何給游擊隊烤麵包，如何保護孩子們，如何去找巫師和吉卜賽人算命解夢，如何請求上帝寬恕，如何期待丈夫早早打完仗回家。
我只記下了頭三個女人的名字：葉蓮娜·阿達莫夫娜·維利奇科、尤斯金娜·盧基亞諾夫娜·格里戈羅維奇，還有瑪麗亞·費多羅夫娜·瑪祖羅。接下去，就由於一片哭聲而分不清誰是誰了……
啊，可愛的姑娘！告訴你吧，我的寶貝，其實我並不喜歡勝利日，因為我總會在那天痛哭不止！號啕大哭！我的腦子裡撇不開那些念頭，一切都舊景重現。雖然說是苦盡甘來，但接著還是痛苦啊……
德國人把我家搶得一乾二淨，又一把火燒燬了我們的茅屋，只剩下一塊灰色岩石。我們從樹林裡回來後，什麼都沒有了，只有野貓偶爾出現一下。吃什麼？夏季就是去採集漿果和蘑菇。我還有一窩孩子要養活呢。
戰爭結束後，我們都參加了集體農莊，耕種、收割、打穀，用自己代替馬匹拉犁。沒有馬匹，它們都被殺掉了，連狗也都被射殺了。我媽媽就說：等我死的那天，有什麼能和靈魂做伴啊，只有兩手空空。我的女兒才十歲，就跟我一起耕作。生產組長過來看到了，心疼地說，這麼小的姑娘，從早到晚當作成年人用！我們就這麼幹啊幹啊，從太陽落到樹林後面，做到它再次升起。我們白天時間都不夠用，因為上面把我們母女倆當作兩個整勞力。其實我們得不到任何報酬，只是記勞動工分。從初夏開始下田地耕作，秋天還分不到一袋麵粉。我們就用這點可憐的食物撫養孩子……
戰爭結束時，只剩下我孤身一人。我既做牛馬，又做女人，還做男人。唉……
戰爭真是一場災難啊……我的小茅屋裡除了孩子什麼都沒有，既沒有椅子，也沒有櫃子，家徒四壁。只能吃橡樹果，春天就吃草……我的小女兒該上學了，只有那時我才給她買了第一雙鞋子。她連睡覺都穿著，不想脫下來。這是人過的日子嗎？我這輩子都快到頭了，但我什麼都不記得，只記得那場戰爭……
有訊息說，我軍的一批被俘士兵被押送到村裡，要是誰家發現裡面有自己的親人，就可以領走。各家婦女們聽說了，馬上都跳起來跑了過去！晚上，有人在戰俘中找到了親人，也有人把生人帶回家去。她們都說沒有能力去辨認：被俘士兵都被折磨得不成人形，餓得奄奄一息，一直在吃樹葉、吃草莖，從地裡挖草根……我第二天才跑去，沒有找到我自己的兒子，但是我想我也應該去救別人的孩子。有個皮膚黝黑的孩子看著我，他叫薩什卡，和我現在的孫子同名。他十八歲……我給看押的德國人送了燻肉雞蛋，按照教會方式，一邊稱他「兄弟」，一邊在胸前畫十字，他們才讓我把薩什卡帶回家。這孩子已經衰弱得很，連一個雞蛋都吃不下。可是，這些被俘士兵在我們村連一個月都沒住滿——因為村裡出了一個畜生，他和所有人一樣過日子，已經結婚，有兩個孩子……但就是他，跑到德軍指揮部舉報，說我們領回家的是外人。第二天，德國人開著摩托車來了。我們下跪，趴在地下求情，但是德國人欺騙說會把他們送回家鄉。分手時，我把爺爺的衣服給了薩什卡，我以為他會活下去……
誰知道他們到了村外，就被自動步槍打死了。所有的人，一個都不剩……都是年紀輕輕的好孩子啊！我們收留過這些士兵的九個人，商量決定要安葬他們。五個人挖坑，四個人放哨，提防德國飛機飛來。天氣酷熱，他們已經在地上躺了四天……我們不能動手去碰他們，也不敢用鐵鍬，只有找來一張桌布鋪平拉開，再打來水給他們洗身體。為了不讓自己倒下去，我們都得把鼻子捏住……就這樣，我們在樹林裡挖了一個墓坑，把他們擺成一排……用床單把頭都包蓋住，腿就只能露在外面……
整整一年，我們都沒有安靜下來，為他們哭泣。每個女人都在想，我自己的丈夫或兒子又在哪裡啊？他們還活著嗎？因為從戰爭一開始，我們就等啊等啊，又總是要埋葬死人……唉，唉……
我有一個善良的好丈夫，我和他一起過日子只有一年半時間。他離開家時，我正懷著孩子。但他從來沒有見到過女兒，沒有等到女兒出生就上前線了。他是夏天走的，我是秋天生下的女兒。
那一天，我正坐在床上，懷裡抱著不到一歲的女兒，給她餵奶。忽然有人從外面敲著窗戶說：「蓮娜，通知書來了，是你男人的……」（鄰居女人們沒有放那個郵差進來，而是親自進來告訴我。）我大吃一驚，抱著正在吃奶的女兒站起來，又跌倒在地，女兒也驚嚇得不再銜著我的奶頭，放聲大哭。我得到這一噩耗正好是在棕櫚星期六sup/sup，那是四月，陽光很明亮溫暖……從那封通知書中，我得知我的伊萬在波蘭犧牲了，是1945年3月17日犧牲的，被葬在格但斯克城下。我們好不容易熬到了勝利，花園裡的花兒都開放了，我以為我的男人就要回家了，可是我只得到這張薄薄的陣亡通知函……
女兒遭到那次驚嚇後，病了很長一段時間，一直到上小學的年齡，只要有人大聲敲門或者大聲喊叫，她就會病倒，夜間睡夢中還常常哭鬧。我很久很久一直和她一起受苦受難，大概有七年沒有見過太陽，它不會照在我身上。我的眼前總是一片黑暗。
等到人們歡呼「勝利啦」的時候，男人們也陸續回到自己的家鄉，可是，回來的男人遠遠少於我們送走的，甚至還不到一半。我的哥哥尤西科是第一個回來的，但是他已經成了殘廢。和我一樣，他也有一個女孩，四歲多，快滿五歲了，我女兒常常去他家裡玩。有一次，女兒大哭著回家說：「我再也不要去她家了。」我問她：「你為什麼要哭？」女兒回答：「奧爾加（哥哥的女兒叫奧爾加）的阿爸跪著抱她，疼愛她。我就沒有阿爸。我只有阿媽。」我們母女兩個相擁而泣……
就這樣又過了兩三年。有一天，女兒從街上跑回家對我說：「我可以就在家裡玩嗎？因為我在街上和其他孩子一起玩，那個阿爸走過來了，可是他認不出我來，看都沒有看我一眼。」我又不能把女兒從茅屋裡趕出去和孩子們一起玩，她就整天在家裡坐著，苦苦地等待自己的阿爸。但是我們家的阿爸永遠不會回來了。
我男人出發上前線的時候，哭得好厲害，他把一堆幼小的孩子留在家裡，怎麼能捨得呢？孩子們真的是太小了，甚至都不知道他們有個爸爸。主要是他們全都是男孩子，最小的一個還在我懷裡吃奶呢。我男人緊緊抱著小兒子，貼在自己胸前。那邊的人大聲喊叫：「所有人馬上列隊！」他還是不放開兒子，我在他後面緊跟著，他就抱著孩子站到隊伍中……一個帶兵的軍人對他大聲呵斥，可是他像小孩子一樣，哭得淚水淋淋，孩子的襁褓都溼了。我和孩子們跟著他的隊伍跑出了村子，追了五公里後還捨不得停下。和我們一起的還有村裡別的婦女們。後來我的孩子們都累倒了，我也快抱不動小兒子了。而我男人沃洛佳還在不斷地回頭張望，我就繼續跑啊跑啊。最後只剩下我一人，我把孩子們都扔在了路上，只抱著最小的兒子，繼續追趕我的男人……
過了一年之後，來了一張通知書，上面寫著：您的丈夫弗拉基米爾·格里戈洛維奇犧牲在德國柏林城下。我從來沒有見過他的墳墓。一個鄰居完好無缺地回來了，另一個鄰居失去雙腿回來了。唯有我是這麼可憐：只要我的男人回來，沒有腿腳又怎麼樣？只要他還活著，我會用雙臂抱著他生活……
我只有三個小兒子在身邊……我把一捆一捆的莊稼背在自己身上，從森林裡背出木材，還有土豆和柴火，全部活兒都自己幹……把犁耙套在自己身上拖耕土地。有什麼辦法呢？！在我們的小茅屋裡只有兩種人：寡婦或者小男孩。誰家都沒有男人，也沒有馬匹，馬也在戰爭中給搶走了。我就是這樣……我還總是先進工作者。上級發給過我兩張獎狀，有一次還獎勵了十米印花布。我真是高興啊！用這些布給我的三個小子縫了三件襯衫。
戰爭之後……那些犧牲者的兒子們剛剛發育成長。雖然只有十三四歲，但是男孩子已經自認為是成年人，想到娶妻生子了。因為沒有男人，女人們也都是處女……
所以，如果有人告訴我，交出自己的牛就能夠不打仗，我會立刻交出去！只要能夠讓我的孩子們不再遭遇我那時候的苦難就好。一天一天，一夜一夜，我都在傾聽自己的痛苦……
我總是呆呆地看著窗外，就好像他坐在院子裡，晚間我常常有這種幻覺……我已經老了，可是我看到的他永遠是年輕的，還是我送他上前線時的樣子。如果是在夢中相見的話，就不僅僅是他年輕，連我也是年輕貌美的……
其他婦女都收到了陣亡通知書，只有我那張紙上面寫的是「失蹤」，用藍色墨水寫的。第一個十年裡，我每一天都還盼望著他回來，直到現在我也在等待。只要人活著，就可以繼續抱有希望……
一個孤獨的女人怎麼生活？不管別人是否來幫助我，或者不幫助我。苦難才是唯一的伴侶。什麼樣的話都聽過了，人們說得太多，狗兒也叫得太多……不過，我在自己的五個孫子身上都能夠看見我的伊萬。我一次又一次地守著他的照片，給孫子們看他的照片。心裡有話總還是要和他說說……
唉唉唉……我們的上帝……仁慈的主啊……
戰爭剛剛結束那會兒，我總會做同一個夢：我走到院子裡，就看到我的那位正在院子裡散步……他穿著軍裝，還在一直不斷地叫我的名字。每到此時，我就掀開毯子，跳下床，開啟窗戶朝外看……可是院子裡靜靜的，就連鳥叫都聽不到，一切都在睡夢中。只有風吹得樹葉沙沙作響……只有風在輕輕呼嘯……
終於有一天，我早上起床後就帶著一打雞蛋去找茨岡人算卦。那個女人擺出撲克牌，占卜了一番後對我說：「他已經走了，不要白白等待了。那只是他的魂靈在家裡飄遊。」我和他是因為愛情而走到一起的，火熱的愛情……
一個女巫教我說：「當深夜裡所有人都睡著時，你戴上一條黑色圍巾，坐在大鏡子前。那時候他就會從鏡子裡出來……但是你既不能碰他的人，也不能碰他的衣服，只能和他說話……」我按照女巫說的那樣，整夜整夜坐在鏡子前面。就在大清早時，他真的來了……他一言不發，只是默默地流著眼淚。他這樣子出現過三次，我只要叫他，他就會出現，總是哭著來看我。後來我就不再叫他了，因為我不忍心看著他流淚……
我一直在等待和我的男人會面……我想白天黑夜都和他說話。我什麼都不需要他做，只要他聽我說話。他在陰間可能也在變老，就像我一樣。
你是我的小老鄉……我每天就是挖挖小土豆，挖挖甜菜……總感覺他還在什麼地方，我馬上就會去找他……姐姐告訴我：「你不要往地下看，要往天上看。抬頭看看天空吧，他們都在那裡啊。」可我總感覺他就在我的小草屋裡，就在我身邊……請在我們家住一夜吧，過夜之後，你會知道得更多。血畢竟不是水，捨不得灑出去，它是在身體裡流動的。我看電視……每天都看……
你還是不要寫我們吧，心裡能記住更好……所以我對你什麼都說，也和你一起哭。等你和我們告別時，再看一下我們，再看看我們的小屋。不要像陌生人那樣只看一次，多看兩次吧，就像自己的家一樣。別的也都不需要，就好好看一下吧……
渺小的生命和偉大的思想
那個時候，我就是確信無疑……我相信斯大林，我相信共產黨員，我自己也曾經是共產黨員。我信仰共產主義，我為實現共產主義而生存，也正因為這個信念，我才倖存下來。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做了秘密報告後，我聽他談到斯大林的錯誤，一下子就生了大病，臥床不起了。我簡直不敢相信這是真的。在戰爭期間，我也高喊過：「為了祖國！為了斯大林！」不是有人強迫我……我真的是相信……信仰，是我生命的支撐……
這就是我的故事……
我在游擊隊打了兩年仗……在最後一次戰鬥中，我的兩條腿都受傷了，整個人失去了知覺。可那是在天寒地凍的地方啊——待我醒過來時，兩隻手也凍傷了。別看現在我的兩隻手很靈活、很健康，可當時都發黑了……兩條腿當然也凍傷了。如果不是嚴寒，兩條腿興許還可以保住，因為它們當時還在流血呢。我在雪地上躺了很久，他們找到我時，把我與其他傷員一起集中到了一個地方。傷員有很多，又正在被德軍包圍，游擊隊要撤退突圍出去，我們就像柴火一樣給扔到雪橇上，不管三七二十一，全部都拉到森林深處，隱藏起來。就這樣運來運去，後來游擊隊才向莫斯科報告了我的傷情，畢竟我是最高蘇維埃的代表，算是個大人物，人們都為我感到驕傲。我是從最基層，一個普通的農婦，從一個農民家庭成長進步的。我很早就加入了共產黨……
我的腿就這樣沒有了，被截肢了……為了救我的性命，就在樹林裡動了手術，條件是最原始的。他們把我放在桌子上，連碘酒都沒有，使用簡單的鋼鋸，把我的雙腿鋸了下來……就在桌子上啊，碘酒都沒有。同志們又跑到六公里外的另一支游擊隊去找碘酒，我就躺在桌子上等待。那時什麼都沒有，更不要說麻藥了，代替麻藥的是一瓶家釀白酒。什麼手術器械都沒有，只有一把普通的鋼鋸，木匠用的鋸子……
游擊隊一直同莫斯科聯絡，要求派飛機來。一架飛機飛來了三次，但只能在高空盤旋，周圍的敵人拼命向它射擊，無法下降。第四次，飛機總算降落了，可我的兩條腿已經截掉了。後來，我在伊萬諾夫和塔什干又做了四次修補截肢，因為發生了四次壞疽病，每次都切下一段，截位越來越高。第一次我還哭呢，因為想到今後我只能在地上爬，不能走路，只能爬行，所以哭得很傷心。我自己也不知道後來是什麼幫助了我，支撐了我，更不知道我是怎樣說服自己的。當然，我遇見了很多善良的人，很多的好人。有位外科醫生，他自己也沒有腿，他有一次談到我的時候，這樣說道（這是別的醫生轉告我的）：「我對她真是佩服得五體投地。我給那麼多男人做過手術，卻從未見過像她這樣的人。沒有叫喊一聲。」我確實是有毅力……我已經習慣於在別人面前表現得堅強有力……
後來我回到了後方，回到迪斯納，我的家鄉小城。我是拄著柺杖回去的。
我現在走路不行了，因為我老了。可當初那會兒，我跑遍了全城，全都靠步行，裝了假肢到處都可以去。我常常到集體農莊去，因為我那時是區執委副主席，承擔了很繁重的工作。我從來不坐在辦公室裡，總是往農村跑，往農田裡跑。要是別人想照顧我，我反而會發火。當時那會兒，還沒有像現在這麼有文化的集體農莊主席，每逢有什麼重要活動，區裡就得派人下鄉。每逢星期一，我們都要被召到區委，上級分配任務後，就派我們到各農莊去。有一回，我一大清早就起來，望著窗外，看見別人不斷地到區委去，偏偏就沒叫我，傷心極了。我也想和他們一樣去開會啊。
終於，電話鈴響了，是第一書記打來的：「費克拉·費多洛夫娜，請您來一下。」我那時多麼滿足啊，雖然我到各個村莊去是非常非常困難的。我被派往的地方都有二三十公里遠。有的地方可以乘車去，有的地方只能靠步行。我有時在森林裡走著走著就跌倒了，好半天爬不起來，只好把手提包放在地下，掙扎著撐起身子，扶住樹幹站起來，繼續趕路。我已經領取了退休金，本來可以自由自在地過日子，可是我想做一個對別人有用的人。我是一個共產黨員嘛……
我沒有任何私人財產，只有一些勳章、獎章和證書。房子是國家造的，又高大又寬敞。因為裡面沒有孩子，就顯得格外空曠……在這麼高的天花板下面，這麼大的房子裡面，只有我和妹妹兩個人住。她既是我的妹妹，又是我的媽媽，還是我的保姆。我現在老了……早上都不能自己起床……
我們姐妹二人相依為命，都是活在過去的時代。我們有一個美好的過去，生活雖然艱苦，但是既美好又誠實。我問心無愧，一輩子都問心無愧……我這一生從沒有過汙點……
——費克拉·費多洛夫娜·斯特盧亞（女游擊隊員）
是時代把我們變成當時那樣的人，我們也展現了自己。以後不會再有這樣的時機了，歷史不會重複。那時候，我們的想法是年輕的，我們的人也是年輕的。列寧剛去世不久，斯大林還活著……當我戴上少先隊的紅領巾時，在我戴上共青團徽章時，是那樣自豪和驕傲……
戰爭就在這時爆發了，而我們正是最有理想的一代人……當然，在我們的日托米爾，馬上出現了地下抵抗組織。我立即參加了地下組織，甚至不用商量：參加還是不參加？害怕或不害怕？這根本不用說……
過了幾個月，我們的地下組織被出賣，遭到敵人追蹤。蓋世太保抓住了我……當然，這是很痛苦的，對我來說比死更痛苦。因為我害怕受刑，害怕受折磨……要是萬一我忍受不了酷刑呢？我們每個人都這樣想過，如何面對酷刑……比如我吧，從小時候開始，就很難忍受任何疼痛。其實，我們當時都不瞭解自己，不知道我們會有多麼堅強……
在蓋世太保的最後一次審訊中（這次審訊後我第三次被列入槍斃名單），這已經是第三個審訊我的人了，這是個自稱教育歷史學家的傢伙。在他審訊我的時候，發生了這樣一件事……這個法西斯想要弄明白，為什麼我們是這樣的人，為什麼思想觀點對我們是如此重要。「生活高於思想。」他對我說。我當然不同意他的話。他就狂叫著毒打我，邊打邊問：「是什麼使你們成了這樣的人？是什麼使你們連死都不怕？為什麼共產黨人認為共產主義必定在全世界獲勝？」他說著一口流利的俄語。於是我決定把一切都講給他聽，反正我知道他們要殺死我的，我不能這麼白白死掉，要讓他知道我們是有力量的。大約在四個小時裡，他提出問題，我就盡我所知，盡我在中學和大學所能學到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去回答他。哈，他當時是多麼狼狽啊！抱著腦袋，在刑訊室裡走來走去，然後又像釘在地板上似的站住，呆呆地看著我，盯著我，卻第一次沒有動手打我……
我挺立在他面前……以前我還有兩條大辮子，如今頭髮卻被揪掉了一半。一個連飯也吃不飽的女囚……起初，我想吃一塊哪怕是很小的麵包；後來，連麵包皮也行；再後來，哪怕有些麵包渣也可以。但我就是這樣，挺直身子，站在他面前，兩眼放光。他久久地聽我說話，認真地聽著，居然不再毒打我……不，他那時並不是感到害怕，因為當時才是1943年。但他已經感覺到了某種危機。他是想弄清楚，這種危機感到底來自何處。我正是回答了他的疑問。可是當我走出刑訊室時，他把我列入了槍斃名單……
在被執行槍決前的那一夜，我回憶了自己全部的一生，短促的一生……
我記得，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天，是父母要返回老家的時候。他們是為了躲避轟炸而背井離鄉幾十公里外的，只有我留在家中哪兒都沒去。我知道我們必須繼續鬥爭，我們也感覺勝利就在眼前，一定的！我們所做的頭一件事，就是尋找和救護傷員。他們遍佈在田野、街市和溝壑裡，我們甚至爬到牲畜棚裡去找人。有一天早上，我出去挖土豆，在我們菜園裡發現了一個傷員。他是一個年輕軍官，快死了，氣若游絲，連告訴我他名字的力氣都沒有，只是喃喃地吐出了幾個字，我都聽不清楚。我記得自己當時曾經很絕望，可我也覺得從來沒有像那些日子那麼幸福過。我第二次得到了雙親。在這以前我以為爸爸是遠離政治的人，實際上他卻是個黨外布林什維克。媽媽是個沒文化的農家婦女，她篤信上帝，整個戰爭中她都在祈禱。想知道她是怎麼祈禱的嗎？她跪在聖像前禱告：「求主保佑人民吧！保佑斯大林吧！保佑共產黨不受希特勒惡魔的糟害吧。」在蓋世太保刑訊室裡，我天天巴望著大門會突然開啟，親人們會走進來，爸爸拉著媽媽走進來看我……我知道我已經落入怎樣的境地，但我感到幸福，因為我沒有出賣任何人。我們也怕死，但是更怕當叛徒。當我被他們抓走時，我馬上就明白痛苦的折磨要開始了。我雖然相信自己的精神是堅強的，但是肉體呢？
我已經記不清第一次審訊的情景了……儘管我那時並沒有失去知覺。只有一次我昏了過去，那是他們用一個什麼鐵輪子絞我的雙手。好像我沒有叫喊過，雖然在這之前敵人常拉著我去看別人受刑時的慘狀，聽別人的慘叫聲。在後來的審訊中已經失去了疼痛感，身體麻木得就像木頭一樣。我只有一個念頭：不能說！在敵人的眼中我不能死，絕不能！只是在拷打結束後，他們把我扔回監牢裡，我才能感到遍體鱗傷的疼痛。體無完膚……但是要挺住！一定要挺住！要讓媽媽知道，我寧死不屈，沒有出賣任何人。媽媽！
敵人還剝光我的衣服，把我吊起來拷打我，還給我拍照。我光知道用兩隻手緊緊遮護著胸脯……我看到敵人瘋狂得喪失了人性。我曾經看到一個叫柯連卡的小男孩，還不到一歲，大人還在教他學說「媽媽」呢。就是這麼幼小的嬰孩，當敵人把他從母親懷裡奪走時，他似乎是超自然地知道要失掉母親了，於是平生第一次喊出了：「媽——媽！」其實這還不是語言，或者說，這不僅僅是語言。我想好好地講給你聽，全都講給你聽……唉，我在牢房裡見過的，都是多麼好的難友啊！她們在蓋世太保的地下室裡默默死去，她們的英勇行為只有牢獄的四壁知道。如今，四十年過去了，我仍然在心中向她們表示深切的敬意。她們常說：「死比什麼都簡單！」可是，活著呢？……人們又是多麼想活著！我們堅決相信：我們必定會戰勝敵人。我們懷疑的只有一點，就是：我們能否活到那個偉大的日子？
我們牢房裡有個很小的窗子，上面有鐵柵欄，得讓人託著你，才能看到外面，而且看到的不是一抹天空，僅僅是一小片屋頂。我們大家都虛弱得厲害，根本做不到互相托一把去看看外面。有位難友叫安尼婭，是個女傘兵。她是在一次從飛機上跳傘到敵後，一落地就被敵人抓住了，傘兵小隊全都中了敵人的埋伏。就是她，已經被打得皮開肉綻，卻突然請求我們：「託我一把吧，我想看看自由，我只要能上去看一眼，就想看一眼。」
看一眼，這就是全部了。我們大家一齊用力把她託了起來。她叫了起來：「姑娘們，那兒有一朵小花……」於是，每個姑娘都開始要求：「託我一下……」「託我一下吧……」那是一朵蒲公英，它怎麼會長到屋頂上的，又是怎樣在那兒生根的，我想不出原因。每個姑娘都在想這朵小花的來由。我現在知道了，當時大家都是同一個疑問：這朵小花能活著離開這座地獄嗎？
我曾經那麼喜歡春天，喜歡看櫻桃花開，喜歡聞丁香樹周圍飄溢著的丁香花芳香……您不會對我的情調感到驚訝吧？我還喜歡寫詩呢。可是現在我不喜歡春天了，那是因為戰爭橫在了我們之間——在我和大自然之間。就是在那年的櫻桃花盛開時節，我看到法西斯踐踏在我的故鄉日托米爾的土地上……
我奇蹟般地活了下來，一些尊重我父親的老百姓把我救了。我父親是個大夫，在那個年代，醫生是個很崇高的職業。在敵人把我們送上刑場槍決的路上，有人把我推下了火車，推到黑暗中。我完全不記得傷痛，就是跑啊走啊，像是在夢境中，一直朝著人們都跑去的那個方向……後來人們找到了我，把我送回了家。我全身都是傷，而且馬上長滿了神經性溼疹。我甚至連人說話的聲音都不能聽，一聽到聲音就會疼痛，爸爸媽媽只能小聲交談。我難受得整天喊叫，只有泡在熱水裡才會停止。我不許媽媽離開我一會兒，她只好求我：「好女兒，媽媽要去生爐子，侍弄菜園子……」可我還是不放她走，因為只要我一鬆開她的手，往事就要向我襲來，我經歷過的一切都會浮現出來。為了轉移我的注意力，媽媽給我找來一束花，是我最喜歡的風鈴草和栗子葉，她想用花草的味道吸引我的注意力。我被蓋世太保抓去時穿過的連衣裙，媽媽都給藏了起來。直到媽媽去世，那條連衣裙都一直壓在她的枕頭下面。她活著時一直藏著它……
我第一次起床下地，是在我看到我軍戰士的時候。當時我已經躺了一年多，卻突然從床上一躍而起，跑到大街上高喊：「我的親人們！最親愛的人……你們回來了……」是戰士們把我抬回家的。我十分興奮，第二天、第三天接連跑到兵役委員會去：「給我分配工作吧！」有人告訴了我爸爸，他趕緊跑來領我：「孩子，你怎麼到這兒來啦？誰能要你去工作啊？」就這樣折騰了幾天之後，我又不行了……又開始犯病，渾身痛得不行……我整天整天地叫著喊著，人們從房屋外邊走過，都祈禱著：「上帝啊，要不您就收走她的靈魂，要不就救救她，別讓她這麼痛苦了……」
最後，還是茨卡爾圖博sup/sup的醫療泥漿救了我，也是求生慾望挽救了我。活下去，活下去，別無他求。我終於活了下來，能和大家一樣生活了。我在圖書館工作了十四年，那真是快活的歲月，的的確確。現在呢，生活又成了與疾病沒完沒了的鬥爭。無論怎麼說，衰老是件可恨的事情。還有疾病和孤獨，我完全是一個人過活，那些輾轉難眠的漫漫長夜啊……這麼多年過去了，我還是總做噩夢，每次醒來都嚇出一身冷汗。我不記得安尼婭姓什麼了，也不記得她老家是勃良斯克還是斯摩稜斯克，我只記得她是多麼不願意死啊！她常常把白白胖胖的手臂彎在腦後，透過窗欞向外面大喊：「我想活！」
我沒有找到她的父母，也不知道可以向誰述說她的故事……
——索菲亞·米倫諾夫娜·維列夏克（女地下工作者）
戰爭之後，我們才知道了奧斯威辛，知道了達豪……看到了這些，我還怎麼敢生孩子啊？當時我已經懷孕了……
戰後我馬上被派到鄉下去徵訂公債。國家需要錢，需要重新建立工廠，恢復生產。
我到了一個村莊，村子早就不存在了，人們都在地底下住著，生活在地窖裡……有一個婦女鑽了出來，她身上穿的是什麼啊，簡直不忍目睹。我鑽進地窖，看到裡面有三個孩子，全都餓得不成人樣了。那女人把孩子們攆到一個鋪著乾草的大石槽裡。
她問我：「你是來徵訂公債的嗎？」
我說是的。
她說：「我根本沒有錢，只剩下一隻母雞。讓我去問問鄰居大嬸要不要買走，昨天她還問我來著。要是她買了，我就把錢給你。」
我現在說起這件事，還像有什麼東西哽在喉嚨裡。這些都是怎樣的人啊，多麼好的人啊！那位婦女的丈夫在前線犧牲了，丟下三個孩子，家裡一無所有，只剩下這隻母雞，她還要把它賣掉，好向我交錢，我們那時徵的是現金。她寧願貢獻出一切，只要能換來和平，只要能讓她的孩子活下去。我一直記得她的面孔，還有她那幾個孩子……
他們會怎樣長大？我很想知道……很想再去找他們，看看他們……
——克拉拉·瓦西里耶夫娜·岡察洛娃（列兵，高射機槍手）
棕櫚星期六：東正教信眾民間慶祝春天的節日。
茨卡爾圖博：現在喬治亞境內，海拔高度137米，那裡的放射性泉水和泥漿對風溼病和其他關節疾病有療效。